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启蒙到古典：苏雪林文学思想的流变
“古典”这个词使我感到逆耳，它被用得太旧了，太圆滑了，变得面目全非了。
——尼采
自从苏雪林重新进入大陆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关于她的研究论文虽然谈不上汗牛充栋，可也不算少，但对她的界定基本仍停留在一个美文作者，或一个偏于保守的文学批评家等判断水平上，有根本性的突破的论著至今尚为少见。这种已有的判断，其因在于对当时文学潮流和动向考察的缺位，使研究缺少了历史的深刻性，同时还因缺乏发展变化的眼光，而使研究对象变得平面和单调。笔者认为，若借助于近年来学界关于文学思潮研究的成果，把苏雪林纳入思潮视野下予以观照，就能更清晰地呈现出她整个写作生涯中文学思想的流变过程，从而更准确地解释其每一阶段思想发生转向的外部和内在的原因，使一个相对真实、丰满的苏雪林走进我们今天的文学史。
第一节 思潮视野下的苏雪林
研究者向来喜欢举出“冰雪聪明”的提法，用以强调苏雪林在文坛的重要性。的确，把苏雪林与冰心并提，能够凸显前者的文学史地位，吸引人们更多的关注。但在客观上也给研究者形成一定的心理暗示，即夸大了苏雪林作品中原本不甚突出的某些方面，造成对研究对象的意义遮蔽。若突破这些界限，让苏雪林回到更为开阔的文学思潮背景和历史现场之中，我们会发现，她的写作（包括创作与批评）存在着从启蒙主义到古典主义逐渐转变的进程。
一 “冰雪聪明”提法的意义遮蔽
最早把苏雪林和冰心并提的是毅真，他在《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把两人都归入闺秀派作家，认为她们都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来写爱。[1]首次提出“冰雪聪明”说法的则是梦园，他在《苏雪林的词藻》中这样写道：
常时同朋友们谈论起当代的女作家，我总是推崇那两位闻名而未见面，久已钦服的冰心女士同雪林女士，她们作品的才情笔调，可以用她们名字的第一字，称为“冰雪聪明”。[2]
此文并非严肃性的文学批评，作者对作品摘抄的热情甚于对作品的分析，但“冰雪聪明”的提法却就此而流传开来。后来的研究者重申这个提法，呈现三种倾向：一是试图突出苏雪林的资历老，把她当作与冰心同时期的五四著名女作家；二是以此彰显苏雪林散文创作中与冰心类似的美文品格，并当成她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三是基于二人同属闺秀派，而判断苏雪林身上存在保守性趋势。[3]当然，并不是说“冰雪聪明”的提法为人们的研究设定了界域，而是指它似乎成为研究者的一种潜意识，好像越把苏雪林定位于五四就开始成名的女作家，越把她与冰心等人捆绑在一起类比分析，就越能凸显其重要性。这样的惯性思维造成的后果就是，评论者们说起苏雪林就是《棘心》《绿天》等早期成名作，仿佛这代表了作者的全部风格。
事实上，虽然苏雪林比冰心年长3岁，但后者在1920年前后已经蜚声文坛的时候，前者只是边上学，边“为了每月十块钱”，与同学合编《益世报·女子周刊》。苏雪林自述，那时尽管每月要写万把字，但所写不全属文艺创作，“杂乱的论文，凌乱的随感亦复不少”，并且，“因技巧太不成熟，所以存稿一篇没有保留”[4]。无论创作的动机，还是作品的实际质量，此时的苏雪林都算不上是一个形成了一定风格的作家。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期间她曾试图模仿冰心的小诗，后来赴法国留学有白话组诗《村居杂诗》发表。用她自己的话说，无论如何学都不像，只是取其形，算不上成功之作。所以把两者当成同一期作家过于牵强。从后来苏雪林在文章中对冰心的描述来看，也是隐然尊冰心为前辈作家。
她真正进入文坛应该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算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和散文集《绿天》为其成名作，就文笔的清丽而言，与冰心确有几分相似，但仅此而已。而她同时期的杂文和时评写作却常常被人忽略，如果说《棘心》《绿天》还能找出几分与冰心的共同点，杂文和时评的文字风格则与之相去甚远。苏雪林更有文学史价值的写作是30年代数量不小的新文学批评，更成熟的文学创作则是40年代出版的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虽说论才气她未必如冰心，但因创作生涯漫长之故，就作品的多元和复杂而言却远胜之。所以，突破“冰雪聪明”提法的意义遮蔽，对还原苏雪林文学创作与内在思想的真实面貌及重估其文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日渐深入，若把苏雪林的写作与批评生涯纳入这一文学思潮的流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定能发掘出新的意义与价值。俞兆平曾经反复提过一个观点：“重写文学史，首先必须重写文学思潮史。”因为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基本构成单位，只有正确地描述文学思潮，才能正确地叙述和建构文学史。[5]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界把创作方法与文学思潮混为一谈，比如文学研究会是现实主义的，杜甫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社是浪漫主义的，李白也是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更多地被指称为一种创作方法，文学思潮宏大的历史范畴、特有的美学内质被消减，仅成为创作方法的应用。杨春时明确指出，文学思潮不是某种固定的创作方法的产物，而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文学对现代性的一种特定反应”[6]。在他看来，首先，现代性是文学思潮发生的原因。文学独立是文学思潮形成的首要条件，现代性则使文学独立成为可能。同时，现代性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这是文学思潮发生的第二个条件。现代性的诞生促进了文学的社会化，这是文学思潮形成的第三个条件。其次，现代性是文学思潮变迁的动力。文学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应，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基于文学对现实的超越性，在现代性未实现时，就发生了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在现代性实现以后，就发生了反思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思潮重新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概念，所以说，重写文学史，首先必须重写文学思潮史。比如说长期以来被认定为乡土作家的沈从文，就可以纳入浪漫主义思潮的视野下来观照，因为浪漫主义正是对启蒙现代性所产生负值影响的反思，而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建构正是基于对城市文明的批判。[7]
把苏雪林纳入文学思潮的视野进行研究，至少有以下三点意义。
首先，既可以突破传统文学史以政治学、社会学和年代世纪等非文学性标准为价值尺度的囿限，又能够因文学思潮是现代性反应的特性，使研究对象不至于脱离于时代大环境而成为孤立的审美对象，简言之，文学思潮研究既应该是时代的，也应该是审美的。
其次，有利于把苏雪林的写作当成一个整体来观照。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苏雪林尝试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批评等各种形式的写作，以往的研究一般都把她置于各种文体门类下进行分别阐释，对一个单篇论文来说这也许不无便利，但对于整体、全面的研究却嫌繁琐与机械。而文学思潮的视角，能够打破文体间的界限，给研究对象以整体性的观照。当然，本书也不回避对苏雪林创作中某一文类的单项研究，比如20年代的杂文写作与30年代的文学批评，笔者都列有专节予以阐释。
最后，也有利于把苏雪林的创作当成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予以解读。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理念都不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往往容易把他某一阶段的倾向放大，用以解释其整体特点，产生某种误读。但在文学思潮的视角中，对时代变化会保持相应的敏感性，这样就能更有效地把握研究对象发展的内在动因，并理出变化的脉络。所以，本书虽不是苏雪林评传，但在章节的设置上仍可以看出纵向的时间线索。
当然，从文学思潮视角来研究作家，也要避免把文学思潮当作孤立的、一成不变的框架，然后把研究对象切割成块，生硬地塞入其中。因为研究对象是立体的、圆满的生命存在，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完全被一个或几个命名所涵盖。也应该承认，文学思潮作为舶来品，在移植过程中难免发生变异，而文学创作又是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所以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笔者时时提醒自己，必须注意到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之间，既有相互呼应之处，又有无法完全叠合的状况，这样才符合作家、作品的历史真实。
二 概念的厘清
从文学思潮角度来描述苏雪林的文学思想流变，首先必须厘清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两个文学思潮概念的界定。
第一，启蒙主义是独立的文学思潮。这个观点的提出者是杨春时，他认为，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
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8]
由此，我们原本无法明确规定的欧洲18世纪文学，既不用特意提前归结为新古典主义，也不用刻意靠后划归为浪漫主义，它是特殊的、独立的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上述论断可以成立的话，中国五四文学主潮则应该重新界定，它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因为它没有反思、批判现代性，而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9]当然，这里面必然涉及一个问题，对文学思潮性质的认定到底应该根据当时理论家引进时的自我表述，还是根据后世学者结合历史语境与具体作品后的再次判断与分析？鲁迅曾经指出：“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10]也就是说，当初的思潮概念引进者们对新名词的输入恐怕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内容，在那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年代，“求新”的姿态显得异常重要。但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没有必要为当时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名词所囿限，从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厘定思潮的性质有其可行的合理性。
第二，古典主义的多义性。俞兆平指出：“古典主义概念是动态的，随着历史进程呈现出多义的状况。”[11]在中国的语境中，目前学术界对古典主义思潮的界定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认为以学衡派和新月派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才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回响，其主要理论资源来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俞兆平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定位》一文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从历史真实出发，以学衡派与新月派为案例，认为学衡派与新月派于内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在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成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思潮有着自身理论体系和创作实绩。在论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以梁实秋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在文学实践的过程中，创立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格律诗派。同时作者还从现代性角度去判定古典主义思潮的价值，认为它对于因历史现代性的偏执而导致的人文精神失落及学术衰微的中国现状，提出了质疑与抗衡，构成了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12]白春超的《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一文，则强调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走向。从学衡派的注重道德内容到新月派的注重格律，再到京派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经过了一个“从片面到综合，从偏执到圆熟，从单纯的理论构建到介入创作实践”[13]的过程。
另一侧向，则是对“新古典主义”或“红色古典主义”的认定。它主要指中国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政治服务为目标，更接近于17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杨春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和中国新古典主义》一文里，运用现代性理论，阐释和论证现代民族国家与新古典主义的关系。并认为“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文学和延安整风，以及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古典主义形成、发展，直到‘文革’推出‘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而走向终结，新古典主义主导了中国文坛达半个多世纪”[14]。殷国明的《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比较性描叙的尝试》一文也持相近的观点，只不过使用的是“红色古典主义”这一概念：20世纪的“红色古典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产物，是随着这个体制的健全和全盛而发展起来的，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形成过程如出一辙，中国的红色古典主义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有许多应合之处，在理想、崇高、道义以及牺牲精神方面，当代中国文学似乎达到了更纯粹的境界。[15]
这两种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存在都是客观事实，所不同的是，前者继承了拉丁古典主义道德理性的核心概念，是对现代性兴起以来所产生负值影响的反思；后者则延续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政治理性的核心概念，强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优先性，是“救亡压倒启蒙”的一种表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主义”或“红色古典主义”在中国有另一条貌似相反、实质趋同的线索，就是国民党的文艺方向，从最初南京国民政府对三民主义文学的倡导，到30年代前锋社等提倡民族主义文艺，从40年代张道藩鼓吹“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到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推行的“战斗文艺”、“文化清洁运动”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它也是高举政治理性，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优先性压倒争取现代性，建立文艺创作规范，实现对文坛的统制。二者之间只是政治路线的不同而已，但都属于新古典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
三 从启蒙主义到古典主义
《棘心》是苏雪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也是她所有创作中最具全息性的作品。小说虽然出版于1929年，叙述的只是她四年间的求学生活，但其“出走—回归”的结构隐喻了作者由激进到保守的一生。本书的全息性更在于，苏雪林一生文学活动的主题似乎都可以在书中寻到端倪：如对中国人劣根性的种种批判与之后的启蒙书写，对国内新文坛“描写肉感的文学”的憎恶与30年代道德化的文学批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担忧与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对“拿破仑、华盛顿、林肯混合起来的大英雄”的期待和“也希望中国生一个拿破仑”的向往，与50年代赴台后对政治强人蒋介石及其专制统治的衷心依附等之间的关系。
而在上述简略的线性描述中，可以见出苏雪林文学思想流变的路径。如果说20年代她的小说、散文、时评写作是属于启蒙主义思潮的范畴，那么30年代以新文学批评为主的写作，则更接近于以梁实秋新人文主义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而其后的民族主义文学写作和赴台后充当台湾当局的文艺“纠察队”员则更接近于17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苏雪林的文学思想流变过程拟概括为：从启蒙主义到古典主义的转化。也就是说，原本在其思想结构中共存的元素，按一种线性的顺序，在她一生的文学活动中轮番上演了一阵。这种顺序跟她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学思潮，以及个人际遇，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这些元素在她思想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正如龙应台所评述的：
在《棘心》的作者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在新旧时代转折点上犹疑彷徨的女性。她的思想像漩涡上翻着泡沫，泡沫是她所学的妇权新知，漩涡，是在她体内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漩涡的力量深不可测。[16]
新知的泡沫终于没能抵挡深不可测的漩涡，她在传统中所接受的道德理性和对权力的奴隶根性，其力量大到终于吞噬了她在五四启蒙运动中所接受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新知。抑或说，她对科学、民主、自由等概念的理解始终停留在皮毛上，所以当时代的大潮打来时，这些皮毛就很难支撑其创作理念和政治路向的选择。当然，这样的粗线描述是简单无力的，我更愿意以对其各阶段文学倾向进行分析的方式，来解释苏雪林文学思想流变的过程及动因。
第二节 文学主题的变奏
如前所述，苏雪林的文学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我将以关键词的形式对这四个阶段作一简要的概括。需要指出的是，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一种大致的归类，过于清晰的结构或许便于个人的研究以及读者的接受，但对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言多少是种伤害。不妨借用他人的一个比喻来解释笔者此刻的困境：“文学可以喻为一条粗壮的绳索，它对处于任何一点上的一个静止不动的旁观者，只是直接揭示出其构成中的一股，其它股或正在消失，而另外几股则在显现。在时间的每一点上，总是有一主导趋向表现出来，有某一个运动掩蔽了其它一些运动。”[17]
一 启蒙书写（1925—1930年）
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推崇理性，张扬个人价值，从自然法则起点出发，进而强调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社会法则，它肯定个体的地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在其影响下，鼓吹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价值，也成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因此五四文学思潮可以定性为启蒙主义思潮。茅盾曾经指出：“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18]所谓“人的发现”，其实就是人的独立自由价值的发现，反映在文学上则形成了“人的文学”。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下，思想定于一尊，人格高度模式化，人的个性泯灭于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三纲五常中，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19]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发现，传统中国人的人生价值中个体主体性的严重缺失，显然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近代文化结构，因而势必要呼吁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个性解放，这也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主体思想。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所谓个人的“解放”，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究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0]。独立人格被认为是人的根本意义所在。胡适崇尚“易卜生主义”，认同易卜生“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的主张，认为“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他还强调：“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21]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他关于人的观念，貌似个人与群体都不偏废，但根本上还是强调个人主义的前提：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22]
虽然周作人没有具体定义“人的文学”，但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他说，关于“两性的爱”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如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23]。说到底，还是强调文学应该发现个体的自由价值，强调人的独立人格，“人的文学”实际上就是启蒙主义文学。正如鲁迅自陈：“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4]
苏雪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进入文坛的。虽然她没有像冰心、庐隐一样在文学革命之初就迅速成名，但受五四的影响匪浅。1919年秋，她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那时的女高师名师云集，授课者有胡适、周作人、陈衡哲、李大钊等新文化革命的重要人物，对苏雪林而言，就读女高师两年是至关重要的：
……每天我们都可以读到许多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周期性的杂志，各色各样的小册。每天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精神食粮里获取一点养料，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社会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我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我们学习革命，学习反抗，学习破坏。我们也崇拜革命，崇拜反抗，崇拜破坏。对于旧的学术思想，我们都从头给予评判，对于我们素所崇拜的偶像都推倒了，素所反对的反而讴歌赞叹起来了。[25]
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6]，苏雪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启蒙运动中，开始走出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获取知识，判断社会问题，以及选择自己该走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她开始为报刊写作。除给《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写文章，苏雪林还成为《益世报·女子周刊》的主编之一，每月有上万字的文章发表，既有小说、诗歌、杂文、文艺评论，也包括一部分格律诗词。[27]这些作品倾向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礼教，以及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主题的开掘，还是形式的营造，这些文字毕竟还是呈现出稚嫩的一面。
1921年秋天，苏雪林考入由吴稚晖、李石曾等创办的里昂中法学院，开始了三年半的留学生涯。异国求学，一方面可以更直观地触摸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另一方面拥有了具体的参照物来反观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中国的现代性是随着西方列强轰开中国国门一起开启的，面对这“三千年来之大变局”的中国知识分子幡然醒悟到，如果再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科学文化，中国也许有一天将在世界之林无立足之地。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五四一代的文化启蒙者们都习惯性地用一种褒西抑中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问题，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国民心理等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这一切的参照视角是把西方当作一个完美的样本。经历过五四启蒙运动的苏雪林自然也形成了同样的思维方式，只是在她没走出国门直接感受西方文化之前，还缺乏一个明确的参照对象，因而也不能熟练地进行后来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的写作方式。而当她来到法国，原来刻意的模仿就变成自发的行为了。
苏雪林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该从1925年在著名文学刊物《语丝》上发表文章算起，此前的求学和写作经历只能算是准备期。从1925年到1930年间，围绕“人的发现”这一主题，苏雪林展开了她的启蒙主义书写。这种书写从两个向度进行，一个是向内开掘，审视自我，通过讲述个人在学业、爱情、家庭等问题上的种种遭遇，呈现个体在追求自由独立过程中的种种斗争、成功、挣扎，而至失败，反映了中国青年人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呼唤下的觉醒，以及突破自我的难度。这一类写作以《棘心》《绿天》《玫瑰与春》等自传性作品为主。另一向度则是向外延伸，审视他人，也就是由鲁迅等人开启的国民性批判。在回国的当年，也就是1925年，苏雪林在《语丝》上发表《在海船上》《归途》等文章，以归国见闻的形式对国人由内而外的种种劣根性进行了尖锐的刻画和批判，其写作的风格依稀可以见出鲁迅、周作人杂文的影子。此外，从1928年4月到1930年5月，她连续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33篇文章，绝大多数是对社会时弊的针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她的国民性批判的写作。需要指出的是，苏雪林在《生活周刊》的文章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以致对她的文学风格造成相当程度的“误判”。
二 道德批评（1931—1937年）
我们以为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那永久的普遍的人性，时代潮流日异而月不同，文艺的本质，却不能随之变化，你能将这不变的人性充分表现出来，你的大作自会博得不朽的声誉，否则无论你怎样跟着时代跑，将来的文学史决不会有你的位置。[28]
如果不注明出处的话，上述大谈“不变的人性”的引文也许会被当成出自梁实秋之手，事实上，这段话摘自创刊于1935年的《现代文艺》（《武汉日报》副刊）发刊词，作者正是苏雪林。这一时期的苏雪林从20年代对内审视自我、对外批判国民性的启蒙立场，转向近似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立场，以永久、普遍的人性作文学表现的中心，来提倡健全的文学。
早在20年代中期，苏雪林在上海结识了袁昌英，又通过袁认识了陈源、凌叔华夫妇，也曾参与过新月派主将们组织的沙龙，并且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29]这些交往让她对新月派诸君及主张多有了解。但此时的苏雪林在文学主张上受启蒙主义影响更大，文章中时常提及的是周作人、鲁迅等名字。而且就交往而言，用方维保的话说，“就她在上海的情形而言，也一直是处于新月派的‘月华’的边缘而已”[30]。
苏雪林思想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从1931年受聘于武汉大学开始。她得以执教武大，与袁昌英、陈源的极力推荐有关，此后交往日深，苏、袁及凌叔华三人更是被时人戏称为“珞珈三女杰”。相信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苏雪林除了对新月派的文学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外，也对陈源、梁实秋诸人与鲁迅的恩怨有了更多的思索。她的新人文主义立场显现的标志，是《文学有否阶级性的讨论》一文的发表。据苏雪林自述，这篇文章发表于1932年间，是应武大中文系学生邀请所写的一个演讲论文，之后收入学生办的一个刊物。[31]由于以往的研究者对该文的忽视（或者根本没有看过），所以学界没人考察过苏雪林与梁实秋之间的理论关联。梁实秋与鲁迅及左翼文人之间关于“文学有无阶级性”的论争发生在1930年前后，苏雪林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对这场论争的表态，她的立场很明确，在文章中直接表示认同梁氏的主张，认为“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和“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32]，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她的观点。
苏雪林另一篇表达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就是前面提到的《现代文艺发刊词》。《现代文艺》属《武汉日报》的一个文艺副刊，创刊于1935年2月25日，终刊于1936年12月29日，共出95期。刊物由当时在武汉大学执教的一些作家、教授创办，如陈源、凌叔华（虽未执教，但随其夫陈源生活于武大）、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等，也与新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33]“发刊词”由苏雪林执笔，自然既融合了其他同仁的意见，也包含了她自己的主张。这篇发刊词的内容很容易让人想到由徐志摩执笔的《新月》月刊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二者都对文学的功利化和商业化表示不满，都提倡书写常态的人性，都强调文学的健康、尊严。事实上，苏雪林就对《新月的态度》一文激赏不已，认为“这篇《新月月刊》创刊辞，写得笔酣墨饱；字字闪射琥珀色的光芒，好像一只云雀高飞云际。嘹亮的歌声，洒下一天花语，真够叫人沉醉！”[34]字里行间透露的是对其文笔的叹服，但更深之处是认可其中的思想，不然怎会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再联系起不少学者都提出《新月的态度》虽为徐志摩所写，却浸透着梁实秋的美学思想，那苏、梁二人之间的理论契合可想而知。
当然，苏雪林的新人文主义倾向不仅仅体现于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更重要的是在她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也时时能见出其回响。因为教授“中国新文学”这门课程的原因，苏雪林在3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其中优秀者如《沈从文论》，即被茅盾选入由上海文学出版社在1936年推出的《作家论》一书，成为新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可以说，这一阶段最能代表她写作实绩和文学价值的当属其新文学批评。在这些文章中，苏雪林提出如下主张：不能把道德从文学中剥离，文学应当追求一种理想主义；文学是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现，也因为具有了“永久的兴味”；想象力或情感的泛滥将导致文学形式的失范，应该强调理性的节制。
由于她重视道德在文学中的作用，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人格论为前提的文学批评模式。如她对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推崇，和对创造社诸人的反感、厌弃，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此因。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文坛震动，苏雪林却在致胡适和蔡元培的两封信中，痛斥鲁迅的“病态心理”与“不良人格”，甚至直呼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这“鞭尸之作”一出，立即引起左翼人士公愤，纷纷撰文对她进行反驳甚至声讨，如果不是因为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启动，文坛各种势力暂时统一在抗日的大旗之下，这场争斗定会持续下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她从1936年底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反鲁”，很多人认为是出于政治之因，是对当政者的邀宠。笔者以为，她此一阶段的“反鲁”跟赴台后的言论还是要区别论述，因此时的苏雪林主要担心的是鲁迅型人格对青年的影响，是其人格论批评发展的逻辑结果。
三 民族想象（1937—1949年）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的爆发让文坛的纷争暂时消弭，尤其是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的成立，宣告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写道：
抗战初期，整个国统区文学的基调表现为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一切，文学活动也就转向以“救亡”为宣传动员的轴心。“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始终关注的启蒙主题，包括“个性解放”或“社会革命”的主题，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也都暂时退出了中心位置。[35]
自晚近以来，国门被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国就存在着两大任务，一是为争取现代性而兴的启蒙运动，一是为争取现代民族国家而兴的救亡运动。这两大任务原本都是“现代”概念的题中之义，但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要启蒙就必须学习西方，要救亡则又要反对西方，于是启蒙（现代性）和救亡（现代民族国家）常常呈现冲突的状态。这种冲突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救亡运动，成为压倒性的任务。
在这个前提下，苏雪林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一方面有“捐金”的义举，另一方面写了大量鼓舞民气和揭露日军暴行的抗日宣传之作，还接受国民党中宣部的任务，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历史人物传记《南明忠烈传》，志在以表彰历史上抵抗异族入侵的英烈们来激发国民的抗战热情。[36]当然，在当时整体的救亡氛围下，文艺创作多是激起民心士气、鼓舞抗战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的。但苏雪林的写作在一些文章中的切入点却显得与众不同。
苏雪林成长于五四，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洗礼，自己也曾通过写作参与民族劣根性问题的讨论。此时，为了重建民族的自信心，她的起点亦从对启蒙的反思开始。她认为，民族劣根性一说为他者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当然，这里的他者主要是指日本人。她把当年启蒙者看来是民族根性的那些弊病，仅当成是“不良习惯”而已，并非“文化的全貌”，而且也不独中国所有。也就是说，启蒙者是受了日本人的骗，日本几十年来通过《支那文化研究》《支那国民性与思想》《从小说看出的支那民族性》等书籍，试图编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来击垮中国民众的自信心，为将要到来的侵华行为做舆论上的准备。
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认为，在战时状态下，由于宣传的功利性和紧迫性，对文学作品的艺术要求可以放宽，甚至提倡“差不多主义”。的确，由于战争的环境，抗战时期的优秀作品也不多。但苏雪林的历史小说集《蝉蜕集》却是其中难得的佳作，甚至可以算作她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期。相比抗战期间不少爱国作品的直白粗糙，这个集子显得开阖自如，用夏志清的话说，“作者对传统的叙述方法运用得极为娴熟”[37]，是一次成熟的创作。当然，我无意拔高这本小说集的艺术成就，只是认为，作者在民族大义的时代主题下，并没有使自己的审美感觉僵化，而是坚持赋予生冷的史料以人情化和心灵化。她这一时期的作品，既完成了与时代共振的任务，也没有丧失文学本身独立的审美品格，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时空超越性。
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矛盾开始凸显，苏雪林的立场始终站在国民党政府一方，认为左翼的政治与文化，是“假借老百姓的名义，扛出‘民主’的金字招牌”，终极目的还是想夺取政权。所以，从抗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我依然把苏雪林的创作归在民族主义写作阶段，直到她离开大陆。
四 政治依附（1949年—晚年）
1949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为避战火苏雪林回到上海夫家，五月赴香港，任职真理学会，担任编辑工作。1950年，以赴罗马朝圣之名，客居巴黎，两年间，除补习法文外，还在巴黎大学附设的某法语学校听讲巴比伦、亚述神话等。对苏雪林来说，离开武大后的三年，有点疲于奔命、居无定所的意味，大陆不敢回，香港生活又太苦，台湾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不知道国民党能在那守多久，因而常有走投无路的感慨。这时候，武大老校长、时任台湾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向她伸出橄榄枝，答应为她谋一足以糊口的大学教席，于是在1952年夏，她前往台湾。当时的心情从她传记中的一段话可见一斑：
时为民国四十一年夏，文艺界许多人闻我至，都来拜访，如王平陵等，个个赤诚相待，如接待亲人一般。报章杂志争相约稿，我自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文艺界视我如异端，如化外，见了我都咬牙切齿，恨不得将我吞噬下去。我写文章如前文所述，只好投国民党办的恹无生气的几种刊物，大型有价值的文艺刊物，从无我问津的余地。现在可好了，到了台湾，我倒像绝处逢生，获得一个新生命，其乐趣为以往十余年所未有，深以回台湾为得计。[38]
此时的苏雪林，不仅重新获得大学教授的职位，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被当作著名作家为各大报纸杂志所追捧，因此，她对国民党政府的感恩戴德之心可想而知。
当时的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是为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做准备，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台湾地区进行专制统治，防止大陆方面的渗透，所以整个台湾社会都笼罩在国民党反共抗俄的宣传氛围之中，文学界也概莫能外。原本就对共产主义深怀不满的苏雪林，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反而如鱼得水，几乎篇篇文章都要带上一根“反共的尾巴”，连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神话小说《天马集》也是“寓反共抗俄之意”。[39]
鼓吹“战斗文艺”，投入“文化清洁运动”，拥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凡在政府授意下、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的文化运动，苏雪林都积极响应和参与。台湾执政者鼓吹“战斗文艺”，实际上意味着“反共抗俄”主题以外的文艺作品，皆列入禁忌之列。政治偏见遮蔽了她曾经作为优秀批评家的眼光，以至于对一切作家都以政治立场“亲共”与否来衡量其价值，且言必“反鲁”，文必“反共”，连那些她曾经给予正面评价的作家也被重新翻案，因而她被人讥为“不长进的批评家”。作为“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的成员，她还主动担当文艺“纠察队”员，发起了对当时畅销的长篇爱情小说《心锁》的批判，把它诬为黄色小说而大加挞伐，使其以被禁为最终命运，作者郭良蕙被“妇女写作协会”和“中国文艺协会”开除会籍。
更令人惋惜的是，为呼应国民党政府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苏雪林居然提倡封建旧伦理，呼吁恢复父权，背叛了自己当年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所学所思，其内质是对极权政治的认可和拥护。虽然苏雪林一直把胡适视作自己的“精神之父”，但读其文章和日记却给人另一种感受，她对“君父”（即蒋介石）的恭谨和敬畏，远远超过“精神之父”。对权力和政治强势人物潜意识的奴性终于让苏雪林的写作完全依附于政治之上，她已经走向了自己当初的反面，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
上述四个关键词：启蒙书写、道德批评、民族想象、政治依附，基本上可以概括苏雪林文学生涯的四个阶段。如前所述，文学思潮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假如以现代性为视角来衡量苏雪林这四个阶段，我们可以得出如此结论：启蒙书写是她以文学表达对现代性的追求，道德批评是她对现代性的反思，民族想象是她对现代性的搁置，而政治依附则是她对现代性的背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把苏雪林文学思想的流变过程定位为从启蒙主义到古典主义。
[1] 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载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13—14页。
[2] 梦园：《苏雪林的词藻》（《读书顾问》季刊1935年第一卷第4期），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3] 如丁增武的《“冰雪聪明”的文学史意义——从苏雪林与冰心的早期散文比较看“美文运动”中的女性写作》（《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陈卓的《“冰雪聪明”：苏雪林与冰心比较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4] 苏雪林：《我的学生时代》，载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5] 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6]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页。作者认为，创作方法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是一个非历史的概念，而文学既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循，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因而创作方式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俞兆平则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这种不伦不类概念的设立，是苏俄文艺理论的一大发明，它贬低乃至取消了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主体性及其自由意志，把文艺创作变成隶属于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子系统，使文艺创作变成没有美学内质的、仅从属于哲学认识的一种“方法”。（参见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席扬对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作了非常深入的爬梳，他认为，二者之所以在过去被视为彼此可以置换的关系，一方面源于自高尔基开始的二者界限的模糊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二者“命名”方式的混淆。（参见席扬《文学思潮理论、方法、视野：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若干问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7] 关于沈从文的浪漫主义表现，可以参见俞兆平《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沈从文：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一章。
[8]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2—53页。关于“启蒙主义是独立的文学思潮”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该书第三章《现代性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9]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10] 鲁迅：《扁》，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11] 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12] 参见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白春超：《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4] 杨春时：《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新古典主义》，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15] 殷国明：《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16] 龙应台：《女性自我与文化冲突——比较两本女性自传小说》，载《庆祝苏雪林教授九秩晋五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暨诗文集》，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17] ［法］多米尼克·塞克里坦：《古典主义》，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18] 茅盾：《关于“创作”》，载《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人民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19] 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20]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
[21] 胡适：《易卜生主义》，载《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488页。
[22] 周作人：《人的文学》，载《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23] 同上书，第34页。
[24]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25] 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二卷），沈晖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页。
[26] ［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27] 王翠艳在《〈益世报·女子周刊〉与苏雪林“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6年第1期）中把她这一时期的写作分为四大类：一，反映现实黑暗和底层平民生活的苦痛；二，表现旧礼教对女性生活的戕害；三，少量的仅出现一次的小说类型；四，引发文坛轩然大波并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论文——《对于谢楚桢君〈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
[28] 苏雪林：《现代文艺发刊词》，载《青鸟集》，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91—92页。
[29] 参见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苏雪林：《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载《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苏雪林：《悼念凌叔华》，载《苏雪林作品集·短篇文学卷》（第4册），苏雪林文化基金会2010年版，第14—15页。
[30] 方维保：《苏雪林：荆棘花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31] 参见苏雪林《风雨鸡鸣》自序，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7年版，第3—4页。
[32] 苏雪林：《文学有否阶级性的讨论》，载《风雨鸡鸣》，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7年版，第10—11页。
[33] 参见唐达晖《关于〈现代文艺〉与〈志摩遗札〉》，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34]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纯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1页。
[3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36] 抗战爆发后，苏雪林用自己的嫁妆和十几年的积蓄买了两根金条，捐献给政府作为抗战经费。当时还引来不少非议，有人传言说这些钱系她在法留学时骗教会所得。这恐怕是因为她“反鲁”之事所激起的反击。参见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3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38]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39] 苏雪林：《关于我写作和研究的经验》，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