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修辞学的跨学科性

自从笛卡尔将代数与几何学交叉而发明解析几何以来，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现在，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叉与渗透是一个常态，“跨学科”已是学者们嘴边的热门话题。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跨学科性”不可避免，对修辞学来说尤其如此。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修辞学的跨学科性有其独特性。

一　修辞学跨学科性的理据

修辞学的跨学科性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当代修辞学主流修辞观认为，修辞是使用词语（或符号）在他人身上形成观点或诱发行为，“修辞”几乎“与诸如‘语言’、‘交际’和‘劝说’大致同义”[108]。

顺着“修辞是使用符号去诱发合作”的理念，修辞学的跨学科性特点不难看出。由于修辞学涉及修辞者、听众/读者、话语、情景及其相互关系，它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不仅涉及语言符号，还涉及非语言符号，因为非语言符号在特定的情景下也可能诱发人的行为。正因为此，修辞学也被称为阐释性的科学（hermeneutic science）。作为一种阐释性的学科，用最精炼的话说，它试图解释：谁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对谁做了什么？为什么做了它？效果如何？可见，修辞学对人类修辞行为的全面、深入阐释不可避免要涉及众多学科。

修辞学的跨学科特征不仅意味着修辞学可以凭借其学科研究对象之特殊性的特点，潇洒地将触角伸展到其他学科之中，并在其他学科母体的营养滋润下茁壮成长，也意味着任何其他学科，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能离开修辞学。

二　修辞学跨学科性的印证

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修辞学系的介绍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该系自称是“一个跨学科及多学科的系部”，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及教学的重镇”，在这里，“对各种形式的话语之功能的共同兴趣把师生联系在一起”，修辞学系除了“研究从古至今的修辞传统之外”，“还从事诸如政治理论、性别、法律、媒体、哲学、文学等众多不同领域的理论、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阐释和批评研究”[109]。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在20世纪出现的“新修辞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新修辞学”的学者们把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等研究成果运用于其修辞理论建构之中，以期阐释人类的行为。与其说“新修辞学”是修辞理论，不如说是修辞哲学，是哲学与修辞学交叉融合的结果，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格拉西大胆宣称“修辞学即哲学”（Rhetoric as Philosophy）的一个缘故。[110]

当代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在美国修辞学会2010年及2012年主办的两届修辞学研讨会令人眼花缭乱的话题中可见一斑：身体修辞（the rhetoric of the body）、战争修辞（the rhetoric of war）、沉默修辞（the rhetoric of silence）、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政治修辞（the rhetoric of politics）、数码修辞（digital rhetoric）、环境修辞（the rhetoric of environment）、国家安全修辞（rhetoric of national security）、恐怖修辞（rhetoric of terror），等等。可谓哪里有人类行为，哪里就有修辞；修辞不仅是指言说，它还包括“诗歌、小说、电视节目、电影、艺术、建筑、喜剧、音乐、舞蹈、广告、公众游行、服装等形式”[111]。

修辞学的跨学科特征，其实并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下寻求可能的劝说手段的功能”[112]。假使我们将“任何特定场合”从亚氏所说的三种主要场合（即法庭、议会、礼仪）扩展到其他任何符号使用的场合，那么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就显而易见了。所以，作为一种具有跨学科性的学科，“修辞学研究涉及符号及符号系统影响人的信念、价值、态度及行为的过程，包括所有人类交际行为……这些研究是哲学性的、历史性的、批评性的、实证性的、创造性的或教学型的”[113]。

三　修辞学“跨”学科之途径

修辞学“跨”其他学科之途径主要有三：一是修辞学触及一切人类符号行为；二是修辞过程成为知识的生产过程；三是修辞学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

（一）修辞学触及一切人类符号行为：人类行为的修辞性

修辞学既然是关于任何符号使用以期影响人的学问，它就不受任何学科所限。任何符号的使用，无论在什么场合，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理解。理解，在修辞学看来也是修辞性的一种体现，因为它体现了言说者诱发听众像其那样所思所想所行的一种意图。理查兹在其《修辞哲学》中将修辞学定义为对意义及误解的研究，表明修辞学最基本的使命是促进人际的理解，而理解是修辞者与听众在心灵上的交融。

任何人类的符号行为都承载着修辞动机，因为人是价值的动物。人的道德化意味着人具有价值取向，意味着人类的符号行为必定反映其价值。正如价值修辞学家韦弗（Richard Weaver）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是说教性的。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任何语言都有认知、交往和表达这三个方面，发挥着呈现某种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建立某种人际关系以及表达言说者某种主观意图三种不同的语用修辞学功能[114]，这与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的三大语言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有不谋而合之处。语言，不管是什么体裁，不管为什么目的，都具有修辞性，都以种种形式影响听众。

有人说，修辞学是一种“寄生”性学科，这既有道理也没道理。说它有道理，是因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诱发合作的符号行为——必须属于某个领域、某个学科，从这点上看，它是寄生于其他学科的母体之中的；说它没有道理，是因为修辞学并非没有研究对象，只不过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任何旨在影响人的符号使用的行为，故它广袤无边、飘忽不定。修辞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看似一个“缺陷”，实则为其优越性之体现，因为它使修辞学学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学科，一种具有高度跨学科性的学科，一种构造性的学科。当代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在西方时髦的所谓“电影修辞学”、“科学修辞学”、“社会科学中的修辞学转向”、“经济修辞学”、“医学修辞学”、“宗教修辞学”、“小说修辞学”、“认知修辞学”、“社会运动修辞学”、“意识形态修辞学”、“音乐修辞学”等众多话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本德和韦尔贝利（Bender ＆amp； Wellbery）指出：“……修辞性并非局限于具体的机构类型……修辞性不允许一种自身不是修辞的解释性元话语。修辞学不再是某个教条和实践的名称，也不是文化记忆的一种形式，它变成了有点像我们存在的条件了。”[115]一言以蔽之，修辞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行为，一切人类行为都是修辞性的，因此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二）修辞过程生产知识：学科内部的诱发合作与知识生产

修辞学“跨”其他学科的第二个途径是知识建构，也即其他学科的知识是通过修辞过程才得以建构的。知识不是像发现一块石头那样被“发现”的，而是社会性符号的建构物。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1962）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知识的发展不是通过发现新的事实，而是通过社团成员的论辩。当科学家发现某个现象并根据某种阐释框架去解释它因而获得某种见解时，他必须将其展示给科学共同体成员，并说服他们接受其见解；只有当其见解被作为“真”而广为接受时，才成为“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达成了某种“共识”。可见，知识的生成过程是人们对被认为是“真”的“信念”的证明过程，是修辞者劝说、影响他人，使其接受他的观点的修辞过程。

知识的修辞性生产过程始终伴随着充满主观意志的“范式”的影响。

库恩认为，没有永恒的、绝对的共识，因为科学的发展道路表明，当一个范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危机，最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科学知识如此螺旋式上升。但是，“一旦第一个观察自然的范式被找到”，就没有离开范式的研究。[116]所谓“范式”，是指“被接受的模式”[117]，通俗地说，就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见”或“信念”，这种共同体的共享“信念”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提供仿效的解题范例，也决定了其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和价值标准。[118]拒绝一个范式，同时又不用另一个范式去替代它，这是拒绝科学本身[119]。范式对科学家来说，就如语言对人一样。人一旦来到这个世上，就在这个语言的世界里生活，不可能逃离它。倘若发生范式变化，就意味着用另外的框架去审视事物。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表明，人们所获的知识既是摒弃先前标准的信念或过程，同时也是用其他的东西替代先前范式中某些组成部分所造成的结果[120]，换言之，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始终受到某种范式的影响。

既然科学家不能摆脱范式，既然“范式”本身不是客观公正的，那么科学家根据某种范式获得的“知识”也不是客观的。一个范式一旦建立起来，就走进共同体的教材、讲座以及实验室里，而正是通过这些教材和讲座以及实验室操练，共同体成员学习他们的“行当”，可想而知，那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见”会以种种方式“引导”科学活动，包括“事实的收集”（fact-gathering activities）和论证，这样得出的“知识”不可能不带有修辞色彩，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客观。[121]由于“范式”的影响，共同体成员论证某个观点或主张时，他选择的所谓“客观”证据，其实已经受其观点或主张的影响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者“知识”只是与其意见一脉相承的“意见”。换言之，科学知识的生产始终浸染了修辞色彩。

（三）修辞学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或方法：修辞学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

修辞学与其他学科之“跨”的第三个途径是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或方法。修辞学，因为是探究诱发合作行为的学科，故必须涉及这样一系列问题：修辞者如何针对听众去寻求可说服的手段？为什么人要去说服他人？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人是可说服的？如何知道听众被说服了？如果听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什么可证明这种变化是因话语所致？这种影响是否可以测量得到？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对于这样一连串的问题，人们不得不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伦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去寻求合理的解释。从更高的概括层次上说，修辞学必须使用哲学理论来解释、概括人类使用符号去诱发合作的行为。

修辞是影响人的符号/象征行为。作为一门学问，修辞学为了更有效地阐释人类的符号行为，就必须不拘一格地借鉴、吸收、融合各种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资源去建构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证明或提高其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否则就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有效地服务人类。这一点在20世纪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巨大变革背景下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西方修辞学领域的戏剧主义修辞学和实用论辩模式的创立就是两个典型例子。所谓戏剧主义修辞学，是指伯克创立的、把修辞学根基于将人视为修辞动物（man as rhetorical animal），将语言视为戏剧（language as drama）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修辞学理论。伯克认为，要解决社会弊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的行为动机。如果知道人们的行为动机，知道人们的修辞运作，就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社会也就会因此更加和谐，生活也就会更加幸福美满。[122]为了这个目标，伯克孜孜不倦地寻求对人类行为分析的系统方法——戏剧主义方法。伯克在继承传统修辞学之核心的基础上汲取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思想，建构了戏剧主义的修辞学体系，不仅阐释人的符号/象征行为的动机，也阐释了符号行为的修辞运作原理，为人类获得普遍的“同一”与和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图尔明的论辩修辞理论也是在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逻辑学、哲学、论辩学的营养之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早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图尔明就开始对哲学的理性进行研究。他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逻辑在形式化方向上能走多远而仍然不失其评价实际论辩问题的能力？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本来目的并非试图创立一种论辩的修辞模式，也并非要复兴修辞学，而是质疑、考问哲学界过度依靠形式逻辑并将之视为论辩的唯一仲裁的做法，抨击哲学推理依靠所谓理想的、绝对的东西。[123]长期以来，逻辑学一直朝着背离具体领域的论辩及其评价，往一种抽象化、形式化、数学化、纯理论化的方向发展[124]，对这样的倾向，图尔明十分不满，因为在论辩中，领域决定了领域里的主张被支持的方式，证据的标准是随领域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图尔明看来，逻辑关注的不是人们的推理方式，其主要任务应该是一种回顾性的（retrospective）、起辩护作用的（justificatory），也就是说，尔后提出的论题能够证明所得出的结论是可接受的、站得住脚的。[125]据此，图尔明打破了哲学与修辞学的隔阂，从修辞学的角度审视哲学中的形式逻辑问题，在具体语境下考察论辩及其理性，最终建构了一种适用于日常论辩的“逻辑”或者模式，并很快以一种论辩修辞形式、一种语篇发展的修辞模式而被修辞学研究者广泛接受和应用，成为20世纪“新修辞学”最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修辞学研究中已经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的方法更是在修辞学研究中大显身手。譬如，以20世纪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者为领头羊的学者们所发展起来的人类行为研究的科学方法（包括定量研究法），以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尤其是对态度变化的研究成果，往往成为修辞学者评价与阐释修辞行为的有用工具。众所周知，动机问题是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人类行为的归因与阐释是修辞研究的重要内容。修辞学研究者在阐释人类行为动机时青睐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以及罗克奇的价值观序列理论（theory of value sequence）[126]，而在阐释态度变化的运作方面则广泛运用诸如认知协调理论（cognitive congruity theory）、信息集合理论（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等其他学科的理论。[127]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种种不足，但毕竟对修辞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

就传统修辞学的三种诉诸（人格诉诸、理性诉诸和情感诉诸）来说，修辞学者为了阐释和验证它们的发生机制和效果，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譬如，麦格罗斯凯和邓纳姆（McCroskey ＆amp； Dunham）就使用认知协调理论和统计学方法对人格诉诸进行了实证研究。[128]安德森和克莱文杰（Andersen ＆amp； Clevenger）比较详细地概述了不少使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相关探讨。[129]

从修辞论辩的过程来看，作为修辞者的论辩者为了证明其观点和主张，往往旁征博引，不仅使用修辞学理论，而且也运用其他学科的资源，体现了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运用“一切可获得的手段”为其劝说听众服务的真谛。以美国总统竞选演讲为例。为了劝说广大民众投票，竞选人会组织竞选班子为其起草竞选演讲做足“功课”，包括使用各种形式的问卷调查、统计等科学方法以获得有关听众的态度、需要、情感等方面的信息，从而确定和选择“可获得的劝说手段”。在当今的机构修辞（institutional rhetoric）中[130]，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已经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