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对符号与记忆的研究，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际人类学界，早期的象征研究始于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自维克多·特纳和格尔兹以来，象征符号与社会记忆的研究更是成了这门学科的重中之重，对文化符号所蕴涵的意义的阐释是人类学最大的学科特色。为此，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暨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就将符号与记忆研究放在最突出的位置，经过两年多的学术积累，我们主编了眼前这套“符号与记忆丛书”，目的就是要重拾“千灯交映”的生态观，在认知、学术和思想上重新把“形”“气”“神”勾连起来，动员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乃至自然科学在学术上共同“致富”，从而建设敢为人先的创新共同体、协商中和的智慧共同体、“形”“气”“神”三通的生态共同体以及美美与共的美德共同体。

符号与记忆是万象共生的本质，是社会与自然的本征，也是地天相通的元气。世间万物的存在是符号的存在，有生命与无生命互相指涉，互为环境；两个或者更多的存在物重复互动，形成记忆，实现“结构耦合”。记忆是一种结构耦合。

符号或指号的特质是物物相指，象象互涉，事事耦合。当我们看到一幅纸质地图，展开来，上面有雄鸡的轮廓，便知道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出来的图形和航拍到的图形一致；天上乌云密布，一阵风吹来，下雨了，云和雨有前后关联；汉语把“树”叫shu，英语叫tree，蒙古语叫mod，韩语叫namu，约定俗成，不似地图和云雨。根据指号学家皮尔士的理论，指号分三元，有形物的征象（sign），有涉指的对象（object），有神智的释象（interpretant）。地图上的中国和实测到的中国存在形似或者象似的关系；云和雨存在连续或者顺接的关系；不同语言的“树”有不同发音，全凭集体约定，不靠形似或顺接。就是这样，形物和神智需要精气联络，形有物性，神有智性，气有物性，也有智性，居中。中国古人熟知形气神三通的道理，生活世界中，三者互动共生，缺一不可；皮尔士也强调指号三元的互不可分，交融一体。《尚书》和《国语》有“地天通”和“绝地天通”的记载，说曾有过地天相通的时代，民神混杂，神可以下凡，民可以登天，可谓互通有无，互补共生，是一个形气神三通的时代。后来，颛顼帝命大臣“绝地天通”，阻断“民神混杂”的通道，形神之间没有了互通之气。张光直说地天通时代是萨满时代，这个观点给了我们启发，也给了我们丰富的哲理想象。“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地相通，礼乐圆融。皮尔士说“人是指号”，这是有道理的：社会的构成要依赖符号认知和历史记忆，更要依赖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尤其是耳濡目染的形物，更是不可忽略。族群与民族的现象涉及心物，涉及把心物联结在一起的交流活动；爱父母、爱家园、爱民族、爱国家，层层递进，顶针续麻，根植于形物指号，交流于环环相扣，升华于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不单纯是个人心理现象，哈布瓦赫、维果斯基、康纳顿等令人信服地指出，社会记忆是集体记忆，是身体记忆，也是心物交融的记忆。可以说，社会记忆表达了体物与神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生态关系，在差异中重叠关联，互补共生。人类符号的精华是语言，社会记忆的本体也是语言。语言是物感物觉和心神心智的生态系。《礼记》说：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

心物互动，形声成音，比音而乐，这也符合亚里士德多关于“灵魂情动，语言乃生”的解说。虽然各民族没有共同的文字，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语言毕竟是内心经验的符号，而全人类的内心经验是相同的。亚里士多德把史诗、悲剧诗、喜剧、酒神颂以及“绝大多数演奏术和竖琴演奏术”看作是摹仿艺术，有浓重的象似性，摹仿用颜色，用图形，用声音，用节奏，用语言，用谐声。物感物觉要“困扰”心神心智，心神心智要反串物感物觉，语言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各个要素互相制约，保持平衡。人类用身体实现物感物觉，形成长期的或者短暂的身体记忆。语言和音乐和身体记忆及其操演有关，涉及身体化的社会记忆，也涉及社会化的身体记忆。从民族译名的文本讨论（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到民族音乐的爱国情怀（蒋英《黔山遗韵——贵州音乐考古》），再到草苗语文的“婚姻密码”（石林《黔湘桂边区的三个族群方言岛——草苗、那溪人、本地人语言文化调查研究》），等等，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类不分民族、宗教、党派和爱好，首先是生命体，要和周围的各种生命和非生命现象共存共生，在精神和物质的交接处“美美与共”。

索绪尔式结构主义在观察和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把历时发展悬置起来，将它看作是一个个横截面的纵向累积，认为知其一便可知其余，共识重于历时。但是，这样的研究取向会脱离感性和实践，拘泥于高度抽象的“语法”或者“规则”。同时，在这个研究样式中，社会记忆被社会语法代替，历时被共识代替，指号被象征代替，“地天通”被“绝地天通”代替。要弥补这种研究取向的不足，既要回归到感性实践中来，使抽象的“语法”具有物感的基础。研究一个活的社会仅着眼于宏观规律是不够的，还需要观察细节，记录变化，分析过程，比较个案。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工作是地天通的过程，深入草根，局内观察，局外分析，进得去，出得来。格尔兹说，人类学者不可能成为被观察的本土人，而只能通过详尽的民族志，丰富已知人类学文化的样式，充实有关生活世界的认知。

皮尔士说“人是一堆习惯”。习惯的本质是什么？是体现在身体上的社会记忆。人类记忆可以体现在语言使用和概念抽象之中，也可以体现在地志景观和山水草木中，二者虽有区别，但藕断丝连，不可割裂。社会想象和民族记忆就是在这样的形神勾连、物智交融中存在和延续的。历史记忆是指号活动的积淀，有浓厚的社会属性，涉及物质存在，如塑像、纪念碑，也涉及精神，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可以想象这样的图景：两位老同学相见，激动万分，兴奋异常，儿时同桌，白发重逢，唤起真切的记忆，藏猫猫的体感，捉蛐蛐的情形，侃大山的乡音，盘中餐的味道，社会记忆，浓浓地沉积在身体中，挥之不去，去之又来。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单是价值理念、观点主义，还有乡愁别恋、对酒当歌。那对酒乡愁中的五味杂陈，心旌摇曳，才是更加基本的动力，才是更加实在的根据。美学家伯克认为，崇高与美直接产生于身体对于外界刺激的感应，即最抽象和崇高的心境离不开最具体的身体和心理官能，痛苦的事物通过身体感觉作用于人类心智，恐怖的事物通过危险感作用于人类身体器官”。听闻、触摸、味道、景观，这些都是社会记忆的物质根据；栖居、家园、地景、地志，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基底。

现时代是一个多元共和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处于极速发展变化之中，一方面社会与文化要适应发展变化的大势，另一方面它们也有自己的反作用，以内因的主动性应对外因的影响，凸显自组织的作用，内因主体和外因主体形成耦合性的生态关系。人们应该如何相处？如何互爱？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不应该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与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一道，正在定义着我们这个数字化世界的“超级时刻”。“国民国家”已经成为人类最大和最有效的默认共同体，从政治到经济，从语言到文化，从法律到教育，一个“无声”的声音在呼唤着匀质，呼唤着同一。然而，人类关系是生态关系，不是同化关系，更不是互相消灭的关系。波德里亚认为，当下世界只有社会构成，没有象征（符号）交换，没有目的，主体、政治性、经济、意义、真理、社会事物、真实事物都已消失，只剩下法则。用皮尔士指号学加以分析，这是像符断裂，即征象和对象相对于释象的断裂，即征象和对象“死亡”，只剩下释象。当然，深受索绪尔影响的波德里亚只关注西方中心城市的虚拟化，没有注意到西方世界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即存在大量非虚拟化生活），更没有注意到非西方地区生活现实。在生活世界中，形物不死，神智活跃，精气贯通。

根据贝特森的“元关联”理论，把生物体的某一部分和其他部分相比较，会产生一级关联；螃蟹和龙虾、人与马互相比较，找出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会产生二级关联；把螃蟹和龙虾之间的比较和人与马之间的比较相比较，即比较的比较，会得出三级关联。这是一个思考之梯，是关联性思考之梯，从基本模式上升到模式的模式。原本就有元关联取向的地方智慧和传统知识，既是人、自然、社会生态关联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中的文化动力。人的主体性要嵌入自然和社会的主体性之中，形成互为指号、互为环境的生态共同体。

本丛书正是从上述诸理论与方法出发，对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些重要相关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并对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的语言、音乐等文化符号进行微观分析，希望作者们这些学术成果能对我国人类学民族学以及与之相关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所裨益。

编者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