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气质的多样性理论
20世纪80年代，性角色理论对男性气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支配性男性气质”这一概念被提了出来，从而进入了男性气质多样性的理论发展阶段。
一 起源：“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的提出
按照R.W.康奈尔（R.W.Connell）和詹姆斯·W.梅塞施密特（James W. Messerschmidt） 的说法，直到“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真正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研究才开始出现。（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829—859）
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是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对澳大利亚高中的田野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凯斯勒（Kessler）等人在这项研究中揭示，影响男性气质的因素可分为许多层次，包括性别的、阶级的、种族的等，它们共同参与了男性气质的建构。因此，男性气质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性角色等理论此前所定义的单一的男性气质，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性男性气质”。而除“支配性男性气质”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男性气质。（Kessler,S.J., D.J.Ashenden, R.W.Connell, G.W.Dowsett,1982）
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产生的背景是：
（1）在女性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理论影响下，一些男性采取支持女性主义的态度，进而思考不同阶级的男人差异；
（2）女性主义关于种族不平等的理论，促使了对男人间不平等地位的讨论；
（3）在对性角色理论的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关于同性恋者的男性气质的研究；
（4）一些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显示男性气质是有层次的，不是单一的；
（5）精神分析学派中，关于男性成长中性别认同受多种因素干扰的理论。（Connell ＆ James:829－831）
我们看到，女性主义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社会建构的，颠覆了长期以来认为性别是内在形成的观念。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都是社会建构的，因历史而不同，与家庭、信仰、国家、当局或工作场所有关。（Judith Kegan Gardiner, 2005:35—50）
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的提出，意在说明男性气质是有许多种的。此前欧美的男性气质定义，实际上是依据白种人的、中年的、中产阶级的、异性恋的男人来定义的，而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提出后，这样的男性中心被取消了，男性之间的差异被用来理解男性的生活。工人阶级的、有色人种的、同性恋的、年轻或年老的男人间的不同被加以重视。男性气质多种多样，主流的男性气质仅是支配性的，但不是“对”的。有色人种、同性恋者，以及异教的男人成为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挑战。男性气质不再是单一的了，而是需要检验的，不同的男人建构了不同的男性气质。社会建构的机制与过程，便进入了男性气质研究的视野。
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提出后，真正将之建构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是康奈尔，她深入地考察了男性气质在实践中建构的机制。
二 成型：康奈尔关于男性气质在实践中建构的理论
康奈尔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她的研究涉及女性主义、男性气质、教育、社会阶层等许多领域，但她对男性气质研究的贡献最为学界所公认，是当今世界在此领域影响最大的学者，其著作《男性气质》也是这一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
1.康奈尔的生平
康奈尔，原名罗伯特·威廉·康奈尔（Robert William Connell），或者鲍勃·康奈尔（Bob Connell），现名雷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1944年1 月3日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生理性别为男性，但因其已用女性身份生活，故此文称之为“她”。康奈尔现为澳大利亚国籍，丧偶，现独身，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儿。
康奈尔1966年获墨尔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0年获悉尼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她先后在弗林德斯大学、哈佛大学、麦考瑞大学，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大学任职，现在悉尼大学任职。
康奈尔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她在社会学、教育学、性别研究、政治科学和历史研究领域都非常著名，她因为在性与性别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过美国社会学联合会的奖励。在澳大利亚社会学联合会公布的影响澳大利亚社会的最重要的10部社会学著作中，康奈尔一人便占了4部。
康奈尔的代表著作有：《性别和权利》（Gender and Power,1987）、《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1995）、《男人和男孩》（The Men and the Boys,2000）、《性别》（Gender,2002）等。
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社会分析在全球范围内深刻影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男性气质》一书已经被翻译为意大利文、瑞典文、德文、西班牙文和中文，是男性气质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男性气质，相对应的英文词是masculinities，康奈尔使用复数形式，是因为她认为男性气质是多样的，不同文化、种族、阶层的男性， 男性气质是不同的。长期以来，社会性别的研究均集中在针对女性的研究上，社会性别研究几乎等同于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能够与女性研究相呼应的男性气质研究（简称男性研究）才开始出现，而康奈尔使这一研究领域形成规模。
康奈尔在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也影响重大，《制造差异》（1982）深刻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教育平等，《性别和权力》发展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性别理论。近年来，康奈尔在研究全球化的过程中修正了这一性别理论。
康奈尔还是社会发展与阶级领域的重要学者，与人合作出版《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阶级结构》（1980）。此外，多年来她还投身于工人运动和和平运动。
康奈尔的青年时期正值欧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的高峰期，女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均深刻影响了她。这使她的理论继承了社会批判的立场和视野，在知识生产上有强烈介入社会的倾向。
1996年，康奈尔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学院院士。康奈尔现在是《理论与社会》的资深编辑，同时还是另外5种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她的教学领域包括研究方法、教育社会学，以及性别。
康奈尔是联合国男性参与和角色变迁委员会的灵魂人物，领导关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将研究应用于男人和男孩群体，以推动性别平等的工作。
丧偶之后，中年的康奈尔实践着她自称为“社会性别转换”（gender transition）的生活，生理性别为男性的她以女性身份出现，穿女装、用女性化的名字雷温·康奈尔、身份证件等法律文书上也改为女性。因此，准确的说法是，康奈尔是一位“跨性别”者。
康奈尔强调说，她不认为自己的“社会性别转换”影响了她的学术价值。她说，一个学者的学术价值在于公共领域，而和她的私人生活无关。但是，康奈尔也提到，她的社会性别转换可以帮助大众理解为什么她致力于性别研究。[1]
显然，如果我们在解读康奈尔的学术思想时，不提及她的跨性别身份，将失去一个理解她的思想的重要视角。我们有理由认为，跨性别经验使康奈尔得以穿透经验主义与本质主义的迷思，性别跨界经验和主体的不断自我询问不但使她的理论提问常切中核心，而且会提供给她思想上的源源不断的创意源泉。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局限于她的跨性别身份，过分强调和看重这一经历对她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则似乎又要坠入生物本质主义的框框中。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的时候，便是基于这样的生物本质主义。
2.对男性气质实践的分析
与性角色理论将男性气质与生理差别做简单的连接相反，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出来的。她说：“不管我们怎样划分我们的社会世界，也不管我们选取什么样的分析单位，我们都可以发现实践的性别的形构实践。”（康奈尔，2003:99）
康奈尔通过下述三个分析单位，来考察男性气质在其中建构的机制：
（1）个人的生活经历。康奈尔采取的方法是进行生命史研究，其中又特别加入了对身体实践的研究。
（2）符号实践，即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一面，这种符号实践活动可能比任何个人的生活都延续得长久。
（3）性别建构的场所，即国家、工作场所和学校等机构。（康奈尔，2003:99）
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或是“在话语中形成的”，“性别的常识性知识绝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的理性认识，通过这些实践，性别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或‘完成了’”。 （康奈尔，2003:7）
在对性别觉醒的过程中，是“身体和社会过程的相互作用”，（康奈尔，2003:72）在性关系中也是一样。
康奈尔非常强调身体在男性气质实践中的作用。长期以来，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人身体内产生的， 康奈尔说，种种理论将身体变成了符号实践和权力的对象，而不是参与者。康奈尔强调：“我们需要坚持身体在社会过程中的行动性，也就是‘能动性’的本来意义。”“身体参与了社会的能动性、参与了产生和型塑社会行为的过程。”（康奈尔，2003:82）康奈尔提出了 “一个超越现有社会理论的模式”，即“身体的反身实践”。强调“身体同时是实践的对象和行动者，实践本身型塑了定义与约束身体的结构”。（康奈尔，2003:84）反身实践，“并不是内在于个人的东西。它们涉及种种社会关系和符号系统，也可能涉及宏观的社会制度。各种典型的男性气质是作为有意义的身体和形象化的意义建构起来的。通过反身实践，不仅个人的生活得以形成，而且一个社会世界也得以形成”。 （康奈尔，2003:88）“身体的反身实践活动型塑着结构同时也被结构型塑着—结构是有其历史惯性和坚韧性的。社会有着它自己的实在。” （康奈尔，2003:89）在笔者看来，如果说这三个层次是社会层面的，那么，反身实践便是个人男性气质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社会的性别秩序形成的途径。
“实践活动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它总是对某一状态的回应。而这种状态是通过接受某些可能性而不是另外一些建构起来的。实践也不会驶入一个真空。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行动中，我们改变了初始的状态，造就了新的状态。实践建构了并重构着结构。”（康奈尔，2003:89）“在这个意义上，构造男性气质的实践也具有构成性。它们作为反身实践，建构了一个身体维度上的，但并不是被生物性决定的世界。”（康奈尔，2003:89）但康奈尔也强调：“性别是那种始终与身体和身体做什么有关，但不能还原为身体的社会实践。”（康奈尔，2003:98）
康奈尔说，这个新世界并不是由身体的物理性机能所决定的，所以它可能不适合身体的物理性存在，她举了两个通过酒精、毒品和性建构男子气质的人，他们身体高度受损，最后他们开始改变自己的男性气质，从身体的改变到关系的改变。
反身实践，种种社会关系和符号系统，及宏观的社会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可能性，塑造了当事人的男性气质。
康奈尔在分析中还提出了“集体维度”这一概念，（康奈尔，2003:148）强调群体是男性气质的载体，以及环境的重要性。“性别主要形成于和环境斗争的能动过程，以及在该环境中建构的生活方式。”（康奈尔，2003:158）康奈尔将男性气质的实践放到生命史过程中进行考察。她强调了生命史研究在男性气质研究中的重要性：生命史是一项投入，是穿越时间的实践的统合。生命史所记录的绝不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经历，也记录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和制度，是丰富的非个人的和集体过程的证据。生命史所记录的，本身就是决定实践的社会环境和实践产生的未来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生活史方法一直关注穿越时间的社会生活的形成。生活史是真实的历史。”（康奈尔，2003:121）
但仅分析个人生命史还是不够的，而应该将其置于群体框架中再分析，寻求特定社会位置上的男性生活轨迹中的异同，并且了解大规模社会变迁中他们的集体性定位。重点放在公共背景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常规上，以便了解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影响。（康奈尔，2003:124—125）
一个人的男性气质，便是这样在实践中形成的。男性气质影响着与性别有关的行为方式，因此也就会在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而一个社会的性别关系，康奈尔将其分为三种。
3.社会性别秩序的三重关系
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孤立的客体，而是一个大结构的一部分”。（康奈尔，2003:91）
康奈尔提出，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层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性别秩序，即遍布全社会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主要涉及的是生产关系（分配工作的方式）、权力关系（男人控制女人以及彼此控制的方式）和欲力投注（cathexis，人与人之间形成依恋和纽带的方式）。马尔科姆·沃特斯说：“康纳尔的三分法对应于经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这是社会学中一种广泛存在的区分，经常会在黑格尔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有所体现。”（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296）
生产关系：工作的分配形式方面，性别分工是常见的，结果是男人控制财富。这种分工存在于复杂的机制当中，将妇女分流到权威水平低下的非熟练职业中。劳动隔离既出现在职业当中，即指派给妇女的任务不同于男人；也出现在职业之间，即各种职业往往具有特定的社会性别倾向。这种劳动分工根本上是与谋取利润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妇女的亏损积累和男人的利润积累。
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的主轴是女性的整体从属性地位与男性的统治，这一结构也就是妇女解放运动所说的男权制。这一普遍性结构已经发生了许多局部变化，但仍然存在着。在所有的社会中，男性权力都有一个核心，其体现为：男性控制着组织化强制的各项制度，包括警察、法庭、军队等；男性控制着经济生产的主要工具；男性控制着国家机关；以及强调对物质世界实行身体支配的工人阶级文化。
欲力投注：在这一点上，康奈尔探讨的是社会成员“与对象之间倾注感情关系的建构”，（Connell,1987:112）或者是爱恋关系、渴求和个体间形成特定结构的方式。异性恋的正常结构模式是，妇女以一种不同于男人的方式，成为欲望的对象，就此具有了性别。因此，异性恋的夫妻关系是按其理想形式而安排的，即以下两方之间的交互关系：强劲的男人争强好胜，不断进取；迷人的妇女善于表达，料理家务。
这三个结构性面相在不同的制度中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在家庭中，丈夫的权力是与其职业生涯相联系的，也是与妻子在家庭分工中主要作为孩子抚养者的角色期待相联系的；同时，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授权男人在欲力投注中加强其支配地位；在街道这样的情境框架下，通过从身体上和情感上对妇女的滋扰，既公开展示了妇女的家庭属性，又公开展示了她们的受害过程。在这些制度中，社会性别方面的各种关系丝丝入扣。（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296—298）
吉登斯对康奈尔上述三种关系有如下的概括：“劳动是指劳动的性别分工，既包括在家庭内部（如家务和养育孩子），也包括在劳动力市场（职业隔离和不公平报酬一类问题）。权力是通过机构、国家、军队和家庭生活中的诸如权威、暴力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关系起作用的。投注是指私密、情感和个人生活中的动力学，包括婚姻、性行为和孩子养育。”（吉登斯，2003:150）
康奈尔指出，三个互相影响的社会层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性别秩序，即遍布全社会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在这三个领域中树立起的性别关系，被以一种特别的性别秩序在社会的层次上组织起来。
男性气质是在上述三重关系下，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建构强调的是动态的状态，是相互的建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
4.实践中建构的四种男性气质
康奈尔将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这些均是男性气质的不同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间存在着等级，它们共同建构着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
支配性：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理想类型”。一个集团可以凭借支配性男性气质来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支配性男性气质是男权制用来保证男性统治地位和女性从属地位的形构。并非具有男性气质就具有了权力，当文化的理想与组织机构的权力达成一致时，支配性才能建立起来。这种权力可能是个人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商界、军队、政府高层提供了获得这种权力的样板。当维护男权制的条件发生变化时，特定男性气质统治地位的基础就动摇了，男性霸权是一种历史性的可变化的关系，它的兴衰是男性气质的一个核心要素。
从属性：支配性与整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有关，在这个总框架中，存在着不同男性群体之间的具体的统治与从属的性别关系。男性中也有性别等级，同性恋就处于最底层，其处境类似于女性。一些异性恋男人也被从合法性的男性气质圈中驱逐，处于从属的地位，如贫穷者。
共谋性：能够从各方面严格实践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是相当少的，但大多数男人从支配性中得到好处，这是男人们普遍从女性的整体依附中获得的。某些人一方面谋取权利的利益，一方面又避开男权制推行者所经历的风险，这类人的气质就是共谋性男性气质。婚姻、父道以及社区生活经常要与女人做出广泛的妥协，而不是赤裸裸的统治或者说一不二的演示。
边缘性：边缘性是性别与其他结构，如阶级和种族的相互作用发展出的男性气质之间的进一步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种族集团的边缘性男性气质之间存在关系，比如，黑人男子具有从属性，而富有的黑人明星则显示边缘性。（康奈尔，2003:104－111）
对于上述四种男性气质，吉登斯称之为“一个组织清晰的性别等级制”。但吉登斯也注意到，康奈尔反对性别关系是固定的和静止的观点，性别关系是易于被改变和受到挑战的，即“人们在不断地调整性别认同和性别观。” （吉登斯，2003:153）
一方面，上述四种男性气质是人们可能实践的四种性格类型，但是，另一方面，多元男性气质不等同于性格类型学，对男性中的性别关系的关注需要动态地分析。也就是说，四种类型不是僵死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康奈尔曾说：“……支配性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不是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变化的关系结构中的特殊情形下产生的性别实践的形构。任何有价值的男性气质理论都必须对这种变化的过程给出说明。”（康奈尔，2003:111）
吉登斯这样评价康奈尔：“他的理论在社会学界特别有影响，因为他把父权制和男性气质概念结合为一个性别关系的综合理论。在康奈尔看来，男性气质是性别秩序的重要部分，不能同性别秩序或者同与之相伴的女性气质分开理解。”（吉登斯， 2003:149）
三 应用与批评：在过程中成长
1.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研究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对男性气质的研究。
体育社会学中便应用了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商业性体育活动被作为观察男性气质表现的一个焦点。（Messner, 1992）此外，面对面的身体接触，以及运动情境中常见的冲突和对同性恋的排斥，都使得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的研究有了用武之地。（Messner, Sabo, 1990）
在健康社会学的研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与从属性男性气质不仅有助于理解男性对于冒险的偏好，而且有助于理解男性对于残废和伤害做出的反应。（Gerschick, Miller, 1994:34—55）
在组织研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亦对其提供了重要帮助。人们逐渐认识到官僚体制和工作场所中的性别特征，学者们追踪支配性男性气质在具体组织中的制度化，这揭示了支配性男性气质是怎样制度化，通过制度化来的机构影响行为。（Cheng, 1996；Cockburn, 1991）
不断增加的研究使支配性男性气质这一概念本身得到了延伸，这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得到了丰富：通过证明支配性的结果与代价，通过揭示支配性的机制，通过展示男性气质更大的多样性，通过探索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变化。
这些研究富有成效：
（1）结果与代价方面：对于代价与结果，犯罪学的研究表明了特殊的攻击模式是如何与支配性男性气质关联在一起的。这种关联，不是作为以支配性男性气质为因的机械性结果，而是通过对支配性的寻求达成的。（Bufkin, 1999:155—176； Messerschmidt, 1997）梅斯纳（Messner）揭示，在职业运动中，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设定，在制造了令人难以达到的标准的同时，也使成功者在感情上和生理创伤上付出沉重的代价。（Messner, 1992）有一些研究非常醒目，如，电视体育广播中男性气质的“炫耀”；（Sabo, Jansen, 1992）再如，罗伯特称之为对社会下层群体的“责难”的社会机制，这些“责难”囊括了孩子们呼喊的非正式名字，以及对同性恋行为的罪恶化。（Roberts, 1993: 171—186）
（2）支配性的机制方面：在面对那些受到普遍责难的事物时，机制是如何使人们忽视了：其实这些事物的背后是支配性男性气质在起作用。（Brown,1999）比如，坎萨尔沃（Consalvo）考察了媒体报道的某中学大屠杀事件，他注意到，在审讯中相关人员是如何将男性气质问题淡出人们视线的，此举使得媒体无法描述杀手的真相，只有将其形容为“怪物”。（Consalvo, 2003: 27—46）
（3）男性气质的多元性：研究显示，即使在文化单一的、表面看来非常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特点的国家，如智利，也不存在一元的男性气质，阶级和代际也使男性气质有所不同。（Valdés, T., J. Olavarría,1998）在其他著名的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特点的国家，如日本，有学者考察了近代社会历史中“多样的男性气质”的出现，其中儿童抚育方式的变化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Ishii-Kuntz,M.,2003）甚至在如军队这样强调单一化的特殊组织中，同样也会体现不同的男性气质。（Barrett, F. J.,1996: 129—42）
（4）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变化：古特曼（Gutmann）揭示了男子气概是如何获得历史性发展的，他的研究致力于表明男子气概是如何与墨西哥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掩饰了墨西哥男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极端复杂性。他提出城市工人阶级的四种男性气质来支持他的研究，提出这四种男性气质在每天的生活中是进行持续的重新谈判，而非稳定的。（Gutmann, 1996）大量关于身体的研究也显示，男性气质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处于变化中的。莫雷尔（Morrell）收集了与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相伴的社会性别的转型；（Morrell, 1998）弗格森（Ferguson）追踪了爱尔兰岛上长期存在的男性气质理想的衰落，独身的教士以及做繁重工作的家庭里的男人，他们的男性气质理想被更为现代性和市场走向的模式所取代；（Ferguson, 2001）达斯古帕塔（Dasgupta）考察了日本社会工薪阶层男人的男性气质模式的紧张，特别是八十年代泡沫经济之后，一个“工薪男性的逃亡”的文化符号出现了；（Dasgupta, 2000）多贺（Taga）考察了日本中间阶级年轻男人对变化的应对，其中包括对于与女性相处的新的观念；（Taga, 2003）穆泽（Meuser）考察了德国年际间的变化，这部分是由于男人对变化的应对而起。（Meuser, 2003）
2.对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的主要批评与回应
20世纪90年代，对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五种。
第一种批评是针对男性气质的基本概念的。柯林森和赫恩（Collinson, Hearn, 1994；Hearn, 1996, 2004），认为男性气质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倾向于视权力和控制是不重要的，并说这最终会导致对理解和考察男性权力的忽视，并且认为多元男性气质的概念导致统计类型学。彼德森（Petersen, 1998, 2003）、 柯里尔（Collier, 1998）、麦金尼斯（MacInnes, 1998），都认为男性气质的概念是错误的，因为它简化了男人的特性以及在变动的现实上强加了一个统一体。男性气质还被批评为是异性恋体系下的分类，简化了男女的不同，以及性别中的阶级差异。（Hawkesworth, 1997）
对此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提出了反证。在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繁荣，正说明男性气质的基本概念没有僵化。多元男性气质必然导致静态类型学的担心，也没有被发展的研究所证实。比如，古特曼的墨西哥人类学研究，区分了不同种类的男性气质，同时，他承认并详细地指出，这些种类的男性气质并不具有单一的身份，而总是相对的，是不断会被其他划分打断的。古特曼（Gutmann, 1996）、沃伦（Warren, 1997）对英国高中的考察也发现，男性气质的建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学生们的男性气质显出复杂的类型，不能够被列入简单的分类中。
对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的另一种重要批评是，这一理论在逻辑上基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而且边缘化或驯化了身体。但事实是，男性气质与身体相互关系的研究一开始就受到重视，比如前面提到的梅斯纳（Messner, 1992）的重要研究。关于身体与男性气质的研究还有许多，比如，理论家讨论揭示了“新社会学身体”和男性气质建构的关系。（e.g., Connell,1995: chap. 2）
康奈尔也指出，为了理解支配性，我们需要理解，身体既是社会实践的目标，又是社会实践的中介。（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2005: 835—837）
第二种批评主要认为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四种分类是含糊与交迭的。马丁（Martin）指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导致了一系列的不一致的运用。有时候这个概念指的是男性气质的固定的类型，有时候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Martin, 1998）维瑟雷尔（Wetherell）和艾德利（Edley）也指出这个概念没有特别点明在实际中符合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特征。（Wetherell, Edley, 1999）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一书中作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代表提到的一名男运动员，在他的家乡的同龄群体眼里并不具备他们推崇的男子气质。怀海德（Whitehead, 1998: 58； 2002: 93）提到，对于到底谁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实践者，仍然很模糊，不同时期的标准不一样。一个固定的超越历史的支配性男性气质是不存在的。在大的地区，那些被看作是男性气质的模板会面临矛盾，在更小的地方，支配性男性气质植根于当地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在实际运用中，支配性男性气质与共谋性男性气质有一些交叠和模糊是可以想见的。（Macan Ghaill, 1994； Thorne, 1993）
支配性男性气质不是简单地适应历史的变化，它也会接受一些来自非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东西。比如，异性恋者的日常性别操演中，也会加入同性恋者的男性气质。一种男性气质可能会与其他男性气质相混淆，生产出一个混合体。这种混合可能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污点”，但并不会破坏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支配本性。从属的和边缘的男性气质看起来是一种紧张的存在，但从来不会使支配性男性气质受到冲击。非支配性男性气质主要来自于种族的边缘、身体的残疾、阶级的不平等、被贬损的性少数人群。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理解需要有历史性的性别眼光，需要关注支配性男性群体，如同关注边缘的、从属的群体一样，需要关注社会动力。（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845—846）
第三种批评针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具体化问题。针对有的学者认为支配性男性气质从女性的从属中获利，与男性超越女性的支配地位相连接。（Tim Carrigan,Bob Connell, John Lee, 1987: 93）反对者提出，应该直接从女性的经验中建构男性权威的概念，而不是以女性的从属地位为基础进行建构。霍尔特（Holter, 1997, 2003）相信，我们必须区分“父权制”（对女性从属地位的长期建构）与“性别”（在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中出现的明确的交换体系）。把男性气质的分层与男权社会女性的从属地位视为逻辑一致的，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霍尔特（Holter, 1997）说，男性身份的认同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暴力有同样的态度，不能直接从男性对女性的个人权力来推导出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我们至少应该把性别不平等的机制，包括文化建构、性别与种族、阶层和地区的互动考虑进去。科利尔（Collier）看到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的一个关键性的过失—排除了对于男性来说积极的行为。绝大多数支配性男性气质包含着“积极的”行为，如挣钱养家、维持性关系、成为一名父亲。科利尔（Collier, 1998: 21）的这些评论是正确的，男人的支配与女人的从属建构了一个历史性过程，而不是一个自我复制的制度。男性的支配权可以以这种男性气质结合正在起作用的性别秩序的方式得到实现，更多的是被纳入到功能性的性别秩序中去，而不是使用暴力压迫的方式完成。
第四种批评是针对男性主体性的被忽视的，认为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对男性个体在男性气质实践中主体性的认知不够，并进而提出了男性气质建构中的话语实践分析，从而丰富了研究男性气质实践的方法。（Wetherell, Edley, 1999）
第五种批评是针对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的。把男性和女性的经验二分对立起来，正如布罗（Brod, 1994）很准确地观察到的，男性研究总是倾向于人为地预设两性间各自分离的空间，不把女性看作分析的相关因素，仅仅是通过对男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来分析男性。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然而是可以避免的，对研究方法的强调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认为，社会性别总是相关的，男性气质的模式是社会在与女性气质的模式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无论这种女性气质的模式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研究者的目光应该集中在男性的实践会影响对女性在男性实践社会性别建构中的影响，这已经在生活史的研究中受到了很好的重视。（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846—848）
女性在男性气质的建构过程中常常具有中心作用—作为母亲，同学，女朋友，性伙伴，妻子，女性劳动力，等等。我们认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女性的实践和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历史互动。
四 发展：支配性男性气质研究的新成果
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经康奈尔等人的努力成形之后，经历各种批评，其间，或者是批评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者是被批评者修正与发展自己的理论，这均使得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在近几年得到了大步的发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现在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男性气质之间建构关系的复杂性。
1.男性气质建构中的话语实践
一些学者提出了男性气质建构中的话语实践，以说明男性个人在男性气质实践中的主体性。维瑟雷尔和艾德利提出，我们应该将支配性规范理解成，一个男人在特定的环境中战略上采用的一个客观立场。如有需要，男人会采用支配性男性气质，不过在其他场合，同样的男人会战略性地对支配性男性气质避而远之。因此，“男性气质”表现得并不是特定的男人类型，而是男人通过话语实践确证自己的一种方式。（Wetherell, Edley, 1999: 335—356）
杰弗逊（Jefferson）提出男孩和男人选择那些话语的立场，可以帮助他们远离焦虑，避免无能为力的感觉。对于给定的多元男性气质，杰弗逊认为研究者应该追问“那些有着独特的传记和特殊的精神构成的真实的男人，是如何与这些多样的男性气质关联在一起的”。（Jefferson, 2002: 71）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利（Lea）和奥伯恩（Auburn）对一档性犯罪电视节目中一个强奸犯所讲故事的研究，它表明那个讲述的罪犯是如何使男性气质在谈话中被建构的，它们又是如何应用到谈话中的，并借此削弱了自己对强奸应负的责任。（Lea and Auburn, 2001: 11—33）
话语实践强调象征的维度，而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是在对性别的多维理解中形成的。因此，话语分析可以是一个视角，但不足以成为揭示男性气质实践的重要手段。
2.德米特里论男性气质的外在支配与内在支配
德米特里（Demetriou）在批评康奈尔男性气质四种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男性气质二分法。他认为，康奈尔所讲的从属的或边缘的男性气质从来没有对支配性男性气质构成冲击，更没有破坏它。支配性男性气质与其他男性气质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并且在谈判、转型与重新配置的持续过程中维持着统治。德米特里说，这是实现支配性的一种策略。
德米特里将支配性男性气质划分为外在支配（external hegemony）与内在支配（internal hegemony）两种。在男性气质上，外在的支配性是使男性优越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内在的支配性是使一群男性优越于其他男性的社会优势。德米特里认为，这两种支配性在以前的理论中是不清楚的，也没有明确说明。外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气质整体的支配性，而内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中精英阶层的男性气质。内在的支配只是一种“辩证的实用主义”（dialectical pragmatism），在其中，支配性的男性气质以适当的方式维持着对非支配性的男性气质的优势。（Demetriou, 2001: 337—361）
3.男性气质结构的地理学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同地方结构中支配性男性气质变迁的研究已经很多了。随着全球化越来越重要，跨国界舞台对男性气质的重要性被论及。这些研究无法回避下面的框架，即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研究需要三个层次：
（1）地方的：在面对面互动的场景中建构，如家庭、组织以及最亲近的社区，这方面人类学田野与生活史研究是代表。
（2）地区的：在文化和国家层次上建构，在这方面人口研究、政治研究和话语研究是代表。
（3）全球的：跨地区的、全球政治的、国际商业和传媒的，如刚刚出现的男性气质与全球化关系的研究。（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849—850）
全球性的机构影响着地区的与当地的社会性别秩序，同时地区的社会性别秩序提供的文化原料被全球性的机构所采纳，并且也可能对地方的社会性别发生重要影响。但是，假设一个从全球到地区到地方的关于权力与权威的简单等级是诱人的，它会导致误导。全球性的决定力常被高估，而对它的抵制，以及我们可以称之为地区性的能力被忽视。（Mittelman, 2004）一些有限的对男性气质的全球水平的研究没有显示出超越地区性和地方性男性气质的能力。（Connell, Wood, 2005； Hooper, 2001）
有证据显示，在社会性别上全球动力的影响力在增大，而且非常清楚的是，这一过程也就是经济重建的过程、远距离移民的过程、发展议题引起的动乱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重建的过程。（Connell, 2005； Morrell, Swart, 2005）
全球化对非西方国家男性气质的影响更受到注意。西方的男性气质，通过殖民经济、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劳力输出、跨国际媒体等等，对非西方国家施加着深刻影响。加入全球经济与全球文化，必然改变本国的性别现状，也导致重构男性气质。在这一过程中，不单是男性气质被重构，女性气质也被重构，而女性气质的重构也影响到男性气质的重构。（R.W.Connell, 2005: 71—89）
有理论认为全球性的男性气质的互动将成为社会性别政治中重要的研究点，这是未来支配性男性气质研究的重点。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进程给该地区与当地的社会性别秩序以新的压力，使他们转型，或者让不同的拥有权力的男性集体联合。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传媒、安全系统、支配性的模式，仍然在发展中。这使支配性在历史变化中改变性别秩序，成为一个巨大的过程。
4.历史动力学与危机倾向
虽然男性气质建构中的历史性及男性气质的危机倾向，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已经提及，但到最近几年，更加成形了。
康奈尔曾指出，男性气质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形成的，是历史性的。他考察了当代西方男性气质形成的历史，包括文艺复兴的影响、新教改革的影响、个人主义、殖民战争、殖民贸易、作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欧洲内战，等等。“性别关系的结构是随着时间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历史记载中，这种变化普遍被认为是来自社会，性别外部—技术或阶级等动因。但是变化也会从性别关系内部产生。这种变化的动力和性别关系一样的久远。但是，在最近两个世纪中，随着性别和性的公共政治的出现，这种变化的动力已变得更加明确。”（康奈尔，2003: 112）
性别关系会随着时间而形成和变化，社会的、性别外部的（技术或阶级等动因），均会引起性别变化。 “我们有必要排除在用法上将男性气质作为一个固定的、跨越历史的模式。因为它无视了性别的历史性，无视了男性气质在社会影响中不断变化的大量证据。”（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838）
男性气质不能够被看作功能主义的产物，比如认为它是自我生产、自我复制、自我维持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为了再生产整体而存在的。事实是，“支配性男性气质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自我生产的。影响它的因素从‘软’的个人选择到‘硬’的国际关系、安全威胁、战争……”（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844）
男性气质是一种形构中的实践过程，个人的生活经历便是一种最容易发现的性别的形构实践。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研究中，生命史研究是一个重要方法，它发现了对男性气质进行建构的动力。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性别是在符号实践中被组织起来的，这种符号实践活动可能比任何人的生活都延续得长久，如史诗中的英雄主义男性气质的构建，医学理论中性焦虑与性变态的构建，中国男伶文化中阴柔男子形成的构建。支配性男性气质均植入了历史性的性别动力视角，这也就是为什么生命史研究成为男性气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R.W.Connell,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842）
当今西方社会，一些学者认为存在着性别危机，或者说是父权制危机。在父权制的体制下，支配性男性气质便是受推崇的男性气质。对于危机说，康奈尔提出，危机预先假设了一个紧密结合的系统的存在，这个系统被危机的后果所破坏或修补，而男性气质是一种处于一系列性别关系中的实践形构，所以我们只不过是面临着走向危机的强烈趋势。
康奈尔说，当前西方社会支配性的男性气质衍生出一系列从属性和边缘性的男性气质。这种变迁的原因，他归纳为三点：“女性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工业资本主义中性别分化的积聚过程，以及帝国的权力关系。”（康奈尔，2003: 268）
男性气质的危机趋势呈现出三种形式：
（1）制度化危机（crisi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在这一点上，康奈尔的意思是，传统上支持男性权力的制度，即家庭和国家，正在逐步瓦解。由于在离婚、家庭暴力和强奸方面的立法，以及税收和养老等经济问题的解决，男性支配女性的合法性正在减弱。
（2）性危机状态（crisis of sexuality）。在这一危机中，异性恋的主导地位不如从前了。女性和同性恋者的力量不断增长，使得传统的霸权男性气质承受着压力。
（3）利益形成危机（crisis of interest formation）。康奈尔认为，社会利益有了与现在性别秩序相矛盾的新的基础。已婚妇女的权力、同性恋运动和男性中“反对性别歧视”态度的增长，都对目前的秩序造成了威胁。（吉登斯，2003: 154）
康奈尔认为个人和群体的行动能够带来性别秩序的改变，男性气质的危机倾向可以用来消除性别不平等。他说：“全球性的性别关系的巨大变化带来了实践中的极其复杂的变化，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奋力把握住这种变化，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场变化中充当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康奈尔，2003: 118）
今天，多样性男性气质理论已成为学术研究界的主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理论。迈克·基梅尔（Michael S. Kimmel）和迈克·梅斯纳（Michael A. Messner）总结了这一理论，认为其中三个重要的部分便是：社会建构观、多元观和生命史观。 （Michael S. Kimmel,Michael A. Messner,2004: xv—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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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奈尔与笔者的私人通信，电子信件，2007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