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能决定其是贫穷还是富裕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Lostow，1962）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财富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自然资源越多，其财富也就越多，丰裕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地促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源诅咒开始被讨论，也就是说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就长期而言反而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或地区，比如“荷兰病”现象，刚果的“黄金诅咒”，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的“石油诅咒”，智利早期的“铜矿诅咒”，等等。即使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会发现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表现远不如那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祝福与诅咒同出一辙”，资源诅咒是一种普遍现象吗？对我国而言，自然资源丰富，可是分布极其不均匀，表现为中部、西部地区资源分布相对富集，而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资源匮乏，资源供给长期不足，尤其是在能源资源方面。但是，我国的资源相对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却远不如资源匮乏的地区，西部地区明显的资源优势并没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是否存在资源诅咒问题？如果资源诅咒假设成立，中国西部存在的资源诅咒与一般资源富集国家和地区的有什么不同？导致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中国因素是什么？又如何摆脱“资源诅咒陷阱”？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一　研究背景

（一）国际现实背景

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地区发现了大量天然气，到了70年代，国际石油市场发生了两次石油冲击，导致油价上升，给荷兰带来了意外的收入，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的出口急剧增加，国际收支出现了顺差，出现了比以往更加繁荣的经济景象。荷兰本来是以制造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国家之一，因为天然气的产量增加，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资本被吸走，出口高额利润使货币升值，从而削弱了制造业制成品和农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繁荣结束后，就遭受到了经济增长崩溃、出口下降、通货膨胀上升、失业率增加和收入增长率降低等问题的困扰。人们通常把这种综合病症称为“荷兰病”，是资源诅咒（Auty，1993）现象的一种。

这种资源诅咒现象并不仅仅在荷兰出现过。20世纪60—80年代初期，尼日利亚得到的“石油意外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这些收入全部成为政府的支出，公共投资增加，公务员工资涨了1倍，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实际汇率上升。到1984年，尼日利亚非石油出口下降了近90％，呈现了典型的“荷兰病”症状。还有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墨西哥、伊朗等不少国家都分享到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横财，之后都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症状。因此，有人认为，如果不出现油价暴涨，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成功摆脱了资源诅咒的陷阱，比如智利、挪威、冰岛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是凤毛麟角。

自21世纪以来，中东和北非的多个国家如阿富汗、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严重的骚乱和政治动荡。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有异常丰富的石油等资源，政权的维护或变更以资源的争夺为中心。领导人依靠石油的巨额外汇建立更大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持旧的政治体制，一旦面对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脆弱和不稳定就马上显现，甚至带来暴乱或战争。这种极端的社会状况对国家或地区的长治久安是毁灭性的。也就是说，丰裕的自然资源也可以用来维持一个落后的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一定能够必然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安定。

（二）中国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78—2009年30多年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虽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但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水资源特别丰富，西部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的资源生产中心。

在已探明未开发储量、未探明潜在资源储量方面，西部地区具有数量和质量的绝对优势。从已探明的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矿产能源非常丰富，全部矿产保有储量的潜在总价值达61.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66.1％。西部地区矿床类型多而齐全，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目前世界已发现156种矿产中，该区已经找到138种；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有24种。如滇、黔、桂有世界第1、第2位的钨、锡、锑、锌、汞、铅等矿，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仅探明的储量就相当于世界各国储量总和的5倍。该区的矿产地域组合较合理，有利于综合开发和降低成本。西部地区的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高达87.6％和39.4％。在能源矿产方面，该区煤炭资源分布广，煤层厚、储量大、质量好。在已探明的矿产储量中，煤、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国总量的60％、30％和25％。陕、甘、宁地区已经成为中国陆上最大的整装气田和世界级大型气田，是西气东输的主要基地。图1-1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主要矿产资源分布。[1]

但是，丰裕的资源及其繁荣并没有为我国资源丰裕地区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西部地区明显的资源优势并没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资源丰裕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相对于资源贫乏的东部地区没有表现出任何优势，西部和东部在人均实际GDP上存在明显的绝对差异，而且差异扩大的趋势非常明显（见图1-2）。

从图1-2可知，从1990年至今，我国东部和西部人均实际GDP差距较大，中西部差距较小，东部和西部虽然近年来相对差距在缩小，但是绝对差距仍然有扩大的趋势。1992年东部人均实际GDP约为西部的两倍，到2004年，东西部地区人均实际GDP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68倍左右。进入21世纪后在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的扶持性政策作用下，东西部人均GDP开始呈现缩小的趋势。但即便如此，2009年东部人均实际GDP依然是西部地区的2.3倍左右。

第二，资源丰裕的西部地区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也远低于东部水平（见图1-3）。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体现了一个地区整个经济活动成果的最终体现，表示一定时期内居民平均每人占有和享受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也反映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图1-3显示1992—2008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变化。

图1-3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在不断地扩大，2009年，东部地区人均居民消费约为13153元，西部地区约为6726元，仅为东部地区的1/2，而且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

第三，中国面临着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问题。截至2011年11月，国家已分三批界定了全国69座资源枯竭城市。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资源型城市逐渐受到资源枯竭的威胁，在开发建设各资源城市时只考虑资源的开采，而忽略了城市发展的条件和因素，导致了诸多问题，这是资源诅咒内在作用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态环境恶化，耕地退化、盐碱化和沙化，水资源需求告急等问题；资源型产业既是主导产业，又是支柱产业，城市对资源产业的依赖性很大，造成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城市功能不全，第三产业以及可替代产业发展落后；矿业城市在管理体制和利益机制上矛盾突出。矿业企业创造的利税，地方城市留成很低，容易造成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的本末倒置、功能错位状况等。因此，中国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必要的。但是，在西部地区很多省、市、县级地方政府至今仍然大力支持自然资源采掘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将其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或先导产业。从西部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可以发现，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都将资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这种产业布局具有明显的资源开发倾向性。我国资源丰裕的西部地区将会更大规模开发各种自然资源。

（三）研究背景

关于自然资源诅咒的命题研究已经讨论了半个多世纪，并将继续存在，类似于多数经济学命题，同样也经历了从实际经济现象出发，然后到非规范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过程。其中，对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观点分歧也频繁出现。

最早对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悖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普雷比斯奇、辛格等（Prebisch，Singer et al.）首先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活动角度解释自然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Prebisch，1950，1964；Singer，1950），即贸易条件恶化论。其后，赫希曼、西尔斯和鲍尔德曼（Hirschman，Seers and Baldwin）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分析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涉及自然资源、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Hirschman，1958；Seers，1964；Baldwin，1966）。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没有统一的命题。20世纪70年代前后，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都停滞了。这一20世纪中、晚期的经济现象激发了很多经济学家开始考察这个问题的兴趣。奥蒂（Auty）较早地关注了这一现象，于1993年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并于2001年对自然资源做了一项重要的分类，他把自然资源分为点资源和散资源，前者是指那些矿产资源，例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后者主要是农产品（Auty，1990，2001）。该时期集中在跨国的案例研究，多为非规范的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些研究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兴起（Romer，1986，1990），其典型的特征是研究方法的逐步趋向于正规化，建立正式的模型，利用计量经济学或博弈论，证明资源诅咒的存在。除了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跨国层面上，也有学者对一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Matsuyama （1992）建立标准的经济模型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研究；萨克斯等（Sachs et al.，1995）在Matsuyama的标准模型上提出了动态的“荷兰病”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学者的研究为这一命题的佐证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以及后来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寻找这一命题的合理解释机制以获取克服这一现象的正确做法。之后，许多学者（Leite and Weidmann，1999；Gylfason， 2000，2001；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Cooke et al.，2006）；徐康宁和邵军（2006）也得出与其广泛一致的结论。自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1995）之后，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成为最稳定的经济学结论之一。归结众多学者的研究，用于解释自然资源诅咒的主要传导机制有“荷兰病”的存在、贸易条件论、产权、寻租、腐败、内战、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等。但是，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是否成立仍然存在分歧。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源禀赋良好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其经济增长将好于资源贫乏国家。近期的一些文章（Alexeev and Conrad，2005；Stijns，2005；Brunnschweiler，2007）又提出了不同意见。大量案例研究也发现了新事实，并不是所有资源丰裕国家都遭遇了发展失败，比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30年前都依赖石油，但是如今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DP是尼日利亚的4倍。

自然资源诅咒现象主要产生可能是多种因素，也有可能是单个核心因素，传导机制不确定也导致了其政策含义不明确。“荷兰病”、挤出教育投入、制度安排、挤出技术创新、寻租、产权不清、腐败等分别被不同学者认为是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只有认清其主要路径才能改善其不利影响。但是，几乎没有文献研究可以在证明自己的同时排除其他假设，选择不同研究对象、数据类型、变量指标和增长模型就会出现较明显的差异。本书基于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地区发展的需要和自然资源诅咒理论、实证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选择自然资源开发或资源产业两个方面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中探讨其作用和主要路径，进而提出加快资源丰裕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　研究问题

如前所述，在中国资源相对丰裕的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问题？如果我国的资源诅咒假设成立，那么中国西部存有的资源诅咒与一般资源富集国家和地区存在的资源诅咒有什么不同？导致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中国因素是什么？又如何摆脱资源诅咒的陷阱？国内已有大量的文献从地理环境、历史因素、战略选择、先后发展、市场化与开放度等角度加以诠释，本书的研究则尝试以体制双轨制的视角等对西部落后（资源诅咒）的原因作出解释。

本书研究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相关主要命题：

第一，从理论模型上，考虑我国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历程的实际情况，我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实证分析我国转型时期特有的双轨制体制（包括价格双轨制和制度双轨制）在自然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影响的内在机理。

第三，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我国异质人力资本分布和增强型人力资本投入与自然资源开发共同对区域经济增长如何产生作用，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对人力资本分布差异的影响。

第四，正视我国部分资源丰裕省区的资源型产业明显集聚，发展更加依赖资源产业，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却缓慢的事实，进一步分析这种既有经济结构空间变迁与技术进步及创新之间的影响，寻求转变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

第五，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相应的破解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第二节　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一　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梳理国内外自然资源诅咒相关的文献研究。对国际、国内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明确其理论的历史历程演化、基本观点走向，阐明其概念、特点及其表现形式。

第二，从理论模型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自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的历程，得出的基本理论命题有，资源部门的繁荣通过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挤出”制造业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也不利于该地服务业的顺利发展，造成资源地逆工业化发展，抑制本地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且，地区的资源开发或资源产业繁荣影响资源要素跨地区的流动，由于吸引的是简单技能的劳动力和资金资本，排斥高层次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创新等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要件，使得资源地的福利下降，拉大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第三，从体制双轨制角度，实证分析我国的资源诅咒问题。即我国转型时期特有的双轨制体制，包括产权双轨制和价格双轨制来考察我国省区的资源诅咒现象，将经济增长、资源丰裕地开发与体制双轨制三者纳入同一个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在渐进式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双轨制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所以，不能抛开双轨制体制这个因素，去研究一般经济层面上的资源诅咒问题。

第四，从人力资本异质及投入角度，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的资源诅咒问题。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无疑都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Galor和Moav（2004）提出，人力资本积累代替实物资本积累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特殊时期，地区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分布差异较大，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相同的影响；资源富集地大规模的开发是否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的能源产出地区大量地开发自然能源资源是否“挤出”了本地区较高层次的知识人才。

第五，从技术创新角度，分析我国资源诅咒现象中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对我国而言，在早期，国家为了加快内陆地区脱贫解困和缓解东部地区高速增长中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约束，对中西部地区实行了资源开发项目的政策倾斜。经过多年的发展，自然资源较富集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或正在明显地向资源产业集中，并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资源产业。这种通过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对当地长远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第六，破解资源诅咒，根据相应的分析，提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建立和完善资源型地区的资源补偿制度；促进资源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培养与积累资源型地区的人力资本；创建资源型地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等等。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对资源诅咒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在区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理论领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拓展，而且能够推动资源诅咒假说研究深入发展。

第一，自然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多数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自然资源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人们习惯于把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因素，而忽视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本书认为自然资源开发或资源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固有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问题作以新的阐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

第二，基于双轨制体制考察我国资源诅咒的问题，拓展了资源诅咒关于制度领域的解释，细化了此类问题的个体特性，增加了自然资源对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方面的机制影响的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分布差异对资源诅咒的影响，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衡量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考察的维度；对于资源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对资源诅咒问题的影响研究，为资源型地区遭遇的资源诅咒效应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机理，丰富了资源诅咒问题的内容。

第三，本书对资源诅咒多角度分析有助于解释我国范围内的该命题相关问题以及破解资源诅咒问题的理论路径。对国内省区范围的限定，统一了数据口径，外部环境几乎完全同质，研究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可以较好地识别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等影响。本书使用我国国内数据能够为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估计和解释。有助于更好地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能够为资源导向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以及我国资源型城市制定资源开采和长期经济发展规划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

（二）现实意义

本书对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于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缓解、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资源丰裕地区制度的改革、人力资本的培育与积累、合理产业结构的构建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民族团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日渐突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物质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差距也会影响到少数民族集聚区较多的西部地区，而其关系状况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关键原因之一就是西部的资源禀赋对经济的影响，本书的研究能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这种差距扩大的内因，为破解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参考借鉴意义。

第二，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不够透彻，更缺乏既有利于资源开发又能够减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资源枯竭型城市是资源诅咒内在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通过对资源诅咒的研究，可以把握好城市的转型时机，在资源型城市发展成熟阶段主动转型，可以比较平稳地、以较小代价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转移。

第三，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合理开采与产业布局。资源较丰裕地区是伴随资源开发而兴起，并以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如今面临的问题源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单一，产业结构缺乏弹性，产品过分依赖资源开采，资源型城市传统产品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的变化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剪刀差”。本书通过分析资源产业的发展在资源诅咒现象中的作用机理，有利于政府处理好增长与转型、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增大对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投入等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一　基本思路

基于以上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概述，本书的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梳理资源诅咒的理论进展、资源诅咒的路径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对论文中所涉及的其他文献进行综述。引入多个角度变量，初步观察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为以后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给定假设，构建资源诅咒的三部门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自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的历程，分析资源开发的繁荣如何影响生产要素在跨部门之间流动；是否排挤了其他部门的发展，如何影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是否拉大了资源相对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否造成了资源地福利下降等问题，来判别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发生和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经验分析方面，以我国省际层面为基本的样本数据单位，从资源开发或资源产业出发，具体分为三个角度来分析我国自然资源诅咒的问题。一是考虑我国特殊的国情，在渐进式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双轨制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所以，不能抛开双轨制体制这个因素，去研究一般经济层面上的资源诅咒问题。基于制度的解释，使用面板数据定量给出对资源诅咒问题的影响程度。二是从理论分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劳动力不论在部门之间，还是在区域之间的流动，都是关键的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本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所以，本书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人力资本异质，使用分位数面板回归模型的方法检验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使用了增强型人力资本投入指标做类似的验证。三是考虑我国中、西部的一些资源地的空间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明显地向资源型产业集中，并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资源产业，而产业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主流研究理论之一，然后进一步观察资源地的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发展，所以，本书就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解释——技术创新角度，检验资源型产业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第四，根据前述的资源诅咒不同角度验证的结论，为了缓解和破解资源诅咒的效应，本书从资源产权改革与资源补偿制度、资源价格改革、人力资本培养与积累、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和技术创新体系五个方面提出可行的对策与建议。

按照以上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框架如图1-4所示。

二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注重理论与经验相结合，以定量的实证研究为主。充分借鉴现有的理论文献成果，涉及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学科的一些内容和研究成果，力图达到研究预期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法：

（一）定性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是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时，本书采用文献综述的定性研究方法，在界定资源、资源诅咒等相关概念、阐明资源诅咒的机理时采用了定义、归纳、推理、演绎等定性研究方法。

（二）理论推演的方法

本书首先构建一个三部门经济系统基本模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下，探讨资源要素跨部门的流动，以及自然资源诅咒产生的内在本质的过程，然后基于局部改革理论模型，结合新经济地理理论要素，分析改革前后由于资源的跨地区流动，造成资源地社会福利下降的过程，进行具体的相关分析。

（三）计量实证的研究方法

本书开展资源诅咒的资源开发或资源产业的实证研究，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确定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是否存在，存在的机理是什么。具体包括计量经济学中静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位数回归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的分析方法等。整个研究过程中，多种方法有机结合，体现研究的科学性。

（四）其他常规研究方法

除了上面的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比较分析、图形分析等方法在本书研究中均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以建立更为有力的实证支撑。

第四节　本书的创新之处

本书主要创新有：

第一，不同于以往的理论模型研究，本书构建了“三部门+三生产要素”的理论模型，通过分析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部门之间的流动方式，进行观察市场经济下资源诅咒出现的内在机制。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也会强化资源诅咒的经济现象，本书基于局部改革理论模型，解释经济改革对我国资源诅咒问题的影响，并辅以新经济地理理论要素给予补充说明。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从体制双轨制上重新诠释了制度方面对我国资源诅咒的影响，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国情，在渐进式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双轨制还将持续较长时期，不能抛开双轨制体制这个因素，去研究一般经济层面上的资源诅咒问题。这与传统的从地理环境、历史因素、战略选择、先后发展等角度寻求地区发展差异的观点具有显著区别。

第三，人力资本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关键因素，考虑我国地区间人力资本分布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且人力资本不同类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本书在非条件均值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基础上，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来考察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四，在对策研究方面，本书尝试提出资源产权改革与资源补偿制度的建立是同一过程，与资源价格改革建议等都是摆脱资源诅咒陷阱的关键，为探索有效利用资源、实现国土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提供新的参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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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部、中部、西部省份范围见表4-1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