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修辞与修辞学

第一节　关于英语术语“rhetoric”

英语术语“rhetoric”似乎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完全准确的对应表达。从构词上看，“rhetoric”包括“rhetor”和“- ic”两部分，前者意为言说者或修辞教师，后者意为技巧、艺术、学问。事实上，“rhetoric”既可以指一种符号活动或行为，也可以指一门学问或艺术。当指一种活动或行为时，它对应的汉语表达相当于“修辞”；而当指一门学问或艺术时，则相当于汉语的“修辞学”。在汉语里，“修辞”既可指一种具体的修辞活动，也可以指修辞的学问即修辞学。[1]

说起“rhetoric”，各种五花八门的概念和说法不免会涌入人们的脑海。在2400多年的曲折历史中，“rhetoric”这个术语已经累积了众多意义：口若悬河或滔滔不绝的演说、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花言巧语、华丽的言语、蛊惑人心的言辞、调节社会关系、辞格、劝说、写作、符号使用，等等。[2]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rhetoric”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有效或有说服力的讲话或书面语，尤其是使用辞格或其他写作技巧的讲话或书面语；二是具有劝说或印象深刻的，但通常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或实质意义的语言。可见，“rhetoric”有褒义和贬义之分。为何“rhetoric”会如此多义？还是先从它的词源谈起吧。

英语术语“rhetoric”来自希腊文“eirein”（意为“说”），与另一个术语“rhetorikos”（意为“说话者”或“演讲者”）相关联。[3]据考证，修辞学在17世纪初被赋予了贬义色彩，1642年，有人“谴责修辞学，认为它是谎言之母”[4]。为什么修辞学具有如此坏名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对修辞的道德鞭策，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认为修辞学歪曲、隐瞒了真理，且修辞学给邪念以诱人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修辞学是有缺陷的艺术。首先，修辞学扎根于一个错误的本体论之中，仅满足于针对看似真实、看似美好的东西，而不去探讨实际上它到底是什么；其次，从知识上看修辞学也有不足，因为它试图传递对普通意见的掌握而不是对知识的把握；第三，作为一个实用政治的工具，修辞学使用语言资源把那些“比较脆弱的理由变得更强”，并且把权力的获取作为一个目的，而不顾心灵的健康与否。[5]总而言之，柏拉图反对修辞学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修辞学依赖外表，痴迷于意见，在语言上投机，只不过是给听众带来快乐和满足的小技、一种夸夸其谈而已，一种靠听众的无知而影响人的思维的邪恶力量；修辞学不是艺术，而是一种添油加醋似的烹饪术。

值得庆幸的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94—322 B.C.）为修辞学正了名，为修辞学挽回了一点颜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肆无忌惮或油嘴滑舌的人的邪恶语言的使用，不能由修辞学来负责。他将修辞学与逻辑、辩证法联系起来，给予修辞学一个科学的学科定位，并明确指出了修辞学的四个功能[6]，对其导师对修辞学的贬损与鞭打也算是一个巧妙的回应。从捍卫修辞学的声誉来说，亚里士多德功不可没。所以，从历史上来说，“rhetoric”也有褒义色彩，此时，它表示一种有用的工具，其本身无所谓好坏，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一个骗子可以用修辞来欺骗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则可用它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7]。人们可以使用修辞来调解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获得幸福生活。

然而不幸的是，中世纪修辞学被阉割到了“体无完肤”之境地，被等同于辞格，等同于诸如花哨、华丽词语的雕虫小技，这种状态延续了很长时间。时至今日，“rhetoric”这个词的多个贬义色彩仍难以抹去，时不时会出现在人们的言语之中。

至于修辞对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赫里克（Herrick）认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取决于使用符号交流思想的能力，如果劝说是社会组织的核心，如果修辞艺术包括对劝说的研究，那么社团中的生活本身就含有修辞性的特征。换言之，人类生活离不开修辞。[8]其实，修辞对人的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有比较深刻的认知，比如，古典修辞学家伊苏格拉底（Isocrates）就指出：

在其他能力方面，我们并不比其他类别的生命体更强，我们在速度、力量及其他资源方面要逊色；但是，正因为我们有能力彼此劝说并讲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仅逃脱了野兽的生活，而且还集聚在一起并创建城市、制定法律、发明艺术；而且，一般说来，凡人所设立的机构，无不是靠言说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正由于此，才能制定法律，界定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何为卑鄙、何为高尚；如果没有这些法令，我们无法彼此生活在一起。也正是通过这，我们才能驳斥卑劣颂扬美好，能够教育无知者，颂扬明智者。[9]

人类的文明史见证了修辞不可或缺的功能。在当代，修辞学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深入人心，西方发生的修辞学转向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