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背景
韩国是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也是比较成功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之一。回顾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总的趋势表现为先抑后扬。目前，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虽远不及发达国家，但明显具有发展历史短、增长速度快的特点。1968年，韩国南方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度尼西亚林业部门投资300万美元，生产胶合板原料，开创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因为这一时期，韩国主要致力于吸引外资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是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韩国进出口银行的统计，1985年，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12亿美元;1991年，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就达到了11.1亿美元，增长了大约10倍。特别是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韩国对中国的投资迅猛增长。1992年，韩国在华直接投资的金额仅为1.2亿美元，投资项目为650项;1996年，韩国对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就达到9.33亿美元，实际投资项目达到2138项，增长了大约8倍。1997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为了适应国内结构改革的资金需求，对外直接投资有所萎缩，但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全面的复苏，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需求，韩国很快就进入全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阶段。据韩国进出口银行统计，1997年，实际投资项目为1335项，实际投资金额为37.15亿美元，在1997年短暂的萎缩后，1998年开始复苏。2005年的实际投资项目数为4449项，实际投资金额为72.63亿美元。这一时期一直徘徊在几十亿美元阶段，从增长速度上看，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2006年至今，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实际投资金额进入上百亿美元的阶段。2006年的实际投资的项目数为5215项，实际投资金额为118.54亿美元。由于2008年末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2009年，对外投资金额有小幅度回落，2010年开始复苏。直到2013年，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13年实际投资项目数为2834项，实际投资金额为306.52亿美元，投资金额是2006年的1.59倍，可见，韩国已经进入对外投资的高速发展阶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引进外资的规模正稳步扩大，截至2013年4月底，累计实际吸收外资金额为1.3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中居第二位;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 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截至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为5257亿美元。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角度看，中国的人均GDP处于第二阶段，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逐渐扩大，而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较小，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值，这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以及外汇储备额的不断增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出来。自从提出发展“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逐渐扩大，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2012年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117.2亿美元，同比增长9.72%，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24%，“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长期以来，中国是接受外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综合实力的增强，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
本书正是在此背景下，把韩国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比较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深入研究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支援制度等政策的变迁以及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经济效应，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探索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应对策。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经济效应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被放在与发展国际贸易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现有的文献对有关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比较少，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效应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把韩国作为成功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深入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本书试图在对一般直接投资以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首先，总结、概括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支援制度，然后着重通过大量的数理模型，实证分析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贸易收支、就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并对国内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空洞化进行定性分析。总之，本书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与教训，最后提出了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二)现实意义
韩国是一个执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而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大量举借外债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目前，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远不及发达国家，但其增长速度很快，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已经越来越受人关注。因此，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从其历程、政策和对国际贸易收支、就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空洞化的角度研究其所取得的成效，对于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及与韩国经济结构有众多相似之处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利用海外资源，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防止产业空洞化，优化外贸结构，促进国内就业等方面颇具参考价值。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研究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
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及需求理论角度展开。
1．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角度
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蒙代尔(Mundell，1957)提出的。[1]他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从“关税引致投资”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西方经济学界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形成了许多观点各异的理论，一般统称其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般说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FDI与出口是对外输出的两种方式，两者可相互替代，巴克莱与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提出的内部化理论认为，当外部交易的成本足够大时，FDI就会替代出口[2];邓宁(Dunning，1979)的折衷主义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3]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最佳选择。
日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1973)提出了一个FDI与贸易存在互补关系的比较优势理论。[4]小岛清认为，由于各国的经济状况不同，根据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推断出来的理论(一般支持FDI和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无法解释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依次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通过对外投资扩大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
美国哈佛大学的弗农教授(R.Vernon)[5]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呈现了FDI和贸易间关系的复杂性。弗农把产品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创新国垄断着新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成本的差异对公司生产区位的选择影响不大(因为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这时最有利的安排是在国内生产并出口。但在产品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基本稳定，加上仿制者和竞争者的出现，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增大，降低成本成为竞争的关键。此时，创新国企业开始展开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进行生产。但投资地区一般是那些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与创新国相似，但劳动力成本低于创新国的地区，如美国公司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到产品的标准化生产阶段，价格竞争尤为重要，创新国的优势丧失，此时只能将生产向低收入、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并通过贸易将产品返销到跨国公司母国或其他国外市场。
2．从融合跨国公司理论的贸易模型的角度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理论一度由H－O模型占据统治地位，然而由于H－O模型越来越不能解释禀赋相似国家的同类产品间的大量贸易而遭受质疑，加上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大量的理论研究不得不在一般的贸易模型中引入跨国公司的因素，出现了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别为特征的“新贸易理论”。最初，此类模型仅能处理一种投资的情况，即水平性投资或垂直性投资，能包括两种类型投资的模型只是在近年来才出现的，表现为知识资本模型。
FDI和贸易间的互补关系一般存在于垂直性对外投资模型中，特别是当解释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时，赫尔普曼(Helpman，1984)在国家间比较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上引入跨国公司，建立了一个两种产品、两种生产要素的两国模型。跨国公司垂直性对外扩张源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价格差异，投资是单向的，一国仅生产且出口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要素禀赋劣势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FDI将创造贸易，即两者存在互补关系。与赫尔普曼(Helpman)不同的是，马库森(Markusen)假定国家间仅有单一的、同质的要素禀赋，但规模报酬递增。他解释了跨国公司仅在母国总部活动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分散生产活动的事实。此时，FDI同样是贸易创造型的。当FDI是垂直型投资时，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生产相同的产品或服务，FDI同样是贸易创造型的。当FDI是水平型投资时，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生产相同的产品或服务，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将是替代性的。在此类模型中，一般来说，不仅投资是水平性的，还假定国家的相似性质(大小、禀赋和技术)、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如霍斯特曼和马库森(Hortsman and Markusen，1992)和布雷纳德(Brainard，1993 )。马库森和维纳布尔斯(Markusen and Venables，1998)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尽管布雷纳德考虑的是差别产品而霍斯特曼和马库森考虑的是同质产品，然而，这些模型都认为，FDI和贸易的最终选择取决于母公司的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和子公司的规模经济效应偏好水平。此外，霍斯特曼和马库森还识别了存在三种均衡的可能性，即存在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出口并存的情形，而且混合的均衡更有可能得到。此外，马库森(Markusen，1997，2000)提出的贸易模型包含了水平和垂直两种性质的投资，相应的FDI和贸易存在替代和互补两种方式。
3．从需求的角度
从需求方面解释FDI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思想比较零散。一般认为，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在决定是通过贸易出口还是到目标市场生产时，出口和FDI是替代的，除非本地化生产能促使企业的需求曲线右移(需求扩大) ;利普希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1984)认为，外国需求能通过提供某些重要的售后服务而被激发，于是，两者存在正的相关关系;赫德和里斯(Head and Ries，2001)确认了此观点:“建立销售部门(也属于FDI)能对外国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通过地方代理所不能有效提供的服务。”另外，对市场的永久性承诺(例如生产性的FDI)对消费者是有很强吸引力的。如果企业生产的是最终产品和中间品，那么，在外国生产使更高水平的中间品替代最终产品出口是可能的。如果企业生产多种产品，那么，在国外生产还具有品牌宣传效应，可以刺激其他产品的出口。正如利普希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1981)所提出的:“我们在印度生产(X产品)，消费者看到我们的品牌，他们知道我们，于是他们购买我们从美国进口的(Y和Z)产品。”柏莱尼根(Blonigen，2001)进一步指出，在外国市场建立某产品的生产企业能通过更快、更有效的配送而增加对其他产品的需求。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理论，比如内部化理论和折衷主义理论，以及融合了水平跨国企业的一般均衡的贸易模型，都支持FDI和国际贸易间的替代关系;而引入垂直性FDI的贸易模型和从需求角度考虑的理论则支持两者的互补关系，但在实证研究中，却很难找到两者替代关系的证据。得出替代关系的研究者有弗兰克和弗里曼(Frank and Freeman，1978)、库什曼(Cushman，1988)、柏莱尼根(Blonigen，2001)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互补关系，利普希和威斯(Lipsey and Weiss，1981，1984)分别从行业、企业层面，将FDI指标作为生产性销售，利用截面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互补关系的结论;格鲁伯特和穆特(Grubert and Mutti，1991)从国家层面，将FDI指标作为平均有效税率，利用截面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互补关系的结论;皮弗马瑞(Pfaffemayr，1996)从行业层面，以FDI存量为指标，利用面板及截面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互补关系的结论;克劳辛(Clausing，2000)从国家层面，以当地销售和国外分公司的净税负为FDI指标，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互补关系的结论;艾弗瑞肯和马格赫斯(Africano and Magalhaes，2010)从国家层面，以时期内FDI平均值为指标，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互补关系的结论。在实证研究中不容易得出替代关系可能是因为两个变量间存在潜在的伪正向关系，比如内生性和加总偏误(由数据加总带来的偏误)所引发的伪回归(Head and Ries，2001)。
(三)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国内外研究
随着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扩大，韩国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贸易收支的影响。金源泰(
，2002)运用1985—2001年期间的时间数据资料，分别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然后总结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得出韩国这一期间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不大，但诱发了进口的增加，所以造成贸易收支赤字的结论。徐永景(
，2008)运用1990—2007年的时间数据资料，通过截面数据分析了在不同的行业中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的影响，认为总体上轻工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的出口，重化学工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的出口，而无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化学工业对国内进口的影响并不明显。他还进一步证明了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促进了国内的出口。李彰洙(
，2008)运用引力模型，运用1991—2002年的数据资料，证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进口的影响是微弱的。郑会锡(
，2010)利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运用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资料，证明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的出口，对进口的影响则不明显。
中国国内还没有学者专门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韩国国内贸易收支的影响，只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韩国对外贸易战略，如张宝仁(2000)研究了韩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成就、支持出口的措施以及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金承男(2000)研究了韩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贸易结构、进出口弹性以及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涂澄(2006)对中韩双边贸易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自建交以来，中韩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但两国的国际分工仍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特点的结论。
二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的研究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的理论研究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关系的文献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上，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国内就业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文献是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以及国际收支的影响来间接地得出它与母国就业的关系的结论的，另一部分文献是直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直接与间接效用的。
1．就业替代论
贾塞(1960)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国内就业影响的学者。[6]该理论认为，在母国资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将替代国内投资或国内消费，如果资金流出并没有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就会产生对就业的负效应。即使当对外投资替代母国投资或消费时，也没有立即对就业产生负效应，但是通过乘数和加速效应，就业人数最终会减少。鲁泰伯格(Ruttenberg)是美国学者，他在1971年研究了二者的替代关系。[7]
2．就业补充理论
该理论认为，当对外投资属于防御性投资的情况下，如企业投资于国外是为了开发国内得不到的资源或是由于关税壁垒妨碍其出口而导致对外横向投资时，对外投资将补充或促进国内投资或消费。这类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子公司对母国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而产生对国内就业的正效应。哈金斯(Hakins)是最早从这个角度研究两者关系的学者。他认为，外向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效应小于出口、母国本身和母公司的就业创造效应。[8]后来一些学者通过出口的促进关系(Reddaway，Pekins，Potter，1967，1968;Bergsten，1978;Swedenborg，1979，1982，2000;Lipesy and Weiss，1981，1984;Blomstrom，1988，1999;Andersen and Hainart，1988)，个别企业的案例研究(Stobaugh，1976;Jodan and Vahlne，1981)和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研究(Chaudhuri，1983;Hufbauer and Scott，1993;Buigess and Jacquemin，1994;Jungnickel，1995)等说明了二者的促进关系。
3．就业组合效果论
这种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有正的效果，又有负的效果。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等。布罗姆斯特伦(Blomstrom)比较了美国与瑞典海外直接投资的差别，认为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在母国发展大量的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瑞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发达国家，从而其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是在母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9]利普希(Lipesy)利用回归分析与出口替代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效应被内向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所抵消，个别企业可能还有负的效果。[10]
4．就业结构优化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管理职能集中于母公司，创造了许多母国非生产性就业机会。另外，国外子公司的经营业务也会导致母国法律、公共关系、服务和工程咨询等方面需求的增加。1999年法斯(Fors)和库科(Kokko)分析了瑞典制造业的17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结构变化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1]
5．公司战略论
海米尔1992年撰文认为，公司战略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母国就业数量、质量及就业区位。[12]采取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深层次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该理论认为，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增大，国际生产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为复杂，跨国公司对就业数量、质量和就业区位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配置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从而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就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可见，国际上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五个层面展开研究的。早期的文献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具有替代效应的比较多;当代的国际文献认为，二者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但这不是主流思想。主流的思想还是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就业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如对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母国是否存在充分就业，与对外投资相关的资金流出是否被较高出口及较低进口所造成的实际资源转移所抵消等。此外，母国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很多因素可能比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问题更多更重要。因此，有关对外投资与母国就业关系的理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实证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国内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一方面因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比较大，二是因为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方面有相对完善的数据库。目前国际上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影响的学者也相对集中在美国。
后来，日本的筱原弘道(Shinohrar，1979 )和法国的阿蒂斯(Arthuis，1993)分别研究了日本的服装工业和法国的产业转移，瑞典的史文森(Svensson，1996)从长期效应的角度，美国的弗兰克和弗里曼(Frank＆Freeman，1978)以及格利克曼和伍德沃德(Glickman＆Woodward，1989)通过计算就业“剩余率”和“替代率”分别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具有替代效应的结论。
英国的赖德维、皮京斯、波特(Reddaway，Pekins，Potter，1967，1968)，美国的霍斯特(Horst，1974)、利普斯和韦斯(Lipesy＆Weiss，1981，1984)、克拉维斯和利普斯(Kravis＆Lipesy，1998)以及瑞典的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1979)、布罗姆斯特伦(Blomstrom，1988，1999)等人从出口替代的角度，利用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分别测算了美国和瑞典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的联系;美国的斯托博(Stobaugh，1976)、瑞典的乔丹和瓦勒(Jordan＆Vahlne，1981)通过对商业案例的研究，美国的乔杜里(Chaudhuri，1983)、胡弗鲍尔和斯科特(Hufbauer ＆Scott，1993)以及日本的伯希和雅克曼(Buigess＆Jacquemin，1994)、德国的容尼克尔(Jungnickel，1995)、法国的穆策莱和索西耶(Mucchielli＆Saucier，1997)通过概念分析方法都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具有补充效应的结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部分学者，如瑞典的布罗姆斯特伦等(1997)、法斯和库科(Fors＆Kokko，1999)以及美国的莱克和布雷纳德(Riker＆Brainard，1997)，利普希(Lipsey，1999，2000)、德国的图塞尔曼(Tusselman，1998)、澳大利亚的艾特京赭(Altzinger)和波拉克(Bellak)、法国的穆策莱和澈道(Mucchielli＆Chedor，1999)等人，通过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具有组合效应的结论。这种影响相当复杂，牵涉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类型、跨国公司的战略定位、产业的水平与垂直分工和就业的质量、结构等，因而得出的结论也随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以上所有文献采用的方法各有利弊，不尽完善。到目前为止，有关FDI与母国就业效应的关系还没有一般性的结论，也没有正式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种效应。目前已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一是统计回归分析法。它利用FDI与母国出口或投资的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间接得出FDI与母国就业的相关性结论。二是商业案例分析法。通过对个别企业或人员的走访调查，由经验归纳总结出FDI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三是概念分析法。从对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流向等角度分析FDI对母国就业不同层面的影响。四是长期分析法。采用跨度较长的区间，从FDI对母国就业动态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五是反证分析法。即假设FDI没有发生时，国内就业将如何变化，通过与已发生的FDI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
(三)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间关系的国内外研究
金源泰(
，2006)分析1988—2005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就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替代效果和出口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出1988—2005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岗位19.1万个，相当于2005年制造业就业岗位的4%。申东和(
，2008)利用1991—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11个不同行业的制造业数据，进行了面板分析，实证探讨了韩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但由于统计结果缺乏显著性，他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申铉烈(
，2009)分析了199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就业函数模型推导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直接影响，以及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得出出口对就业的间接影响，并对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再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这一期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并没有产生消极影响的结论。
中国国内还没有学者专门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张喜民(1997)从理论上对之作了阐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国内某些产业部门的投资相应减少和部分产业部门转移海外，使被波及部门的就业人数减少。这些被裁减下来的人员自然流向由对外投资所诱发、带动的新兴产业部门。石柱鲜、吕有晨(2010)通过分析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得出到2009年11月为止，韩国对外投资引起国内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减少，批发等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
三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研究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理论研究
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比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滞后近一个世纪。但近四十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有了长足发展。其学术渊源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二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大都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为分析起点，尚未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专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其中只有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投资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论以及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1．边际产业扩张论
1977年，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提出了著名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该理论以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将资源禀赋差异所导致的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他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的理论。[13]这里的比较劣势产业指的是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又称边际产业。投资国应按本国边际产业顺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即通过FDI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以投资国的中小企业作为承担者，转移并转换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以扩大双方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贸易和出口的扩大，创造更高的利润等。
小岛清理论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里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概括，比较符合日本国情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较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对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FDI的产业选择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的依次转移劣势产业进行跨国投资的论点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向发展中国家让渡适用技术，为其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资金和空间，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事实。同时，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给予人们以启迪:并非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跨国经营，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寻求比较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2．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1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FDI加速增长的趋势。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FDI增长的新趋势，是国际投资理论界面临的重要挑战。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与托兰惕诺共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地理特征，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一体化生产活动。从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张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投资方向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式发展轨道。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能力也得到了迅速提高。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产品，而是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5]
哈佛大学教授弗农于1966年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美国FDI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论点。他从美国制造业的时间情况出发，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在新产品的初级生产阶段，美国企业依靠新产品的独创性及其技术、品牌等非价格因素，在国内生产并出口，以维护其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垄断优势;在产品成熟阶段，美国企业应到其他发达国家投资设厂，扩大市场和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保证其比较成本优势;在产品标准化阶段，美国应把产品生产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保持其价格竞争优势。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制造业FDI的情况，驱使美国对外投资的原因在于产品比较优势和竞争条件的变化。随着技术垄断地位的丧失，成本价格的上升，美国企业为降低成本，便将企业设置在国外，以获取利润最大化。它一般遵循先西欧等发达国家，后发展中国家的顺序。不难看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通过产业转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即不断向国外转移已在国内丧失垄断优势的产业，为本国的产品进入新一轮的创新阶段做准备，从而使产品得以不断创新，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垄断或寡占优势。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归纳为比较优势和竞争条件的变化，较好地解释了美国战后对西欧各国大规模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时机。但该理论关于寻求低廉生产成本地区的观点有悖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现实情况。
(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证研究
格洛伯曼、库科和索尔姆(Globerman，Kokko and Sjoholm，2000)从瑞典创新的专利引用记录中发现，瑞典的跨国公司和一些非跨国公司，更多地吸收、采用了有大量瑞典直接投资国家的专利，这就说明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瑞典企业获得了东道国的技术溢出。美国学者布兰斯泰特(Branstetter，2001)在研究日本企业设立在美国的研发机构时，发现日本通过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知识溢出。日本学者岩佐朋孑(Tomoko I wasa)、小田切弘治(Hiroyuki Odagiri，2002)对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做了研究，也发现了日本企业申请专利时的海外专利引用量和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研发机构的研发经费呈明显的正相关，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日本的技术进步。希奥尔希奥·巴尔巴·纳瓦雷蒂和大卫·卡斯泰拉尼(Giorgio Barba Navaretti and Davide Castellani，2004)对比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意大利企业和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意大利企业，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增强了母国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对外投资发生后，对外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明显提高了。英国学者雷切尔·格里菲斯、鲁伯特·哈里森、约翰·凡·雷南(Rachel Griffith，Ru-pert Harrison，John Van Reenen，2004)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研发经费大幅增长对英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在美国大量投资的英国企业，在美国90年代大量的研发投入中所获取的技术进步甚至要高于美国本土企业。安娜·玛利亚和玛拉·格拉斯尼(Anna Maria and Mara Grasseni，2005)利用意大利企业的数据对意大利海外投资对本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做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母国公司的生产率很少从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中得到提高，相反，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会对母公司的生产率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王林(2006)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现状，提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优势型产业对外投资为主，学习型产业对外投资为辅，并逐渐加大学习型产业对外投资的比重。范欢欢、王相宁(2006)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结构正相关，与第一、三产业无关。在与美、日、韩对外投资规模和产业结构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能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结论。崔彩周(2007)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结论。
(三)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度化关系的国内外研究
韩国国内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起的国内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多。金先锡(
，2007)通过调查韩国企业技术创新型海外直接投资，认为企业是为了获得东道国当地的潜移默化的知识，实现母国或企业的技术创新。李载佑(
，2008)对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无与投资程度对海外技术引进的效果，海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创造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进入21世纪必须重视从海外引进尖端技术，提出韩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方向的结论。何炳基(
，2010)认为，成长初期的产业应该引进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成长期的产业应该在引进外国投资的同时本国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且要制定有利于夕阳产业海外转移的政策。
国内学者还没有人专门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进行研究。只有一些学者研究了韩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经验，如李安方(2006)介绍韩国的科技创新战略具有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其以国家意志为先导、以科技立法为保障、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为目的的科技创新模式对于当前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内有两位学者研究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关系。有两位学者研究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石柱鲜、吕有晨(1999)阐述了韩国主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韩国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得出韩国1986—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国内制造业产业结构比的弹性系数为负，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业产业结构比的弹性系数为正，且前者的绝对值大于后者的绝对值。董蓉蓉、臧新(2006)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建立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定量模型，验证韩国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与其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关联的设想是否吻合。实证结果表明，韩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其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最大。
四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洞化的研究
(一)关于产业空洞化的理论研究
克拉克(Clark，1957)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农林渔业的产品需求减少，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加，当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对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进而减少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这种现象是因为不同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首先，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的支出比例减少，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比例相对增加。当人均收入超越这一阶段时，就会出现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逐渐减少，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的现象。因此，收入与制造业产品生产比重间的关系就会呈现倒U形。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减少，对服务业产品的进口相对增加，就会出现产业空洞化的现象。因此，从克拉克(Clark)的角度定义产业空洞化，就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逐渐减少，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
与克拉克的观点不同，布侔(Bumol，1967 )，罗索恩和韦尔(Rowthorn and Well，1987)，鲍莫尔等(Baumol et al．，1985)认为，产业空洞化的原因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性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经济现象。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性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性相对增加得比较快，但这两种产业的总生产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或者说，这两种产业在一定的总的生产量的状况下，生产性增长率相对低的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比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要高，结果就会出现产业空洞化的现象。
这两种产业空洞化产生的原因是国内因素，即产业间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或产业的劳动生产性差异。随着产业间的需求及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两种产业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说明产业空洞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自然现象。
劳伦斯(Lawrence，1983，1987)，劳伦斯和斯劳特(Lawrence and Slaughter，1993)，萨克斯和莎茨(Sachs and Schatz，1994 )，伍德(Wood，1994，1995)，罗索恩和拉马斯瓦米(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认为，产业空洞化的原因主要是国外因素。伍德(Wood，1994，1995)通过分析制造业就业比重和GDP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比重的相关分析，指出了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对OECD国家产生产业空洞化的影响。OECD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会降低本国同一行业产品的竞争力，进而减少本国同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或者说，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引起的就业减少的幅度，比随着贸易扩大，出口增加所引起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增加的幅度，要更明显。因此，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角度看，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就会减少。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就会增加，就会引起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
(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洞化的实证研究
萨克斯和莎茨(Sachs and Schatz，1994)明确地认为，引起美国产业空洞化的重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增加。通过分析比较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趋势、不同产业的进口结构以及就业情况，得出随着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扩大，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会弱化国内同一产业的产品竞争力，减少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萨克斯和莎茨与伍德不同，他们认为引起产业空洞化的原因，国内因素比国外因素更重要。
罗索恩和拉马斯瓦米(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利用1964—1994年18个发达国家的数据资料，分析了国内各个因素对产业空洞化的影响。结果认为，产业空洞化的原因是制造业生产相对增加比较快，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制造业对服务业相对需求的增加。这些国内因素比国外因素，即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对产业空洞化的影响更大。罗索恩和库茨(Rowthorn and Coutts，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追加了韩国等5个国家的数据，利用1964—2002年的数据资料，分析认为，由贸易引起的就业岗位的丧失占整个就业岗位的比重很小，但他们仍然认为，国际贸易是产业空洞化的重要原因。
劳伦斯(Lawrence，1987)实证分析了法国、德国和瑞典的产业空洞化现象，认为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对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影响不超过20%。德勒和沃尔夫(Dollar and Wolff，1993)分析了1970—1987年的数据资料，认为OECD国家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及生产所占的比重正在减少，但是减少的幅度很小，因此，由于贸易引起的产业空洞化的因素是很小的。然而，伯曼等(Berman et al.，1994)认为，贸易引起的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比制造业规模的减少对产业空洞化的影响更大。
(三)关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洞化关系的国内外研究
很多韩国学者也正在研究韩国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主要研究韩国产业空洞化原因的学者有:徐英景和李汉宁(
，
，2006)、朴铉俊(
，2007)、任铉俊(
，2007)、何炳基(
)和吴俊炳(
，2007)，研究有关产业空洞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及就业影响的学者有:任铉俊(
，2007)、姜斗容(
，2008)、金钟一(
，2009)。
朴铉俊(
，2007)分析得出20世纪90年代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比重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的结论，即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引起产业空洞化;同时得出国外因素(国际贸易)比国内因素(收入、生产性的差异、国内投资)对产业空洞化的影响更大的结论。
申泰永(
，2007)利用1985—2005年的数据资料，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制造业就业及生产比重进行了回归分析，同时利用相同的模型，利用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数据资料，对产业空洞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引起国内制造业就业比重的减少以及附加价值的生产比重增长。
任铉俊(
，2007)利用1970—2005年韩国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认为产业空洞化并不是由贸易的扩大，外国产品的进入，国内产品市场的相对缩小，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降低，生产基础的海外转移引起的，而是因为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性快速上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引起的消费模式的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但是，产业空洞化发展过于迅速，则是由结构性失业的增加或收入不均衡的深化等原因所引起的。
何炳基(
)和吴俊炳(
，2007)利用1970—2005年的数据资料，分析韩国产业空洞化的原因，认为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劳动生产性的差异、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及国外因素所引起的制造业部门贸易收支的变化都对国内就业和生产比重产生了影响。利用回归分析的结果分析各因素对产业空洞化的影响程度，认为制造业就业比重减少的最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性的差异所引起的劳动需求的减少。但是导致产业空洞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的，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反而促进了国内的就业。因此，引起韩国产业空洞化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的上升和产业间生产性的差异等国内因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现的自然的结构调整过程。
韩国国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空洞化影响的学者有:金圣镇(
，2002)。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有积极的影响。徐英景和李汉宁(
，
，2006)以及任铉俊(
，2007)认为，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空洞化没有影响，即到现在为止，生产的海外转移对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影响还不突出。
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人专门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空洞化影响的问题。刘秀莲(2004)通过分析韩国对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忧虑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进一步提出对中国的启示。李东阳(2000)针对一些西方学者关于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国内产业空洞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是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与对外直接投资无关;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巨大与贸易逆差并无直接联系;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投资者的国际竞争力;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就业机会影响甚微。杜鹏、韩福荣(2003)针对产业空洞化对一国经济发展弊大于利这一较普遍的观点，区分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造成产业空洞化的诱因——跨国直接投资为切入点，分别从贸易差额、失业率、制造业竞争力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论证了产业空洞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指出产业空洞化对前者而言是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继续保持优势，对后者而言则是拉大差距，是真正的空洞化。喻言(2005)分析了中国产业空洞化的成因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从有关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已有所好转，但对之仍不能掉以轻心。
五 文献述评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影响及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韩国国内经济影响方面，文献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因为发达国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国外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对象，而且主要验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出口、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很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有必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经济效应，以进一步丰富、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
第二，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由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短的缘故，韩国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比较分散，分别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就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空洞化等角度作了单项研究，并没有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中国国内学者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研究其发展历程、产业政策、投资区域分布以及韩国在华投资的状况，大多只是定性分析。仅有董蓉蓉、臧新(2006)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得出，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韩国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石柱鲜、吕有晨(1999)利用相关分析模型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可以说，无论韩国国内还是中国国内，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韩国国内经济效应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可能与韩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较短有关。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刚刚起步，借鉴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很有必要。
第三，以上所有文献采用的方法各有利弊，不尽完善。到目前为止，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效应(贸易收支、就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产业空洞化)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般性的结论，也没有找到正式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种效应。目前已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一是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它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进口、产业结构比例以及就业的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间接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效应的相关性结论。二是不同产业的案例分析法。通过对不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不同产业的经济效应分析，归纳、总结对外直接投资国内的经济效应。三是概念分析法。从对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流向等各个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四是长期分析法。采用跨度较长的区间，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动态经济效应的角度加以分析。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一 研究目标
由于还没有学者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及其绩效进行系统研究，且大部分相关的研究存在较严重的片面性，主要体现为从理论上概述性地描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从某一个角度简单地定性分析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支援制度以及对其国内贸易收支、就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空洞化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书的研究目标主要是:
第一，实现研究角度的创新。本书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经济效应的研究，尤其是把韩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代表进行研究，对于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改善贸易结构、促进国内就业、创新技术以及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借鉴。
第二，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本书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前人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上，而是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支援制度及对国际贸易收支、就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产业空洞化方面，这对于指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三，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本书采用协整理论、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回归分析等现代数理实证的分析手段，利用韩国统计厅、韩国进出口银行、韩国贸易协会、WTO、UNCTAD、IMF、WB和中国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经济效应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和研究。
二 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研究背景:总结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历程及存在的问题、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支援制度与政策变迁。
2.实证分析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本国国际贸易收支、国内就业、国内技术创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影响。
3.总结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本国经济影响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一 研究方法
(一)演绎推理与归纳总结相结合
从对一般理论的回顾与梳理开始，确立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提出新的分析框架，然后对韩国这样一个特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理论和实证的检验。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
规范分析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支援制度，并分析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技术创新和产业空洞化的影响。然后，实证分析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贸易收支、就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三)历史分析和现实检验相结合
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及其绩效，必然要对有关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以期从中发现规律;还要根据历史的数据对其国内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作出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经验和借鉴。
二 基本框架
导论部分介绍的是本书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及评析，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是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研究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存在的问题。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按照发展情况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68—1980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第二阶段，1981—1997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98—2006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调整阶段;第四阶段，2007年至今，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阶段，并总结出每个阶段的特点及原因。最后描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阐述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援制度与政策变迁。从其金融、保险、税收、提供情报信息资料、创造安全的投资环境五个角度描述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援制度;把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政策变迁分为五个阶段:制度引入的初级阶段(1968—1974) ;制度调整阶段(1975—1979) ;奖励阶段(1980—1985)，快速发展阶段(1986—1993) ;自由化阶段(1994年至今)。本章分别从投资重点、投资认证制度、投资条件、投资限制制度、筹措自有资金比例以及金融支援制度六方面概括这五个阶段的演变特点。
本书的重点在第四章至第八章，分析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的经济效应。第四章实证分析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贸易收支的影响。首先，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及贸易收支的影响;其次，因为韩国制造业在其国民经济和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本章利用lnXEt= a0+
+ a2lnFDIt+ a3lnEXt+ et，lnCAt= b0+ b1lnGDPt+ b2lnFDIt+ b3lnEXt+ et分别实证分析了1991—2011年这一期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贸易收支的影响，还利用lnXEt= a0+
+ a2lnFDIt + a3lnEXt+ a4D1×lnFDIt+ et，lnCAt= b0+ b1lnGDPt+ b2lnFDIt+ b3lnEXt+ b4D1×lnFDIt+ et模型把1991—2011年分成1997年前后两个时期，实证分析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贸易收支的不同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到金融危机前，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出口的引致效应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改善贸易收支的作用。而在金融危机后，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大，对国内出口的引致效应缩小;但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的出口替代效应和逆进口效应到目前为止一直不很明显。因此，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引起国内贸易收支的恶化。然而，实证分析预测到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明显的出口替代效应和逆进口效应。
第五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主要研究韩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笔者利用ΔEMPi，t=αi+β1ΔVAi，t+ β2(ΔWi，t－ΔLPi，t) +β3ΔmaFDIi，t+β4ΔEXi，t+εi，t，ΔEXi，t=γi+δ1ΔWMQi，t +δ2ΔXPi，t+δ3ΔmaFDIi，t+εi，t分别实证分析了1995—2011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制造业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总体上，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就业并未产生消极的影响。如纤维—服装等一部分轻工行业，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国内生产设备投资的减少，直接引起当地就业机会的减少。但是，如电器电子、钢铁—金属等大部分重化学工业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外子公司的管理—支援及研究开发人力的需求，反而增加了国内就业数量，而且还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出口的增加，间接地扩大了国内就业机会。
第六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首先，描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一般规律;其次，从跨国兼并与收购、建立技术开发型国际合资与独资企业、国际战略联盟以及建立海外技术研发机构四个角度分析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得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其国内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促进韩国国内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使韩国的电子、半导体、汽车等制造业和生命科学等高科技行业领先于世界，成为创新型国家之一的结论。
第七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首先，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其次，利用模型Δyt=α+λt + (ρ－1) yt－1 +
γtΔyt－i+μt，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时间期限是1985—2011年，得出的结论是韩国第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是其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说明韩国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大力支持国内第三产业的发展。最后，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第一、二产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弹性系数均为负数，而第三产业为正数，说明累积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第一、二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呈现反向关系，即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导致该产业比重的下降。
第八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空洞化”，运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首先，介绍了产业空洞化的内涵与原因。其次，分析韩国产业空洞化的特点:韩国已经进入产业空洞化阶段，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产业空洞化的特征相比，其制造业就业比重低，而附加价值比重较高;与美国和日本相比，韩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幅度和速度以及附加价值的下降幅度和速度，都表现出较快的发展趋势;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韩国比较早地进入了产业空洞化时期;韩国产业空洞化发展速度过快。最后，从国民经济发展和个别企业(制鞋业、纤维业、家电产业和机械装备业)的角度分析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影响。
第九章“中韩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采用的是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历程、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中韩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分别从中韩投资的规模、对其国内贸易的影响、行业分布、区域分布、投资方式和政策等多角度、多维度地进行了实证与规范的分析。最后，对中韩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进行了总结。
第十章阐述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也是本书研究的目的，研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最终是为了对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启示。本书从五个角度进行了探索: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要与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产业选择要有利于促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要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要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要有利于国内就业，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方式及企业的战略选择。每个角度的分析都具体借鉴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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