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演化:探索一般演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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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论理性四种

在经济学中长期流行一种“狭隘的理性观”(森,2006∶16),即“自利对大话化”或“效用最大化”,这种狭隘的理性观把个人行为与价值和伦理分离开来,这个狭隘的简化假设成为经济学核心定理的基石。这种理性假设排除掉对人的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因素,如价值、伦理和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康德所说的“绝对律令”,而恰恰是这些被删除的行动约束和激励因素促成了人类的广泛联合和合作。为了深入理解理性是什么,森退回一步,先看自我是什么。“自我”当然内含新古典纲领所假设的效用最大化,然而这不是自我的全部含义。森提出,自我还包含“自我推理和自我省察”。即个人不仅仅是能够享受其消费、体验并预期其福利、拥有目标的实体,而且也是能对价值和目标进行省察,并根据这些价值和目标进行选择的实体(森,2006∶25)。我们认为森的这一洞见对新古典纲领的经济人假设的挑战具有重大突破,也厘清了还原论个人主义与演进—整体论中个体预设的区别。在后者,个体的人通过价值和制度的承诺和遵循,把自己整合到一个结构——合作秩序中,而这一点,新古典纲领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完全没有触及。的确,价值观可以修正我们追求的目标,价值和伦理要求可以对个体行动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和引导。有鉴于此,森(2006∶28)从三个方面对新古典纲领的理性假设提出重要修正。第一,最大化假设不需要选择排序的完备性,也不需要只选择角点结果而不考虑过程。第二,最大化实践必须考虑信息成本,因此只能是事实上的“有限理性”。第三,最大化行为只是理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理性不仅仅是追求既定目标和价值的工具性条件,理性还省察这些目标和价值本身。显然,这一条大大突破了“选择实现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经典最大化假设。森上述几个方面,也遭到西蒙(2002∶338)的质疑,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中,第一,它对目标和价值的内容保持沉默;第二,它假设行为的全局一致性。

西蒙(2002∶205)挑战新古典纲领的理性假设主要引入了三个我们无法拒绝的事实:第一,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经济人并不具备其环境的完全、清晰和丰富的知识。第二,经济人并不具有良好组织的偏好系统。这一点的隐含意义是,个体被制度整合到一个人际网络之中,单个人并不具有外在的、独立和排序良好的偏好系统。人际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世界,在真实的选择行为中,个体实践是“没有排序约束的满意解搜寻”(西蒙,2002∶56)。第三,在最优化计算时经济人面临信息成本和计算能力限制。

据此,西蒙发展了理性的两个重要维度:“有限理性”和“过程理性”。从方法论上分析,这一前提预设斩断了决定论的知识前提和认知前提而必然走向非决定论和演化论。西蒙把新古典纲领中理性假设中的隐含假设暴露出来,然后引出自己的学说。新古典纲领的理性假设中所设定的“给定”项并不是既定的,而其排除的约束事实上又在人的行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对选项的个数和各个选项支付计算能力约束,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约束。正统理论的理性假设要求所选择对象是“标量支付函数”,即满足支付的完全排序,而西蒙则引入向量函数V(s),其中V具有元素V1,V2,…,然后在他的第五步推理中提出了著名的E.搜索——搜索S(S是搜索的所有可能集合)中的一个子集S’使得V(s)对与S’中的所有S均是满意的。这就是西蒙著名的“有限理性”。西蒙的关键性假定,是针对真实世界的实践目的,只要(多个维度也可以)最小支付可以被合理地假定,搜索满意解的过程就代表了最优化。西蒙还通过满意水平的调整确保满意的过分随意性,即可当满意解很容易找到时,则期望水平会提高,反之,则降低(西蒙,2002∶217、219)。针对新古典纲领的最大化假设和实质理性假设(实质理性是指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时的行为),西蒙强调了“过程理性”。所谓过程理性,指它是适当深思熟虑的结果,理性取决于产生它的过程。人类面临大量问题巨大复杂性和可能答案个数大大超出个体计算能力,这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反复试验过程和直觉以寻求答案。考虑到计算能力约束时,人们用“可计算的次优代替不可计算的最优”(西蒙,2002∶251)。

从森和西蒙对新古典纲领的尖锐批评中,我们获知理性的多个维度以及我们运用理性时面临的不可忽略的约束条件。

理性有多个层次,有多种时间尺度上的刻画。成瘾行为在人类中很普遍,陷入成瘾行为是否非理性?从理性的最短时间尺度上说,成瘾行为是理性行为。因为毒品、烟草等各种成瘾行为在即刻带来效应满足。如果把理性仅仅定义为即刻的效用满足,这是最低层次,短时间尺度上的理性。

如果仅仅把理性定义在这个层次上,不足以解释大部分人类行为,例如自愿戒毒、戒烟等行为。显然,从长期看来,戒毒、戒烟有助于身体健康,效用满足在长期得以最大化,这是第二层次或较长时间尺度上的理性。但是这还不能解释许多大量的人类行为,例如短期和长期内都不带给个体效用满足,相关成本收益计算也无法清晰地进行。这方面的行为被称为理性,涉及人类的亲子本能和联合生存性状。亲子本能,是为物种的繁衍,因此亲代为子代愿意付出而不精确地计算成本收益,或者说这时候的成本收益计算已经植入亲子本能之中,收益是人作为物种的“复制”的收益,复制是生命不可追问的绝对命令,所有的生命均如此。关于亲子本能的“理性”很好理解。还有一种理性涉及人的联系生存所必须依赖的规则遵循行为。联合生存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性状,联合生存+文化因素,使得人的行为大量依赖于对联合生存所必需的规则的遵循。通过一种遵循规则的生活方式,收益体现在迂回曲折的联合产出上,而且不可以直观地、简单地还原到个体行为上。这种情形中,个体对规则的遵循行为,我们也称为理性行为。规则遵循行为又可以刻画为好几种:第一种是预期到违反规则带来惩罚导致直接效用减少和间接效用减少,例如违反正式的法律,如偷盗、抢劫等;第二种是无意识的习惯性遵循,这一种类似于植入生物和文化不能本能的亲子行为,强度稍微弱一些;第三种是有意识的规则遵循行为。

这样我们把理性行为刻画为四种:即刻效应满足(短期成本收益计算指导下的行为);长期利益引导下的短期内自我克制;亲子本能;消极规则遵循,习惯性规则遵循,有意识规则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