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辽西“并海道”

《交通》曾介绍先秦时期的“辽西傍海之‘屠何、孤竹’道”和“汉魏时期的傍海碣石道”。两条道路基本走向分别是：“循今辽西大小凌河下游西行，缘女儿河谷上游，进入六股河谷道，然后傍海西南行，经‘渝关’和卢龙等地‘孤竹、令支’故城，进入燕、晋之地。然后东行转至山东齐国旧地”；“开始于朝阳南袁台子，沿十二台子河，进入小凌河上游和六股河上游的巴什罕古城；顺六股河而下，经绥中古城寨后，西南到达山海关外十八里的万家乡金丝屯古城和‘姜女坟’（碣石）。过碣石后，则经过抚宁县古城村古‘临渝县城’”^[57]。两条交通线的大部分路途当循辽西山地丘陵间的河谷而行，似乎难与“傍海”相符。

关于辽西地区“傍海”而行的交通线，另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史念海认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碣石临大海，为东北诸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再由辽东斜趋而东南行，渡水即抵朝鲜。武帝之时，左将军荀彘佐杨仆东征朝鲜，其出师之途即遵此路。”^[58]王子今曾说：“《盐铁论·险固》论‘关梁者邦国之固，而山社稷之金’，说到战国时代各国凭险筑关，‘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显然由碣石而东，沿海有交通大道……‘傍海道’即并海道……这一段并海道虽往往受水害影响，难以通行，然而较卢龙平冈山路显然便捷平易，至少在建武以后200年间长期作为联系中原与辽河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59]

表3 燕秦汉时期“并海道”文化遗迹分布情况^{[60][61][62][63][64][65]}

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以上二位先生的观点。从C3到C6的四座城址虽均地处河岸边，却都位于河流下游入海口附近的“地势平衍”处，显然，C1至C6间的往来要比崎岖难行的河谷交通“便捷平易”（见表3）。《交通》之所以没有重视燕秦汉时期的这条道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汉后期渤海湾海侵的影响，为此还专门写有“汉魏时辽西‘碣石道’的水陆变迁”等考证内容。实际上，从现有资料分析，海侵是否影响到渤海湾北岸尚难判断，而《交通》的相关推断也难以令人信服。^[66]另从文献记载看，这段“往往受水害影响”的并海道尚可通行。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67]。《三国志》中《田畴传》亦载此事：“（畴）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太祖患之，以问畴。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68]“滨海”“洿下”“泞滞”等词汇都表明这条“并海道”应位于海岸线附近的“地势平衍”处，而非河谷纵横的山地丘陵地区。更重要的是，“秋夏每常有水”说明并海道的通行受季节气候因素影响，曹操也正是利用此点，采取麻痹敌人、出其不意的战术。《三国志·田畴传》有言：“（操）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陈，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69]看来，在秋冬时节，并海道还是具备军队通行条件的，曹操“且俟秋冬，乃复进军”的疑兵之术奏效了。

关于曹操北征乌桓的班师路线，《交通》认为曹军当经由“汉魏时期的傍海碣石道”，^[70]参看图1，应主要经过B15、B24、9、11、C3、C2各点。实际上，曹军经辽西“并海道”班师的可能性似乎更大。第一，曹操进军本首选“并海道”，只是受季节气候因素影响改道。班师时值深秋“九月”，著名的《碣石篇》成于“孟冬十月”，“傍海道”“洿下”和“泞滞”的情况大有好转，可供大军通行，行进效率高于山地丘陵间的河谷道。第二，由“并海道”班师能起到加强边防、震慑敌方的作用。北征之后，曹操掌控除辽东、朝鲜外的东北地区，而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以及逃往辽东的乌桓、袁氏残余的威胁仍在。从柳城取道“并海道”班师，沿途可经B23、C6、C5、C4、C3等汉代重要边城，利于加强边防建设、巩固新占领区，同时还能向敌对势力施加压力。果然，不久之后，“（公孙）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71]可见，辽西“并海道”在汉末三国东北地区政治、民族形势中依然发挥着较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