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胡先骕研究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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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胡先骕

胡宗刚[1]

“毁誉由人,褒贬由史”,作为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总是习惯于在不经意间遗忘掉许多风流人物。遗忘的理由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历史长河“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自我激浊扬清,另一种却是历史的“选择性短期遗忘”。作为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者,胡先骕在观念上守旧,在政治上保守,甚至因为“不合时宜”,他的名字一度湮灭,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他的成就被后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

出身官宦之家

胡先骕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干支纪年是甲午,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发生在这一年。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战败、割地赔款而结束。此战败北,举国上下莫不痛恨国事日非,谋求改造,否则国将不国。然而如何改造中国,此后人心分为两派:一为立宪派,一为革命派,各派都提出许多举措,最终是革命压倒一切,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这100多年出现了几千年历史中未曾有过的变数。

胡先骕的家庭是个大家庭,祖先属于江西华林胡氏。其曾祖父胡家玉,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甲三名进士,钦点探花,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此后,胡家代代都有立下功名之人,因此家庭为他设计的也是一条科举进学之路。胡先骕以“步曾”为字,亦是父亲期望他能继承曾祖父的学德事功,光耀门庭。他4岁启蒙,5岁课对,7岁就能作诗,被誉为“神童”。可是胡先骕8岁时,遭遇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对其培养的重任便落在他母亲的身上。他的母亲也如同中国传统中许多丧夫的母亲一样,守寡抚育自己的孩子,含辛茹苦,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如同他的祖人一样,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胡先骕后来的成长主要是遵循母亲的教诲。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举制度被废除,胡先骕入南昌府洪都中学为插班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那时的科学虽有课程设置,但限于师资和教材,不能引发学生们对科学的兴趣。胡先骕对当时所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曾说:“尝忆十三四在中学肄业时,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皆由一老师讲授,于物理则认永动为可能,于植物则谓有食人之树,于动物则教学生以人首兽身之海和尚,以耳为目,恬不知耻。”这样的科学知识,当然荒诞可笑。但是有一事,却可说明胡先骕于生物学已有兴趣,并注意到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的变化。一次,他在新建乡下居住,在山地上种上从临川拿来的枕头瓜种子,但结果长出的瓜全部是圆形的小打籽瓜,虽瓜子仍然是小形红色,但瓜瓤带淡黄,甜味也差多了,他很奇怪。第二年他又把收下的种子种下去,结果仍然全部是打籽瓜,肉色更淡,更不甜,但种子和枕头瓜还是一样。当时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学了遗传学的理论,才知道这是环境影响植物的好例子。

1909年胡先骕负笈北京,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京师大学堂停办,还没有毕业的胡先骕,只好返归故里。在家中,母亲告诉他,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不应该参加革命的;在乱世之中,他可以去学中医,既能维持生活,也可做清皇朝的遗民。胡先骕按照母亲说的去做了。中医学习使他暂时逃过了时局的激荡与冲击,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了他对百草对植物的兴趣。在日益高涨的科学报国大潮中,胡先骕终于走上了与植物相伴、以植物为业的人生道路。

“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1912年,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后的第一年,江西省政务会议通过提案,决定拨公款10万元,选送102人,分赴欧美日本留学。胡先骕参加其中赴美留学考试,共有16人入选,胡先骕名列第五。胡先骕到达美国后,进入加州大学学习,开始选择的专业是农学,后来改为植物学。改学专业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科都是自然科学,而且两科相距比较近。

胡先骕之所以选择自然科学,其一是遵从母训。母亲曾嘱其学中医,因此选择农学或植物学,与母亲所嘱也算一致,都是抱着纯技术的观点来获得专门知识,以外国大学的学位为资本,以谋得一个收入较丰的职位。但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受当时社会风气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以学习西洋科学救中国,以创办实业富中国。胡先骕从小就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来美国并不仅仅是为学到一种谋生的手段,他还有极强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希望像他的先人那样成为人中俊杰。

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有一封胡先骕致胡适的书札,其中有一段详细阐述了他的志向以及选择植物学的原因:“忧国之忱亦以图报邦国于万一……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惟农林山泽之学是讲也。”

其后胡先骕作《书感》诗,抒发他的志向:“髫年负奇气,睥睨无比伦。颇思任天下,衽席置吾民。二十不得志,翻然逃海滨。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之初,国家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并领导各项新兴的事业,胡先骕恰逢其时,他的选择与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于是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的开创与他也紧紧联系在一起。

开创中国植物学事业

1916年夏,胡先骕学成回国,踌躇满志,很有目空一切的感觉,在与家人短暂欢聚后,开始外出求职。以胡先骕的自负,首选自然是他的母校——那时已改名的北京大学,打算从事教书的职业。不知什么原因,北京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10月,胡先骕转道上海,欲入商务印书馆,却依然被拒之门外。两次求职的失意,对心志甚高的胡先骕是个不小的打击,留学美国的招牌,并没有敲开这两所著名机构的大门。不得已,他回到江西,在一个议员的介绍下,任职于庐山森林局副局长,从事他本行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虽不使他开心,但他从这里出发,慢慢伸出触角,闯荡一生。

在江西一年半后,1918年秋,胡先骕得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的聘请,任该校农业专修科教授。至此,胡先骕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植物学教育与科研事业。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升为东南大学,农科中学有专长的教授已大有人在,农科也划分为农艺系、畜牧系、园艺系、蚕桑系、生物系和病虫害系等6个系,其中生物系就是在胡先骕的筹划下组建而成,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个生物系,胡先骕也被聘为主任。在他的谋划下,生物系聘得的著名教授有秉志、陈焕镛、陈桢、张景钺、张巨伯等,其中秉志、陈焕镛都与胡先骕过从甚密,结成了终身的友谊,一起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共同做出奠基性的贡献。

在中国传播科学,除传授基本学理,还应倡导专门研究。大学课堂只是普通学问的传授,开展研究则必须有研究所的设立。当时国内各校,除北京大学地质系在丁文江、翁文灏领导下开始研究中国地质外,其他各校尚无此种风气。因为某些掌权者的反对,秉志、胡先骕对高校科学研究的倡导在南高未能实现,他们只好另谋发展。1922年8月18日,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开幕式上梁启超还做了题为“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的报告。

生物研究所内设动物部、植物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主持。创建之初,经费艰难,所中从事研究的人员,除助理员发一点津贴外,各研究员都是大学教课之余,来所里从事研究,不领取薪水。当时还创办了一份刊物,名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专刊》(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全英文出版,附中文摘要,以便于与国外学术机构交换。后来这份刊物交换得来的刊物达五六百种之多,而欧美各国的生物学界也对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渐渐有所了解。这种学风也被随后成立的其他研究机构继承了下去。

1923年胡先骕再次赴美,1925年回国后,继续在生物研究所工作。此后,胡先骕参与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建。1928年10月1日,调查所正式开幕,秉志任所长。开幕之前,秉志、胡先骕及静生所人员陆续来到北平,积极筹备。秉志因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每年仅北上两个月,指导动物部研究;胡先骕则定居北平,秉志不在时,代理所长之职。静生所成立后,主要开展对华北、东北及渤海等的生物资源的调查、采集及分类学的研究。后又把工作目标投向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四川、云南,经艰苦卓绝的努力,发现的新种无数,与科学社生物所一样,也创办《研究汇报》,刊载研究论文,与国内外研究机构交换,很快便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哈佛的日子

1923年夏,胡先骕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有著名的阿诺德树木园,该园引种木本植物便有7000余种,其中不少是引自中国;该校还有格雷植物标本馆,其收藏之丰富,也享誉全球,其中有不少采自东亚。

此前陈焕镛在此学习,回国之后,与彼间师友联系甚密,他在海南采集标本,曾得到哈佛的资助,采集所得也请为鉴定。胡先骕经过在浙江、江西两省采集之后,整理所得,收获颇大,推而广之,欲对中国所产植物有一全面的掌握。西方学者对中国植物的研究虽有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其研究专注于发表新种,或仅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的单科单属,尚未有全面的研究。但要综述百余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在世界植物学研究的权威机构里进行,方才有条件完成这样划时代的课题,因为只有这样的机构里才有丰富的文献和较完备的标本。胡先骕得陈焕镛的介绍,往哈佛大学实现了这一壮举。

胡先骕在哈佛师从杰克教授。胡先骕在他的精心指导和批评建议下,充分利用哈佛大学比较齐全的图书、标本等优越的条件,以两年的时间对中国有花植物进行较全面整理,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三卷本的博士论文,书中记述了1950属3700种中国本土植物,还包括小部分外来栽培植物。当时已知中国植物有1.5万种,且每年有300种被新发现,胡先骕的研究范围虽有减小,但其难度还是可想而知,再加上一些被西方学者研究过的种类,并不十分正确,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去重新查对标本,校对其描述,而有些标本在哈佛并不全都有收藏;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吸收植物分类学的新成果。以两年之力,完成此博士论文的写作,杀青之时,胡先骕不无感慨,赋《中国植物志属书成漫题》志之。诗云:“愁听槭槭夜窗风,灯火丹铅意已穷。末艺剩能笺草木,浮生空付注鱼虫。终知歧路亡羊失,漫诩三年刻楮功。梨枣当灾吾事了,海涛归去待乘风。”从诗中我们可知作者两年刻苦用功于研究,自负研究所得,一旦完成而又急于回国,因为在中国有他刚刚创建的植物学事业在等待他。

《中国有花植物属志》是关于中国植物学开创性的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该书后来未正式出版,作者认为还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增补,然终未了结此事。但当时国内对此类著作需求甚切,该稿曾辗转抄录打印数十余次,存于全国各大植物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在中国分类学界广为传播。

“水杉之父”

胡先骕除精通现代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对古植物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古植物学领域的最大功绩是与郑万钧共同发现和命名水杉。

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在地质年代第三纪时,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和高纬度地区。随着第三纪全球气温的逐步下降和第四纪冰川的剧烈影响,水杉分布区的北界逐渐向南退缩,分布区也逐渐缩小,最后孑遗于我国湖北、重庆和湖南交界处。1945年由农林部技师王战在位于现今湖北省利川县谋道溪(又名磨刀溪)采得标本,几经辗转,终由胡先骕与郑万钧于1948年定名为水杉。

在胡先骕与郑万钧合著《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论文中,报道了水杉之新科、新种及发现经过。此发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重要成就,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均有重要意义,震动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其发现始末,该文有详细记述:

民国三十四年万钧在渝,由吴中伦先生转示农林部王战先生在四川万县磨刀溪所采之水杉标本,并经王氏鉴定为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 K.Koch),惟其叶对生,果鳞亦对生,与水松绝异,当经认该种,系一新植物,而非水松。随于三十五年二月及五月由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薛如先生两次前往万县磨刀溪,采获花及叶果标本,益知确系从未发现之新属,至饶兴趣。惟战时后方文献极少,乃由万钧函陈先骕,告知发现此一有趣之新属,并将其小型标本寄往北平,当经研究,确定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属于日人三木茂(S.Miki)于1941年在《日本植物学杂志》十一卷第二百六十一页所发表化石植物新属Metasequoia……水杉属化石种,有十种,水杉属之生存种仅川鄂交界所产之一种,其原产地称此树为水杉,因其形似杉类而喜生于水边,故得名。

水杉的发现,在美国首先引起梅尔的注意,作文称颂。美国古生物学家钱耐也予高度评价,并撰文详为介绍,由此引起国际科学界极大震动。钱耐还于1946年2月,与旧金山记事报科学编辑薛尔维门二人得美国护杉同盟(Save the Redwoods League)之资助,亲往中国四川万县,查看水杉原生地一月有余,采得标本及幼苗4株,空运回美国巴克莱,种植于加州大学之温室中。

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

1950年,胡先骕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植物形态解剖学、植物分类学、遗传学和古植物学各方面的心得,提出并发表“被子植物的一个多元的新分类系统”,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的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制,使分类学更加符合植物学的其他学科研究结果。此外,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他的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首次创立的一个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胡先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刊于新创刊的《中国科学》第1卷第1期上。

分类系统是从事分类研究的工具,要获得普遍研究者的接受,首先系统必须表明亲缘关系,同时便于实用,若不能表明亲缘关系,即使便于实用,也只是一个人为的分类,而不是研究科学真理。胡先骕提出新的系统,既是修正其他系统中的人为成分,运用相关证据,强调在被子植物中存在的单槽花粉和三槽花粉,雄蕊向心发生和离心发生的不同在系统分类上的重要性,他划分的一些目,如八角目等为现代系统学家所接受。

当时,胡先骕也认为自己的系统还存在缺陷,希望将来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方面有更多的发现后,再作修订,这也是他一贯遵循一丝不苟、有错必改的治学态度。尽管如此,新系统的创建,是他多年慎重思考、反复研究的结果,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胡先骕虽已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但其论文刊于尚不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科学》上,不足以引起国际植物学界的注意。

不过,胡先骕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其去世30多年之后,渐渐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在2004年胡先骕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上,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朱光华博士对胡先骕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至高的评价,他说:

西方人把林奈作为植物学之父,那么胡先骕博士则当之无愧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我们知道地球只有一个历史,地球上的生物发展史也只有一个。作为一个分类学家,研究其中的植物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植物类群,对植物进行分类,至于它的起源,尽管现在世界上普遍认为我们世界的植物所存在的种类是单一起源的,可是尚未有人证明这一点,胡先骕博士1950年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是世界公认的一个多元系统,也就是说,胡先骕认为当今世界植物不是起源于一次,而是由多次起源的。胡先骕教授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原文载于《生命世界》2006年第8期,第78—83页)


[1]胡宗刚,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