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
金基凤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史学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种：（1）日本为侵略朝鲜和中国挑起的；（2）中日两国在朝鲜争夺统治权引起的；（3）中国政府凌驾于朝鲜王室之上反对朝鲜改革内政而与日本支持朝鲜改革内政引起冲突；（4）中日两国派兵讨伐朝鲜暴乱发生冲突；（5）朝鲜发生东学党（亦称东学教）起义是战争的直接起因；（6）中国军舰先向日本军舰开火引起的；（7）日本天皇挑起；（8）日本军部挑起；（9）日本专制主义政府与国会冲突引起；（10）日本产业资产阶级挑起，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揭示了战争起因的实质，可惜未能具体深入地进一步阐述；有的触及了战争起因的某些侧面，但不够准确和全面；有的则不符合历史真实，有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恶意歪曲。所以，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应该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通过对上述一些观点的充实、商榷、纠正和批判，对日本国内经济和政治军事状况的研究以及资本主义列强在东亚争夺的分析，集中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
一
由于国内外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1894年的朝鲜东学党起义，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原因”[1]和中日“两国冲突的起因是两国派兵讨伐朝鲜的暴乱”[2]，因此，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和甲午农民战争问题。
我们认为，无论是朝鲜的东学党起义还是朝鲜的甲午农民起义，都不是引起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原因。
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和甲午农民起义发生的时间是不同的，两者的领导力量、所提要求、斗争手段等也有差异。东学党起义发生在1892年末至1893年初，甲午农民起义则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初。1892年11月，东学党第二世道主崔时亨号召东学教徒几千人，向全罗道观察使李宪植为东学教祖崔济愚申冤，举行了“教祖伸冤”运动[3]，揭开了东学党起义的序幕，第二次又有数千人聚集全州府，控诉地方官吏、军校、土豪劣绅对东学教徒迫害和榨取的种种罪行。1893年初东学党运动达到高潮，1月，东学领袖40人到汉城，在光化门前静坐3日，向国王请愿哀求为“教祖伸冤”，但未获成功。后来东学领袖们提出了反侵略口号“扫破倭洋”等，吸引了广大群众。三四月间，东学教徒聚于汉城，举行了三次集会，批评时政，控诉迫害，张贴逐斥洋倭的榜文等。在3月间，参加忠清道报恩集会的群众达数万人，他们来自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京畿道、江原道等地，不顾寒风冷雨，示威20余日，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反封建反侵略的群众运动，但由于东学领袖们的卑怯，使这场运动仅停留于请愿集会的形式。此后大多数东学党领袖站到政府一边，运动逐渐衰落下去了。
以全琫准为首的甲午农民起义领袖多是开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组织了农民军，建立了指挥部，提出了“尽灭权贵”、“逐灭夷倭”等反封建反侵略口号，并且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1894年的农民战争，开始爆发于全罗道，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1893年的农业歉收和粮价高涨。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起义反对郡守赵秉甲的横征暴敛。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古阜郡城，解除了官吏的武装，拘捕了赵秉甲等人，释放囚犯。打开粮仓分发给劳苦人民。古阜起义之后的农民军，也多是平民。他们长期坚持了武装战争。
甲午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全琫准也不承认古阜起义是东学党起义，他说古阜起义时，“冤民东学虽合，东学少，而冤民多”。“军器、军粮皆民间措办矣。”[4]全琫准虽然曾参加过东学党，但他在甲午农民起义时，并不以东学魁首自称，他对东学的态度和做法是联合其力量，利用其组织，以发展农民起义的力量，他思想中认为东学“除治病外，绝无它利”。
当时住在朝鲜的一些外国人，也注意到甲午农民起义与东学党起义的不同之处。当时驻朝鲜美国公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我认为东学本身是不危险的，他们是平稳的、和平的。除‘教祖伸冤，之外再实现若干教理即可满足他们的要求。”[5]一位多年住在仁川的日本人说：“在全罗、忠清两道发生的案件，完全异于东学党乱”，又说：“农民军初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普通农民，一是小官贱民。农民是这次内乱的真正动力。”[6]
因此，东学党起义并不是甲午农民起义，甲午农民起义也不是东学党起义的继续。自然不能将东学党起义看作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
我们还想进一步指出，甲午农民起义也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原因。中日两国出兵朝鲜镇压农民起义并不是两国冲突的起因。
甲午农民起义军迅速扩大胜利，于1894年4月28日攻下了李氏王朝的原籍、朝鲜南部的战略要地——全罗道首府全州。农民起义进入高潮。但起义领袖却受政府欺骗，缺乏政治经验，中了政府诡计，在中日两国出兵朝鲜以后，为了不给武力介入提供借口，于6月10日在全州与政府缔结了停战协定并退出了全州。停战后国内已恢复和平：商店也都照常营业了。连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也在6月11日给本国的电文中也说：京城已平稳，再次发电文之前，不必派大队来朝鲜。当天下午他又发电报说：从朝鲜京城的目前状况看，没有理由进驻过多的兵力。翌日大鸟再次电告日本政府：日本军队登陆过多，将引起外交上的疑义，希望将本使认为必要之兵力外的部队均撤至对马。6月18日，当6000日本大军在仁川登陆时，连大鸟都感到吃惊，并向政府“抗议”道：不听小官的申诉，派如此之大兵是何故也[7]？十分清楚，朝鲜甲午农民起义并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原因。
农民起义军既然已与朝鲜政府停战，中日两国军队也就失去了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从6月1日至15日间，大鸟与袁世凯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后，一致同意以6月15日为限，两国军队留下很小一部分外全部撤回本国[8]。这表明中日两国军队并未与朝鲜甲午农民起义军接触，朝鲜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所以不能说甲午战争的起因是中日“两国派兵讨伐朝鲜的暴乱”。
二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一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9]。为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有必要弄清明治政府和统治阶级实行的政治措施。
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政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宪君主制政权。明治政权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大力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迅速地将日本建成为拥有强大军备和雄厚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近代国家。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也就日益强烈，这就是日本挑起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的根本原因。
明治政府自1880年开始，以廉价处理方式将大批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以后，很快掀起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日本资本主义得到急速的发展。
以三井、三菱为首的大资本家，不仅从政府手中廉价获得了许多工矿企业[10]，而且还白白得到政府高达1471850日元的补助金，其公司与工业资本成倍增长。1884年有公司2520所，资本115223000日元，到1893年公司增至4860所，资本激增为306012000日元，10年间公司增加了1倍，资本增加近3倍，其中工业资本增加了15倍，商业资本增加了3.5倍，运输资本增加了12倍[11]。三菱的长崎造船所变成了夸耀为“东洋第一”的大造船厂。过去称为“物产的三井”、“金融的三井”，“海运的三菱”，都变成了“矿山的三井”、“产业的三井”和“造船的三菱”了。这些政商，在甲午战争前，已逐渐发展成产业资本家，其产业资本已超过商业资本并开始形成一些垄断组织和大财阀。
产业资本中发展最快的是棉织业。在最早实行企业近代化的大阪纺织公司的带动下，纱锭和工厂激增，生产也成倍增长。1885—1890年，棉纺厂就从22个增为30个，纱锭也从59704个增为277895个，棉纱产量也增加了约7倍[12]。到1890年时，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为出口国。1890年日本开始有100捆棉纱出口[13]。
随着产业革命第一个高潮的到来，近代化工厂企业数量也大大增加。1868年时全国仅有405个工业企业，且主要是工场手工业，1893年就增加到3344个，绝大部分是近代企业[14]。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很迅速。1872年时全国铁路仅有28.48公里，1893年就增至3284.38公里，增加115倍。[15]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1870年仅有15498吨，到1893年就增至110205吨[16]。
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规模急剧扩大和生产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急速发展起来。输出品中最多的是生丝和绿茶，其次是大米、煤、铜等，输入品中最大宗的是皮棉、棉纱和糖，其次为纺织品、米、石油和机械等。1868年出口总值只有15553000日元，1892年增为91103000日元，1868年进口总值为10693000日元，1893年就已增为88257000日元[17]。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后进的日本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日本在开展产业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是以国营重工业的军工企业来带动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近代化的。这就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依靠国营重工业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局面。由于国营重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这一基本状况决定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带有军事性质。
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原料、资金、劳动力供应来源和扩大商品销售市场的要求。而日本国内的状况却无法充分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在明治政权的统治下，农民不仅没有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且还额外负担了新政府的大部分财政开支。农民向国家“交纳的土地税和间接消费税占国家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一弱，占租税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七”。[18]残酷的剥削压榨使广大农民一贫如洗，纷纷破产，丧失了起码的社会购买力。日本工人的工资是世界上最低一类的，劳动时间却超过12小时。日本女工的最高工资仅相当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甚至低于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资。而每个纱锭每年需用的棉花量，英国为35磅，印度为134磅，日本却高达220磅[19]。在寄生地主和资本家沉重的压迫剥削下，日本工人和农民的购买力几乎丧失殆尽，致使日本国内市场极其狭小。日本的原料本来就较贫乏，更由于确立了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则不仅在原料，而且在提供劳动力等方面，都增加了障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与国内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
因此，为求得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日本产生了对外寻求原料、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烈要求。而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使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要求更加强烈了。
明治政权一建立，就确立了以“武国”和扩张为“最高国策”。1869年3月15日发布的所谓《天皇御笔信》就表露了侵略扩张的野心，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其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了朝鲜与中国。“征服朝鲜”，不仅是日本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而且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明治政府早在1875年侵入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更于1876年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港，此后不断加紧对朝鲜的经济、政治侵略。在经济上，日本将朝鲜作为工业原料，特别是大米、大豆和黄金的重要供应地。从1888年至1893年5年平均日本每年出口国产高价大米69万石，同时又进口朝鲜廉价大米56万石。1881年至1884年输入朝鲜黄金20万元[20]。从明治初年到1893年，日本从国外输入的黄金总额为1230万元，其中从朝鲜输入的达835万元，约占68%。而从1885年至1887年，输入朝鲜黄金相当于国产黄金量的4倍。日本从朝鲜掠取粮食、黄金和渴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便迫不及待地要独霸朝鲜。
当时朝鲜在政治上还处于对中国清政府的从属地位，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又离日本最近，所以日本统治阶级称朝鲜为“渡满（中国东北）桥梁”，将其看作是侵略中国的一块跳板。
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中国是一个邻近的、最大的掠夺对象，他们早就精心炮制了对外侵略扩张的蓝图，在明治年间制定的日本“大陆政策”，就已确定了征服中国台湾、朝鲜，征服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征服中国内地和征服世界五个侵略步骤[21]。关于第一个侵略步骤，日本早在1874年就出兵侵略台湾，攻地杀人，侵扰半载，索得偿银军费而去[22]。关于其第二和第三个侵略步骤，就是挑起蓄谋已久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早在1882年，日本就利用朝鲜反日起义中焚毁日本领事馆事件掀起过反华浪潮，1884年又利用朝鲜甲申事变之机再次掀起过更大的反华恶浪。只是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不够发展，军事实力还不够雄厚，日本才未敢贸然挑起战争。但日本一直加紧扩充军事工业，增加军备，制定战争计划。从1883年起军费开支大增，到1890年已占总预算的30%，而1892年8400万元的总预算中军费竟超过3450万元[23]。海军军费的增加更加惊人，和1811年相比，1887年陆军军费增加了40%，海军军费则增加200%。从1885年起日本开始实行十年扩军计划，更在1887年日本参谋部拟定了一份《征讨清国策》。计划进攻北京，占领长江流域，妄想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长江两岸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他地区划分为东北、华北、江南、青藏、内外蒙、甘肃、准噶尔等几个小国，分别附属于日本。这份计划还规定：“以5年为期，作好准备，抓住时机、发动进攻。”到1892年，日本已提前完成了扩军计划，做好战争准备，军部于1893年4月成立了“出师物资经办委员会”。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以“漫游”朝鲜和中国为名，到处组织间谍网，如在上海就成立了名为“日清货易所”的特务培训机关。到1894年时，发动侵朝侵华战争只是寻求什么借口的问题了。
我们从甲午战争后所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通过战争所追求的目的，也可以看清日本挑起战争的原因。《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这是把朝鲜、中国辽东半岛以及台湾澎湖列岛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和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内地；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日本从中国掠夺了惊人的财富，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条约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得驶入上述各口岸；条约规定允许日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种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仅纳入口税，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免征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这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有力证据。
通过上述简要叙述，可以看出，日本挑起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步骤，什么中国挑起论和中日两国共同挑起论，都是不足为据、不值一驳的；而且仅从日本国内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来探讨日本挑起侵略战争的原因，如天皇挑起论、军部挑起论或资产阶级挑起论等也是不够全面的。应该说是日本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军部和天皇自然应包括在内）共同挑起的。
三
我们认为，日本统治阶级发动甲午战争的直接契机是1890年开始的日本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所谓“朝鲜问题”仅仅是挑起战争的一个借口。
1889年日本农业遭灾大歉收，粮食减产560万石，米价飞涨，国内市场越加缩小，更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1890年世界资本主义又发生经济危机。在内外夹击之下，日本终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890年几项主要生产和外贸指标都急速下降，大批中、小型工厂企业纷纷破产，全国许多县市发生抢米暴动，各地出现了“米价昂贵，人心不安，斩沚泽，弊大隈”等标语口号。当年1月爆发全国农民大起义后，人民斗争不断发展。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分歧也日益加深。1893年秋伊藤博文内阁正在同英国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主张“对外强硬”派对政府发动攻击。政府唯恐这一活动妨碍谈判，便压制“对外强硬”派，使众议院休会，又在休会中突然解散议会，结果引起舆论对政府的极大不满。1894年官僚专制的统治集团的危机达到顶点，伊藤内阁险些垮台。于是日本统治集团想用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的视线，以摆脱其困境。1894年7月7日，日本驻美公使就曾对美国务卿说：“就必须将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的观点看，对中国开战也是值得欢迎的。”1894年3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驻华公使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用通常手段已不能使这种混乱的人心平静下来了。”又在给驻英公使青木的信中说：“国内的政局日益紧迫，不做出使人惊心动魄之事业，已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但是要开战，也还不能没有任何借口。”[24]
恰好在这时朝鲜发生了甲午农民起义，这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个大好机会，使其终于找到挑起战争的借口。
朝鲜甲午农民起义势如破竹地迅猛发展，朝鲜政府惊恐万状，便向中国清政府求援。日本探知消息后立即安排圈套，诱使清政府出兵朝鲜，以便日本趁机出兵朝鲜。日本驻朝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浚再三催促清政府派兵“伐剿”甲午农民起义，并向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日本对此“必无他意”。事实上日本在5月就已作好出兵准备，5月20日，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派参谋部成员到朝鲜进行活动，并秘密做好运送军队的准备工作和设置了通讯联络站。还以陆军大演习为名，准备征用船只作运兵之用。按日本军事当局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以陆军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在华北平原同中国军队决战，攻占北京。为此，首先将第五师团开入朝鲜牵制中国军队，然后以海军迅速控制黄海和渤海湾的制海权[25]。日本政府于6月2日召集了内阁会议，决定出兵朝鲜，6月5日又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大本营对第五师团下动员令，进行紧急动员，要求全国陆海军为护卫日本“帝国使馆和帝国臣民”作好战争准备[26]。6月6日，就决定紧急派遣一个大队步兵到朝鲜。回国休假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于6月1日赶回汉城，他看到的却是一片平静景象，原来农民起义军为了不给日本和清政府出兵的借口，已同朝鲜政府停战，从全州撤退了。镇压甲午农民起义和保护使馆、侨民的借口已经用不上了。提到日程上来的应是日中两国共同撤兵的问题。清政府提出了双方撤军的提议。而日本政府已决心要挑起战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重新寻找开战的借口。对此，陆奥宗光的《蹇蹇录》有明白的记述：“当时中日两国军队虽同驻朝鲜国内，但驻地相隔甚远，一时似无发生冲突之患；而东学党在表面上也似乎趋于平静。……但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27]日本政府挖空心思策划出来的“外交策略”，就是提出所谓“改革朝鲜内政方案”，以使开战外交“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本政府已料到清政府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它只是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以便军事上先发制人而已。清政府果然拒绝了日本的方案，于是在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以武力为后盾，由日本单独迫使朝鲜政府实行所谓“改革”。6月末，5000名日军已集结在汉城和仁川之间待命。7月23日清晨，日本在朝鲜发动政变，同日，日本大本营向在朝鲜的混成旅团发出命令：如清军增兵，就以主力消灭之。在此前一天，日本海军舰队也接到命令说，倘若清政府向朝鲜运兵，就主动出击，并立即从佐世保港出发，赶赴朝鲜近海。7月25日上午7时52分，集结在朝鲜牙山口外的日本舰队，发起突然袭击，以偷袭方式打响了第一炮，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28]。日军不宣而战打了一星期后，于8月1日日本政府才正式宣战。正式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
四
日本胆敢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还有其外部的有利条件，即欧美列强的怂恿、挑拨和支持是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而“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29]可是，“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30]。这样，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和富饶的朝鲜，就成了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日本当时无论在财力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还不够雄厚，如果没有其他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它是不敢轻易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的。日本的侵略活动始终是在列强与东北亚相互矛盾和争夺、相互利用和勾结之中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不过是代表欧美列强开放朝鲜以及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为其扫除直接瓜分中国领土的障碍的马前卒，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揭开了列强直接分割中国领土的序幕。
沙皇俄国是当时日本北进侵略政策的主要对头。从19世纪中叶，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力图在远东取得不冻港，进而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沙俄也将其侵略魔爪伸进了朝鲜，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前，它力图从政治上控制朝鲜，阻止日本侵占朝鲜。所以当甲午战争风云笼罩东北亚，李鸿章要求沙俄出面调停以使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时，沙俄曾表示支持中国。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对李鸿章说：望两国同心协力[31]。沙俄政府也向清政府保证：将竭尽一切力量支持中国[32]。沙俄外相指示喀西尼说：应极力说服日清同时从朝鲜撤兵，如果日本不肯接受，将另外采取措施[33]。但是，当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时，沙俄就自食其言，转变态度，极力挑拨日本发动战争。这是由于沙俄考虑到西伯利亚铁路还未建成，运输不便，出面干涉日本于自己没有好处；如果硬要让日本撤兵，很可能迫使日本投入英国怀抱，于己不利；日本并不威胁沙俄在中国的权益，只要日本能表示“尊重”沙俄在朝鲜的利益，那就不如听任中日交战，甚至盘算等到中日双方精疲力竭时，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察知沙俄意图后，日本立即向沙俄“诚恳”地保证：日本无意占领朝鲜，仅是要使朝鲜改革内政以保证朝鲜“独立”，别无他意，并表示愿意尊重沙俄在朝鲜的利益[34]。于是沙俄对日本表示满意[35]，为了取得日本的欢心[36]，沙俄外相训令喀西尼公使说：绝不干预日清两国争议，不做关于日清两国撤兵的劝告。对沙俄如此卑鄙的挑拨行为，恩格斯曾在1894年9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37]
李鸿章靠沙俄调停的打算落空后，转而乞求英国出面斡旋。英国在远东政策的基本点是所谓的“维持现状”，也就是保持其优势地位。因为它在中国已攫取了广泛的权益，并力图把长江流域和华南变成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它不希望出现新的竞争者，所以对日本的侵略活动也是有戒心的，不希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但是，由于英俄矛盾很深，英国又害怕沙俄夺取朝鲜建立军港，南下与它争霸。因此它又愿意支持日本来钳制沙俄。所以开始时英国想维持现状，有意让中日两国军队留在朝鲜，企图以此防止俄国南侵，另一方面又担心迫日太盛会使俄法日联合起来孤立英国[38]。日本摸透了英国意图后，立即向英国表示：若俄法向日本提出联合反对英国，日本就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变成焦土也将抵抗到底[39]。并向英国再三说明日本就是要遏制沙俄的南侵，并于6月向英国提出日清两国“打一仗前后”即缔结条约，把朝鲜作为日清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以尽早地遏止俄国人南侵”的提案[40]，伊藤首相在写给陆奥外相的指示（6月25日）中说：为牵制俄国，我们采用的是“我们要依赖英国”的方针[41]。英国也考虑利用日本作为远东的前哨和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采取了拉拢和支持日本，利用日本以遏制沙俄的策略。英日两国的勾结，使日英修正条约于7月16日签字。英国外相金伯利向青木公使和日本政府致祝词说：“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大军。”[42]这表明，英国是完全支持日本的，甘愿充当其后盾，鼓励其随心所欲地侵略中国。于是日木有恃无恐，发动战争的一切顾虑都消除了，就在7月17日，即日英签订修改条约的第二天，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决议开战，并决定了作战计划[43]。中日战争也就随即打响了。
除英俄两国外，李鸿章还曾向其他列强求助。德法两国不仅拒绝了李鸿章的请求，反而向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决不可不加以一大打击”[44]。法国驻日公使何罗
甚至向日本建议订立法日同盟，以怂恿和支持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李鸿章把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哀求美国出来调停。这只能是水中的泡影，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美帝国主义所向往的，首先是建立“太平洋帝国”，以夺取太平洋霸权到夺取世界霸权。可是直到1899年美国夺取菲律宾之前，它在远东缺少一个有力的基地，美国海军要跨越太平洋作战，将遇到极大的困难。美国当时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1866年英美侵略者先后派遣舰队袭击朝鲜江华岛和平壤地区，均为英勇的朝鲜军民击退，1871年美国又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冒险，依然未能得逞。从此，美国就采取了通过日本进行侵略的政策，利用日本为美国的资本和政治势力侵入中国和朝鲜开辟道路。从美国在战争期间，派军事顾问参加日本侵略军作战，掩护日本特务在中国进行活动，以美国国旗掩护日本海军袭击北洋舰队等事例，更充分证明美国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难怪陆奥外相事后极为感激地说：“美国为从来对我国友谊甚厚，最抱好意之国。”[45]结果是再明白也没有了：李鸿章幻想依靠列强，向欧美摇尾乞怜的投降主义计划，终于彻底破产。
当然，中朝两国都处于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境地，处在列强争夺的旋涡之中，无疑大大便利了新兴的日本侵略者的侵略。
因此，俄国的挑拨，德法的怂恿、英美的支持，是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原因。
（原文载于《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页。
[2] 《大英百科全书》第5卷，第630页。
[3] 为东学教创始人崔济愚申冤的东学党运动。崔济愚出身于庆尚道的没落两班（封建贵族）家庭，一度从事商业，他于1860年创立东学教，东学教是朝鲜民间的秘密团体。东学即东方文学，与西学（天主教）相对而言。它的基本思想是“待天治病”，又有“人乃天”的朴素平等思想。崔济愚于1863年被捕，1864年在大邱被害。
[4] 《东学党乱记录》下，第522—525页。
[5] 《朝鲜全史》第13卷，近代篇。
[6] 信夫清三郎；《陆奥外交》，第18—19页。
[7]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186页。
[8] 同上。至于后来日本方面拒不撤兵，并制造借口和事端，已与朝鲜农民起义无关了，但也恰恰说明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正原因和直接起因。
[9]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3页。
[10] 详见色川大吉《近代国家的出发》，《日本历史》第21卷，第150页统计表。
[11] 详见大内兵卫《明治时代的经济》。
[12] 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第64页。
[13] 小仓武一主编：《近代日本农业的发展》，第24页。
[14] 楫西光速等编：《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年表》，第35页。
[15] 同上书，第10、35页。
[16] 同上书，第7、35页。
[17] 同上书，第4、34—35页。
[18]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卷，第170页。
[19] 海野福述：《松方财政和寄生地主制的形成》，《日本历史》第15卷，第118—119页。
[20] 《日帝的朝鲜经济侵略史》，第101、109页。
[21] 参见万峰《日本近代史》（增订本），第278页。
[22] 详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62—113页。
[23] 色川大吉：《近代国家的出发》，《日本历史》第21卷，第150页。
[24] 藤原彰：《军事史》，第75页。
[25] 田中惣五郎：《日本军队史》，第206页。
[26] 田保桥诘：《近代日朝关系的研究》，第42—43页。
[27]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20—21页。
[28]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89页。
[29]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30] 同上书，第806页。
[31] 《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4页。
[32] 《中日战争》第7册，第245页。
[33] 《陆奥外交》，第34页。
[34]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68—69页。
[35] 同上书，第21—22页。
[36] 同上书，第66页。
[37]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5页。
[38] 井上清：《修改条约与日清战争》，第226页。
[39] 同上。
[40] 井上清：《日本历史》下册，中译本，第686页。
[41] 同上。
[42]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174页。
[43] 同上。
[44]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8页。
[45]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