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一　理论意义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最引人入胜的领域之一，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其中，尤以索罗（Solow，R.M.）贡献巨大。在哈罗德（Harrod，R.）、多马（Domar，E.）、刘易斯（Lewis，A.）等的研究基础上，索罗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演绎和模型推导，成为很多经济增长研究的基石，对经济增长领域的影响深远。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认为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只有依靠外生的技术进步，否则长期增长率将趋于停止。

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现实存在很大差距，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寻找新的解释，以罗默（Romer，P.）和卢卡斯（Lucas，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创立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从技术内生和规模收益递增出发，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劳动分工、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甚至主张把政府活动内生化。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观点，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创新等形成的技术进步，由于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经济体可以实现持续长期增长。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中忽视空间因素的影响，这种空间经济均质性假定和现实的块状经济、集聚经济存在较大偏差。即使是新增长理论，如果不考虑知识、技术溢出的空间约束，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各国各地区存在的较大发展差距问题。

经济学对空间的关注历史悠久。早在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hunen，V.）就创立了农业区位论，第一次系统地阐明空间摩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此后韦伯（Weber，A.）创立了工业区位论，以解释工业生产区位选择，以及人口与产业集聚的原因。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W.）创立的中心地理论，探索了城市的空间分布和区域的空间结构。古典区位论对现实经济的空间因素具有深刻的思考，但未能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足够关注，直到克鲁格曼（Krugman，P.）、藤田昌久（Fujita，M.）、维纳布尔斯（Venables，A.）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诞生。新经济地理学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假设，D-S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的建模策略，成功地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使其可以规范地解释地理空间中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是相伴而生的，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对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存在长期的分隔，二者相互结合的研究不足。截至目前，在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协同与互动机理的研究，不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证检验上都还很不够。本书基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内生互动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产业集聚因素的几个理论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够对此研究领域做出些许微薄的贡献。

二　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强劲的增长，1979—2009年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9％，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域广袤的中国始终面临着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存在较大的地区经济差距。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为增长的空间非均衡性，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地区保持了更快的增长，1978年东部地区的GDP份额为44.5％，2009年时上升到53.8％。

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发展历史基础的原因，也有区位、资源、技术等发展条件的诸多原因，其中产业集聚因素不容忽视。大量研究表明，我国产业集聚存在显著的区域经济差异。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制造业集聚地，经济增长迅速并获得了持续发展能力；内陆一些地区则由于制造业集聚度不高而经济增长相对落后。

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趋于收敛还是发散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存在争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得出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推论；而新增长理论则认为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知识、技术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因而区域经济增长会趋于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区域经济差距很难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也将长期存在。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形成与演化的内在规律，从而有助于找到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有效途径，为政府从宏观层面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一　产业集聚方面的文献

（一）产业集聚理论研究

产业集聚是某产业部门或者某些产业在一定空间的集中分布状况，产业集聚理论是随着产业及其空间分布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的。早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发轫于德国古典区位论，包括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勒施（Losch，A.）的市场区网络理论等。杜能在1862年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第一次从区位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农业生产区位的决定因素是级差地租。韦伯在其1909年出版的著作《工业区位论》中，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两类，工业的区域分布受区域性因素影响，区域内的厂商集中则是受集聚因素的影响。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揭示了运费和劳动力因素对工业生产区位的选择的影响，并指出集聚经济的好处是使单位产品成本获得附加节约。韦伯的研究为古典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奠定了框架，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古典区位论虽然对于影响生产的区位因素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其主要侧重于研究经济环境对企业区位和产业布局的影响，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还比较零碎，没有能够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在其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把产业集聚称为“工业区”，并首次对产业集聚现象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马歇尔提出集聚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同一产业内相关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可以使企业充分利用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专业化服务市场，以及获得企业间知识溢出的好处等，从而大大降低企业成本。马歇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但没有阐明外部经济性的最初来源。

由于产业集聚现象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力，对于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吸引了包括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解释。

迈克尔·波特（Porter，1990）在竞争优势理论的框架下，重构了有关产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认为集聚是由竞争产生的，集聚能够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波特指出，产业集群企业之间是一种独立的、非正式的关系，共同构成松散的价值链体系，这种空间组织形式具有高效灵活的特性，可以产生竞争优势。他提出了独特的“菱形构架”理论来分析国家竞争优势，认为国家竞争力来自于四项环境因素：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手。波特指出，产业集聚的发生是由于企业间的地理接近性可以使其生产率和创新利益进一步放大，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创造和传播信息，并感知、承受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

经济的空间区位问题，包括产业集聚问题，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主要原因是把空间因素模型化很困难。20世纪70年代，迪克斯特（Dixit）与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了著名的D-S模型，突破了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固有视角，使研究张伯伦（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可能。克鲁格曼（Krugman，1980、1991、1993）在此基础上通过把空间因素模型化，将区位问题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使其成为迄今为止研究产业集聚最为成功的理论。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S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促使单个生产者集中他们的生产活动；运费因素使其愿意布局在较大的市场周围；要素流动意味着生产者迁往一个地方后会使相关的市场规模增大，从而使该地更具吸引力。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Venables）综合新经济地理学派多年的研究成果，共同撰写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为研究经济和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工具，并促进了空间经济学的发展。

按照新经济地理的观点，交通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且其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初始时期较高的交通成本使制造业部门呈现扩散的状态，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中级水平的交通成本有利于促进产业集聚，但交通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产业发生再次扩散。曾（Zeng，2006）的研究发现，第三阶段的产业再扩散过程不同于第一阶段的扩散过程，在需求、递增规模和交通成本的相互作用下，存在产业在不同区域集聚的分离均衡。

在一般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或企业间的垂直联系，产业集聚水平不能提高。库利巴利（Coulibaly，2008）则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企业自由进出的前提下研究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发现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集聚活动遵循倒U型模式演变，而区域专业化水平则不断提高。

大久保（Okubo，2009）在中间投入品关联、企业异质性和固定出口成本前提下，研究了贸易成本降低对制造业地理集中的影响，非出口企业通过弱化企业前后向关联阻碍集聚，渐进的贸易自由化导致渐进性产业集聚而非传统经济地理模型所揭示的突变性集聚，贸易自由化导致中心福利增加和外围福利减少，由于非出口中间品投入的存在，即使贸易成本为零也不能做到中心和外围福利的均等化。

皮卡德等（Picard，2010）基于轨道经济模型，研究了交通运输成本形状对空间均衡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和工人在少数城市的集聚是经济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

在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上，新经济地理是截至目前最为成功的理论。建立在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冰山成本理论基石上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尤其是克鲁格曼创立的“中心—外围”模型，揭示了均衡区域由于产业集聚向非均衡区域演化的内在运行机制，并成为其后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新经济地理通过比较严密的数学模型推导，注重模型稳态和均衡分析，具有比较规范的研究范式，把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空间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中，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产业集聚研究上的理论模型优势。但过于注重数学模型及其推导的严密性，较多的模型假设前提为简化而把在现实中影响产业集聚的技术、制度、文化等因素剔除在外，都使其理论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受到影响。新经济地理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往往强调产业集聚发生的偶然性，忽视对产业集聚发生的一些必然规律的研究，从而限制了其经济政策方面的指导意义。

（二）产业集聚实证研究

对于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多是从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原因、产业集聚发展演变过程以及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等方面进行展开的。

艾巾格等（Aiginger，2004）认为熵指数方法在研究产业专业化和产业集聚上具有优势，并运用此方法研究了欧盟产业集聚水平，发现其产业集聚度有降低的趋势，大致处于经济地理所揭示的产业集聚发展的“倒U型”曲线的右侧，在此阶段递减的交通成本促进了产业的再扩散。

惠勒（Wheeler，2007）使用美国200个大城市区的三位数制造业数据，对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以教育和经验衡量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就业人数正相关，说明产业集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力资本存量大，但是产业总体规模只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的结论，对地方化经济来源于基于教育或经验的知识溢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路等（Liu，2009）的研究发现产业层面的集聚水平与劳动生产率负相关，而在企业层面则是正相关，由于劳动生产率与产业获利能力正相关，地方政府具有保护获利能力较强产业的冲动，从而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进程。

徐（Xu，2009）基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15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以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衡量的城市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且城市生产率极大值对应的城市规模约为300—400万人口；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我国产业集聚的形成和演化具有复杂性，学者们从要素禀赋条件、市场规模效应、经济开放、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金煜等（2006）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分析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我国工业集聚的影响，并使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发现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乔彬和李国平（2008）尝试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研究产业集聚与知识溢出，实证结果表明比单向方程有很多优点，纠正了内生性偏差，提高了知识溢出对产业集聚作用量化的准确性，知识溢出、劳动力汇集、人口和投入变量与产业集聚正相关。肖建清和刘德学（2008）测度了我国2003—2005年的制造业产业集聚状况，发现制造业总体空间集聚程度一般，区域特色有待加强，产业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分布基本与从技术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路径一致。张小蒂和王永齐（2010）研究了企业家显现和内生性产业集聚的关系，发现金融市场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密度相对较高，产业集聚的规模和效果相对明显，这是造成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诱因之一。王永进等（2010）使用2004年中国各省区细分产业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契约制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要素禀赋、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和对外贸易等因素后，契约制度对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影响。

产业集聚是产业在空间的集中分布状况，产业集聚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态势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可能已经到了集聚向扩散的转换阶段，而我国可能还处于集聚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马诺和大冢（Mano＆Otsuka，2000）研究了日本制造业部门从大都市向外扩散的问题，发现在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中集聚经济的拉力作用很微弱，而城市拥挤效应和来自服务业的竞争压力是产业扩散的主要推力。虽然在我国沿海个别大都市出现了产业集聚过度的迹象，但一般认为产业转移只是发生在区域内部。何奕和童牧（2008）利用长三角16个城市制造业在1984年、1997年和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区域内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化和路径选择过程，发现第二、三类制造业已经或正在从上海向周边区域转移，并在上海、苏州和无锡等地形成了多产业的集聚。葛（Ge，2009）研究了全球化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中国的产业集聚水平从1985年到2005年有显著的上升，对外贸易与FDI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出口导向的产业与外商投资产业比其他产业具有更高的集聚度。路和陶（Lu＆Tao，2009）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1998—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集聚趋势及其决定因素，发现虽然集聚水平与法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但集聚水平在不断提高，在控制了马歇尔外部性、资源禀赋和规模经济等影响集聚的传统因素后，发现地方保护主义是阻碍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产业集聚类型一般包括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分别对应于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而Poter外部性强调竞争。巴蒂斯（Batisse，2002）利用中国1988—1994年30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三种外部性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多样化和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专业化则具有负向冲击作用。布莱恩等（Blein，2006）研究了专业化、多样化对德国1980—2001年地区就业的影响，发现多样化对就业增长的效应为正，且制造业的效应大于服务业的效应，专业化的正效应不明显。薄文广（2007）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产业面板数据研究了外部性对于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发现专业化水平与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竞争程度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多样化程度与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线性关系。樊福卓（2007）构造了地区专业化系数指标，指出在研究专业化问题时必须考虑地区（或行业）的相对规模，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地区的专业化水平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产业集聚过程伴随着专业化和分工深化的过程，而专业化分工进一步促进集聚效应的发挥。陈建军等（2009）基于长三角地级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间分工及其区域溢出效应，发现产业集聚间分工是区域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赵祥（2009）从专业化和总量集聚水平两个维度分析了我国省区产业集聚的类型与特征，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地区检验，发现要素禀赋条件、市场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资源流动成本对不同类型地区的产业集聚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区际要素和商品流动性高低不同的组合是差异的深层原因。

总之，对于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已经从诸多方面走向深入，表现在集聚测度方法的不断改进上，更体现在对于集聚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的探究上。对于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得到加强：在是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创新上，包括反映产业集聚某一方面特征的单一指标测度方法，以及能够综合反映区域产业集聚整体特征的综合指标测度方法；在以往注重产业集聚历史和现状考察的基础上，加强对于产业集聚未来演化的预测研究，增强产业集聚研究的现实指导价值；更加深入地探寻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规律性，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二　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一般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产品和劳务的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曾给经济增长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的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的。”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在其论文《经济发展的机制》中谈道：“一旦你开始探究经济增长问题，你就很难再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在罗伯特和谢维尔合著的《经济增长》一书中，两位经济学家称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真正重要的部分。

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一直重视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两个，即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数量的增加。可见，早期的经济增长较为关注的是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早期的增长理论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分析和严密的模型化推理。哈罗德和多马是较早把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古典经济学家，按照他们的研究，只有在国民储蓄率等于资本—产出比率和有效的劳动力增长速率的情况下，经济体系才能以一个不变的速率稳定增长。由于哈罗德和多马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使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由以劳动为主转向以资本为主。

索罗和斯旺（Swan）在1956年提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对于生产中劳动和资本比例固定的假设，建立了一种资本和劳动可以替代的长期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没有外力推动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经济中存在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等外生因素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索罗的长期增长模型打破了一直为人们所奉行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的理论，向人们展示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和精巧的模型推导，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于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排除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未能解释出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经济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分别从内生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溢出方面解释经济体得以长期增长的原因，促进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设（技术外生、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都不符合现实，于是从技术内生和规模收益递增出发，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劳动分工、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甚至主张把政府活动内生化。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经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由于人力资本、知识、技术进步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经济体可以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内生增长理论不仅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而且对各国经济增长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正确地认识和估计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理解和认识现实的经济增长以及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就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部分。丹尼森（Denison）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投入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要素生产率则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库兹涅茨通过对国民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的长期估量、分析与研究，进行各国经济增长的比较，认为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

经济增长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之中，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就体现了经济增长理论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新经济增长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是因为其把许多原来外生的经济增长因素内生化，从而提高了对现实的解释力。

多伊等（Doi，2007）构建了一个两国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用来解释长期贸易模式和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共同决定因素，发现世界经济增长率越高，系统内平衡增长路径间的国际贸易量越小。

塔米（Tamai，2009）在罗默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公共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公共资本密度足够高的情况下，经济体表现为消费增长率和中间产品可获得数量均呈S型收敛与稳态增长率的转换动态特征，表明公共投资通过刺激需求和提高市场利率促进经济增长。

戈麦基（Gómez，2011）构建了一个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R＆D活动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假定创新取决于研究努力的复制所产生的外部性和R＆D溢出，在保证唯一合理稳态均衡和长期经济增长前提下进行模型转换动态研究，发现复制外部性的引入提高了模型对于现实数据的拟合度。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一般关注于经济体的长期增长过程，长期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增长周期一直是主要的研究领域。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内生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动态的研究也很重要，这些方面的研究都会为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理论指导。

（二）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首先是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检验，检验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是否对现实经济具有解释力。其次是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分析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寻求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最后是对现实当中普遍存在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分析和解释，以找到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考克斯黑德（Coxhead，2007）研究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融入世界市场，使东南亚一些国家丧失了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其产业发展受到威胁和出口大幅度下滑，尤其是那些缺乏资源环境管理的国家比较容易陷入“资源诅咒”假说所预言的低速增长状态。

丁等（Ding，2009）使用包括中国在内的146个国家1980—200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技术实证检验了索罗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发现经过人力资本和结构变迁调整的索罗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各国经济的增长差异，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来源于较高的物质资本投资、条件收敛的取得、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显著变化、较低的人口增长率。

罗德里格斯等（Rodríguez-Pose，2010）使用区域微观经济数据，研究了西欧收入和教育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现有的不公水平上，区域收入和教育不公的增加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正向关联，教育水平不公对经济的作用大于平均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初始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确。

田（Tian等，2010）使用空间计量技术对中国各省区1991—2007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省区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依赖，在控制了空间溢出效应后各省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相邻区域在资本积累和城市化方面存在竞争效应，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和增长特征明显不同的空间收敛俱乐部。

中国由于地域广袤、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存在较大的区域经济差异。俞路和蒋元涛（2007）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整体区域经济差异在持续拉大，区间差异逐渐上升为主要差异，区内差异逐步缩小，区域经济越不平衡越容易内部产生经济增长极。刘树成和张晓晶（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位—平稳”型特点，在持续高增长中地区间（省际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0系数三种方法分别测算的1952—2006年地区间人均GDP的总体差异，均显示出三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余长林（2008）运用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对1978—2003年我国各省经济增长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刘勇和李宪（2009）对1978—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态势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上呈“东西部快、中部慢”的态势，但地区经济差距不断向趋缓方向发展。

陈秀山和徐瑛（2004）认为，我国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投入要素的量和质、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间格局变动，在不同时期四种因素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在增长回归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和传统的固定效应估计考察了教育对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的作用，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快的条件收敛的迹象。李杰（2009）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是产业集聚的向心力，知识溢出是产业集聚的扩散力，由于贸易自由化大于知识溢出的作用，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出现东部隆起和中西部塌陷的经济地理现象。包玉香等（2010）对山东省人力资本空间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较高的产出弹性。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多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差异和生产率差异的角度进行解释，较少关注经济活动空间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产业集聚因素。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是内生相互促进的过程，已有文献较少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尤其缺乏对于产业集聚引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

三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

（一）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是互为内生的关系，即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吸引要素集聚。集聚与经济增长就像硬币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相关的理论难以技术化处理，对于集聚与增长互动的内在机理研究的发展一直滞后。幸运的是，几乎同步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共同以垄断竞争模型分析框架为基石，这就为将两个理论体系合理结合阐释集聚与增长的互动机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集聚与增长内生协同变化可能受一些共同因素的作用，即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亦是强化集聚的重要动力源，或者集聚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罗能生等，2009）。

在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上，找到新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共同内核，并建立起其内在关联是问题的关键，而知识溢出和创新显然是其中重要的关联。鲍德温和福斯里德（Baldwin＆Forslid，2000）通过在克鲁格曼（1991）的“中心—外围”模型的基础上加入Romer内生增长模型，构造了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共同内生的模型，其中增长是强大的向心力，知识溢出是强大的离心力，旨在鼓励经济活动分散的一体化政策，由于降低贸易成本反而促进了集聚，集聚对核心和外围区域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

马丁和奥塔维亚诺（Martin＆Ottaviano，2001）的模型表明，即使没有技术溢出，集聚也可以通过贸易促进增长，集聚与经济增长是内生的相互促进的过程，集聚降低创新成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由于原有部门的创新扩张吸引外部企业的集聚。

藤田和泽塞（Fujita＆Thisse，2003）把“中心—外围”模型与Grossman-Helpman-Romer内生增长模型相融合，构造了一个两区域的内生增长模型，研发部门的创新活动包含了技术工人间知识外部性溢出，集聚促进创新并产生帕累托主导的增长，使中心和外围区域都受益，外围区域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分散时的状态。

虽然知识溢出被视作集聚的离心力，但不少研究都认为，知识溢出是有条件的，是地方化而非全球化的。诺卡（Nocca，2005）把区际技术水平差异引入标准的经济地理模型，假定只有落后区域的学习能力足够强的情况下区际技术水平的差距才可能缩小，研究发现只有阻碍区际企业交流的贸易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并且区际技术差距不是太大时，区际知识溢出才能发生。卡尔森等（Karlsson，2006）在模型中假定知识资源是由大学和企业生产的，用获得知识所需旅行的时间距离测度知识可获得性，研究了知识可获得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距离知识资源的空间距离也就是知识地方化溢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影响。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还表现在劳动、资本等要素上。艾格等（Egger，2007）把知识资本和跨国企业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产生比传统的模型更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型，发现非熟练劳动力流动对集聚的影响不如熟练劳动力，模型可以解释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产业集聚差异。不同于克鲁格曼（1991）模型在标准的“新贸易”模型上引入部分劳动力流动和贸易成本导致突变性集聚，鲍德温和马丁（Baldwin＆Martin，2004）强调资本流动在集聚和增长中的重要性，增长可以导致渐变性集聚，集聚过程中可能同时存在企业从核心向外围的迁移，地方化技术溢出说明集聚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虽然大多数模型支持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彭等（Peng，2006）通过构建一个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中间产品的两区域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完全竞争并可以分布在任一区域，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为垄断竞争并只能分布在一个区域，可自由流动的工人与不可流动的资本结合设计生产中间投入品，不可流动的工人用可贸易的中间产品生产不可贸易的最终产品，在这些假设条件下，集聚和经济增长不一定是正相关的，贸易也不一定会促进增长。

在关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一种观点认为其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是比较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爱瑟特若（Acceteuro，2010）研究了通勤成本在集聚和增长中的作用，按照知识溢出和通勤成本的相互作用，把集聚对增长的影响分为Krugman形和钟形，在Krugman形情况下会导致稳态下持久的区域间收入不公和在转换动态下的收入趋异，而在钟形情况下存在核心区的扩张和外围区的强劲追赶效应。

也有研究不仅关注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且考虑其区域福利影响。克拉尼奇（Kranich，2009）在经典的克鲁格曼（1991）模型上引入垂直生产差异化产品的非一体化的R＆D部门，分析了在跨国要素流动背景下的科研人员流动（人才外流）的非稳态化效应，认为研发和制造业的集聚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意味着更高的空间效率，集聚更有利于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制定政策时应旨在促进集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R＆D密度和比较利益来共同考虑区域专业化分工。

虽然理论分析表明集聚与增长存在内生相互促进关系，但理论解释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内在机理，缺乏比较统一的分析框架。比如在以劳动力、物质资本为纽带解释集聚与增长机制时，忽略了知识溢出效应；而以知识溢出为纽带的集聚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以知识溢出全球化或地方化为前提，与现实的溢出情况有较大差距，并且忽视了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因素。理论研究模型有较多的严格的假设，建立在特定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基础上，使其只能解释特定地区的集聚和增长机理，影响其现实解释力的普适性。

（二）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虽然理论研究对于集聚与增长相互促进比较能够达成共识，但却未能得到大量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经验研究的证实，相关实证研究往往结论各异，并与理论研究存在差距。

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支持集聚与经济增长是正向相互促进的过程。范和斯科特（Fan＆Scott，2003）对东亚和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制造业部门的集聚和生产率间也具有正向关系，尤其是对于市场化迅速推进的部门和区域，上述正向关系尤为显著。布若哈特和马西斯（Brülhart＆Mathys，2008）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技术研究了欧洲区域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就业密度弹性达13％，且集聚效应随时间变化具有增强的趋势，部门间的城市化效应正向作用于部门劳动生产率，但部门的自身就业密度对本部门劳动生产率具有负向拥挤效应，不过金融部门是个例外。

但也有的实证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分散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斯博格米（Sbergami，2002）运用1984—1995年的欧洲五国面板数据，在巴罗的增长方程基础上加入区域集聚度变量，却发现经济活动分散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扩散有利于提高国家整体增长率。陈立泰和张祖妞（2010）用1995—200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原因在于服务业集聚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其专业化效应大于多样化效应。

一种比较接近现实的观点是，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动态变化的非线性关系。布若哈特和斯博格米（Brülhart＆Sbergami，2009）用截面OLS估计和动态面板GMM估计，研究了1960—2000年世界105个国家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集聚水平用城市化份额和国家内部空间集中度指数（Theil指数）来测度，实证结果支持“威廉姆森假说”：集聚在早期会促进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拥挤效应显现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会降低，这个临界点的人均GDP值为10000美元，大约相当于巴西和保加利亚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可预见的增长衡量，低收入国家为促进公平而阻碍经济集聚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成本。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这种非线性关系，类似于收入不公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巴里奥斯和斯特罗布（Barrios＆Strobl，2009）用半参数估计技术和欧洲国家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公之间的“钟形曲线”假说，实证结论支持“钟形曲线”假说，即使改变样本区域和时间也得出同样具有较强显著性的结论。

有的实证研究则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方面入手，通过研究产业集聚对研发、创新、FDI、企业区位选择等方面的影响，间接检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契舍和马莱茨基（Cheshire＆Malecki，2004）认为要深入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不能忽视空间因素，创新和研发活动总是集中在具有高技术的劳动力和机构（大学）的地区，劳动力供给与流动不仅与工资差异有关，还受到区域的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瓦尔加和沙尔克（Varga＆Schalk，2004）的研究发现，相比国内与国际知识溢出，地方化知识溢出是区域技术变迁的重要因素，R＆D支出的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田童和伍（Tuan＆Ng，2004）认为中国吸引FDI的分布及其动态演化，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政策改革等制度变革过程密不可分，入世后，FDI的流动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流向具有集聚经济优势的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剧FDI分布的空间不平衡状况。德弗罗等（Devereux，2007）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更多地是考虑当地的产业结构以及可获取的集聚外部性大小，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措施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则相对甚微。

还有的研究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检验规模经济和集聚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罗和西格尔（Paul＆Siegel，1999）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成本生产函数模型，用以区分外部性冲击、规模经济和投入替代，研究发现规模经济在美国制造业中普遍存在，成本节约和规模效应主要来自于可能由外在因素影响的内在投入，供给集聚效应大于需求集聚效应。

相对于理论研究，集聚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展相对不足，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不能很好地处理集聚和经济增长内生性问题。不少实证研究是从侧面展开的，即研究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西科恩和霍尔（Ciccone＆Hall，1996）以就业密度作为衡量集聚水平的工具变量，利用非线性工具变量估计检验美国各州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美国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为6％，各州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一半以上可以由集聚因素解释。西科恩（2002）用同样的方法对欧洲五国进行了检验，也证明了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欧洲五国的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为4.5％。拉尔等（Lall，2004）按来源把集聚经济分为企业、产业和区域三类，研究了集聚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产业部门间的集聚经济在来源和效应上都有明显差别，区际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可达性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而企业生产区位选择在城市密集区的收益不能补偿成本。布罗尔斯玛和迪克（Broersma＆Dijk，2008）研究了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对荷兰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来自于核心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其原因是交通堵塞等拥挤负效应超过了产业集聚正效应。

我国学者在对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大多得出了产业集聚正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结论。陈建军和胡晨光（2008）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提出了垄断竞争增长的分析框架，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分析，研究了1978—2005年长三角次区域产业集聚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索罗剩余递增三类集聚效应，发现产业集聚可以改善区域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技术进步、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带来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索罗剩余递增。钱水土和金娇（2010）以长三角16个地市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了金融结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存（贷）款集中度和股市融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张望（2010）对1999—2007年中国31个省区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

在产业集聚能促进区域生产率提高方面，结论也比较统一。范剑勇（2006）利用中国2004年地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为8.8％左右，高于欧美国家5％左右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对地区差距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柴志贤和黄祖辉（2008）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19个二位数行业的30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发现专业化更有利于促进行业技术效率提高，而不太有利于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多样化对一些行业的生产率有促进作用，竞争效应总体影响较弱。刘修岩（2009）基于中国2003—2006年的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就业密度、城市相对多样化水平和相对专业化水平等集聚经济因素对城市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的就业密度和相对专业化水平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孟祺（2010）研究了2001—200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对TFP的影响，发现产业集聚会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两个方面施加影响TFP。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论难以取得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于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来自于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的问题，以及计量模型估计方法的问题。由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是内生的，如何在计量模型估计上采用比较适合的工具变量，或者采用能够剔除内生性影响的估计方法，对估计结果的正确性影响很大。

第三节　研究框架

一　研究目的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

首先，探寻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产业集聚方面的原因，为政府从宏观层面调控区域经济差距，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很多，本书主要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行业、产业集聚空间依赖等方面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其次，发现中国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内在规律，为政府制定产业集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书在运用一些指标实证测度我国产业集聚变动情况的基础上，从区域特征的角度分析我国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规律。

最后，发现我国省区层面的区域内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动关系，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理论指导。基于地级市数据，测度省区内部产业集聚度的动态变动，研究产业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联。

二　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内容包括四个组成部分，由七章组成。

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即第一章的内容，主要介绍本书的选题意义、研究目的和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第二部分为理论部分，即第二章的内容，引入一个整合了新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模型，说明集聚与经济增长是内生的相互促进的过程。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与产业集聚的实际，提出了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区域特征假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产业集聚水平与产业集聚空间依赖因素假说，以及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差异的产业集聚结构因素假说。

第三部分为本书的实证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分别对理论部分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是对我国产业集聚形成演化的区域特征理论假说的实证检验。运用行业集中度、空间Gini系数、区位熵、Theil指数、Krugman专业化指数等指标，测度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省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和区域专业化水平的动态变动情况。尤其是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就业数据，对各省产业内部集聚度用Theil指数进行了测算。以Theil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城市化、首位城市就业比重、市场潜力、市场化、基础设施、外贸依存度等区域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区域特征理论假说。

第四章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产业集聚水平及其空间依赖因素假说的实证检验。运用统计数据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表现为有的省份经济增长较快，有的省份经济增长较慢。分别运用σ收敛、β绝对收敛、β条件收敛、收入动态分布方法等对1978—2009年的各省区经济增长收敛进行实证研究。在巴罗长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控制其他变量后检验区域内部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计量方法上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技术，检验其是否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区域内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联的动态规律性，检验其是否符合我们提出的阶段性假说：各区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产业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应不同。

从理论上分析产业集聚空间依赖性的表现、形成原因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运用空间计量软件GeoDa，以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空间分布分析，以及局域和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运用考虑空间自相关因素的空间滞后面板模型（SLPDM）估计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SEPDM），以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并考虑到空间自相关因素后，我们得到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

第五章是对产业集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差异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分析说明区域间存在产业集聚类型与行业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动又必然引致区域集聚类型与行业的变化。基于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外部性理论，利用1988—2009年的省区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中效率估计的一步法，研究了产业集聚类型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工业化、城市化等其他影响效率变量的基础上，多样化、竞争性、区域通达性都是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生产效率的重要环境变量，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选取一些代表性行业，以劳均产出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就业密度作为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技术进行估计，发现不同部门和行业的就业密度的产出弹性的差异。

第四部分是总结部分，即第六章的内容，总结本书的主要工作和得出的主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指出本研究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三　研究思路框架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框架见图1-1。

四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产业集聚因素进行研究。研究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分析上，结合相关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和提出理论假说。对于产业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则注重进行实证检验。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结合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对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都坚持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的方法。理论模型既分析静态均衡，也分析动态均衡。实证研究中既关注截面区域差异，更关注其长期时间序列演化的动态特征。

学科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相结合。由于本研究牵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点，需要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同时研究必须坚持专业方向，突出区域经济学专业特色。

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现代统计与计量经济分析技术以及相关软件，如Spss、Eviews、Rats、Stata、GeoDa等，实证检验中国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