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一）研究思路

本项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制度与人口发展的关系，认识制度对人口行为和人口数量、分布、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1.研究特色

（1）宏观视野与微观素材相结合

一定程度上讲，本项研究强调宏观视野。它试图突破学界“规范”研究中对古代、近代和现代人口问题分别考察的模式，力求将每种人口制度形式所处环境贯通起来，以便对其形成、调整、演变轨迹有较清楚的认识。

宏观分析具有对研究对象整体把握之长，而其最大弱点是“空疏”，重视考察对象的“形态”，对“脉络”和“血肉”关照和认识不足。为弥补这一不足，本项研究将力求抓住制度的特征和演变环节，通过使用个案、惯习资料，揭示制度对人口行为影响的细部特征，使宏观认识具有微观素材支撑。

（2）将人口制度研究同制度与人口关系考察结合起来

一般来说，人口制度主要指直接作用于人口行为的制度，或者是指针对人口生育、死亡、迁移流动等行为所形成的制度。而制度与人口关系则在人口制度基础上加以扩展，凡是对人口行为有影响的制度（直接制度和间接制度、制度本身和制度环境等）均纳入考察范围。这样，便于认识人口发展和变动的复杂性，透过表象揭示人口问题的实质。

2.历史和现实的含义

本书中的“历史”和“现实”如何界定？尽管研究者对此有基本相近的认识，但对具体的研究题目来说，又很难将其说得非常清楚。一般来说，“历史”实际指已经发生的事件，即今天之前的事件都已经变成历史，不过这不是学术界所认可的“历史”。同时，若以此来界定“历史”，那么，“现实”的范围将很窄小。

从学科上看，历史研究者将中国史分为古代史（目前多指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有的将其进一步区分为先秦之前的上古史、秦汉至隋唐的中古史与宋元以来的近古史）、近代史（鸦片战争以来至五四运动爆发）和现代史（五四运动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中国成立以来则被定名为当代史。实际上，多数历史学者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历史。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是研究现实问题学者分析的对象。

本书将采取这一学术界惯常的做法，将“历史”限定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现实”则指“新中国成立”以后。不过，在我看来，就制度而言，清末之前传统色彩较浓厚；清末，特别是民国以来则出现新的气象。所以，在一些章节的分析中，我将采用近代之前传统时期（指清末之前）、民国（1911—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和现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的划分方法。

（二）本书内容

本书内容的设定将立足于人口学的学术范畴和体系。一般来说，人口的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变动方面。人口数量与婚姻、生育和家庭等人口行为有关，人口的分布则是迁移流动的结果，而人口结构有多种体现，其中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最为显著。

本书将分章探讨与人口演变和人口行为有关的基本制度，包括以下方面：

婚姻制度、生育制度、性别制度、家系传承制度、家庭形态制度、迁移制度、户籍制度、人口统计制度、老年人口制度、人口压力应对制度。

正如上言，本书对制度与人口关系的研究，既探讨直接性制度对人口的影响，也考察间接性制度对人口行为的约束和引导作用。

（三）研究方法

从本书分析对象的时间范围看，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对历史上制度与人口关系的认识是本项研究的基础。对特定制度形式的源流、演变的考察，离不开历史的方法。历史方法的最重要要求是弄清研究对象的变动过程，把握事件的前后承继关系。

从本书的内容设置和对象上看，社会学和人口学特征比较突出。就历史学、社会学和人口学三个学科的概念体系而言，在交叉性研究中，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表达更为准确，对现实问题的概括更贴近实际。在笔者看来，将历史学的文献研究之长与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分析方法之长结合起来，有助于把相关问题考察得更为透彻。

关于制度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其概念、方法很值得本项研究借鉴。

概而言之，本书将主要使用或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制度与人口的关系进行多角度分析。

（四）本项研究所使用的资料

1.正史和官书资料

正史和官书资料是本研究的基本材料。作为一项以宏观探求为主、微观分析为辅的研究，应注意使用简明扼要叙述不同时期典章制度的文献。

（1）二十五史。二十五史的各种志书中包含了中国主要王朝的典章制度，其中不少与人口行为管理有关。

（2）十通。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对历朝典章制度有比较系统的梳理，弥补了断代史书相对零散的不足。它对认识制度变动的脉络、特征有极重要的价值。

（3）实录。中国帝制时代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史实的资料性编年体史册名称。一般以所记皇帝的谥号或庙号为书名。这种官方文献虽然在南北朝时期即出现，但被系统保存下来的主要为《明实录》和《清实录》，其中有不少特定时期制度订立和实施的记载。要对明清朝一些专门制度进行系统考察，离不开实录。

（4）文件汇编。1949年以来的制度资料多在各种文件汇编之中，它是我们认识“现实”制度的重要途径。

（5）地方志。地方志中包含最为丰富的府州县制度文献。其风俗篇中对婚嫁、丧葬等礼仪记述颇详。只是有些方面所述套话较多，有时又过于简略。而近代以来的地方志增加了新的内容，像职业、迁移、生活方式等，是认识制度与人口关系的很好素材。

2.档案资料

档案资料不仅有助于认识制度的形式，而且多能体现制度的落实效果。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其中的户科题本和刑科题本档案多涉及人口制度，而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和土地债务类档案对认识当时婚姻家庭制度的民间表现有直接作用。此外，赋役黄册、户部清册等档案有助于认识不同阶段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制度。

（2）地方档案。历史时期一些地方有关人口行为的官方资料被保留下来。如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记录等，是研究相关制度对民众约束力度和官方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落实法律原则的重要素材。当代不同时期村庄和街道户口统计、结婚离婚登记、生育统计、人口迁移、生活资料分配和供给等在地方档案馆中有大量收藏。本研究主要使用了河北省档案馆和一些市县所收藏的有关档案资料。

（3）文书档案。民间文书中的契约可以揭示诸多家庭相关问题，包括分家方式及时间选择、财产继承原则、无子过继程序、养老安排等。

3.家谱资料

家谱是家族人口制度的重要汇总，其中的凡例、规训是家族人口制度和家族管理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传统道德的要求和精神，同时也是对法律原则性规定和要求的细化。

4.文集资料

文集实际是不同形式的诗文汇编，多属个人之作。在传统时期，文人和官员有将自己所撰写不同题材作品汇编成集的做法。其中有不少与人口有关，如官员将自己任职地方所写奏章、告示等收入集中，成为我们认识地方人口行为及其制度的一个途径。

5.笔记资料

笔记记录文人、官员所经历的人和事。不少笔记涉及婚育、家庭方面的民俗，还有官方有关人口方面的政令在民间的落实效果等内容。

6.数据资料

本研究在一些专题中使用了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和第五次（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库资料和作者所主持的小型调查数据。其中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从整体上揭示或印证当代生育政策对人口变动的影响。

本项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是论述的内容较多，涉及面较广，与此有关的资料浩繁，无法全面掌握，已经获得的资料也有如何取舍问题。二是时间跨度大，难以在每个专章将所涉制度从古迄今的演变梳理得很清楚。本项研究不当之处一定不少，还望识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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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卷23，礼书。

[6]《唐律疏议》卷1，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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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荷］A.F.G.汉肯：《控制论与社会》，黎鸣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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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荷］A.F.G.汉肯：《控制论与社会》，黎鸣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8页。

[13]［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页。

[14]［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页。

[15]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立足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太宗。

[17]《明史》卷2，太祖纪。

[18]《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19]《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20]乾隆《屏山县志》卷1，风俗。

[21]《隋书》卷25，刑法。

[22]李银河：《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23]民国《湘阴狄氏家规》卷5，家规。

[24]汪辉祖：《佐治药言》，须体俗情。

[25]乾隆《诸暨县志》卷9，风俗。

[26]安颐纂：《晋政辑要》卷20，礼制。

[27]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

[28]税赋，传统时代的定义为：输土物曰税，取田租曰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徐元瑞：《吏学指南》，钱粮造作。

[29]同治《郫县志》卷18，风俗。

[30]道光《巴州志》卷1，风俗。

[31]民国二十三年《华阳县志》卷5，礼俗。为对民国时期风俗变化的阶段有所认识，本书将所引用民国时期方志的完成年份标出。

[32]关于徭役的传统定义：科调曰徭，工作征戍曰役。又一身应当曰徭，全户应当曰役也。徐元瑞：《吏学指南》，征敛差发。

[33]《周礼•地官》。

[3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0，政事，诫谕。

[35]《大明会典》卷20，户口。

[36]叶春及：《惠安政书》卷9，乡约篇。

[37]《大明会典》卷20，户口。

[38]《大明会典》卷20，户口。

[39]《大明会典》卷20，户口。

[40]《晋书》卷3，武帝纪。

[41]《晋书》卷3，武帝纪。

[42]《余姚江南徐氏宗谱》（1916年）卷8，族谱宗范。

[43]宣统（浦江郑氏）《义门规范》。

[44]薛瑄：《从政录》不分卷。

[45]《大明律》卷3，吏律。

[46]《大清律例》卷7，吏律。

[47]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立足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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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52]英文辞典中对两者解释能显示出两者的联系和区别：Institution是指一个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习俗（Practice）、关系（Relationship）和组织（Organization）。它的含义相对比较明确和集中。System含义比较多，其中主要有三种：一是指一个经常性地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赖并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群组（Group of item）。二是一套有组织的学说、思想或原则，他们被用来解释一个系统整体的安排或工作。三是一个被组织和建立起来的程序（Procedure）。可见，二者有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区别。参见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53]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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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以下简称《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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