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 华夏文明之光 神州文化载体
河南安阳西北洹水边有一个叫小屯的村庄。清光绪初年，村里有人在耕地的时候，忽然发现犁耙翻起的土块间，混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坚硬骨片，捡起来一看，不少骨片上都有些像是刀刻的痕迹，有的还带有暗红色。“刨到龙骨了！”村里人都这么说。一些老人还说这东西可以做药材，能治多种疾病。于是大家都去捡这些骨片，卖给城里的药铺。
1899年，这些骨片传到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团练大臣王懿荣的手里。王懿荣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对古文字很有研究。他看到这些骨片，十分惊奇，仔细观察骨片上的痕迹，认为这是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非常珍贵。他出大价钱向商人购买，收藏了大量这样的骨片。经过古文字学家进一步研究，终于知道这些骨片根本不是什么“龙骨”，而是乌龟的甲壳和牛、鹿等动物的骨头。于是后来学者就把骨片上刻画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殷墟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百年来，殷墟出土的刻辞甲骨文约15万片，其中属于正规考古发掘所获约3.5万片。[1]研究发现，甲骨文是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商朝使用的文字，从形体和造字法来看，这已经是一种相当完备、相当成熟的文字了。由此看来，甲骨文并不是最古老的文字，汉字产生的时间比这还要更早。那么，汉字到底是如何的呢？
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在中国还有两种影响比较大的说法：一是“伏羲造八卦”，一是“神农结绳为治”。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位神奇的人物，叫仓颉。传说仓颉是上古时黄帝的史官，头上长了四只眼睛，智慧超群。他观察天地间鸟兽虫鱼，万事万物，造出文字。仓颉造字的时候天上下起了谷子，黑夜里鬼哭神嚎，天地为之震动。“仓颉造字”的故事，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流传，到了汉代更进一步加以发挥。战国末期韩非子的《五蠹篇》，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等人编写的《淮南子》都有记载。东汉的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面谈到对汉字起源的看法，他认为汉字是从伏羲做八卦为萌芽的。“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他还说了汉字的发展脉络：“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2]直到宋代，有一位叫叶梦得的学者，写了一部笔记叫《石林燕语》，其中还谈到当时京城许多管文书的小官吏，到了秋季就集体祭祀仓颉，把他尊为文字之神。根据这种传说，很多人认为文字是由特殊人物创造的，而且具有神奇的力量，能使天地鬼神为之惧怕，所以人们对文字非常尊敬。旧时民间有些人家连废字纸都不敢用，放在写着“敬惜字纸”的竹篓里，最后火化。
“八卦”大致是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后期创造的，发明人据说是“伏羲氏”，他大概是当时的一个氏族领袖。八卦是古人用以占卜的八种基本图形，由符号“—”和“——”组成。八种符号的名称分别叫作“乾、坤、震、艮、离、坎、兑、巽”，代表并且象征着“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八种自然现象。用这些符号进行排列组合，可以表达更复杂的意义。中国“五经”之一的《易经》，对八卦有着系统的论述。
“结绳记事”就是在绳子上结疙瘩来记事。《易经》上说：“上古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意思是说古代用结绳帮助记忆，后世人们用文字代替了结绳。国内外许多民族都这样做过。世界上最著名的结绳记事的民族是秘鲁的印加人，他们结绳所表示的意思比较复杂。在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可以用一根绳子打成各种不同的结，表达不同意思。另外，像云南的哈尼族、台湾的高山族也都有结绳的办法，据说哈尼族数十年前依然使用结绳。
现在看来，“八卦”只不过是由“—”和“——”排列成的符号，和文字没有直接联系。“结绳记事”可能是人类社会早期经历的一个阶段，但结绳也只是文字产生前一种帮助记忆的方法，不能认为具有文字的功能。至于“仓颉造字”，就完全是神话了。历史上是不是有仓颉这个人，还是问题，就算真有，文字也不可能是由他一个人造出来的。如果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个仓颉，假定他曾经做过整理文字的工作，那倒是可能的。
那么，文字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文字是从图画发展成的。比如古代人想记住他捉到了多少鱼，可能就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照鱼的样子画下来；想表示太阳，就画个太阳的形象；想表示月亮，就画个月亮的形象，画满月是个圆，容易跟别的什么分不清，于是就画个弧形的样子，表示月牙儿。当然，文字如果只停留在形象化的图画式符号阶段，那是极不方便的，写（画）起来费时，也难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所以，古代的人们经过长期的努力，把记事图画逐渐加以整理、充实，进一步抽象化、简单化、符号化，使它能代表具体的语言成分，有了读音。这样，人们就创造了文字。
从中国出土的文物来看，原始的汉字是在原始社会晚期母系氏族社会里由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现在看到的仰韶文化时期彩绘陶器上的“鱼”形、“黾”形（蛙形），就既是图画，也是来源于图画的“原始文字”。在与仰韶文化几乎同时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原始文字”。一般认为，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汉字已经开始产生。这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这些文字距现在已经大约六千年了。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这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以及一些考古发现的岩画中的简单线条和不知其意的符号，都极有可能是汉字的前身。[3]裘锡圭先生认为伏羲的时代要比汉字起源的时代晚得多。他认为，从这些研究来看，文字之形出自八卦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但是他认同仓颉造字说。他说汉代人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未必是可靠的，而史官参与汉字的创造是有可能的。[4]
汉字的发展
1.甲骨文
目前看来甲骨文是汉字正式确立的第一阶段。甲骨文的发现地点安阳据考证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安阳当时叫作殷，因此商代又被称为殷。商朝最后被周王朝灭亡，这里被毁为废墟，后人称为殷墟，所以甲骨文又叫作“殷墟文字”。殷代社会处在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中期，当时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统治者迷信鬼神、崇尚天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诸如祭祀、征伐、田渔、出入、年成、疾病等都要进行占卜。占卜的方法是先把乌龟壳或其他兽骨进行打磨，然后用青铜凿子凿钻背面，加火烧烤，使正面现出裂纹。“卜”字就是裂纹的象形，这种裂纹叫作“兆”。根据“卜、兆”来确定吉凶，并且把占卜的时间、占卜者的姓名、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的结果以及应验情况刻写在龟甲或牛骨上面。因为甲骨上的文字，大都是占卜之辞，所以甲骨文也称作“殷墟卜辞”。
现在已经发现的商代的甲骨文，有十六七万片，已经整理出来的甲骨文单字，除去重复的和异体的，约有4500个，其中能够确切辨认的，目前还不到1800个。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经过长时期历史发展，有严密结构系统的文字。汉字的几种构造与应用的方法，也就是所谓“六书”的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具备了。但是我们在这种字体当中，还可以看到原始图画文字的一些明显痕迹。
甲骨文字的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异体字特别多，有的字繁简不同，有的组成的偏旁也可以变化，有的连结构也不一样。例如，“拜”（丝）字的笔画就有繁简的不同。“尹”字部件的刻写方向不一样。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常常把两个或三个字写在一块儿，叫作“合文”。
甲骨文一般是先用朱砂或黑墨写在甲骨上；然后再用刀将笔画刻出，也有直接刻成的。因为是用刀刻，所以笔画遒劲刚硬、较少圆转，就雕刻的精美来说，是令人赞叹的。
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和商代社会历史的宝贵文物资料。有了这些原始记录，与古代传说、文献记录相印证，就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情况。
2.金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最晚约在四千年前就有了铜器，用纯铜做成的是红铜器。到商代前期技术不断进步，有了红铜和锡合金的铸法，铸出的铜器叫青铜器，这时铸造的青铜器已十分精美，但是刻铸有文字的却不多，有的即使有文字，字数也很少。1976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商代大方鼎，就只铸有“司母辛”三个字。到了周代，青铜器皿上刻铸文字的情况就多起来，一座钟鼎常常铸有数十字、上百字。西周末年的毛公鼎铸有497个字，算是最长的铭文。由于古人把“铜”称作“金”，所以铸在这种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或“吉金文字”。这种铜器以钟和鼎为多，所以也叫“钟鼎文”。
铜器上的字，绝大多数是在铸器的时候一起铸出来的。在铸造之前，先把反写的字刻在模子上，这样，就有时间随心所欲地慢慢精雕细刻了。因此，金文的笔画肥厚粗壮、圆浑丰润，字体庄重美观，跟甲骨文相比，就显得富于变化了。也有的字是在青铜器铸好之后再刻上去的，这种情况比较少。
“金文”和“甲骨文”相比，异体字总体上少于甲骨文，但字形结构仍不够定型，有的笔画比甲骨文简化，少数也有繁化的，但简化是主流。最突出的是形声字在数量上逐步占优势。如《金文编》里衣部、穴部、食部、广部的字共71个，除了跟甲骨文相同的十四个字外，新增加57个字，其中有46个形声字。金文里也有“合文”，但数量大大减少。《金文编》收合文64个，《甲骨文编》收合文371个，说明文字更加适应古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的特点。
殷周的青铜器，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为学者所研究，包括金文在内，早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据容庚先生《金文编》统计，现在所收藏的上万件青铜器上，金文累计达3722个，已被认出的有2420个。[5]青铜器上的文字不仅是我们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物。
3.战国文字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称雄的局面，使文字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除了秦国墨守着春秋以前的字形，有些小的发展，向小篆过渡外，其他六国文字的写法与以前的文字相比，分歧、异形更多，许多字古奥难懂、没有规律。如一个“马”字就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楚国写成立；燕国写成通；韩国写成亡；赵国写成命；魏国写成逐，等等。还有的将笔画加鸟头形或拖上长尾巴，也有的加虫子形、形成一种所谓的“鸟虫书”。这样的字可能是战国文字的一种美术体，但写起来非常不方便，没有实用价值。
战国文字可以说是汉字发展史上形体最为混乱的文字，这种文字上的混乱，大大影响了政治法令的推行、经济生产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的传播。因此，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文字。
4.小篆
篆书的名称是从写法上来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上说：“篆，引书也。”“引”是“引长”的意思，“引书”就是一笔一画引长地写。篆书的特点在于字体结构整齐，无论笔画多少，都是一笔一笔引长来写，构成一个完整的方块字，笔画的疏密长短都要求配合得很好。后世许多学者把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叫作“大篆”或者“籀文”。这种字可以用唐代时出土于该地区的石鼓文作为代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针对六国文字庞杂混乱的状况，采取“书同文”政策，统一了全国文字。丞相李斯主持并参与了这一工作。整个工作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二是将秦国固有的籀文即大篆的形体进行简省删改，同时吸收民间字体中一些简体、俗体字，加以规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正式字体——“小篆”。
当时秦王朝在文字上不仅“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而且由高级官吏亲自编写字书。丞相李斯写了《仓颉篇》，中书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这三本书是作为字体的样书颁发的。同时，也作为识字教育的课本。现在流传下来的秦代小篆的真迹，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等。[6]相传都是由李斯亲笔撰写。
小篆同以前的字体比较，进一步减少了图画的意味。平直和弧形相结合的线条，加上大量的简化，使汉字进一步符号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字体结构逐渐趋于定型，大多数篆文都做到了一字一体，异体字显著减少；笔画圆转，粗细一致，线条划一，并开始注意间架的匀称；字体规整，行款整齐，约成长方，初步奠定了汉字方块形体的基础。
秦代“书同文”的做法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小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规范文字的产物，也是汉字在古文字阶段迈出的最后一步。
汉字的定型
1.隶书
小篆虽然是秦代法定字体，在当时官方发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里面都使用它，可是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复杂，不便书写，因此民间在书写书信、账目、契约、药方时，使用了一种草率急就的字体。这种字体就发展为“隶书”，也叫“隶字”。相传隶书是由狱吏（也有人说是罪犯）程邈创造的，这话不一定可靠。从现今出土的文物来看，这种新字体主要是由奴隶、差役、下层小官吏等书写发展而成的，所以叫作“隶书”。隶书主要是在秦汉两代使用，因此有人把秦代使用的隶书称为“秦隶”，又叫“古隶”；把汉代使用的隶书称为“汉隶”，也叫“今隶”。
字体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叫隶变。隶变的方式主要有三种：①形变。所谓形变指字的结构不变，组成部分没有添减，只是形体变了，婉曲的笔画变成平直的笔画，圆转的态势变成方折的态势。这种情况人们称为“隶定”。就是通过隶变把字形定下来。②省变。在形变的同时，把一部分线条加以省并、简化。③讹变。在形变的同时，突破“六书”取义的原则，力求简化和统一。因而使在小篆里不同的几个形体变成了一个形体，有的则在小篆里是一个形体，隶书中分化为几个形体。如春、秦、奉、泰、奏几个字的上半部，隶书里都由“三”“人”合成，在小篆里却是不同的写法。“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大变化，它使汉字完全脱离图画性质，变成纯符号性文字。隶书是汉字从古文字变成今文字的过渡形式，隶书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汉字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隶书以后，汉字在结构上不再发生变化，字形也基本稳定下来。
2.草书
隶书要一笔一画地写，写起来费事费时。为了写得快些，笔画能简的简，能连的连，这样形成的字体就叫“草书”。
草书又分为“章草”和“今草”两类。《说文叙》说：“汉兴有草书。”草书在两汉已经出现了，发展到大约西汉后期形成了章草，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急就章》。有人说因为这本书的名字，所以叫“章草”，也有人说当时官员用这种字体书写呈给皇帝阅看的奏章，所以叫“章草”。章草还带有一些隶书的味道，保留了隶书的波挑和捺笔。现在一般使用的草书叫“今草”。它和章草的不同之处是它的笔画勾连，有的一个字就用一笔勾连，甚至好几个字、一行字只用一笔连写。“今草”的萌芽可能产生于东汉。有名的书法家张芝称为“草圣”[7]，最著名的书法家晋代王羲之也善于草书。唐代张旭、僧人怀素又发展了今草，字形距离隶楷更远，更减少了笔画，而增加了勾连，过去有人称之为“狂草”。赞颂草书的人说好的草书简直是“龙飞凤舞”，又说像“笔走龙蛇”，令人赏心悦目。但是草书是极其难于写好和辨认的，所以也不便于使用和流行。
3.楷书和行书
楷书也是直接从隶书发展过来的，大概形成于汉末魏初。人们认为三国时的钟繇是第一个著名的楷书书法家，他的楷书还带有一定的隶书的笔法。到了东晋的王羲之，进一步发展了楷书，就完全没有隶书的笔意了。在字形结构上，楷和隶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在笔势上有了改变；楷书把隶书的挑法改成了勾撇；去掉隶书的波势，改为平稳的笔画；隶书力求方正平直，楷书在方正中略有变化，如“口”字，隶书方方正正，楷书则上大下小；隶书字形向外摊开，楷书则向里集中。楷书每个字体都有一定的笔画顺序，即所谓“笔顺”，而每种笔画又有一定的形式，主要分成八种——点、横、竖、撇、捺、挑、折、勾，即所谓“永”字八法。楷书又叫“正书”“真书”，这都说明是供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
行书是为了补救楷书的不便书写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字体。行书既不像草书那样潦草，又没有楷书那样端正，它是介于楷书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行书又有“行楷”与“行草”之分，楷书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有人比喻说：“草书如飞，楷书如立，行书如行。”这是非常形象的。相传行书也始于汉末，虽然楷书是正式书体，但千百年来人们手写时，一直使用行书。
从甲骨文算起，汉字发展到今天，已经三千多年，总的趋势就是不断简化，简化的过程反映了人们运用文字的基本要求。从字体演变的历史上还可以看出，行政命令的办法可以促进字体的发展，个人在字体形成过程中也可以发挥搜集整理的作用，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推动字体演变的动力来自社会的需要，来自广泛的交际。传统的某某人造某种字体的说法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客观事实的。
汉字的特点和影响
世界上的文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音文字，另一类是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是用数目不多的符号表示一种语言里的有限的音位或音节，作为标记词语声音的字母。一般来说，一定的音就用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音。人们掌握了字母的读音、拼写规则，听到了一个词的声音大体能写下来，看到了一个词（字）一般能读出它所代表的语音。汉字是表意文字，同表音文字有本质区别。它不是直接表示音位或间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语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了语素的声音。前面说到，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殷商的甲骨文和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差不多同时，但是后面几种文字都早已消亡，转变为表音文字，只有中国的甲骨文与现在仍在使用的汉字一脉相承、关系密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的情况呢？
原来，汉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词大多是单音节的。尽管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双音节和多音节词有增加的趋向，但在古代，却是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这样有限的每一个音节就难免要承担表示许多单音词的任务，也就是说，势必存在大量的同音词。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经编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已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机，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8]这个故事如果读给大家听，恐怕语言修养再高的人也听不懂。但是如果用汉字写出来，我们就会立即明白故事的内容。提倡拼音文字的赵元任还曾戏作《施氏食狮史》（全读shi），来说明拼音文字只能用来书写现代口语，不能拼写文言，不能区分同音汉字。[9]这当然是赵元任先生带点儿玩笑而硬造的极端的例子，然而从中我们却可以明显地看出汉语单音节同音词多的特点。这么多的同音词，只能在外形上加以区别，写成一个个形状不同的字。每个字都是一个音节，代表一个词。这样，汉语所用的表意符号，就不是几十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形体。
古汉语中单音词占优势，同音词多，又缺乏形态变化，而表意的字形能区别同音词，正适合汉语的需要，这就注定了汉字直接表意的性质和汉字的独特面目。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对汉族语言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古人把汉字的创造说成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淮南子·本经训》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10]通过汉字，我们可以看到三千多年前的社会状况，听见两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读到春秋战国的优美民歌，欣赏脍炙人口的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正是在汉字运载的人类知识大宝库里，我们饱览了从古到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成就。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依靠汉字才得以保存下来，它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汉字具有超时空的功能。汉字本身不着重表音，虽然我国地域广阔，汉民族方言严重分歧，但各方言区人民仍能凭借书面语进行交际，抑制了方言的进一步分化。几千年文明史，汉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在书面上形成统一的语言。汉字对维护和加强汉民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字丰富多彩的形体，加上独特的书写工具和材料，使得它的书写成为世界上一门别具一格的艺术——书法。不论是钟鼎文字的雄浑，还是晋唐行书楷书的挺秀，行草、狂草的奔放，都给人以高雅的艺术享受。其他民族文字，虽然也讲究书法的工拙，但把书法列为一种艺术的却并不多见。
汉字对国内少数民族和亚洲许多民族的文化发展也有深广的影响。有些少数民族如壮族、彝族、水族，曾用汉字字形和结构方法造出自己的文字。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都曾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日本的拼音文字片假名，就是取汉字的偏旁来表示各种音素。朝鲜的拼音文字仍写成方块形。越南的“字喃”则是利用汉字偏旁和造字方法另造新字。一直到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还在使用着中国的汉字。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还使用我们新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现在全世界使用汉字的人数约有十二亿，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文字之一。
当然，汉字也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如汉字数量庞大，《汉语大字典》搜集汉字大约六万个，一般需要掌握六七千字，最常用的也在三千字以上。汉字笔画多、偏旁杂，许多形声字不能很好地表音，存在着大量同字异义、同字异读的现象。这些现象都导致了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不足。早在21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了“汉字落后”的观点。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印欧拼音文字在电脑化和信息处理中大显威风，汉字再一次面临严峻挑战。但是，近年来经过许多研究者的努力，神奇的汉字与电子计算机结合的通路终于找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脑输入汉字的速度平均每分钟已达到200多字，最高可达450字，超过了拼音文字的输入速度。在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经济文化发展中，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改革，使古老的汉字更好地适应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汉字学的发展
追根溯源，汉字发展的历史已有五千多年，而历代学者对汉字进行专门研究，也有两千多年了。
周代、秦代是汉字学的萌芽时期。汉代是文字学的形成时期。秦汉之际产生了中国训诂学或词汇学第一部专著——《尔雅》。全书按内容性质编排，分19篇，收词语和专用名词2091条，共4300多个词。《尔雅》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对后来汉语词汇的研究和训诂词典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西汉扬雄的《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为研究汉代方言的异同变化，探讨古音，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标志着汉字学的形成和确立。它首创了部首编纂法，把一万多个汉字归纳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尤为重要的是，它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六书”发凡起例，为人们分析认识汉字提供了可靠的途径和入手的方法。
汉末刘熙的《释名》是一部以声训求语源的专著，开创了中国音训词典的先河。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为汉字学的发展时期。在字书编纂方面，主要著作有晋代吕忱的《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唐代颜师古的《字样》、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宋代郭忠恕的《佩觿》、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和清代的《康熙字典》。其中《一切经音义》是我国现存佛经音义书中最早的一部，清代《康熙字典》由康熙皇帝御敕编纂，收字47035个，超过了前代任何字书。历代字书的编撰，都与当时文字以及训诂学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字典收字越来越多，字书编撰的体例、方法也越来越完善。许慎《说文解字》问世后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说文学”。这一时期，文字学还对金石文字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清末民初至今为科学研究时期。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对甲骨文的研究，成绩最显著的被称为“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他们的著作释义准确，材料丰富，并以甲骨文为史料研究商代历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著名学者陈子展为此写下了“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名句。[11]
在汉字理论研究方面。民国以来，先把音韵从传统“小学”（即传统语言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中分离出去。到1934年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又明确把训诂学分离出去，确定文字学的研究对象限于文字形体。从民国到1949年出版了二三十种文字学著作，都力图摆脱《说文》束缚，建立科学的汉字学体系。这些著作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汉字的起源、性质、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都超越了前人。
193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在现代汉字的字量、字形、字音、字序等方面都建立了初步规范。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围绕汉字改革进行研究。1980年周有光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一般认为是自觉建立现代汉字学的开始。
世界文明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是从有了文字才开始的。人们常说祖国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这是因为五千年前就有了记录这悠久历史的汉字。没有汉字，就没有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1]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80页。
[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54页。
[3]河南省禹州据说出现了很多与大禹治水有关的刻画符号。
[4]裘锡圭：《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载阴法鲁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5]《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6]（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7]“草圣”有二义：一是善草书者称“草圣”。是古时候对草书有相当成就者的尊称。三国时魏韦誕称东汉张芝为“草圣”。唐代张旭书法取于张芝、二王一脉，以草书成就最高，人亦称其为“草圣”。另一含义特指好的草书作品。唐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侧。”参见李国钧主编《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893页。
[8]赵元任：《语言问题》，转引自周有光《语文闲谈》（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页。
[9]《施氏食狮史》全文如下：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失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赵元任《语言问题》）
[10]作书者事实上不可能是一个人。《荀子·正论》篇云：“作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晋卫恒《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则仓颉外尚有沮诵。此皆作书不止仓颉一人之证也。”参见胡朴安、杨树达《大师的国学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页。
[11]俞祖华：《王懿荣与甲骨文》，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