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比较分析
基于人性需求，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但为何世界各国在政治现代化的具体路径选择以及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却存在差异性？该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欧洲地区。众所周知，欧洲地区较早的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思想等因素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使人性需求得以彰显出来，诸如“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等。从而使欧洲尤其西欧较早地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自主转型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迈入政治现代化进程。此即西方文明。
然而在东欧地区，由于教条主义地曲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其初衷试图对西方文明的修正和超越，以追求人类“大同社会”，但其实践手段和结果却人为地产生了计划经济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从而断层了同一地理区域的西方文明。上述国家出现了自身逻辑演绎的历史断层，在其存在计划经济及熟人社会治理模式而其市场经济及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型时，一旦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冲击，其社会转型普遍经历了社会动荡。如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如同东欧有学者所言，“转型只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转型后还有民主化建设问题”[22]。
（2）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由于当地土著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缓慢与脆弱，因而较少受到文明冲突，而是把欧洲的市场经济、文化及其政治制度等移植到上述地区。当上述地区自身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尚未成熟时，移民社会所带来的移民文化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自然能够扎根其中。故上述地区凡是以欧洲殖民者为主体的建国大多纳入了西方文明体系，并没有明显的社会转型痕迹，而凸显其移民社会特征。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3）亚洲和非洲等地。欧洲殖民者在亚洲、非洲等地受到了当地深厚历史文化惯性等诸多因素的强烈抵制。当上述地区的国家纷纷独立后，上述国家的社会转型却经历了集权政治、威权政治、军事政权和民主政治等的多次反复和社会动荡。比如历史上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阿富汗、叙利亚、伊朗、埃及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等。包括我国清末以来也不例外。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种现象。这也正是塞缪尔·P.亨廷顿针对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所说的“产生政治动乱并非由于没有现代性，而是由于要实现这种现代性而进行的努力”[23]。他认为，民主化程度高的社会有助于社会稳定，但这类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则容易带来不稳定。[24]这一点又被我国学者喻为“薄壳效应”。正因为传统集权国家无法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它们通过改革开放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容易陷入革命与倒退的怪圈。[25]因此，塞缪尔·P.亨廷顿又主张这类国家可以优先考虑以权威主义政治为权宜之计，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尽管欧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也付出了成本与代价，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多次反复的大革命等。但是亚洲、非洲等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却在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付出了沉重的成本与代价，甚至有些国家社会转型依然尚未彻底成功。包括近几年发生的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等。而且，这类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虽然表现出人性共通性一面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诸如政党政治、议会选举、法治等，但也呈现出诸多差异性。此即被塞缪尔·P.亨廷顿保守性或消极性地视为“文明冲突”。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此即文明的多样性。
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这类国家有着一套较为成熟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和包括伊斯兰教、佛教等在内的宗教影响，这是美洲、大洋洲等地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类国家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无论历史上是否受过欧洲殖民侵略，都将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外来文化的多重影响与冲击。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自然经济甚或计划经济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和相应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存在甚至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熟，并受到与此相适应的西方文明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因此，这类国家人民的人性需求在愚弄与觉醒、抑制与彰显以及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中交替运行，从而使这类国家呈现出内外力作用下的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而这恰是当初西欧等地区社会转型所未经历的。其结果必然容易导致这类国家的社会转型多次反复与社会动荡；即便其政治现代化本身是在遵循人性的基础上，也会呈现出诸多差异性。
正因为如此，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类国家中，某些国家基于特定国情的特定阶段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并非完全是坏事；反之，一旦不顾现实条件制约，突然打破利益均衡，则往往欲速而不达，甚至产生乱局。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如某些阿拉伯国家等。这类国家基于特定国情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方是问题的关键！
（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1.背景考量
理论上说，如同许多欧洲国家的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自主转型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路径选择。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封建“盛世”时期却在漫长的专制社会中被抑制，直至清末外国殖民侵略和外来文化影响，从而错失了市场经济发展及中国本应可以自主转型的机会，使我国呈现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
大体而言，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1949年革命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三个时期。从社会转型史来看，当西方列强打开大清帝国门户后，基于中国多民族、多宗教、儒家文化以及漫长专制社会等国情，在国人尚未有普遍权利意识以及利益分化不明显时，如果有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及时主动开启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政治现代化进程，或许有助于其后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处理、民族融合、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主流价值观及其信仰文化等，从而减少或避免其后诸多后遗症。这在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中不乏成功先例。从此意义上说，如果从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以及社会转型的成本与代价来看，我国曾经错过了社会转型的最佳时机。
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时至今日，我国不仅深受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同时深受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意识形态影响；不仅深受西方文明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还同时深受同样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其中异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影响。在传统熟人社会治理模式渐趋失灵并逐渐解构过程中，而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熟时，尤其基于我国特定的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城乡差距、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后遗症等特殊国情，我国社会风险系数必然增加，社会稳定性降低。
因此，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不完全同于其他诸多发展中国家，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表现得更为复杂。这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及其考量背景。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包括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内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冲击的现实，不能简单地用是否“西方化”来衡量政治现代化，关键是基于人性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政治现代化及其文明。这个问题前已述及。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历史惯性下的当今中国特殊国情，使我国有时间和条件以史为鉴，既要吸取西方国家早期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广大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既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当今泰国、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能跳出我国历史惯性以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想化图景简单套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2.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背景考量，我国如何趋利避害，从而尽可能掌握主动权，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社会转型的成本与代价，方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路径选择。
针对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等问题，虽然塞缪尔·P.亨廷顿主张民主政治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但他又认为这类国家在特定时期可以优先考虑威权政治作为权宜之计，以实现社会平稳转型。这对我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威权政治不同于专制或集权政治。虽然威权政治具有专制或集权政治的特点及其外在形式，但其价值理念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而非独裁理念，因而威权政治才有民主改革的计划和目标，并将其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手段，以适应不同国情确保经济发展、社会秩序，进而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对此，不乏成功先例。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其实，我国早在大清帝国解体后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及抉择。如果说袁世凯为了满足私利而试图复辟帝制是开“历史倒车”的话，那么不妨假设，如果其结果是针对当时中国国情试图以一种威权政治的方式解决“一盘散沙”的乱局，进而逐渐实现社会平稳转型，或许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路径选择。进一步考证，如果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最初是想套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模式的话，那么后来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思想则是比较切合中国当时国情的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其后被我国台湾地区所实践。
没有代价的社会转型是不现实的，尤其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如何降低代价的社会转型又恰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考量所在！虽然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其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减少或避免民族冲突、国家分离、地方诸侯、社会撕裂、族群对立、民粹暴政等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从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对此，笔者在相关论著中从不同视角均有阐述，表达了同样的主导思想。[26]我国有学者提出“新权威主义”的类似观点，以克服“薄壳效应”。[27]
所谓通过威权政治引领政治现代化，简言之，就是在党和政府掌握改革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改革，进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原则而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通过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等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经济基础；（2）通过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建设，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社会基础；（3）通过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最大公约数下的社会共识，形成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信仰文化和价值基础；[28]（4）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实现合理分权，尤其在尊重民族规律的基础上确保民族自治权，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民族基础；（5）通过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建设，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国防基础；（6）在可掌控的范围内，有条件地同步推行司法、行政、人大和政党等领域的改革，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政治基础。直至最终基于上述改革措施，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限于本文宗旨，在此不加以展开。
当然，威权政治也存在先天不足。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既得利益障碍以及改革不彻底而致转型失败或畸形。即威权政治有可能限制或怠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信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央地分权、军事现代化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等，从而可能陷入改革“悖论”，影响到威权政治向政治现代化的平稳转型。笔者以为，威权政治与专制或集权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虽然存在权力的集权特点和外在形式，但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威权政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过渡手段，伴随着一种改革期待，从而尽可能跳出改革“悖论”，将上述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此也决定了威权政治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可能沦为专制或集权政治的异身，也可能陷入威权政治与“薄壳效应”的恶性循环，从而错失政治现代化良机。
尽管如此，以上只是笔者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试图从威权政治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理想化愿景，或是单方面假设的理想路径选择。这关键取决于执政党主动改革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甚至取决于政治精英。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治理如同公司治理。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基于人性及其市场经济要求，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也存在因不同国情而呈现出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才能凸显出其意义。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避免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干扰，也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我国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现象。因此，我国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在遵循人性基础上呈现自身特点，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应有贡献。
无论政治现代化、传统儒家文化还是“西方化”等话题均是我国自明末清初尤其清末以来老生常谈的话题。时至今日仍在重复前人关于人性的基础话题并无多大意义，或许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一种表现，但如何回应历史惯性下的现实中国特殊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路径选择方是问题关键，也是本文试图体现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1] 该文与笔者其他三篇论文《中国语境下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及解决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构成了姊妹篇。同时阅读其他三篇论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文。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3] 这都是相对而言。人都有趋利和交易的天生禀赋。无论是自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都有市场经济因子。只不过自然经济时期的技术、物质条件尤其专制制度等因素抑制了市场经济发展。而计划经济时期，则主要是人为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抑制了市场经济发展。相比较而言，欧洲地区不仅自然经济时期的市场经济因子要高于其他地区，而且市场经济起步较早，这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等欧洲思想较好地切合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
[4] [德]沃尔夫刚·费肯杰：《经济法》（第一卷），张世明、袁剑、梁君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5] Roscoe Pound，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ow，William S. Hein & Co.，Inc.，Buffalo，New York，1995，p.56.
[6] Richard Schlatter，Private Property：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Russell，1951，p.56.
[7] H. L. A. Hart，The Concept of Law，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96.
[8] 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9] 胡鞍钢：《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光明日报》2014年6月23日。
[10] 夏勇：《文明的治理——法治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52页；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9—110页。
[11] Roscoe Pound，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William S. Hein & Co.，Inc.，Buffalo，New York，1995，p.159.
[1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
[13] Ronald Dworkin，Freedom’s Law：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5.
[14] ［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第22—25页。
[15] ［美］塞缪尔·P.亨廷顿：《西方文明独特但非四海皆准》，《外交事务》1996年11、12月号。
[16] 笔者在《诚信生成机制》一文中做了尝试性研究。具体参见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以下。
[18]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65—566页。
[19]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
[20]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中文修订版），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1] 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2] [波兰]格列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3]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24] 同上书，第43、50、51页。
[25] 萧功秦：《关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与国家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6] 参见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及解决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等等。
[27] 参见萧功秦《关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与国家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8]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之所以很成熟，除了经济发达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着较为成熟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其中，法律和基督教的信仰文化是其重要基础。参见Paul Kahn，Marbury v. Madis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22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