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俞兆平

旭东是我关门弟子。2009年，返聘期限已近，按校方规定，只能再招一届博士生。在这数字化、行政化的年代，恭谨遵命，岂敢恋栈，别自讨不自在。所以在面试时，对我这最后一位弟子稍加考量了点，印象还不错，清爽利索，应答机敏，最新的理论动态也能一一道来，虽有点书生气，但对学界的八卦糗事也不乏了解，看来孺子尚可教也。

跟我三年，旭东处于不断磨合之中，有点苦累了他。因为硕士时期他偏重于影视文学及美学的研究，而我的专业却侧重于中国现代文论及文学思潮，在理论准备与资料积累上有些脱节与错位，这曾使他一度陷于游移与彷徨。加上我之为学宗旨，偏重史实史料的开掘，强化历史语境的回归，时不时地会学胡适喊一声：“拿证据来！”这对80后的旭东来说，是有点苛刻，但他也只得认命，谁让他自投罗网，上错贼船呢？好在旭东还算听话，老老实实地去书堆爬梳了。

“出水还看两腿泥！”很快就到了博士论文的设计阶段了，写什么呢？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限，前后加起，满打满算，也仅三十余年，而我们这些以此为生的教授、学者，再加上一拨又一拨的研究生，明处经典的无穷挖掘自不必说，连书库里尘封的鲁鱼亥豕也都搅了出来，君不见，“鲁迅与计划生育”居然也有人选题作文。师徒俩牢骚发了，正经事还得做。

其时，我正在写关于阿Ｑ的文字，一时兴来，对旭东夸起苏雪林1934年评阿Ｑ的文字来。旭东回去一读，果然如是，而后又接触到苏在鲁迅逝世后“反鲁”的文章，引起了兴趣，便选定她。对此选题，我亦赞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苏雪林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以及她那独特的生活经历，构成一复杂、丰富的文学个案。特别是她赴台之后，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遮蔽，逐渐淡出了大陆文坛与学界，甚至一度为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所遗忘和否定。所以，还是可以做点文章的。

说来也巧，当时我和台湾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昌明教授有些学术上的来往。苏雪林先生自1956年起，至1999年逝世，均在成功大学度过。陈教授为整理、修复、搜集、出版、保存苏先生的文稿、遗作及文物等，耗费心血。当他得知我的学生准备以苏雪林先生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时，十分高兴，特地从台湾邮寄来八本苏先生的著作，为旭东的写作提供了不少方便与帮助。

旭东的博士论文从“启蒙书写”、“道德批评”、“民族想象”和“政治依附”四个视角，以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较为准确地概括苏雪林的“从启蒙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文学思想演变历程，及其文学活动的阶段性特征。总体构架设计比较严谨合理，也符合相应的逻辑推演进程，在一些问题上亦能拓展出新意。从海峡两岸的研究现状来看，可算为较全面与扎实的一篇论文，有一定的学术含量与价值。

论文比较重要的特点是，把苏雪林的文学思想纳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并运用文本分析与理论论析相融合的方法，揭示出其独特性与复杂性。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有着较强的理论思辨与文本分析能力。

论文对苏雪林文学思想的研究比较全面，并且不回避一些敏感的问题，如她的“反鲁”事件、“党化”问题，以及新人文主义立场等，都作了公允、合理的论析与解答。我相信，论文的正式出版将有助于大陆苏雪林研究的深化。

当然，因为旭东是我的弟子，此序言自然也就逃脱不了“王婆卖瓜”的自诩。言实相符否，恳望学界同仁们明正、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