序言
今年是甲午马年，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虽已经过去两个甲子，但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打下的烙印，难以磨灭。甲午战争失败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也成为远东历史发展的转捩点，进一步说甚至成为国际局势发展的转捩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在都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不幸的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时候，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建交40年后的一次令人痛苦的倒退。个中因缘，值得总结。痛定思痛，因对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作出检讨，算作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回首伤痛，不是为了在伤痛上撒盐，而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学史使人明智，认真反思历史场景，认识那场战争何以发生、何以成为那样令人不忍回首的结局，对于今天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与统一，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日关系的历史
据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的分期，日本古代史在新石器时代和弥生时代（金石并用时代），正当中国秦汉时期。六七百年后，到了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就是中国的唐朝。公元4世纪以后，日本通过朝鲜，接触了中国文化。井上清指出：“日本社会就是这样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1]日本“倭奴”国王接受了东汉皇帝颁发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尤其在奈良时代，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率领大量留学生到长安、洛阳留学，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东西，从文字、儒学、佛学、法律制度、行政体制、文学、庙宇建筑乃至京城设计，唐文化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8世纪初日本最早的历史书《日本书纪》就是用汉文书写的。
近代以前一千几百年间，中日关系总体上是好的，日本知识界把中国看做老师。
但到了16世纪末期，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日本全国后，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作为日本的关白（相当于宰相），他想要征服琉球、中国台湾、菲律宾，还要征服朝鲜和中国，甚至提出要把北京作为日本的首都。[2]他说过，要把日本交给他的弟弟秀长管理，他自己辅佐天皇坐镇北京，把大唐作为天皇的直辖领土。这是日本政治家最早的扩张主义的主张和野心。
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侵朝，次年（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军队应邀入朝，和朝鲜军队一起打败入侵日军，丰臣秀吉死于朝鲜，占领朝鲜的图谋未能成功。但丰臣的这种主张一直为德川幕府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德川幕府时期的一些思想家都鼓吹占领中国，提出建立“大大日本帝国”。这是近代以来所谓“大日本帝国”最早的说法。
二 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
明治维新后，日本明治天皇立志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图谋夺取琉球、朝鲜和中国台湾。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提出“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脱亚入欧”论的主张者福泽谕吉要求日本“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3]无疑，这是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理论根据、提供舆论准备。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在中国台湾南部被杀事件讹诈清政府，在出兵台湾未获满意结果后，用狡猾的手段逼得总理衙门大臣承认日本此举是“保民义举”。1875年日本强行把独立的琉球王国改为日本的琉球藩。1879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因为琉球与中国存在藩属关系，吞并琉球遭到清政府抗议，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问题谈判数年，成为未决的悬案。直到1887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还向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提出，琉球问题尚未了结。1888年，日本已决心用战争手段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便主动放弃谈判。此后，清政府不承认冲绳县，只承认琉球国。
琉球得手，日本即把朝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873年，西乡隆盛说过：天皇“早在维新时就已考虑朝鲜一事”，“忍耐至此，乃为等待今日之到来”。[4]日军从台湾撤兵不到半年，就派军舰到朝鲜釜山进行测量，在江华岛与朝鲜军队发生冲突。日本一方面与清政府谈判朝鲜问题，另一方面压迫朝鲜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这个条约挑拨中国与朝鲜间存在的宗藩关系，规定“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为日本下一步侵朝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1885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失败，日本操纵朝鲜政局的图谋未能得逞。为此，日本派出伊藤博文到中国与李鸿章谈判，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日本未从甲申政变中占到便宜，但却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又是日本的一次胜利。
三 日本的战争准备
在搁置琉球谈判后，日本立即抓紧扩军备战，建设海陆军，为此，成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还派遣大批间谍到中国侦察敌情。1887年春，参谋本部陆军大佐小川又次综合侦察结果，提交《征讨清国方略》，对中国总兵力和各省军力分布做了详细报告，分析了清政府的财政、军费、海军建设、沿海和长江防御设施、官僚和国民素质，分析了日本政府财政状况、军费和海军建设，以及日本官僚和国民素质，提出“断然先发制人，制订进取计划”的侵略计划，建议以八个师团军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5]
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认为日本是主权线，朝鲜是利益线，为了确保利益线，就要进攻中国。显然，日本将发动侵华战争的命题已经提上国会讲坛。在第四届国会上，天皇提出所谓“兼六合而掩八纮”[6]，实际上就是批准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方针。
1893年，日本政府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这是日本迈向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同时，派出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率队到朝鲜和中国各地考察，布置了军事间谍网，构思了进攻作战的细节，得出了对华作战可以稳操胜券的结论。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秘密对英国交涉修改条约，并在1894年7月完成签约，英国同意在日本对华开战时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了日本的侵华立场。
这时候，正好朝鲜南部发生东学道农民起义，起义军打出了“逐灭夷倭”“灭尽权贵”口号，表达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态度。1894年5月31日起义军占领全州。朝鲜政府要求清政府出兵“代剿”。日本随即知道朝鲜的请求，喜出望外。伊藤博文首相和山县有朋枢密院长把这个消息看作“天助”，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随即怂恿清政府出兵：“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7]实际上，所谓“必无他意”只是谎言。李鸿章对日本“必无他意”信以为真，派出直隶总督叶志超带2000人兵力开赴朝鲜。
日本制造战争借口成功，立即于6月5日正式成立战时大本营。与此同时，派出一批日本海军开赴汉城。叶志超部清军于12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日本一个旅团约7000人兵力利用“大演习”名义租用游船公司的轮船也进驻朝鲜仁川，与清军形成对峙，实力远超清军。
这时候，东学道农民起义事件已经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日本不但拒不撤兵，且继续增兵。为了拖延撤兵，日本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张，要求清政府同意。清政府认为这是干涉朝鲜内政，表示反对。7月23日清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以“改革内政”名义，率军攻入汉城王宫，驱逐国王，组成亲日傀儡政府。朝鲜士兵抵抗，死伤数十人。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在仁川附近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约800名清军死难。日本发动的侵朝、侵华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有学者认为，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是日本侵略朝鲜之战的开始；7月25日，击沉“高升号”，就把侵略矛头直接对准中国。
8月1日，日本对中国宣战后，大本营迁到广岛，天皇以大元帅身份到广岛来统帅大本营，举国一致的战时指挥体制正式形成。“集中目标，讨伐中国”的情绪，弥漫全国。
历史事实证明，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经过周密准备后发动的，绝不是如有的日本学者所言是偶然冲动。
四 清政府对战争的爆发束手无策
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英法美俄等欧美大国的侵略，清政府切身感受到自己的落后，对英法诸大国的强大是领教过的。但那时候的士大夫和清流派各大臣，对近邻日本却是看不起。1871年中日之间签订《修好条规》，总理衙门没有让日本拿到中国给予欧美的那些特权，日本对此心存不满，过了几年日本特权条约才得到批准。清政府主政和清流各大臣对国际大势懵无所知，对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改革发展也不求了解，对日本蓄谋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备战活动完全不了解。日本参谋本部派出要员来华考察敌情，从事种种间谍活动，包括与若干官员接触，清政府竟罔无所闻。情报人员绘制了包括朝鲜、我国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详细地形图，图上标明每一条道路和小丘。有一位欧洲人曾经获得了这样一份地图。[8]中日开战后，与军令部和外务省有直接联系的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一直在威海卫北洋舰队基地刺探军情，中国官方发现了他传出的情报，对他抓捕通报。但宗方在离开威海卫乘船到上海的途中用湖北蔡甸商人的假身份骗过了所有检查，顺利回国。[9]
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暴露了他更大的侵略野心。清政府和主事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手足无措，进退维艰。事前对日本的图谋缺乏基本的调查研究，对日本可能的侵略野心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对近些年中日之间不断发生的台湾事件、琉球事件、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等交涉只是就事论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并不追究日本动作的背后原因，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未能做出认真的总结与长远的安排。
李鸿章培育的北洋舰队虽然在1888年成军，但1888年以后就不再购进新的战舰，军费捉襟见肘，弹药严重不足。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职务的英国人赫德，曾深深卷入中国政治事务，他在黄海大海战半个月前写信给中国海关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说“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火炮没有炮弹，阿姆斯脱郎的火炮又无火药。冯·汉纳根……需要有足够打一场几个钟头之久的大海战的炮弹，现在还没有到手”。[10]据《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Brinkley）报道，日本在战前储存的弹药“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11]。慈禧太后为了修建圆明园，以及为了仿效乾隆，要做60岁大庆，挪用军费，而且令大小官吏贡献年俸若干，完全不顾民心向背，不顾大战当前，一意粉饰太平。李鸿章管得了北洋舰队，却管不了南洋舰队。兵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动辄请奏，调动不便。有人说，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怎么可能打赢战争。
清政府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帝党、后党围绕主战、主和相互攻讦。为了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帝党主战。主战人士拿不出克敌制胜办法。慈禧太后为了不耽误自己的60岁大庆，支持李鸿章对日妥协。御史言官主战，他们没有实权，不敢得罪慈禧太后，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李鸿章。朝廷和政府难以形成对日作战的领导核心。
面对日本大举出兵，李鸿章显然不相信日本会先开仗，他劝告日本派兵人数不要多，不可深入内地，日本答复“唯行其所好而已”，日本的军事行动不受中国政府约束。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李鸿章让官兵相信所谓万国公法，说什么“我不先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即谁理绌”。[12]中国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拒绝。在撤兵和改革朝鲜内政问题上，中日之间不能取得共识，李鸿章以为，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就可以“保全和局”，所以没有做厚积兵力打仗的准备。俄国参与调停，英国参与调停，美国也参与调停，法国、德国在观望。无论是参与调停还是观望，都是为自己在华和在远东的利益着想，并不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俄国驻中国公使积极参与调停，但俄国驻朝鲜代理公使私下甚至劝日本早点开战，免得中国做好了准备。英国表示绝对不会采取威胁手段强迫日本撤兵，英国甚至劝告清政府妥协，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要求，以免发生战争。清政府自己不做备战准备，不把外交寄托在自己实力基础上，“保全和局”的调停外交不能获得实效。日本外交则是利用英俄矛盾，谋求英俄中立。日本外交成功了。战争即将开始，清政府及其外交部门一直等待调停，一个半月时间过去了，基本上未做军事上的准备，这场战争的结局，是不难预计的。
赫德（R.Hart）在战争爆发时就说过：“战争骇人地向毫无准备的我们袭来，李鸿章所吹嘘的舰队、要塞、枪炮和人力，都已证明远非一般所期待得那样厉害。”[13]“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14]
五 战争进程略述
这场战争为时八九个月。战争进行中，在李鸿章消极防御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仗也打得很窝囊。丰岛海战后，北洋海军不敢到大同江以南海域巡行，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
1894年9月，有两场大战。一是平壤大战，另一是黄海大战。清军一万多人退到平壤，清军叶志超部龟守城内，不布置远局，不侦察敌情，被四路日军分进合击，予以歼灭。黄海大战，是世界上现代战舰第一次海上大战，鏖战数小时，北洋舰队小败。李鸿章报告清政府：北洋舰队“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15]实行“避战保船”死守港口的方针，放弃了黄海制海权。10月，日军分成两路，一路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进入辽宁境内；另一路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进入辽东。鸭绿江沿线守军两万多人，未能堵住日军进攻，海城被日军包围。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差不多半个月，除了本地农民奋起抵抗外，李鸿章未组织抵抗。日军占领金州后，攻下设防的大连湾。日军进攻大连湾和旅顺，李鸿章指示：“宁失湾，断不失旅”[16]，结果，设防的大连湾被放弃，旅顺守军1万多人，却有将无帅，指挥不灵，北洋舰队的基地、“铁打的旅顺”也在11月下旬被攻陷。日军攻进旅顺，兽性大发，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两万居民死难。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记下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17]围攻海城的日军，与七八万清军长期对峙。老迈的刘坤一，身任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可以节制各军，却不亲临前线，坐视海城在1895年2月被日军攻占。清军指挥不灵，军无斗志，节节败退，到3月上旬，兵败如山倒，连失牛庄、营口、田庄台，大量军火、辎重被日军掳去。日军占领辽西，有进取北京之势，威胁清廷安全。
一支日军两万多人于1895年1月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清军在山东半岛未布置防守，日军在那里登陆，没有遇到抵抗。2月攻占有坚固设防的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等待后援无望后自杀，北洋海军全军覆没。3月，日军占领澎湖群岛，军锋直指台湾。
清军失败狼藉，海陆军主力尽失，仗是不好再打了。日本也差不多耗尽了军力。面对日本进取北京之势，列强鉴于他们在华利益，是不会高兴的。英国虽然支持日本，也不希望战争延长下去，更不希望战争引起中国国内革命发生，推翻清政府。日本也在考虑和谈，清政府早在平壤大败后就开始求和活动。1894年11月，李鸿章就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带着李鸿章写给伊藤博文的介绍信前往日本，为日本所拒。在美国撮合下，1895年1月清政府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前往日本，日本指摘张荫桓等“全权不足”，拒绝谈判，甚至指名只有李鸿章来才能开谈。
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清政府已经没有条件讨价还价了。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以全权大臣名义到达日本乞和。谈判是在伊藤博文主导下进行，中方的要求基本上不予采纳。3月下旬，还在谈判中，日本海军占领澎湖。谈判时，伊藤还提出台湾问题，表明了日本夺取台湾的意向。日方还动辄以“进攻北京”相威胁，逼迫中方就范。4月17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三年内交清；与日本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以上口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其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免征一切杂税；日本军队暂时占领威海卫，待赔款付清和通商行船条约批准互换后，才允撤退，威海驻兵费由中国支付。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引起欧洲列强不满，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吐出刚刚得到的辽东半岛，却要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赔款2.3亿两白银，给中国带来无穷的财政负担，现代化进程踯躅难行；台湾割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剜心的痛！
六 中日胜败比较研究
对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20年来各方人士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一些分析。
第一，中日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评估战争胜败的基础性因素。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了洋务运动，但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只可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较，改革效果，中国尚且不及幕府末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力提倡与开展“殖产兴业”，不仅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而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使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据统计，从1868年到1892年，日本总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达到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差不多1100万日元，折合中国700多万两白银。[18]1892年前日本在洋务企业方面的成就和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方面可以说是很难望其项背了。
第二，国内经济政治实力不同。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颁布了宪法，召开了国会，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机构，政府大臣大多留学欧洲，或者到欧美各国考察过，建立了新式陆海军，新式陆军加上预备役部队近30万人。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成长实力相差甚大，军备实力中国不如日本，这是决定这场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同。日本发动这场侵朝、侵华战争，做出了几代人的准备，包括政治准备、经济准备、军事准备、社会动员和国际舆论准备，设计多种实施方案。单是对敌情的调查，可谓无所不细其极，周到翔实。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负重要职务的人都曾到中国做过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所有到中国搜集情报的人回国后都提交调查报告。著名的如桂太郎等《邻邦兵备略》、驻华武官福岛安正《征清意见书》、小川又次《征讨清国方略》以及海军部的六份《征清方策》等。小川又次对中国国情民情以及兵力部署的掌握，是清政府高层官员所不及的。情报人员绘制了包括朝鲜、我国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详细地形图。反过来，清政府朝野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缺乏了解，对日本几代人准备“征韩”、“征清”的图谋未曾研究。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撰写了一本《日本国志》，刊刻后不为国内所重视，这部书的价值直到甲午战败才被发现。曾任驻日本公使的黎庶昌，对日本社会有相当了解，曾判断日本对中国终有一战，甲午战前要求再派他到日本赴任，揭穿日本对华战争阴谋，但他不为总理衙门接受，只落得终老乡里。清政府处理中日关系交涉，包括1871年建交、琉球事件、台湾事件、朝鲜壬午兵变、朝鲜甲申政变等，都是就事论事，不是放在欧美列强推行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思考，不去追究、探讨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原因，且往往处置失当，常常堕入日本谋略的彀中，不能自拔。
第四，日本组成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包括军事、政治、后勤、外交都分别作了周到安排。“集中目标，讨伐中国”的情绪，弥漫全国。战端一开，清政府惊慌失措。清政府内各大臣意见相左，主战、主和争论不休。帝党、后党围绕主战、主和相互攻讦。为了巩固光绪皇帝的地位，帝党主战。主战人士也拿不出克敌制胜办法。慈禧太后为了不耽误自己的60岁大庆，支持李鸿章对日妥协。御史言官主战，他们没有实权，不敢得罪慈禧太后，把攻击矛头对准了李鸿章。朝廷和政府难以形成对日作战的领导核心。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在应战的指导地位，应对谋略、调兵遣将，在在需要奏请，而且遇事掣肘，难以迅速形成决策。有人说，李鸿章以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语带夸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实情。
第五，两国战争指导原则不同。在战争指导原则上，日本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李鸿章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争指导方针，“保全和局”是李鸿章应对战争的不二法门。李鸿章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不相信战争能打起来，只相信万国公法，要以理服人，“谁先开仗，即谁理绌”。[19]把应对战争可能爆发放在国际调停上。他不断请俄国、英国、美国出面调停，调停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不做战争准备。平壤大败后，李鸿章眼看局势于己不利，又忙着请列强调停和局。日本在外交上应付调停，在军事上一步也不放松，处处掌握主动。历史事实证明，在战争的每一步进展上，李鸿章都把战争的前景寄望于列强调停。调停没有把中国带进和局。
日本在战役指挥上，总是先下手为强，每一步都是先手，不给对方留下后路，直至消灭对方主力。李鸿章的战役指挥，是步步退让。“避战保船”，死守港口，放弃了渤海、黄海制海权。仗打得实在窝囊。
日本在广岛设立战时大本营，天皇亲自坐镇，统一指挥军事和政治、外交。清政府没有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只有镇压太平天国后留下的湘军和淮军，还有练军。这些军队基本上是旧式的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各有所属，互不听调，一些将领贪生怕死，只知保存自己，没有全局观念。李鸿章指挥北洋海军，却指挥不动南洋海军；可以指挥淮军，却指挥不动湘军。叶志超部从牙山败退，还向朝廷报牙山大捷。鸭绿江沿线数万清军，互不相属，互不支援，一两天时间，防线就被日军全面突破。大连湾守将见日军进攻，放弃抵抗。旅顺是北洋海军基地，设防坚固，各守将互不统属，有将无帅，最后也被日军攻破。
第六，国际环境不同。国际环境总起来讲对清政府不利。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越南条款》，中国已束缚在西方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宗藩体系正在全面崩溃。清政府还存在中国中心观念，守着夷夏之防、宗藩体系，想以调停手段达到以夷制夷目的，缓解中国面临的紧迫局面。其实，列强在华各有利益，而且互相矛盾。李鸿章想借俄国力量对日本施压，俄国表面上答应，是为了增加俄国在远东获利的机会，一旦日本强硬，并不想真正去调停。英国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不想俄国在调停中起多大作用，急忙插手调停，实际上英国是支持日本对华行动的。美国也不想对日本施压。日本虽然在幕府末期也被迫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在幕府末期就开始改革，进到明治维新时期，大刀阔斧地推行“殖产兴业”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国力大增，并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在李鸿章调停期间，日本成功地劝说英国采取中立政策，破解了清政府的调停策略。其实，欧美列强对日本在华的侵略行动，是乐观其成的。甲午获胜后，日本与列强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陆续废除了。
总之，清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完全处在下风。在国际事务上，朝野上下颟顸无能，内政一塌糊涂，赔款压力巨大，经济成长乏力，贪污腐败成风，武备不兴，民气不扬。这种状况对付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小国日本，战败是必然的。
七 甲午战争的历史影响
甲午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事前没有料到的。日本在战争中完胜，也是欧美各国没有料到的。
第一，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从近代中国的历程中处处可见甲午失败的影响。
中国的宝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台湾模范省一举被日本攫走，台湾人民失去祖国庇护，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为了反抗日本占领，台湾人民开展了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斗争。半个世纪牺牲60万人的生命，台湾人民的爱国情怀，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烈。
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亿3千万两白银战争赔款，三年还清，还清以前日军驻在威海卫，清政府承担三年军费150万两白银。清政府平均每年需付出8000万两赔款，相当于一年财政收入。这是清政府无法承担的。清政府只得忍痛向法俄、英德银行团，发起三次大借款，共借得外币折合约3亿两白银，扣除折扣、佣金，实得2.6亿两白银。此银交还日本外，所剩无几。三次大借款，中国除忍受苛刻的政治条件外，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中国要付出本息远远超过3亿两白银的数额，总额可能在6亿—8亿之间。加上几年后《辛丑条约》本息差不多10亿两白银赔款，中国被牢牢捆绑在欧美和日本债务单上，国家的贫穷落后难以摆脱。
第二，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巨大的野心。日本从一个不怎么被人看得起的亚洲国家变成亚洲巨人，变成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牢牢地把琉球控制在自己手中，也把本来属于台湾的钓鱼岛群岛控制在自己手中，霸占台湾成为他的第一块殖民地，还在中国承认朝鲜独立的名义下实际控制了朝鲜半岛，为1910年吞并朝鲜打下了基础。中国付给日本的赔款，折合成3.58亿日元。这是当时日本怎么都想不到的一笔巨大收入。日本内阁大臣井上馨说，看到这样大的财富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这笔巨款中近2.7亿日元转入临时军费和扩军支出，用作扩充海陆军等军事费用以及扩大军事产业基础。其中建立八幡制铁所（今天属于“全日铁”）这样的大型钢铁厂，只用了58万日元。同时它还提出5000万日元作为储备金，建立了金本位制，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打下基础。[20]可以说，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军事工业基础以及教育基础，都是靠甲午战争中攫取的不义之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在1905年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也就是这个基础，成为此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企图一举灭亡中国。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无尽的苦难。
第三，甲午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加大侵略中国的胃口。欧美列强看见东方刚刚崛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便认为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这个巨人“遗产”的时机已经到来，便纷纷在中国占领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抢占路矿权利，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名义上保持独立地位，实际上处在半瓜分的状态。
第四，甲午战争后，中国历史上与周边亚洲国家建立的宗藩关系体系彻底瓦解，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取代了宗藩关系体系。远东以及国际格局发生变化。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与朝鲜）从此成为欧美、日本等列强关注的焦点。此后，八国联军（其中日本出兵最多）对中国的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进攻并占领中国山东），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以及九国公约，李顿调查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太平洋战争，开罗会议，等等，都直接与远东，与中国相关。说甲午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第五，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予中国沉重一击，同时也给中华民族猛烈的警醒！中国不能停留在老样子上，应该有所变革。1894年11月，正是平壤战败和黄海海战失败后，孙中山等在夏威夷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的主张，第一次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也从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严复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出了“救亡”的口号，此后，“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的中心口号。
革命和维新两股力量成为甲午以后推动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可以说这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真正开端。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甲午以前，中国朝野也好，知识界也好，对东邻日本是瞧不起的，对日本在幕府末期的改革是不大了解的，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也是不屑于看到的，总之对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是不重视的。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到欧洲都比日本早。但是，1896年，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1905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大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意外，这一年涌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8000到1万人。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放下了看不起日本的身段，要去看看日本是怎样自强的，日本是怎样学习西方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当年留学日本的青年吴玉章写道：“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说的就是这样的心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者都是留日学生出身（包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日本，他们学到了要学习西方，要改变中国，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初也是由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
从此以后，中国社会改造自身的革命就成为不可逆转的了！
第六，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使日本忘乎所以，以为日本可以主宰世界，最终落得彻底失败的结局。
日本自从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以来，就立下了宏愿，要把中国的北京作为日本的都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一直盯着中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我们知道，中国派出了劳工到欧洲参与对德作战。日本却在山东，名义上对德作战，实际上对中国作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不断占领长城沿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苏联、美国、英国的支持下，中国的抗战获得了最后胜利，日本接受了无条件投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作战的第一次胜利！
日本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弄清楚第二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都是这种觉醒的表现。
日本有识之士，日本政治家，应当反省历史，尤其应该反省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历史，反省侵略周边国家的历史。
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国家，是一个剔除了侵略邻国野心的国家，是一个不称霸的国家。
第七，居安思危，常存战备之思，永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国交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紧张多于友好。要创造和平多于战争，友好多于紧张的局面，中日两国人民都要经常回顾历史教训，牢记历史教训。
历史教训还有一点要注意：16世纪末以来，日本政治家常存灭我之心。这是我们在回顾甲午战争的世纪影响的时候，不要忘记的。当然，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更不是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时的中国。但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军人不要陶醉于自己的成绩，只有居安思危，常有战备之思，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从这个角度说，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今天还在影响着中日两国，甚至影响着国际关系！
八 中日关系前景展望
回顾120年前甲午战争的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失败的历史教训，我们的心情并不轻松。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第一，国贫民弱，经济落后，难免受外人欺凌。近代欺凌过中国的欧美国家（包括后起的日本），都是正在上升中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都已经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经历了延迟的、远不完全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根据学者研究，这个过程的力度还不如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又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大国，落后就要挨打，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国家要避免被侵略，关键在于国家强大。国家强大的基本要素有三：经济实力增长，外部势力不敢小视；社会制度优越，外国不能轻视；人民奋发向上，外国不会恣意动武。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GDP）已经大大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议政的民主制度，正在获得欧美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甚至认可。中国民气的昂扬向上，同仇敌忾，是与120年前决然两途的。我们可以说，2014年的马年，不是1894年的马年，这是为120年的全部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的。1894年的马年是不可能复制的。
第三，外交交涉，国际上的折冲樽俎，一切都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好缺乏这样的基础，却要谋求以夷制夷，无异与虎谋皮，实际上被外国列强玩弄于股掌之中，根本起不到以夷制夷的作用。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第四，中日复交的政治基础需要尊重。1972年7月中日两国复交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共签署了四个政治性文件。这些条约和协议的基本精神在于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鉴于今天安倍政权的右倾化，使中日两国关系处在1972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又鉴于16世纪末以来，近400年间日本谋我中华的历史，尤其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日本对中华民族的极大损害，为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更要抓住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这一条不放。只有保证这一条，中日两国关系才能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第五，中国人和国际社会要记住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日军攻进旅顺，兽性大发，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两万居民死难。日本军人对和平居民的野蛮大屠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这不是日本军人的第一次表现。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以及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各地的屠杀，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定会永远记住。2014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完全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昂扬意志的体现。
第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排，应该落实。至今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钓鱼岛问题，与甲午战争有着密切关系。钓鱼岛至少在明代初年（14世纪下半叶）就为中国人发现，为中国所管辖。但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确有把握的1895年1月，通过内阁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日本外务省正式发布的文件说钓鱼岛属于冲绳县，就是指此。但是日本内阁的决定是秘密的，从未对外正式公布，直到1952年编辑《日本外交文书》才收录这个决定。所以日本窃取钓鱼岛，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日本这种窃取行为，却掩盖在甲午战争胜利的结局中。其实，说起冲绳县，本是琉球王国，是明清两代中国的藩属国。日本吞并琉球，曾引起清政府强烈不满，交涉经年，直到1888年日本为策划大举侵略中国主动停止交涉，最终也被甲午战争的结局掩盖了。今天所以要重议琉球，是因为琉球主权未定。琉球主权未定，基本上是两个理由：一是因为中日之间就琉球地位的谈判，被甲午战争打乱了；再是由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形成的对日本领土的规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项国际安排，至今尚未落实。
第七，对中日关系抱有谨慎乐观态度。钓鱼岛争端，再议琉球，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一些人变得很紧张，很悲观。因为我提出了琉球问题，有人甚至怀疑今后日本是否会欢迎我去日本。
其实，我认为中日关系并没有那么悲观。
我把1871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史分成几个阶段。
一、1871—1888年，是近代中日建交的试探时期，是中国看不起日本，日本却在积聚力量准备侵略中国的时期。1888年中国北洋海军成军，引起了日本的高度警觉，此后加快了日本准备侵略中国的步伐。
二、1889—1930年，是日本策划大举进攻中国并最终形成大陆政策的时期，甲午战争发生，《马关条约》签订，台澎被割让。日本加入八国联军，是八国联军中军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占领山东，提出二十一条。1927年召开东方会议，形成《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将中国东北（所谓满蒙）与中国关内（所谓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政策，决定经营满蒙，为下一步大举侵略中国做准备。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这个时期是日本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时期，是中日关系历史上日本第一次大举侵略中国的时期。
三、1931—1945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七七”事变，发动“一二·八”事变，占领中国首都并进行南京大屠杀，企图灭亡全中国，这个时期日本第二次大举进攻中国，但是这一次侵略遭到了最后的失败，日本国家覆亡。
四、1945—1951年，美国占领日本并对日本进行改造。
五、1952—1971年，日本追随美国，日本作为美国的外交附庸，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包围而形成的反华反共半月形包围圈的中坚一环，中日之间长期敌视，没有国家关系，只有民间外交、只经不政。廖承志、宫崎达之助在维持中日民间贸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六、1972年以来，是中日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1972（《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之间签订了四个政治性文件，这四个文件是制约并维持中日关系的基石。2002年日本小泉纯一郎内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后，中日关系出现不和谐因素，但到2008年福田康夫上台，又与胡锦涛签订了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1871—1971年整整一百年间，中日之间的关系是以战争、对抗和敌视为基调的，只有1972年复交以来的40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利互惠交往的历史，我们应当珍视这一时期的中日交往的历史。1972年中日之间的贸易总额只有10亿美元，1981年是100亿美元，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1年已经发展到3449亿美元（日方统计）。2012年中日贸易总额虽然下降了3.9%，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3294.5亿美元）。2013年年中日贸易总额减少5.1%，但也达到3125.5亿美元。美国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日贸易总额大大超过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总额，但是这两年大幅减少，还是引起注意的。政治上，2012年中日建交40周年的国家间的纪念活动未能按计划进行。这就出现了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同时趋冷的现象，值得中日两国之间政府和民间人士思考。
当然，这种趋冷，毕竟不同于1972年以前的时期，更不同于1945年前的时期。两国之间的四个政治性文件还是存在，两国领导人的交往虽然冻结，安倍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12月26日），是对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一次忤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声明中国人民不欢迎安倍，等于把安倍放入中国的黑名单。尽管如此，两国的外交关系还是存在，两国的民间往来继续存在，两国间的相当规模的经济关系还是存在。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72年前的中国，更不是1945年前的中国，当然也不是1894年的中国。日本像从前那样欺负中国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可能有了。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我判断不大可能继续大幅减少。
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将会长期存在，钓鱼岛争端将会长期存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关系将会长期胶着。琉球群岛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日本正是依靠这个军事基地强调集体防卫。像有的国际关系学者估计的中日之间出现针对美国的所谓“战略集中原则”，在可以预测的未来还不可能出现。同样中美之间针对日本的“战略集中原则”也不可能出现。日美之间针对中国的所谓“战略集中原则”也是难以实现的。中美日三国，现在是一个等腰三角形，未来可能向等边三角形发展。未来10—20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减小，甚至可能出现反逆差，中美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可能出现更大程度的改善，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可能继续拉大，而国家之间紧张关系可能缓解。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关系进一步调整，日本或者美国在国际上和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上包围中国的态势难以得逞。
日本的政局也会发生变化。日本对华友好的力量还是存在的，日本人民中意识到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伤害的力量还是存在的。日本执政党中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在修改和平宪法等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中日之间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民间力量如果不能忍耐安倍代表的右翼势力扩大，起而推翻安倍右翼内阁政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的研究结论是：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引起的争端短期内不会解决，但是中日关系大局不会有本质的改变。钓鱼岛争端虽然涉及中日之间在东海和西太平洋主导权的争夺，但毕竟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关系回复到1972年前，回复到1945年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我认为，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区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中日之间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长远看，现在中日之间的困难局面，将只是1972年建交以后中日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个有意思的插曲！
总结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历史，我们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反省和检讨，去谋求中日正常关系的未来，造福于中日两国人民。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
2014年6月8日
[1] 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页。
[2] 丰臣秀吉：《二十五条觉书》，引自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验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3] 吉田松阴、福泽谕吉言论，引自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验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4] 引自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2页。
[5] 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6] 引自井上清《日本历史》下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8页。
[7] 引文见《北洋大臣来电》，《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7、8页。
[8] 见T.Dennett Roosevelt and Russo-Japanese War. p.148，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1页。
[9] 《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9月11日、12月14日条，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3、132页。
[10] 《赫德致金登干函》，北京，1894年9月2日，见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 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6卷，中华书局1995年，第112页。
[11] A.M.Pooley（Ed.），Secret Memoirs of Count Hayashi ，p.44，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1页。
[12] 《复叶提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14、15页。
[13] 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45页。
[14]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9页，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15] 《据实奏陈军情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第61页。
[16] 《复旅顺龚道》，《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8卷，第26页。
[17]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3页。
[18] 高桥龟吉：《明治大正产业发达史》，第24页，转引自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9] 《复叶提督》，《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14、15页。
[20] 以上日元数字，参考蒋立文《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