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稀土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关研究重点

稀土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一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颇丰。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分析不断深化发展的趋势，研究方法更加规范，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一　稀土产业发展现状

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了中国稀土产业现状。中国稀土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结构调整，根据资源分布和市场走向，已逐步形成南北两大生产体系。目前，中国拥有稀土冶炼分离企业100多家（陈占恒，2010）。中国稀土产品结构开始由初级产品向高纯、高附加值、单一稀土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大量供应各种品级、规格稀土产品的国家。宋洪芳（ 2011）指出，中国稀土产业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新材料发展迅速，原料型产品出口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出口结构明显改善，稀土市场价格走高。张许静、王正明（ 2012）认为，中国稀土生产加工结构呈现出单一型、产业链前向一体化型、后向一体化型以及完整型等多样化的产业格局，即除单一的生产加工企业之外，还存在由采矿和分离冶炼环节组成的上游产业链集团公司，由分离冶炼和深加工等环节组成的下游产业链集团公司，以及由采矿分离冶炼到深加工一体化的稀土集团公司。

金通（ 2011）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了中国稀土产业特征，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稀土供应较为集中，但需求分散；稀土开采的经济性壁垒较低；短期内稀土需求价格弹性较低，而长期来看存在被替代的可能性；稀土出口管制极易引起贸易诉讼和摩擦；中国稀土的国际垄断地位具有明显的脆弱性。陈志、刘峰（ 2011）认为，中国稀土产业形态有以下特点：一是拥有资源优势，生产规模大；二是产业组织结构分散，产能过剩和产品结构性过剩并存；三是产品结构得到一定优化；四是价格机制不合理，稀土矿资源成本非常低，环境成本忽略不计；五是由于国家政策不稳定和地方利益的驱使，存在大量小规模、设施不完善的稀土企业，稀土走私、环境污染等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稀土开采引发的环境问题不断凸显，稀土产业的环境成本和生态效率引起学术界重视。王正明、赵玉珍（ 2014）将环境效率分解为源头循环效率、清洁生产效率和末端治理效率，从三个生产环节生态效率协同发展的角度，测算出稀土产业的生态效率，并对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业的生态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稀土产业的生态效率提高空间仍然很大，生态效率的提高需要生态效率发展水平和生态效率发展质量的同时提高。”[1]

另有一些学者从稀土开采冶炼技术角度分析中国稀土产业现状。中国的稀土开采、冶炼分离和应用技术研发取得较大进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厉福荣，2011）。现已建成了从稀土采选、火法冶炼和湿法冶炼到深度加工和产品应用的比较完整的稀土工业体系（马永茂、李茂山，2008）。中国部分稀土金属的生产技术及主要设备已具备世界先进水平（钱九红、李国平，2003）。任朝晖（ 2004）则认为，中国稀土工业采用的基于串级萃取理论的萃取工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中国稀土工业的总体技术装备还比较落后，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较低，部分开采和生产环节仍在大量使用人力。稀土开采冶炼加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中国稀土冶炼工业技术虽有显著提高，但与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要求仍有差距，现有技术在开采过程中只提取稀土，其他资源如钍、氟等未得到回收利用，造成极大的环境污染（刘余九，2007）。邹国良、吴一丁、蔡嗣经（ 2014）则对中国离子型稀土的开采工艺进行比较，指出堆浸、原地浸矿等生产工艺对环境影响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方面，包括环境破坏的方式、环境破坏的类型及环境破坏可控性的不同。考虑成矿条件和生态环境差异，应基于地质勘探数据，根据地质条件选择合适的采矿方式（李永绣、张玲、周新木，2010）。

从产业链角度分析稀土产业发展现状的成果也比较丰富。稀土产业链涵盖化工、冶金、建材、农牧业、新材料等众多领域，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稀土产业优化、升级和转型过程中，已在内蒙古、江西、福建等地形成稀土永磁材料产业链、发光材料产业链、催化材料产业链、防腐材料产业链、绿色能源环保材料产业链等多条产业链（张丽颖、李胜连，2012）。从稀土原料到最终的稀土产品，要经过多个环节，且每一个环节都有核心技术，越接近终端产品，技术含量越高，其附加值也越高。目前，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中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和部分高附加值产品上形成了一定的优势，日本、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则在稀土功能材料环节上有突出的竞争力（孟弘、李振兴，2011）。徐毅鸣（ 2012）指出，虽然中国已形成稀土永磁产业链、稀土发光材料产业链、稀土储氢合金产业链等数个稀土深加工产业集群，并且在终端应用领域也表现出一定实力，但这些产业群的主导产品普遍呈低端化态势，其应用领域也大都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传统产业。吴一丁、罗翔（ 2014）利用沪深两市19家稀土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稀土产业链前端和后端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比较分析，剖析了中国稀土产业链前端和后端发展不协调导致产业链长期“逆向”成长的根源。

二　稀土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稀土大国，却并不是稀土强国。中国稀土产业虽然占据了储量、生产量、出口量和消费量四个世界“第一”，但产业整体效益却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马向平、石会峰（ 2012）从稀土资源可持续发展内涵出发，分析了中国稀土产业发展存在的开采问题、市场问题、监管问题以及技术和环境问题。作为稀土资源大国和出口大国，20世纪90年代初到近年来国家调整产业政策导向、收紧出口配额、加强行业监管之前，中国稀土产品出口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出现了较为典型的“贫困化增长”现象。为此，很多学者在深入分析稀土产业发展现状的同时，探讨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

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稀土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钱九红、李国平，2003）。汪福伟（ 2010）通过测算稀土行业市场集中度发现，中国稀土行业长期完全竞争而导致中国失去稀土定价权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行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导致供大于求，不具备主导价格形成的条件。陶春（ 2011）认为，中国在稀土资源开采利用、储存储备、生产消费、出口外贸、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等方面一直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缺乏统一和一贯的战略定位。中国稀土产业存在应用开发滞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盲目扩张，资源消耗过快；出口秩序混乱，资源流失严重；节能环保问题依然突出等问题（马永茂、李茂山，2008；宋洪芳，2010）。稀土产业结构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资源浪费严重；重复建设，企业综合水平低；行政隶属繁乱；科研成果产业化速度较慢；中国稀土精矿的处理能力和稀土冶炼、分离的能力偏大，而稀土深加工及稀土应用产品生产能力偏小（殷建华、李敏，2006）。

（二）定价权长期缺失

中国作为供应世界90％以上稀土需求的稀土生产大国却没有掌控“稀土定价权”，这也是稀土产业发展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张璞、李毅（ 2013）指出，中国稀土市场价格混乱，缺乏国际级定价中心。中国稀土产量在世界上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然而，在生产量和出口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稀土产业却长期不具有稀土的国际定价权，这被称为稀土产业的“定价悖论”，主要原因在于产业链后端研发能力欠缺、资源开发过度、产业集中度偏低、行业协会发展缓慢、期货市场跟进不足、信息共享平台缺失（周代数等，2011）。杨新臣（ 2009）则认为，中国对稀土资源的战略重要性认识不足、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技术水平低、初级产品居多数、无序竞争、储备制度缺失是导致缺乏稀土定价权的根本原因。在稀土行业发展中过度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提高稀土价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鲁志强，2006）。吴一丁等（ 2011）指出，供给成本过低才是稀土价格低廉的症结所在。中国稀土生产长期不考虑环境成本以及海关监管疏漏，走私严重，造成中国稀土出口价格低廉（董君，2011）。梁婧姝、马明（ 2010）认为，稀土价格低迷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内部问题是关键。宋文飞等（ 2011）将中国稀土定价权缺失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稀土出口的买方垄断市场结构；二是稀土生产的无序状态；三是中国没有形成针对稀土产业链条特点的产、学、研创新体系，这直接导致了稀土产业链条较为分散，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竞争力；四是矿产资源税制结构不合理；五是国际金融秩序不合理；六是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另外，国外稀土生产企业采购中国稀土初级产品时，往往采取“一单发多家”询价形式，诱导中国稀土供应商相互压价，国内稀土企业由于缺乏出口价格的战略互动，导致稀土价格一降再降（邹俊义，2007）。

（三）缺乏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是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产业生产装备落后，信息化和自动控制水平比较低（柳正，2006）。稀土企业往往倾向于开采需求量大但含量小的单一稀土，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同一矿床中较为紧缺的稀土消耗完后，该矿中其他含量较高的单一稀土资源也同时枯竭（刘慧芳，2011），资源浪费严重，制约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霍成章（ 2003）通过考察法国Rhodia公司和德国真空熔炼公司指出，中国稀土产业的主要问题不是国外买方操纵控制世界稀土市场，而是中国自身未能把国内稀土原材料生产控制好。从稀土产业链中的开矿、提取、分离这三个环节来看，中国可以称作世界一流，但再到产业链的后端环节，中国技术发展明显跟不上稀土应用领域的拓展速度（陈果、张寿庭，2011）。国内应用滞后已成为制约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瓶颈”（马永茂、李茂山，2008）。

日本是世界上实现稀土附加值最高的国家，法国、加拿大也是稀土深加工和开发应用能力较强的国家（周晓唯、孙赟，2010）。而在稀土高新技术、新材料等领域，重大突破性成果几乎没有中国的专利或知识产权。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应用的大部分稀土新材料至今仍处于仿制阶段，已建成的少数稀土新材料企业因受到国外专利限制而难以发展，一些创新成果也很难形成规模化生产（柳正，2006）。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一些根本不产稀土的国家却拥有大量稀土专利。这些专利不向中国企业开放，限制了中国稀土产业向产业链高端转移和升级。中国稀土深加工技术落后，国外公司利用各自原创核心专利，采取横向和纵向扩展方式，在世界范围布置了严密的专利网，给中国稀土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设置了更高的门槛，致使中国许多稀土企业很难提高附加值（董君，2011）。孟弘、王革（ 2011）的研究结论也指向了技术创新能力问题，指出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稀土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稀土研发没有按照整个稀土产业链进行布局。在“原矿—精矿—分离产品—功能材料—器件—实用商品”的稀土产业链中，中国重点在选矿和分离技术、功能材料开发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在应用技术方面的布局和投入则明显偏弱。另外，重生产、轻装备的工业发展思路也导致中国稀土高端应用需求不足。目前，中国稀土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都比较薄弱，发明专利少，成果转化率低，速度慢，尤其是生产设备落后，只能跟踪国外动态仿制，技术很难过关（何家凤，2012）。吴志军（ 2012）也指出，中国在稀土加工应用技术尤其是稀土新材料领域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很大的差距，国外具有很强的科研创新能力，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核心技术和产品专利。

（四）体制机制不完善

中国稀土企业、稀土行业以及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和政策都存在问题（李文龙，2011）。中国稀土资源税费制度设计不够科学，长期实行对原矿从量计征的税费制度，容易造成“采大弃小、采富弃贫”的问题，资源补偿费率较低且未与企业业绩挂钩，难以调动企业积极性（李刚，2012）。中国优势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上游勘查开发领域的问题，也有中游生产领域的问题，还有下游领域的问题（叶卉、陈仁义、张洪涛，2009）。厉福荣（ 2011）指出，中国稀土产业存在开采方式粗放，资源性产品成本构成不完善，稀土走私已形成“产业链”等问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稀土资源产地大多位于边远山区，而矿产资源监管机构集中在城市，给监控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张平、鲍海峰（ 2006）指出，中国稀土企业的市场预测和分析较笼统，目标市场开拓不够深入细致，用于市场拓展的投资少。另外，刘乃瑜（ 2010）指出，国外一些稀土应用企业到稀土矿产资源丰富的包头、赣州等地投资设厂，通过廉价收购稀土原料或初级产品，并简单加工成稀土合金或其他允许出口的产品，再运到国外进行储备或深加工。这实际上是变相获取中国稀土原料，曲线操控中国稀土产业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