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与后现代史学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集中突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影响到建筑、绘画、哲学、文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1]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影响到历史学领域，形成了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解构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宏大叙事、大写历史等观念。后现代主义建立在反启蒙的精神传统上，认为启蒙精神所标榜的科学、理性、普遍人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和奴役人的神话，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论、本质论、普遍论。后现代史学推崇历史的非连续性、分散性、异质性，提倡小写历史，关注下层社会的农民、贫困阶层、少数族裔和妇女等历史学中的“他者”，形成了“妇女史”、“微观史”、“日常史”、“新文化史”。[2]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实践，后现代史学研究视角下的历史学家，将目光从权力的中心转向边缘，不再只关注历史中的英雄、伟大人物、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不再以一种宏伟的叙述视角来赋予历史以进步感和意义，而是关注大众生活、民间文化，关注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地方和人物，如小镇的店铺、村庄、妇女、工人和普通人的生死、事业、婚姻等，通过对一般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心理的描述揭示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第二，解构了传统史学的客观性、真实性概念。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等人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观念挑战”[3]。莱蒙（M.C.Lemon）也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语言不能如实地再现实在，且反对将实在的概念看作是给定的、客观的。我们对于实在的知识都是相对于某些特殊的语境的建构，事物不存在一个本质的意义，也不存在唯一的真理，意义、真理都是相对的。“语言表面的简单性，作为实在固定的能指和所指，被表明为一种幻象。”[4]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认为，历史也是一个文本。既然历史与文学都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客观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也模糊起来。这引发了历史书写中的表现的危机，既然实际发生的过去的历史不再等于历史学家对实际过去的再现，既然真实与真理里潜藏着权力意志的话语，既然历史学家赖以表达意义的语言不过是无休止的符号嬉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晓、判断何种再现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客观性是否不再可能？在语言的不确定性、历史学家的主观性面前，真正的历史实在或者真理只能被放进括号里，因为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不存在能够超越语言、意识形态之外的实在与真理。希梅尔法布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否定的不是某个主题的这种或者那种真理，而是真理的概念本身。[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等人将后现代主义者作为一群否定一切的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嘲讽和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处”[6]。
第三，诱发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层面上的激进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文本只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而所谓的历史事实则渗透着意识形态、权力、主观性，从而否定了获得唯一确定的真理、事实的可能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谁也无法把握，谁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历史叙述是否与真实的过去一致，不存在一个稳固不变的过去，也不存在一个稳固不变的对过去的意义的解释。客观的历史、关于历史的真理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到达的理想，我们所有的只是对历史的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学家的具体语境中都有其合理性，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而，所谓客观、统一的历史不过是一种主观解释和文化建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以客观性为基础的总体性、统一性，反对单一、绝对的叙事，倡导多元性、异质性、断裂性以及意义的悬而未决。这样的观点造成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双重危机。怀疑主义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所谓绝对的客观历史是不存在的，认识到历史编纂与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主观建构成分，而相对主义则可以让我们放弃片面、单一的视角，以一种更加包容和多元的视角去叙述历史。但是，极端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容易导致否认一切历史实在、取消所有历史评判标准的虚无主义，认为一切皆是语言的游戏，怎么说都可以。这是需要注意的。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言，后现代主义“已经产出了一种在给人鼓舞的同时也使人麻痹的怀疑主义，借助于一种纯粹的文化相对主义……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7]
由此可见，后现代史学质疑传统史学的客观、科学形象，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以及历史知识中的权力话语，解构了宏大叙事，认为历史不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叙事学等引入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倡导历史的文学性、诗性特质，从而解构了传统史学的客观性、确定性概念。从根本上说，后现代史学质疑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如进步与落后、事实与虚构、客观与主观、历史与文学、男性与女性、自我与他人等。因此，后现代主义挑战、解构了传统的基本史学观念，引发了历史学界的危机。许多史学家纷纷批判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入侵和威胁。
国外学界对后现代史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批判后现代史学将历史作为文本，取消了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使历史成为失去连续性的毫无意义的碎片。比如，马威克指出，后现代历史学否认现实原则，混淆了事件与事实，将历史文本化，过于强调语言的自足嬉戏。[8]其二，后现代主义将历史书写解释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将历史政治化。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Evans）指出，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没有客观历史、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反映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政治或道德目标成为书写历史的最高准绳，那么历史学就会被用来作为政治、道德宣传的工具，为了政治目的而歪曲事实和证据。[9]其三，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人文主义、反历史的。“后现代主义用自由和创造这迷人的字眼来诱惑我们，但它或许会导致我们在理智和道德上的自杀。”[10]扎格林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对人文主义的敌意。[11]其四，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自认为新颖的那些理论，不过是老调重弹。希梅尔法布指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编纂具有主观性、选择性、易错性、相对性，没有绝对客观完整的历史。但是，这些所谓的新观念其实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发现，古代和现代的史学家都知道这些，并试图通过史学家的反思、学科方法、专业技巧等来避免。[12]其五，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常常自相矛盾。艾文斯认为，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在保罗·德曼事件上的态度充分显示出后现代主义的前后不一和矛盾。[13]
在对后现代史学的众多批评声音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指责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的文本性、语言性的强调。因为历史的文本性和语言性容易导致历史与文学的完全等同，导致彻底否认历史客观性的语言决定论，进而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反历史等。1979年，劳伦斯·斯通就曾在《叙事的复兴》一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观已经与以往不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科学史观向叙事史观改变。[14]斯通指出了科学、客观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可能，特别强调了历史的叙事性与文学性。那么，他的观点与后现代史学所主张的历史的文本性是否一致呢？伊格尔斯认为，斯通与后现代史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在主张历史的文学性的同时并未否认历史对实在性的追求，后者则主张历史与文学完全等同，彻底否认历史的实在性。[15]伊格尔斯的这种观点很典型，代表了众多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的批评态度，即认为后现代史学意味着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不可能客观，意味着历史与文学的等同，意味着一切皆是历史学家的语言建构，而这一切都源自后现代史学所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凯斯·文沙特尔在《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一文中更是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多元论倡导对同一个历史事件进行不同解释，因而也可以对历史进行为所欲为的随意解释，排除了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而后现代史学的这种观点，无疑“把历史写作引入了死胡同，并导向终结”[16]。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在批判后现代史学的同时承认其某些合理性。比如《历史的真相》一书的作者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她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问题是语言决定论问题，但是，不应该由此把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全部舍弃，后现代的文本类比等观点有政治和认识论上的洞见。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出了挑战，有其合理之处，证明了以往实证主义史学的客观性是狭隘的，但是历史事实与史学家的意见、文献证据与史学家的阐释之间仍有区别。由此，她们提出了一种务实的实在论观点，主张重新定义历史的客观性，既承认历史证据、文献的客观性，又承认历史编纂中存在的主观建构因素、意识形态影响、语言的歧义等，也就是“发问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17]。她们强调的并不是绝对的客观，而是竭尽可能的客观，史学家只要“本着勤奋忠实的原则来做，有可能写出相当真实（虽然不一定完全真实）的古代、近代历史”[18]。她们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传统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走出一条路来，既要为历史的客观性和包容性辩护，同时也承认有必要探讨历史在概念上的错误。”[19]
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的态度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以盛宁、葛兆光等学者为代表的质疑和批评。盛宁认为，后现代主义阐释理论的最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承认语言具有最终的所指，把语言文本的意义看作是一个无止境的能指符号的置换链，其语言观是一种建立在纯语言层面的构想，但语言在实际运用的时候，总是有最终的所指。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家将历史文本化，从而放逐了实在发生过的“事件”，但历史的文本并不是可以随意阐释的虚无主义的文本，历史事件是一种客观实在，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表现为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20]，因而不能将历史等同于虚构和文本。葛兆光认为，后现代主义将历史降格为叙述，但是各种考古证据、文献都是客观存在的，这表明历史叙述不能无中生有、随意虚构。[21]其二，陈新、赵世瑜、张永华等学者对于第一种观点所认为的后现代史学将历史等同于文本的看法持不同态度。陈新认为，后现代主义取消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将其等同于虚无主义的观点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历史认识论的颠覆并不是为了反历史，他们所说的历史是一种虚构并不意味着无中生有，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差异性的强调也不是为了解构所有的同一性话语，而是指出这种同一性话语的暂时性、有限性。[22]陈新指出：“当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虚构时，它并不是说无中生有，而是指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往往是史学家诗性想象的产物。形式上的创造往往能够更为准确地表达人们的理解，这种情形在艺术领域不难看到（如行为艺术增强了人们对即时性与瞬间意义的理解），而在史学领域，它同样如此，只是过去鲜为人知。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语言或符号表现是史学和文学的共同特征。既然历史学并不存在特定适合它这个学科的语言，而又和文学一样同是语言表现的方式之一，拥有共同的形式要素，文学与史学的距离从此大大地接近了。如此说，并不只是因为历史表现中存在想象的成分而接近文学，也在于人们认识到文学表现因其存在历史性成分而靠近历史。”[23]赵世瑜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思考是复杂的，而不仅仅像有些批评者所认为的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等同于语言虚构、否认曾经存在的真实历史。也就是说，这些批评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认识显然没有后现代主义者思考得那么复杂，中国的学者在有限地讨论后现代史学的时候，甚至放弃了对此核心问题的讨论，以至在具体的史学实践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24]。张永华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虽然后现代主义继承了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观点，强烈地冲击了传统历史学的基本认识论观点，将现实消解，将历史文本化，然而却并未否定“存在”（entity）。[25]因此，对于追寻历史客观性、真实性的史学家来说，要辩证地看待客观性问题，即历史的客观性存在与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认识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历史认识的种种主观性和局限性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也不能因为历史具有客观性就断定对历史的认识就一定是客观的。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的态度出现分歧，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后现代史学所倡导的历史文本性的认识不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后现代史学由于倡导历史的文本性而否认了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走向文本之外空无一物的语言决定论、历史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持认同意见的学者认为，后现代史学确实发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语言性、意识形态性等主观建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意味着后现代史学完全放逐了历史实在，也不意味着后现代史学真的认为历史与文学毫无差异或者事实与虚构不存在界限。
笔者认为，对于后现代史学，应该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就历史包括发生过的事件与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而言，首先，我们所知道的发生的历史事件，只是史学家有选择地从不计其数的历史事件中筛取、选择的一部分事件。其中体现着史学家的个人好恶、先行判断，具有主观性；同时，福柯所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也提示我们追问历史由谁编写、代表谁的声音等问题。很明显，历史总是一部分人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必然会有一部分属于他者的历史被排斥在外。这样，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并非全面、客观，也并不代表真相。其次，史学家在记录这些事件的时候要进行所谓的情节编织，将之变成一个有开头、发展、结尾的具有前后逻辑的故事，然后对之进行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这也是一个主观建构的过程，甚至与文学创作的诗性建构有相似之处。因此，历史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个人兴趣、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因素，这就解构了以往客观真实的、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让我们认识到历史并非其所宣称的那样毋庸置疑，也让我们对任何的历史言说都保持一份警醒、怀疑和距离。
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的文本性、对历史写作的语言、隐喻和想象成分的强调，解构了历史的稳固性、语言的恒定性、语言与现实的一致性，从而以一种貌似极端的形式摧毁了历史学相对坚实的实证主义大厦。正如伊格尔斯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了历史的真实性，导向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了。[26]而希梅尔法布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否定一切真理和意义的虚无主义，“对于所有的学科来说，后现代主义诱发了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它们否定的不是关于任一主题的此种或彼种真理，而恰恰是真理的观念——甚至否认真之理念，作为所渴求之物的真理，即使它绝不能被完全获得”。[27]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备受批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而，如何避免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层面上的激进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此，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兰克的客观性信念和怀特的相对主义立场之间存在着一条中间道路的可能性，即虽然承认历史学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渗入、知识与权力的交织等种种主观建构因素，不可能如其所是地去再现历史，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的客观性是不可能被否认的，因而历史学家可以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不断地接近历史真实。
第二节 海登·怀特与后现代史学的纠葛
海登·怀特由于提出历史诗学理论，倡导历史的文本性，指出史学家在历史编纂过程中蕴含的语言性、情节编织、意识形态渗透等诗性建构因素，质疑了传统的科学史学，成为备受争议的理论家。怀特的理论主张与后现代史学的思想无疑有着共通之处。一般情况下，怀特也被国内外学界视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然而，吊诡的是，他本人却并不认同这种定位，坚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28]。在此，我们需要追问：怀特为什么不承认别人赋予的“后现代”标签，却说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追索和探究，不仅关涉怀特历史诗学的基本学术立场，而且也只有在对其学术立场有一个整体的关照之下才能够更好地贯通、理解他思想中的一些看似矛盾的复杂之处。
怀特的态度是因被人冠以名声不佳的“后现代史学”这样的标签而产生的一种反感情绪吗？在西方学界，自身思想具有后现代特质而本人又对此矢口否认的情形，是存在的。譬如，耶鲁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是一位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尽管从客观角度而言，他的历史著作具有强烈的后现代史学色彩，然而他本人却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究其根源，就在于后现代史学的一些观念常常被主流史学家视为“赶时髦的、泡沫性质的东西”，“甚至违反常识或经验”[29]，并且有可能导致“一个标准的模棱两可的状况，一个道德真空，一个无义务无责任的状况”[30]。在此逻辑下，如果谁承认自己是一名后现代主义者，就势必将使自己陷入一种道德危机的状态。那么，怀特是否属于此种情况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就会变得异常简单，也就是说，怀特自己的“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的表白仅仅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以及下意识的自我维护，这与其思想是否具有“后现代”特质似乎并不相关，也并不能就此断定怀特思想不具备后现代特质。但是，仅仅如此简单处理，显然具有思想偷懒之嫌。怀特此种自我表白，究竟是一种情绪性的发泄还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理论表达，尚需认真对待。
欲对此问题做出回答，必须弄清楚：第一，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是否内在地具有“现代主义”的特质？第二，其理论是否同时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质？归根结底，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的怀特，是否可能具备“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还是一种可以互相交融、彼此依存的关系？
约恩·吕森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者反对以理性与实证的原则来研究历史，强调历史叙述的修辞、诗性因素，对他们来说，历史不再是一种事实存在，而仅仅是虚构，这就造成了后现代史学与现代史学的思维概念的根本差异。[31]对怀特来说，他无疑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式，重视历史叙述的诗性因素，指出历史的文学性、虚构性。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史学特征。问题在于，他是否完全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是否认为历史是纯粹的虚构，与文学没有本质区别？他的理论是否完全摒弃了现代主义的史学概念？
首先，历史可以理解为过去所发生的客观事件，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些事件的陈述。对此，从怀特对事实与事件的区分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彻底否认历史的客观性，而是认为历史中既有客观成分，又有主观建构成分。[32]怀特曾指出，历史与文学在内容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历史研究的内容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而文学的内容则可以是没有发生过的虚构和想象出来的事件。怀特表示，他一直承认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约定俗成的历史与虚构的区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特定时空中的可被观察的事件，而文学家除了可以研究上述的对象以外，还可以创造、发明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对象。[33]此外，他认为，历史著作中不可避免存在的种种诗性建构色彩和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量和程度上的差别。历史著作中的文学色彩不仅不会阻碍我们探求历史的真实性，反而会有助于我们接近它。可以看出，怀特尽管认为历史中存在多种主观建构因素，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基础。他认为，历史事实同时包括了过去发生的客观历史事件和对历史事件的陈述。这就说明，历史事实中的主观性陈述部分并不是一种随意构造的主观性，而是建基于客观的历史事件之上。正是在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历史的文本性才不会成为历史真实性的阻碍。
因而，怀特没有完全摒弃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他并不是彻底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者，他对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基础的承认，以及通过发掘、利用历史中的文学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接近历史真实性的目的，都与现代主义的特质存在契合之处。怀特也曾说过，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相比于更时尚的后现代主义，我的历史观念与源于浪漫主义的崇高的美学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34]。尽管怀特自己坚持一种现代主义的立场，他的理论也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契合之处，然而，这种契合只是局部的，而非全部契合，因为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仍然严格遵守主客二分的客观实证主义史学，追求历史的客观稳定性。而这正是怀特所极力反思和批判的焦点。
其次，尽管怀特没有完全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但他对那种单一论的客观性又持批判态度，在这方面，他的理论主张又具有某些后现代特征。后现代的基本特点在于解构，这在怀特的思想里亦有非常明显的反应，他解构了传统史学所谓绝对的客观与真实的梦想。怀特曾在访谈中表示，他很推崇德里达和巴特，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于解构历史叙事有借鉴意义，后结构主义是一种注重文本的引人深思的激进的理论。[35]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存在种种的主观建构因素。比如，他认为历史编纂与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都需要选取材料、情节编织，融入意识形态因素、主观偏见，都具有非技术语言的比喻色彩。这就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边界。同时，历史所蕴含的种种文本性因素和文学色彩，决定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具有种种不确定性。因而，怀特的理论不追求历史解释的唯一答案，而追求历史解释的增殖，追求一种多元化、异质性的历史。这些理论取向，以及怀特对传统史学的质疑、批判、解构本身都与后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内在精神相契合。这也是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将怀特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的主要原因。[3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怀特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的对多元化、异质性历史阐释的追求，不同于漫无边际的相对主义。在此问题上，怀特对纳粹屠杀事件的承认以及如何再现这一事件的看法表明，他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是一种以善恶标准、时代的道德价值判断为底线的有边界的相对主义，而不是取消一切标准的怎么说都可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怀特认为，尽管历史学家可以采用不同的情节模式来再现纳粹屠杀事件，但是，如果以纯粹的史实罗列的方式来再现，那么就要排除掉喜剧的情节模式，也就是说，纳粹屠杀这一事件的悲剧性不允许历史学家采用喜剧的情节编排模式。只有当史学家不拘泥于史实性的字面意义的再现，采用比喻意义的再现方式时，才可以根据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来再现，不受限制地使用情节模式。怀特的立场显示了他对于当代公认的道德判断标准的认同，也显示了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仅仅是封闭书斋里的纯粹学术推理，而是要受制于主流话语、政治立场等，这些限制就是相对主义的边界和底线。[37]
由上可见，怀特的思想同时具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希梅尔法布曾指出过实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的三种态度的差别。她认为，实证主义追求的是关于过去的完整不变的绝对真理，现代主义历史学尽管怀疑绝对真理的存在，却相信暂时的局部真理，尽管也是相对主义的立场，但相信过去本身的实在性；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却否认关于过去的任何客观真理，否认过去的稳定性、不变性，认为所谓的客观历史只是一种将意识形态隐藏于注解和“事实”之后的神话与迷信。[38]对于怀特而言，他一方面解构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绝对客观性，指出了所谓的客观性中包含的种种主观偏见、意识形态、文学修辞等因素，反对历史解释的稳定不变性，坚持历史解释的多元化和相对性，追求历史的增殖；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事件的客观性，承认历史与文学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他的学术出发点也不是为了将历史虚无化，取消历史学科的独立性，而是为了捍卫历史的尊严。这与希梅尔法布所说的某些极端的否定所有意义与实在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就此来说，怀特的史学思想无疑有着充分的复杂性，既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又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不能简单地给他下片面的定论。
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由于倡导历史的诗性而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人们也一般据此将他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代表。但是，只关注怀特思想中的后现代特征的学者却忽略了他思想中同样存在的现代主义特征，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后现代主义是否能够独立于现代主义？王晴佳指出，不能将现代与后现代视为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后现代建立在对现代的反思基础上，两者不可截然割裂。[39]程光泉持相似看法，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交融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史学不是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完全否定，而是现代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延续。后现代主义并非要完全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而是要重新建构历史的客观性。“它是对历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却也未尝不是对传统历史学叙事方式的反拨与修正。”[40]伊格尔顿也指出，后现代主义产生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它所斥责的现代主义的亲生孩”[41]。笔者认同上述三位学者的看法，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也不可将这两者的关系完全割裂，后现代主义蕴含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反思和批判，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彻底瓦解现代主义精神，而是通过这种反思和批判来建构一种更好、更完善的现代主义精神。后现代史学对现代主义史学所遵循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持批判态度，不断地挖掘历史编纂与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语言学等因素来破除稳固的客观性与权威性，以达到历史祛魅的目的，而对历史的祛魅正是为了实现一种真正的客观公正。
由此可见，怀特“现代主义者”的自我界定，并非一种简单的情绪发泄，而是在克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评价尺度问题上所标示的理论取向，即通过这种理论宣示而表明，他的理论最终归结点不在彻底解构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也不在彻底瓦解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当性，而在于通过解构传统的历史与文学、客观与虚构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进而重建历史学的尊严。
那么，怀特为什么会声称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呢？首先，这是一种坚定立场的表达，即便以解构一切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席卷整个世界，当所有的人都不再坚持现代主义的时候，他依然固守现代主义立场，成为“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其次，他对现代客观实证的科学历史学的批判反思也好，解构摧毁也罢，其实都在以一种比较激进的方式重建另一种更接近客观真实、更多元全面、更有说服力的历史，以后现代的方法和视野去反思和批判现代史学，从而修正和弥补现代史学的缺陷和不足。就此意义而言，怀特基于批判而形成的现代主义认识是一种接近完美理想状态的现代主义，兼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优长而形成的独特的现代主义，这也是现代主义所能“最后”达到的状态和境界。这样一种看似对立的双重立场其实并不矛盾，彰显了怀特的理论在后现代主义的表层之下蕴含的丰富的现代主义纹理。因而，怀特的这一自我表述不应被理解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而是“后期现代主义”（late-modernism）。后现代史学是对现代史学的补充，而非替代。正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所言，“后现代主义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是它的新生，它的不断新生”[42]。在此前提下，后现代史学只是我们在追寻历史真相途径中的一种有益的借鉴、参考和善意的提醒，但绝对不可将历史编纂与文学创作完全等同，走向取消一切历史感的泛文本主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怀特表示过，他不介意人们怎么界定他、称呼他，他认为标签或者派别并不重要。他主张的是对著作本身的阅读活动，“如果它对你的研究有帮助，那很好；如果相反，那么请忘记它”[43]。笔者认为，对于海登·怀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家，到底属于哪一个流派，应该避免简单地贴标签的定论式研究，较为客观、辩证的方法是通过对他的理论观点的梳理和辨析，通过对他的理论出发点和问题意识的分析，来审视他基本的学术立场。
第三节 海登·怀特的问题意识
被称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兰克代表了客观实证史学的治史思路，强调搜集原始史料，按照实际的样子去书写历史。科学史学的主要特征是注重历史的精确性，反对将历史作为艺术，反对历史与文学结合。过于强调考据、量化技巧的科学史学往往十分枯燥乏味，因而劳伦斯·斯通《叙事的复兴》的发表引起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事性、文学性的重视，海登·怀特更是提出了历史诗学理论。
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提出与他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柯林武德在他的自传中曾谈到，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只有知道了某个命题的问题意识，才能清楚地知道这个命题的真正意蕴。相反，如果不了解研究者所提出的命题的问题意识，就会对他的命题产生误解。[44]因而，我们对怀特及其理论的认识要在认真考察他的问题意识的前提下进行。可以说，怀特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正确地评价他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怀特的问题意识何在？
考察怀特的问题意识，需要了解他在历史研究中所碰到的并试图去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在《元史学》一书的前言中，怀特明确地指出，他不满于当前学界对历史性质的认识，而他写作《元史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挖掘历史的诗性要素。可以说，怀特的问题意识与他对“什么是历史”的认识密切相关。事实上，尽管传统的客观实证史学和后现代的文本主义史学之间存在种种不同，但争论的根源却在于对“什么是历史”的理解不同。正如盛宁所指出的，怀特的历史观首先包括对“什么是历史”的重新定义，反对将历史等同于过去的事件，历史的特性不仅在于“过去性”，也在于文本性。[45]怀特对历史文本性的强调是出于对传统的科学史学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与科学、艺术的关系的一种再思考。
在《历史的负担》[46]一文中，怀特批评了“费边策略”（Fabian tactic），重新定位了历史的性质，它与科学、艺术的关系。所谓“费边策略”，是指当社会科学家批评历史缺乏科学性、方法性时，历史学家便声称不能以科学的标准来评价历史，因为历史不仅注重分析方法，也具有艺术性；当文学艺术家批评历史枯燥乏味，缺乏对人类深层意识的挖掘和文学再现模式的运用时，历史学家便声称历史毕竟具有科学性，强调数据、史料、叙事的准确，不能等同于文学艺术。这样一种策略使得历史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中介，将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论结合起来，因而在很长时间内都适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人们对科学与艺术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片面强调二者的差异和断裂，而是更多地注意到它们的共通性。既然科学与艺术具有某些共性，也就不再需要在它们中间建立一个沟通的中介者。此时，许多历史学家依然固守于陈旧的历史再现观念，拘泥于枯燥的数据和文献考订、整理，因而引起人们的不满。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强化了人们对历史的敌意，并生成了一种反历史的态度，因为原本应该为当代提供教育、训诫作用和指引未来的历史，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是战后，都没有提供任何的启示和帮助。相反，过去的思想、制度和价值观念却成为强加于现在的负担，所以不应该研究历史。
在这种人们对历史表示失望、敌意和排斥的史学困境下，怀特提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历史的性质与地位，重塑历史的尊严，将现在从过去的重负中摆脱出来。那么，如何去做呢？怀特认为有三点方法，首先，就历史的研究目的而言，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而应将对过去的研究作为理解现在的角度，为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其次，就研究的方法而言，史学家应该放弃过时的将历史事实看作是给定的客观性概念。同时，史学家在运用社会科学的新技术和方法时，也要利用现代艺术和文学的再现技巧，将对过去的探索建立在科学与艺术的共性而非差异的基础之上，将历史作为与科学、艺术平等的一门学科来看待。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最后，就历史再现的观念而言，史学家要认识到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再现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观点，而是存在许多不同的再现风格和正确观点。在严肃地看待过去的前提下，不同的史学家可以怀有不同的情感和思想倾向。[47]
由此可以看出，怀特既不单纯赞成历史的科学性，也不单纯赞成历史的艺术性，而是主张历史要独立于二者而存在，吸收和利用它们的最新成果，重塑历史学科的尊严。对于史学家来说，既要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又要合理运用现代科学和艺术的方法去更好地服务于历史。怀特认为，这种关于历史研究和再现的观念将开拓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当代科学和艺术洞见的可能性，而不会导致严重的相对主义和把历史作为宣传的倾向，也不会导致将历史与科学结合的一元论。
一些学者认为，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倡导历史的文本性，发掘历史叙事的深层诗意结构，从而将历史完全等同于文学，取消了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界限。[48]这些学者批评怀特无视历史学科所包含的纪实成分、客观性、真实性，鼓励史学家随意地进行主观臆造，走向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问题在于，怀特确实提出了历史编纂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诗性建构因素，指出了历史所含有的虚构性和文学性，但是他是否因而主张彻底取消历史与文学的边界，将二者完全等同？
从对《历史的负担》一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怀特坚决捍卫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自主地位，反对将历史作为科学和艺术的中介。如果怀特真的主张消除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将二者完全等同，那么，首先从逻辑上来讲，这就与怀特捍卫历史学科的地位、主张重塑历史尊严的立场相矛盾。需要注意的是，怀特为什么既捍卫历史，又主张历史的文学性，进而强调历史与文学的融合呢？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历史的诗性、历史与文学的融合是否就意味着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属性的必然消失？如果考虑到怀特提出其历史诗学理论的具体语境和学术出发点，就可以理解他看似自相矛盾的理论背后的真正意图。
在《历史中的阐释》一文中，怀特通过分析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叙述与阐释的神话性质，指出历史所具有的虚构性，“尽管历史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其编目学的优势为科学作出了贡献，但它绝不是一门科学”[49]。在《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中，怀特认为，历史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前者缺乏严格的概念，也没有达到科学对普遍规律的认识；历史与文学的不同在于历史着眼于“事实性”，文学着眼于“可能性”。既然历史与科学、文学都不相同，那么，怀特为什么偏偏主张历史向文学而非向科学靠拢呢？原因在于怀特对当时历史现状的认识与思考。他指出，当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将历史作为科学，为了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排斥文学因素，他们关注社会科学中最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发展情况，并尝试将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冲突与化解理论等运用于历史编纂，但极少运用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在史学家偏于科学性、忽视文学性的情况下，怀特表达了他对历史学科处境的担忧：“为了看上去科学和客观，它已经抑制和拒绝了自身的力量和革新的最伟大的来源。通过将历史学再次拉回到与其文学基础的紧密关系中，我们不仅能防止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曲解，也能达成一种历史的‘理论’，没有它，历史就不能被作为一门‘学科’。”[50]正是出于对历史学科的担忧和捍卫，怀特主张历史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和科学而失去其文学基础和想象力，历史不应该仅仅是一堆毫无生命力的数据，而是应该为现实服务，为当代的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在此语境下，怀特提出其历史诗学理论，发掘历史所具有的种种诗性因素，指出历史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和融通性。因而，他的历史诗学并不是为了摧毁历史学科的独特属性，将历史合并到文学阵营中，而是通过利用文学再现技巧，通过对历史自身文学性的自觉意识和张扬而更好地认识历史、编纂历史，树立历史学科的尊严。
接下来的问题是，历史的诗性、历史与文学的融合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属性的消失？怀特认为，这并不会导致历史客观性的彻底消失。尽管历史学家可以运用种种文学再现技巧和修辞因素，不同的史学家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也可以怀有不同的情感和思想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地虚构历史。首先，史学家应该严肃地对待过去；其次，史学家所面对的是史料，需要尊重“客观性”，文学则可以虚构，书写的是“可能性”，这是历史与文学的根本不同；最后，历史独特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历史既含有相对客观真实的事件和史料，也含有对这些材料的加工陈述，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而且主观性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上，并非随意地捏造、建构。针对一些学者的指责，怀特曾声明，他并不否认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的可能性，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还有人文方面的，“我所表明的目的是，我们不必要在艺术与科学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我们在实践中也无法这么做”[51]。诚然，历史编纂过程中存在种种诗性因素、转义的成分，但是，“这不是指传统的历史学是内在固有的不真实，而仅仅是说，它的真实包括两种：事实的和比喻的”。[52]
由此可见，怀特对于“什么是历史”的观念是辩证的，既非传统的客观实证史学，也不是极端的虚无主义立场，而是主张在尊重过去客观性的基础上，采用文学艺术的技巧、情感表达，以实现历史再现的增殖，丰富历史的意义和维度。如果我们忽视了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只看到他对历史诗性因素的张扬，只看到他在模糊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在倡导语言的歧义、历史文本的歧义，那么，就很可能推论出他是一个解构历史客观性、解构历史学科的独立性从而使历史走向终结的虚无主义者。正是怀特的问题意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他思想的复杂性，也进一步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既捍卫历史的学科尊严和独立性，又倡导历史的文学性，既承认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又提出历史叙事过程中的虚构性和主观性。这些看似矛盾、不相容的二元对立观点，正是怀特所质疑并试图颠覆的。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始终在客观与主观、历史与诗性、事实与价值等一系列看似对立的概念之间游走，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辩证统一的、真正的多元共存的历史。
小结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劲影响下，历史学经历了后现代转向，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史学。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对后现代史学的态度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有学者指责后现代史学等于一切皆是文本、一切皆是虚构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有学者认同后现代史学对宏大叙事、普遍理性、客观性的解构，对他者的关注，对多元性与差异性的倡导；还有学者澄清、辩解后现代史学并非语言决定论和虚无主义，并非彻底瓦解客观性，而是为了重建客观性。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去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一方面，在承认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不可否认的前提下，看到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承认并非绝对客观，承认历史的文本性、语言性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存在。这是后现代史学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地方；另一方面，不论后现代史学是否真的主张语言决定论，是否真的将历史与文学完全等同，其对历史文本性的过于强调，对历史客观性的漠视，都无疑有其批评者所担忧的语言决定论的嫌疑，也容易导致激进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从而导致彻底否认历史实在的虚无主义。这是我们需要注意避免的。
海登·怀特一向被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然而，对他的后现代身份的强调往往会忽视其思想中的现代主义因素。事实上，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中既有后现代史学的特征，又具有现代史学的特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的断裂、对立关系，后者正是在对前者的继承、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后现代史学不可避免地蕴含着现代史学的某些观念。而怀特对现代史学所恪守的客观性的质疑与批判，他由此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所具有的后现代特征，都不足以给他的学术立场下一个简单化的定论，而只能说明，他通过对现代史学基本的客观性概念的批判来重建一种更加真实、更加客观的历史，也就是真正地包容了不同声音和视角的增殖性历史，这样的历史比起只有唯一标准的历史来说，更客观、更公正。同时，怀特对客观性的批判和解构，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解构而解构，而是通过这种批判和解构，修正现代史学的缺陷和不足。
因此，对于怀特的理论，不应该以他的某些代表性的观点来给他下一个结论，贴一个标签，从而忽视他理论中虽然没有重点强调但也明确指出的观点。比如，怀特的批评者一般倾向于认为，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一直在强调历史的诗性因素，如历史学家所用的语言的歧义性、历史叙事的故事性、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情节的编织、意识形态的渗入等。这些诗性建构因素似乎表明，历史编纂与文学创作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等同。而怀特对历史的文本性和语言的强调又忽视了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的客观性，似乎一切皆是虚构，一切皆是语言的游戏。问题在于，怀特明确指出过，历史与文学在内容上存在本质的不同，历史不可以虚构，而文学可以。同时，历史编纂中的诗性色彩与文学创作有着程度和量的区别。这些都决定了历史不可能与文学完全等同。怀特对语言的强调与语言决定论也有本质不同，“强调”并不等于“彻底认同”。而这些恰好为怀特思想的研究者所忽视。
此外，对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认识和评价需要联系他的理论出发点，他源于何种问题意识。怀特的问题意识在于，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为此，历史研究要与时俱进，运用现代科学的技术方法，以及现代艺术技巧。但是，这些方法的运用并不等于否认历史与科学、艺术之间的界限，这三者根本的区别在于素材而非方法，方法并无学科的限制，只要有助于表现历史，可以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同时，对过去的描述、再现的方法与视角可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视角再现的只是一种真实，而非全部真实。不论以何种方法和角度再现历史，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尊重过去的严肃的态度。怀特认为，历史的地位与尊严不在于充当科学与艺术的中介，那样恰恰抹杀了历史的独特价值，而是在尊重过去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科学与艺术的各种方法，以便为更好地再现历史服务。反观当代的史学研究现状，历史学家往往过于注重历史的科学性、客观性，而忽视了历史中所蕴含的种种诗性因素。因而，怀特认为，应该重视历史的诗性因素，应该采用文学的再现方式来为史学实践服务。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使得怀特提出了历史诗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史学也好，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也罢，如果说它们都质疑并挑战甚至解构了传统的单一性、统一性、绝对性的历史观，倡导历史阐释的多元性、异质性、相对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它们彻底否认了传统史学观的所有基本概念，彻底否认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历史认识所可能达到的真实可靠性，将历史完全文本化、语言化，使历史学科完全沦陷为语言的不确定游戏？可以说，怀特的理论以及后现代史学所引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看待它们所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性、异质性、相对性的问题。历史的文本性、诗性是意味着历史不可能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还是表明原本的传统史观过于简单武断，要寻求历史的增殖与多元？正如罗伯特·伯克霍福（Robert F.Berkhofer，Jr.）所追问的：“这是一个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清白丧失的叙述，还是一个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复杂性增加的叙述？”[53]
笔者认为，从怀特的学术定位与问题意识来看，他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并不是为了彻底地瓦解传统史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而是在对这种绝对、唯一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反思与批判中探寻历史的多元与增殖，不是为了彻底取消历史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所有基础和可能性，而是让人们意识到历史并非稳固的单一体和统一体，它自身就是一个各种意义互相冲突的不确定的复杂领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
[1]此处不展开讨论，相关论述可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一书的第六章《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危机》，作者认为，给后现代主义定义要涉及三个术语：现代性（modernity）、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详见［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而范围广泛的术语，它既是一个历史时期，又是一种文化、一种理论、一种普遍敏感性。从文化上说，后现代主义可定义为对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的反应，从哲学上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是反对绝对主义、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政治总体性、历史的宏大叙事，反对整体性、普遍性、单一性，主张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异质性和断裂性。伊格尔顿还分析了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的区别、后现代主义的困境等。详见［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新旧历史学》第一章《新新史学：后现代主义》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适用于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等的一个总括性术语。详见［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3页。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中第一章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中详细讨论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有关的如何理解“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作者认为，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后现代”这个术语的概念，从“现代”到“后现代”，是认知范式的转换，是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层面的话语解构与建构活动，是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详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39页。
[2]相关论述可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35页；［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69页；［德］约恩·吕森：《消解历史的秩序——现代和后现代交叉处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记忆的问题》，张永华译，载陈启能、王学典、姜梵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3]［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4]［英］M.C.Lemon：《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当代走向》，毕芙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5]［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6]［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89页。
[7]［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8]Arthur Marwick，“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The Metaphysical（Including‘Postmodernism’）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1，January 1995.
[9]［英］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219页。
[10]［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如其所好地述说历史：不顾事实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张志平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第5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1]Perez Zagorin，“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Reconsiderations.”History and Theory，Vol.29，No.3，October 1990.
[12]［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如其所好地述说历史：不顾事实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张志平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第5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9—24页。
[13]艾文斯对保罗·德曼事件的分析，详见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238页。艾文斯曾追问道：后现代主义主张多元化，但是如果所有的多元立场、理论、知识都是同样有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就应该相信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而非别的？他引用保罗·珀胡山的论述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反驳：“假设一个声明与其对立方同样是对的，假设一个立场和另外一个相反的立场也都是对的，那么，因为有一个立场——实在主义（realism）——认为两个互相对立的声明不可能都是对的，后现代主义将不得不承认其自身同其论敌——实在主义，一样都是对的。但后现代主义是不愿意承认此的，大概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核心所在，就是认为实在主义是错误的。”（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第220页）
[14]Lawer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No.85，November 1979.
[15]［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36页。
[16]［澳］凯斯·文沙特尔：《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李凌翔译，《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
[17]［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8]同上书，第208页。
[19]［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20]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9页。作者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不可能将它简单地归纳为文本，局限于文本的问题范畴内。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但纳粹战犯福利森却在审判时否认这一种族屠杀行为；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但这一惨案至今仍被日本的正史排斥。因此，作者指出，如果仅仅把历史等同于文本，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2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5页。
[22]相关论文可参见陈新《实践与后现代史学》，《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陈新：《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3]陈新：《实践与后现代史学》，《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24]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25]张永华：《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26]［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7]［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8]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怀特曾说：“我只是现代主义者……我对历史的态度，和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十分类似，但要说我是个后现代史家并不正确。”（陈建守主编：《史家的诞生：探访西方史学殿堂的十扇窗》，戴丽娟、谢柏辉等译，时英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在埃娃·多曼斯卡对怀特的访谈中，怀特也说过，一些人倾向于将他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但他认同林达·哈琴（Linda Hutcheon）将他作为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我整个的思想信息，我自身的发展都在现代主义之内……我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Ewa Domanska，Hans Kellner and Hayden White，“Interview：Hayden White：The Image of Self-Presentation.”Diacritics，Vol.24，No.1，Spring 1994.）
[29]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30]［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海登·怀特曾指出：“在美国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对历史的否定、是事实与虚构的混杂、是相对主义，是可以对任何东西说你想要说的任何话。”后现代主义者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因此许多批评家极力挞伐后现代主义者。（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31]（德）约恩·吕森：《消解历史的秩序——现代和后现代交叉处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记忆的问题》，张永华译，载陈启能、王学典、姜梵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32]Hayden White，“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2，April 1995.
[33]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121.
[34]Ewa Domanska，Hans Kellner and Hayden White，“Interview：Hayden White：The Image of Self-Presentation.”Diacritics，Vol.24，No.1，Spring 1994.
[35]王逢振：《交锋：21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
[36]代表性的观点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40页，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最强调的是历史与文学的沟通，批判近代史学无法反映真实，而怀特的《元史学》就是以会通史学与文学为目的，他确是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的始作俑者。
[37]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五章中的“如何言说纳粹屠杀？——海登·怀特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辨析”。
[38]［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如其所好地述说历史：不顾事实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张志平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第5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9—24页。
[39]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40]程光泉：《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作者针对如何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进行了论述，第一，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它有时间上的规定性，是相对于现代来说的。第二，后现代性指涉的是西方社会生活的现实境况。“把后现代性看作当代西方社会境况或状态的指称，是从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和研究的组织形式、意识与情感、价值观、文化、工作与闲暇的组织形式、安居的类型等方面的基本境况做出界说的。”后现代性的社会意义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毁灭、理性价值观的崩溃、社会道德沦丧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消极面进行批判，后现代性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尖锐的矛盾。第三，后现代性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想文化氛围的表征，显示了“中心”被“边缘”取代，总体化、同一性、本质论、基础论被多元化、多样性、异质性、不确定性取代。第四，后现代性指称的是怀疑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反理性主义等多种认识方式与方法。后现代性的认识方式从内部解构了现代性的认识方式，解构中又包含着重构。关于如何理解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不存在非常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存在互相渗透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超越，“当代西方社会，传统思想、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杂糅并存，只有‘强弱’之分，并无灭绝之迹。就后现代主义而言，它既居于传统与现代之中，又是发现传统与现代矛盾的产物。应该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呈现出犬牙交错之势，后现代主义在超越与反叛过程中延续着现代性理念”。后现代主义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结构，自身是一个矛盾体，因此“如果把后现代主义某一方面的某一特征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其结果是只看到了不确定性而看不到内在性，只关照了解构性而忽视了重构性，只看到了颓废性而看不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具有破坏性力量，给历史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必须通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平衡，来消除历史学的焦虑。
[41]［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5页。莱蒙的《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当代走向》一书的第三编第十四章“历史的终结？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的代表性思想，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科的挑战。莱蒙将后现代主义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对比，将这二者都作为一种发端于文学艺术，之后影响到其他领域的运动。莱蒙认为，后现代主义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抵制的基础上，他们将现代主义界定为西方文化中以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科最重要的影响是再现的终结或危机。参见M.C.Lemon《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当代走向》，毕芙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557页。让·弗朗索瓦·梅托在论述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或常规历史的批判时，指出这种批判表现在四个方面：否定人类事物和知识中的进步、发展观念；挑战历史学家的客观性；否定历史编纂学的理性；质疑常规历史在理解和传播人类政治、道德、文化等方面所起的媒介作用。他认为，传统史学与后现代史学远非水火不容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是都具有相同的叙事特征，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参见让·弗朗索瓦·梅托《“传统”历史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贡献》，载（加）斯威特（William Sweet）编《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魏小巍、朱舫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293页。
[42]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对“什么是后现代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李明明译，载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43]Ewa Domanska，Hans Kellner and Hayden White，“Interview：Hayden White：The Image of Self-Presentation.”Diacritics，Vol.24，No.1，Spring 1994.
[44]［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页。
[45]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5页。
[46]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27.
[47]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41－47.
[48]代表性观点可参见本书《国内外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海登·怀特研究》的相关论述。
[49]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57.
[50]Ibid.，p.99.
[51]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23.
[52]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10.
[53]［美］Robert F.Berkhofer，Jr.：《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刑立军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