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与张森根先生已经有了20多年的交往。记得第一次见到张森根先生是1988年秋天在拉美所图书馆，当时我是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为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到拉美所查找资料，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张森根研究员是研究拉美土地制度的，刚才来借书的那个人就是他。”那时，张森根与高铦合著的《拉丁美洲经济》以及与他人合译的《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出版并在拉美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我读过他的大作，久仰他的大名，但当时我未能有勇气追上前去认识他，那一次我们擦肩而过。但此后我们有了书信来往，我对拉丁美洲大庄园制度的研究得到了张森根先生的热情鼓励。1991年7月，张森根先生到泰安开会，特意提前一天来济南看我，并给我带来了由他主持翻译的刚刚出版的《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这次是我们两人相互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由于共同的志趣，也由于张先生的平易近人、提携后学，我们成了忘年交。

2015年1月张森根先生将他即将出版的《领悟多元视角下的拉丁美洲》电子版发给了我，请我写个序言。我一时不知道怎样作答。因为先生是拉美学界的资深前辈，我是浅学后生，学生给老师写序，的确感到有些惶恐。但一想到与先生多年的交往和深受先生的影响，也许先生认为我是一个“知人识书”的合适人选，我自然不能辜负先生的信任，只好勉力而为了，就算把这个任务看作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以下的文字不敢言“序”，仅仅是一个学习体会。

张森根先生1937年生于上海，1951年至1956年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56年至1961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学本科。1961年毕业后考取了复旦大学拉美史研究生，师从程博洪教授，从此与拉丁美洲研究结缘。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联部共管的拉丁美洲研究所，他后来回忆说：从此“我的一生永远地绑在拉美所这棵大树上，固定在拉美研究这个行业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与拉美所的其他老同志一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和下放劳动，大家处于“非研究状态”，拉美所的业务工作中断，直到1976年才重新恢复。1981年初，拉美所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所内的机构设置也逐渐健全，张森根先生先后担任了经济研究室的副主任和主任，社会及文化研究室的主任，拉美所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拉美系主任等职务。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1995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本文集选编了张森根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49篇文章，编者按照文章内容将其分成三个部分，即第一部分“拉美经济与拉美政治”（19篇），第二部分“拉美研究、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7 篇）；第三部分“书评、序、跋等”（13篇）。其中第二部分中的“拉美研究”实际上是作者关于“拉美研究”学科建设的一些论述。但是，我在通读该文集之后，更愿意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张先生的文集，因为这样更能够使读者看清张先生的学术发展道路，并更加清楚和深入地了解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

按照时间顺序，张先生文集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篇文章；第二部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章；第三部分是退休之后在新世纪发表的文章。

第一部分包括的两篇论文分别是《1944—1954年危地马拉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试析19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虽然篇数不多，但分量不轻，单从字数上看，两篇论文合计6万余字，约占全书字数的四分之一。前一篇是张先生在复旦大学当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该文以成功的古巴革命为坐标，提出1944—1954年危地马拉革命是一条民族民主革命中途夭折的道路的论点。然后，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危地马拉的社会发展状况、阶级结构、革命进程的分析，认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危地马拉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美帝国主义的颠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和屈服；无产阶级把反帝反封建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没有努力解决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三大问题。”最后作者指出，“不同的革命道路产生不同的结局。胜利的古巴和失败的危地马拉是拉美民族民主革命的两面镜子。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古巴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教训都是同样可贵的”。作者是我国拉美史著名学者程博洪先生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名师出高徒”，不难看出，作者谙熟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篇文章理论积淀深厚，逻辑思维缜密，论证充分，资料翔实，文笔流畅，可称得上是一篇以革命史观研究拉美史的范文。这篇论文是张森根先生学术生涯的奠基之作。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第一篇系统研究危地马拉“十年之春”的专题论文。

《试析19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一文撰写于1962年，经过修改之后发表在1983年第5期的《拉丁美洲丛刊》上，该文对拉美独立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为此具体考察了三个问题，即美洲殖民地生产力的增长是否已导致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独立战争时是否已存在着革命的资产阶级？独立战争的几项革命成果是不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鲜明标志”？作者认为，“就整个拉美来看，在独立战争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明显发生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在拉美，根深蒂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窒息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独立战争爆发时，“由于殖民地社会发展的落后性，还不存在能够领导这场战争的资产阶级，土生白人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居于领导者的地位”。“殖民地的社会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向独立战争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独立战争的成果来看，1810—1826年拉美独立运动主要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因此，作者的结论是，不能将拉美独立战争视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主要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作者在1962年就能够注意到拉美独立战争的局限性，对将拉美独立战争教条式地理解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论点提出异见，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前一篇论文是循规蹈矩的话，那么这后一篇论文则体现了作者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是他学术才能的锋芒初露。

文集的第二部分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30篇文章，主要是关于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和政治、国别经济和政治以及地区经济史的文章，国别主要集中于墨西哥，另外是7篇书评类的文章。在关于拉美经济的文章中，有两篇文章引人注目，一篇是《拉丁美洲多症并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这篇文章是作者在1987年拉美所召开的拉美经济危机讨论会上的一个发言稿。当时有学者提出拉美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危机，也有学者提出是结构性危机。而作者指出，拉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包括经济萎缩、债务负担沉重、部门结构严重失调在内，都同它采取的发展模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这场危机实质上是拉美发展战略的危机，也是拉美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该文的可取之处在于作者不仅揭示了拉美危机的性质，而且还从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导致拉美危机的原因：拉美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自然发育的历史过程中进行的，带有明显的弱点。它起步走的时候，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它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进入初级工业化的时候，正是欧、美国家从私人垄断走向国家垄断的时代。拉美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仅不可能如同欧、美资产阶级早期推行工业化时大量利用外部资源和资金来壮大自己，而且不断受到欧、美资本主义的盘剥。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只能扮演被支配者的角色。因此，一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它就在劫难逃。在这里，作者强调了拉美经济错位发展的负效应，在当时是极具新意的。

另一篇是《90年代拉美经济：不会成为另一个“失去的10年”》，这篇文章发表于1991年，作者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着重于在对影响90年代拉美经济前景的四个因素（各国政局的稳定程度；各国经济调整的进展情况；外债问题；国际经济环境）进行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了90年代拉美经济会实现稳定增长的结论。这是一篇为拉美经济“算命”的文章，现在回头看，作者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研究功力的体现。

但是，在我看来，张先生关于拉美经济史的文章更有力度，这里有三篇文章最值得称赞：一是《对拉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认识》，该文发表于1984年。当时拉美学界展开了一次对拉美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张先生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对拉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考察相结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落后国家面临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是在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条件下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二是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拉美国家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途径是多样化的，方式是渐变的，外国资本和民族国家在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转变的主要标志是雇佣劳动制的确立。他反对那种认为拉美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观点，也不同意那种将拉美国家资本主义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观点，并主张，“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对拉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分析，应尽量避免采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概念”。“不能把拉美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旧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不要把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和资产阶级区分的概念生搬硬套地运用到拉美去”。该文体现了作者力图突破中国学者的某种习惯思路，按照拉丁美洲的本来面貌去研究拉美的思想。

二是《评拉美问题研究中的两个理论观点》，该文发表于1988年。这篇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深化。作者着重批判了拉美研究中流行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地时期的拉美属于“早期资本主义”，否认拉美历史上存在奴隶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独立后的主要拉美国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只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基本完成向“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作者通过考察殖民地土地所有制、劳动力和商品经济，认为前一种观点夸大了外部力量对拉美的影响，忽视了对拉美社会自身前资本主义因素的考察，殖民地时期的拉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它在西属美洲是殖民地封建制，在葡属巴西是殖民地种植园奴隶制。他通过联系经典作家的理论考察拉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和阶级关系的变动，认为后一种观点强调了拉美社会内部的封建主义根源，但没有充分估计外国资本主义对拉美社会演变的影响。并指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套用在拉美，特别是将它的下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显然不符合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并认为，拉美显然不存在如旧中国类似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分。该文与前文一样，意在克服拉美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

三是《小农制和拉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该文发表于1988年。在当时，拉美小农制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问题，因为小农制被认为是拉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特性。在传统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或美国道路，小农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但在拉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同广大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并非完全同步，众多的小农没有在这一过程中被淘汰，小农制作为拉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独特的土地关系形式被保存下来。作者对拉美小农制的基本特点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半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与短期出卖劳动力相结合使得他们不至于破产，他们滞留在土地上，对于拉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来说，“一则可以缓解他们流窜谋生而造成城市人口恶性膨胀的压力，二则可以使他们充当一支易于驾驭的、庞大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大军。当然，小农的继续广泛存在也证明了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缺陷，因为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和广大农村居民的贫困化问题”。该文解剖了拉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的演变、土地关系形式和农村社会阶级结构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比较和借鉴意义。这是一篇迄今未被引起足够关注但却颇具创新意义的文章。

关于张先生对拉美政治的研究，有必要强调以下两篇文章：首先是1984年发表的《关于拉美中间阶层问题的一些浅见》一文。作者根据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述，从“以资术家、土地所有者为一方和以无产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层”来定义拉美的中间阶层，认为“拉美的中间阶层系指在两个对抗的主要阶级之间居中间地位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主要由城乡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教员、职员等）组成”。20世纪30年代之后拉美中间阶层队伍之所以迅速扩大，是由于拉美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教科文事业的发展、独立生产者和小企业主的广泛存在以及公共部门的膨胀等原因所致。中间阶层在政党、军队、教会、工会、教育等领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他们对拉美社会的发展正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是拉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深入研究拉美政治，自然离不开对中间阶级的分析。由于这是国内学界关于拉美中间阶级分析的首篇论文，因此这篇文章便成为后学者研究的起点之一，也使张先生成了该领域研究的先驱者。

其次是1993年发表的《从政局发展看拉美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作者认为，对一些拉美国家时局纷乱和社会动荡应分类给予具体分析，政局不稳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公正的收入分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处理不当；民主与集权之间未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等等。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开始使用现代化理论的术语，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化3大问题。一般说来，首先要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其次是社会公正问题，最后才是政治民主化问题。如果后二者超越了前者，不仅会妨碍经济增长，而且最终也达不到真正的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化目标。如果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化总是滞后于经济增长，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些拉美国家的经历中，似乎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尽管在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化三者中经济增长是首要的，但如果不克服政治体制中的腐败现象，不重视政治民主化问题，经济增长最终也会落空。由此看来，最佳的选择方案是三者的解决要大体保持同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张先生已经开始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拉美问题了。

文集的第三部分是作者退休之后在新世纪发表的一些文章，与前两个时期的文章相比，这些文章的实证性有些减弱，但思想性却增强了。作者在拉美所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稿《对当前拉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提出了他对拉美研究的许多思考：如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强调基础性研究；强调国别研究；强调对传统政党的研究；强调高校拉美研究队伍的重要性。在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看法上，强调正确认识“21世纪社会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以及民众主义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民主与专制、文人政府与军人政府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些思想和观点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在2006年发表的《在现代道路上比我们起步更早的拉丁美洲》一文中，作者通过回答记者的访谈形式，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拉美化”、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拉美“威权主义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3国的反美联盟”、当前中国在拉美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其中关于拉美是“新自由主义重灾区”、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在拉美的影响三个问题在2007年发表的《走进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一文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而他关于“中国拉美化”、拉美的民主化等问题的观点则又在2010年发表的《不要总是拿拉丁美洲说事》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中拉关系：大机遇与大挑战》是张先生在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之后写就的。该文一方面敏锐地注意到习主席于2013年和2014年先后访问拉美，与拉美各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与交流，彼此之间的政治、经贸关系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拉双边和多边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出现了“大机遇”。另一方面，作者也根据多年的拉美研究经验提出了机遇面临的风险：我们在拉美只是个新“进入者”，我们缺乏一大批熟悉和精通拉美业务的专门人才，拉丁美洲是充满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个地区，中拉之间在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差异。中国在拉美谱写大蓝图，也意味着中国将由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机遇虽大，风险也大，甚至可以说风险大于机遇。在这里，作者面对中拉关系步入崭新阶段的时候，表达了他的复杂心情，既欣喜又不无担忧。

通读张先生在三个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之后，不难感受到他的文章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唯真求实、直抒己见。在张先生的文章中，他多次引用美国著名的拉美研究学者托马斯·E.斯基德莫和彼得·H.史密斯的话：拉美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其整个历史既动荡又稳定，既具有独立性又有依附性，既富有又贫穷”的地区，来说明拉美“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多次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话：我们对现代拉美的了解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来强调加强国人对拉美认知的重要性。“认识真实的拉丁美洲”是他毕生的追求。为此，除了本人从事拉美研究、撰写文章和著作之外，他还积极倡导和组织翻译国外著名学者的拉美研究成果，如伯恩斯的《简明拉丁美洲史》、托马斯·E.斯基德莫和彼得·H.史密斯的《现代拉丁美洲》、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的《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莱斯利·贝瑟尔主编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十卷本）等，以求快速拉近中国拉美学界与国外学者研究水平和认知水平的距离。为了推动学界更加客观地认识拉丁美洲，张森根多次就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发表自己的高见，他一方面肯定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社会科学研究中要率先反对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错误倾向。但同时指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要讲究科学性，要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去描述或解释世界，其核心原则是客观性，即符合客观世界的真实联系和规律性。同时，我们也要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不良倾向。”（见《对当前拉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后期的文章中，他一再对那些关于拉美认识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意见。如他反对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切合实际”，“不能任意地把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画等号。不要用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把市场经济改革图腾化”（见《不要总是拿拉丁美洲说事》）；反对那种称拉美左派政府崛起是“红色风暴”、正在进行“第二次独立战争”、“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夸张论调，认为“从本质上看，当前拉美左派执政的现象仍可视为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浪潮的结果”；反对国内一些媒体对中国与拉美双边关系、中国在拉美的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言过其实的报道，指出针对拉美地区要特别树立“挑战甚于机会”的意识，要看到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明显出现了两个势均力敌的阵营，要顾及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处理好这种三角关系，要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拉彼此之间的竞争和角逐。对拉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见《走进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张先生为澄清人们的认知误区不遗余力，一片婆心。

第二，穷原竟委、见解深邃。拉美研究着重于强调现状研究、对策性研究，要求回答“是什么？”“怎么办？”但张森根先生的视野更加广博，他对基础性研究与现状研究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他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提倡不断发展和深化基础性研究，因为基础性研究不扎实，其他方向的研究工作就很难从浅层走向深层，会影响学术水平的真正提高”。“现实问题研究的深度往往离不开基础性研究的根底。”他以秘鲁阿兰·加西亚第二次当选总统与阿普拉主义的关系为例，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基础性、传统性的研究对当前转入现实问题研究、对策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二者都不能偏颇，要抓两手，两手都要硬”。（见《对当前拉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张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身体力行。他注重拉美历史研究，除了组织翻译外国拉美史的名著之外，还与徐世澄教授主编了《拉丁美洲历史词典》，这本词条丰富、系统全面的专业词典为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张先生的许多文章中，他不满足于回答“是什么？”往往还要进一步追寻“为什么？”如前面曾提到的《90年代拉美经济：不会成为另一个“失去的10年”》一文，在介绍了两种关于90年代拉美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之后，又提出了自己的预见，但他没有到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拉美经济发展前景的四大因素，回答了为什么90年代拉美经济不会成为另一个“失去的10年”的原因。再如《拉美的对外贸易特点和当前调整措施》一文，对拉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对外贸易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特点，并分析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最后才论及当前外贸政策的调整。这样就使读者对当前外贸政策调整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对外贸政策的调整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关于中美洲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考察》《拉美国家物价大起大落对我国的一些启示》等文章也都是现实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文章，这类文章往往有纵深感，读起来更耐人回味。

第三，激情洋溢、文笔隽秀。读张先生的文章，很能感受到他的文史底蕴和爱恨激情。他是“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从小学到研究生，所在的学校都是“名校”，受过良好的系统的教育，文史功底深厚。他又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在平日交往中，待人热情，在会议发言时，慷慨陈词。文如其人，自然也是激情四射。文集中“书评、序、跋等”部分，最能体现作者的上述特点。好的书评可以引领读者深入堂奥、领略书中的精义，还可以扬善揭短，促进学科发展的繁荣。张先生非常重视写书评，作为专家和组译者，他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4卷和第5卷写了书评，《剑桥拉丁美洲史》每一卷都不下于60万字，作者要通读全卷，并浓缩和提炼其中的观点和精华，自然是件劳神费力的事情。此外，张先生还为《简明拉丁美洲史》《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等其他几本著作写了书评。张先生的书评写得很出彩，不仅高度概括了原书的精髓，而且归纳了原书的主要特点，新鲜见解，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或遗憾之处，评得到位，论得有理，将读书评论写成了对原书研究的“科研成果”，为读者起到了极好的导读作用。读张先生的书评，可以发现，其每篇书评的标题都很考究，如“寓论于史、钩深致远”，“博采众议、言近旨远”，“思深虑远、顺理成章”等，书评中的遣词造句也十分用心，其中有些比较生疏的成语，经过张先生的巧用，使文章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功效，着实令读者拍案称妙。

张先生有时也通过书评借题发挥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如他为《简明拉丁美洲史》新译本写的书评，题为“从‘进步的贫困’到‘发展的劫掠’”，文中除了介绍新译本的三个“新”特点之外，还借用原书作者“进步的贫困”和“发展的劫掠”的概念，以及《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史》中作者提到的拉美经济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而不是成功的历史”，是一部“如愿未偿的历史”的说法，强调了“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不足为训”的论点，阐发了他对“拉美化”问题看法，认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和‘进步’伴生的长期结果，如果不能为大多数人民提供最多好处的话，都会出现这类问题（拉美化）”。他在文中还回忆了与原书作者伯恩斯的交往经历，包括伯恩斯的课堂教学和人格魅力、对美国政府错误政策的批判、犀利的学术见解和对中国人的热情友好，文情并茂，栩栩如生，让读者如同亲临其境、感同身受。透过张先生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读者仿佛也认识了伯恩斯，伯恩斯也成了读者的好朋友。如果拉美学界推荐优秀书评的话，我认为张先生的这篇书评应当是首选。张先生在文中讲到，伯恩斯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激情”，张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写的《忆李慎之先生对中国拉丁美洲研究事业的关注》一文，回忆了李慎之先生如何重视拉美研究，如何支持《剑桥拉丁美洲史》的翻译工作，如何参与拉美史学会的活动以及在学术方面的两大建树，同样是文情并茂，扣人心弦，使李慎之先生的形象跃然纸上，令读者不禁肃然起敬。

第四，献身拉美、坚守始终。张森根先生1964年进入拉美所，1995年退休。退休后仍继续带博士研究生，继续组织翻译《剑桥拉丁美洲史》。进入新世纪之后，仍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时刻关注着拉美的最新变化和中拉关系的最新发展。他热爱拉美研究事业，将毕生精力用在了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从《＜剑桥拉丁美洲史＞全卷中文版后记及补记》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为组织翻译十卷本的《剑桥拉丁美洲史》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该书约800万字，从1991年出版第一本，到2013年出版最后一卷，出版跨度达22年之久。这项马拉松式的大型翻译工程的完成，当然要归功于多方面的努力和通力合作，但与项目主持人张森根先生超常的热情、毅力和献身精神是分不开的。这套书为中国学界深化拉美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中国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副“可以站于其上的肩膀”。张森根和他的团队为翻译出版这部巨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受到了学界的敬重。

张森根先生曾担任过中国社科院拉美系的主任，他十分关注拉美学科的建设。文集中收入了他的题为《研究型综合大学理应有拉美学一席之地——庆贺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成立40周年》的文章，其中提到，“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研究型综合大学仍应保留拉美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给予应有关注。”早在1990年，他就在《拉丁美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一门有待拓深的新学科——拉丁美洲学》的文章，是国内较早倡导建立“拉丁美洲学”的学者之一。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善于发现青年才俊，主动与他们交知心朋友。对拉美所的发展，更是怀抱殷切期望。在拉美所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在发表完对当前拉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之后说道：“今天是拉美所喜庆的日子，本应当说一些金玉满堂的话，我却说了一些可能不太切题的话，只能请诸位海涵。但我的心态是积极的，总希望我所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我一生的梦想。”“拉美所成立于1961年，我是同年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当拉美史专业研究生的。在古巴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一生永远地绑在拉美所这棵大树上，固定在拉美研究这个行业上，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我也衷心希望今天在座的年轻朋友把老一辈留下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中国的拉美研究事业龙腾虎跃、欣欣向荣，与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发自心底的对拉美所的一种真诚热爱和对拉美研究的一片炽热情怀！

读《领悟视角下的拉丁美洲》，会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和收获，但也会蹦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或发现其中的缺憾之处。如：

关于对拉美独立运动的评价。张先生在《试析19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一文中从独立前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的角度来质疑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传统观点，认为当时的“内部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获得应有发展”，“还不存在能够领导这场战争的资产阶级”，因此，独立运动主要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我认为，尽管作者在质疑传统观点方面往前迈出了一大步，但还不够彻底。既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就很难有现代意义上“共同的经济生活”，拉美地区的现代“民族”也就很难形成。拉美民族没有形成，何来“民族解放战争”？尽管作者使用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但这个“民族”是包括印第安人和梅斯提索人的拉美大众的“民族”，还是仅仅为“克里奥尔民族”？国外学者倾向于认为拉美独立运动是克里奥尔人的政治分离主义运动。可见，独立运动的性质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中间阶层”的定义问题。作者在《关于拉美中间阶层问题的一些浅见》一文中将中间阶层定义为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并认为“中间阶层在拉美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也是一支摇摆不定的社会力量，但总的来说乃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应尽力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作者对中间阶层的定义和它的历史作用的看法，都是基于“拉美社会处于对抗的社会两极”的阶级斗争理论。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级对立不是纯粹的，因为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各种过渡性的中间阶级。“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中有一部分就被包括在了作者讲的“中间阶层”里面。作者对中间阶层的定义虽然很明了，但也过度简单化了。目前学术界趋于从收入水平、职业或两者合二为一来定义来判断中间阶层。

关于对拉美现代化的评价。作者在《不要总拿拉丁美洲说事》一文中强调了“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不足为训”。这句话最早出现在作者的书评中，来源于美国学者伯恩斯和英国学者布尔默的观点，二者都是从特定角度发表的见解。后来在张先生的论文中坚持了这一观点。这句话如果作为对拉美现代化的整体判断的话，值得斟酌。因为拉美国家众多，现代化道路漫长，其现代化道路不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成功者，在不同的国家中也有成功者（如智利和乌拉圭的现代化）。拉美各国的进步阶级和社会力量一直在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其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实际上，拉美国家发展水平的位置一直处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它们的现代化水平至今仍比中国高。拉美的现代化有喜有悲，有成有败。况且，我们不能以当下的成败论英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正在进行之中，现在盖棺定论为时尚早。我更赞赏张先生在之前文章中的另一句话，“拉美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寻求现代化，是第三世界最早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地区，它们尝试了几种发展模式和现代化的战略，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十分值得我国汲取和借鉴。拉美这笔无形资源和精神财富，需要当代中国人认真挖掘”。（见《在现代道路上比我们起步更早的拉丁美洲》）

关于对中国向委内瑞拉投资的看法。在《中拉关系：大机遇与大挑战》一文中，作者以中国与委内瑞拉的“中委联合融资基金”机制及一系列商业项目合作为例，披露其中存在的问题，鉴于委内瑞拉国内政局动荡，很有可能发生资金链断裂，中国企业面临进出两难境地。作者在此强调了我国承担着难以想象的风险。但是，在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文章中，其作者在列举了一些言之凿凿的数据之后，得出结论：“‘中委基金’不仅为委内瑞拉提供了急需的资金，为中国开辟了稳定可靠的石油供应渠道，而且还带动了众多中国企业进入委内瑞拉市场。‘中委基金’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一家美国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国家开发银行放出以能源供应为担保的贷款，不仅是为了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且考虑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它在盈利和促进中国政府政策执行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我还听到中国的一位外交官讲，中方对中委关系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战略利益，不受一时一事的影响，机遇总是存在于在风险之中。可见，学者、银行方、官员在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各有其道理。

另外，文集中有个别地方的表述值得进一步推敲。如关于“拉美学”的提法。作者将“拉丁美洲研究”表述为“拉美学”，为将“拉美研究”建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奔走呼号。据我所知，在拉美研究最先进的美国，“拉美研究”最初属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一个分支，侧重于国际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跨多学科研究的专业，有不少大学可以发放“拉美研究”的硕士、博士证书（The M.A./Ph.D.degree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国内通常习惯于将“Latin American Studies”翻译为“拉丁美洲研究”，而不是“拉美学”。如果称“拉美学”，其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怎样确定？有学者曾认为，即使有“拉美学”，也应该和汉学（亦称中国学）那样，其内容主要侧重于文史哲方面（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习俗等）的系统研究，而不是侧重于研究对象国家的国际关系或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综合研究。因此，对“拉美学”这一称呼颇有争议，似乎还应“慎重”使用。

再如，作者在论述民众主义诸特点的时候，提到了其中一个特点是“民众主义领袖多半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不时号召广大城乡群众参与政治决策，鼓吹强人政治和强调个人效忠主义，因此它又是软性的威权主义者。”（见《在现代化道路上比我们起步更早的拉丁美洲》）在这里，作者谈到的“鼓吹强人政治和强调个人效忠主义”这一特点似有待商榷，因为民众主义领袖尽管也依靠个人魅力，但与19世纪的考迪罗已经有所区别，他们是以国家名义通过职团主义体制来凝聚权威，而不再像考迪罗那样缺乏民族国家意识，通过“主仆—庇护关系”来维持个人效忠了。

以上是我拜读本书的一点学习体会，所谈看法和意见未必正确。或许由于视角的不同，我并不完全赞同张森根先生的某些观点。但我叹服张先生的文笔，钦佩他批评直言的勇气，敬重他求真求实的精神。张先生的文章能够加深我对拉丁美洲和拉美研究的见识，能够激起我的深入思考，因此，我要感谢《领悟视角下的拉丁美洲》带给我的收获！人们的认识总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步全面的过程。尽管人们在主观上会感到自己的认识或结论越来越完美或正确，但在实际上，科学研究的结论往往是相对真理。该书纳入了作者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发表的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熠熠闪光之点，当然也有从当今的视角看留下的缺憾。这正是张先生学术发展道路、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写照。

韩琦

2015年4月6日于南开大学

（韩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晋升为教授。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美研究中心教授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并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