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拯救了植物学家胡先骕
薛攀皋[1]
1955年初，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在他的专著中，批评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这本是生物科学中学术是非问题的评论，却招致一场政治批判，胡先骕被扣上了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名。最后，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才得以摘掉这顶帽子。
胡先骕其人其事
植物学家、教育家胡先骕（1894—1968）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近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胡先骕，字步曾，祖籍江西省新建县，出生在南昌的一个官宦家庭。他于1909年进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秋通过了江西省留学生考试，次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攻读森林植物学，1916年11月学成归国。他在江西省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期间，对当地的植物资源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察，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调查研究报告。1918年7月，他应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的生物学教授。1921年，该校扩建为农科本科，设6个学系，秉志、胡先骕等在这里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大学生物学系。
胡先骕提倡“科学救国”。1922年，他同秉志、杨铨（杏佛）倡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秉志任所长，他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胡先骕又同秉志一起受委托负责筹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北京），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他任植物部主任（后任所长）。1934年，他又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1948年，胡先骕因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先骕在生物科学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教学与科学研究人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大多出于秉志、胡先骕等人的门下。
胡先骕憧憬新中国。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南京，被他拒绝。后来又有人给他送去前往美国的飞机票，他又以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科学工作者，坚决予以拒绝。他与徐悲鸿、马衡、杨人楩等知名人士冒险参加座谈会并发言，力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以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为重，接受和平改编。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把苦心支撑了20多年的民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完好地交给了国家。今天，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植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是在原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胡先骕在这里继续从事植物分类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种。创立了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胡先骕教授于1968年7月16日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一生中出版了20多部学术专著，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他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建立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
政治干预酿造胡先骕事件
胡先骕非常重视编写适合于中国大学生使用的教材。早在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执教时，就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学》，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各大学主要的生物学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编著出版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1951）、《经济植物学》（1953）和《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等，深受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喜爱和欢迎。
《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是胡先骕应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几位教授的联名要求而编写的，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430页，涉及植物分类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内容翔实，附有164幅精确的插图，深得在校师生和农林干部好评。
《简编》是胡先骕一部纯学术的专著。该书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中，除了介绍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古典分类学的种的概念外，也提到了近来出现的许多“种的新概念”。说明这些新概念分别以植物学某些分支学科或育种学成就或方法为基础，总的目的在于使生物的种的概念，变得更加客观、更有广阔事实为依据，使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种的自然单位是怎样演化而成的。胡先骕同时也指出这些新概念、新方法，目前都只应用于较少的植物类群的分类上，能否普遍应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胡先骕以高度的责任感，还特别提醒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不要被“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特别是苏联李森科所提出的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新见解。
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其例证是，在外高加索山区的小麦穗中发现黑麦的籽粒。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就会长出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虽然李森科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但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是经斯大林亲自看过，经联共中央批准的，因此，不仅李森科的追随者纷纷发表论文，支持李森科的“新见解”，报道他们发现黑麦变雀麦，鹅耳枥变榛树，橡胶草变无胶蒲公英，向日葵变寄生植物列当……报刊舆论也由于“斯大林、苏共中央不会有错误”的思维定势，不能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任何怀疑。
胡先骕根据1952年底起，苏联植物学界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论战情况，以及他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几十年所积累的丰富的分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明确提出：李森科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实验，方法与水平很低，研究工作不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的新见解必须予以根本否定。
《简编》出版后，胡先骕陆续受到政治批判，首先是当时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胡先骕的《简编》对苏联进行政治诬蔑。
国内有些支持李森科主义的拥护者或刊物，也开始对胡先骕进行政治批判，认为《简编》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他“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动机是不纯的”。
北京某高校6名讲师、助教联名写信：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建议立即收回已售出的《简编》，公开揭发其政治错误与学术错误，联名信还指责中国科学院允许其研究员胡先骕出版这样“反动”的书，说明中国科学院在学术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
对胡先骕及其《简编》的政治围剿，集中在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由于有关主管部门的授意，在纪念会的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声讨胡先骕所谓的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人民日报》在有关会议的报道与刊发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胡先骕。
纪念会的主题报告认为，胡先骕“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主题报告把胡先骕在《简编》中“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李森科）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的提醒，演绎成胡先骕“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主题报告指出这种错误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号召与会者“注意加以批判”。于是，在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纷纷谴责胡先骕“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领导的正确政策”。
“胡先骕事件”的后果，导致《简编》一书未售出的全部被销毁；中国生物学家在一段时间里，再也不敢公开发表不同于苏联李森科的见解或观点。
李森科是推行伪科学的骗子
为了弄清“胡先骕事件”的深远背景，真正记取政治干预学术论争的深刻教训，有必要对李森科的“新见解”及其在苏联的际遇作以下介绍。
李森科（1894—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1929年，他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春化处理技术”和“春化作用”的概念。那时，乌克兰常常发生霜冻，过冬作物大幅度减产。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调李森科来负责。
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的功绩在于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至于这种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弄虚作假。这样，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干预遗传学等学术争论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他必须借助政治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他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作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他谎称自己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验与推广的过程中，遭受到“阶级敌人”的种种打击，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他危言耸听地说，在春化处理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
这时，斯大林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鼓掌，并大声地说：讲得好，李森科同志讲得好！
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初战告捷。对春化处理有异议者不再说话了。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1931—1936）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李森科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为确立自己遗传学的新概念，消灭与自己对立的遗传学派做准备。遗传学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同样被升级为揭露“人民敌人”的斗争。1938年和1940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莫拉洛夫与前任院长、创立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和植物免疫性学说的科学泰斗瓦维洛夫被捕入狱（后屈死于萨拉托夫监狱）。李森科1938年取代莫拉洛夫成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40年取代瓦维洛夫，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遗传学界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随着李森科的“新理论”“新见解”的不断出笼，而重新展开。李森科为了把自己在遗传学上的敌人彻底打倒，进行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精心准备。
李森科深知自己的那一套“理论”难以令人信服，需要拉虎皮当大旗。他看上了毕生培育出了300多个果树和浆果植物新品种，而深受苏联人民爱戴和尊敬的、已故的果树育种专家米丘林（1855—1935）。米丘林在丰富的育种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写成《工作原理和方法》《六十年工作总结》等，但他从未说过自己创立过什么学说，或建立过生物学或遗传学的新体系。李森科却自称继承和发展了米丘林学说。李森科还用马列主义的词句，自然辩证法的术语，包装自己的“新理论”“新见解”，并美其名曰“米丘林生物学”（笔者注：应该读作李森科主义）。
在组织上，李森科取得科研机构的领导大权后，在他力所能及的关键部门培植和安插亲信，甚至违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增院士必须由原有的院士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规定，暗中向苏联最高当局提出一个增加新院士的名单。1948年7月28日，部长会议公布了增加35名新院士的法令，李森科的许多拥护者成为院士，院士大会的力量对比，一夜之间向李森科倾斜。
李森科认为，他一统天下的时机成熟，于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召开千多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做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的全部“新理论”“新见解”（包括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八月会议”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冲击波，是因为李森科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是经斯大林亲自审查修改并由联共中央批准的。莫洛托夫说：“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党指导性影响下进行的。这里，斯大林同志指导性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为科学和实际工作开辟了崭新和宽广的境界。”李森科本人也春风得意地炫耀说：斯大林“直接校阅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个别地方应该怎么讲。斯大林同志关注着八月会议的结果”。
正是由于苏联最高领导人和联共中央政治干预，支持一派，压制并禁止另一派，李森科主义才在苏联风靡一时，成为生物学中不可侵犯的教义。
物极必反。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例如所谓的松树变为云杉，鹅耳枥树干上长出榛树，都是两者嫁接的结果；至于说栽培作物本身产生了自己的杂草（如黑麦产生野黑麦，燕麦产生燕麦草，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也被揭露全无事实根据。而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则坚持“八月会议”的结论，继续压制批评，但由于手中没有真理，“还击”也苍白无力。事态发展到1955年底，300多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
李森科不甘心失败，伺机东山再起。1958年底，他为了取得赫鲁晓夫的信任，极力支持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他以夸大所谓育成含脂量高的奶牛新品种等骗取赫鲁晓夫的欢心。1958年12月，李森科抓住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机会，声称由《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那些批评他的文章都是“谎言”。李森科借此请求苏共中央予以保护。
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接踵而来的是重现了1948年“八月会议”后的局面，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在苏共中央列举赫鲁晓夫的诸多错误中，支持李森科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李森科也随着彻底垮台了。
胡先骕拒绝作检讨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
在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召开前，1955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中关村，看望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先驱者之一的秉志教授，告以在纪念会上将要批判胡先骕《简编》一书的“错误”。秉志明确表示反对批判胡先骕，并指出要胡先骕作检讨，既无必要，也不现实。秉志对李森科的学术见解，同样持否定态度，他坦率地批评许多人是盲从李森科。
对于胡先骕的批判，中国科学院是奉命行事，无论是副院长竺可桢，还是科学家秉志，都无能为力予以改变。
纪念会开过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稼夫、副院长竺可桢于11月5日，去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83号宿舍看望胡先骕，希望胡先骕写一篇学习米丘林学说的文章，借以承认关于苏联以政治力量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说法欠妥，并批评自己的错误立场。
胡先骕答应写学习心得的文章，但拒绝检讨。他在长达数万字的《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刊于《科学通报》一文中），把米丘林同李森科严格地区别开来。他高度赞扬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米丘林以60年漫长的时间从事改良果树品种，培育出了百多个优良果树品种，这便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与工作基础。他的工作方法与理论，都是生物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而学习，应该学米丘林的原著，“尤其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下画线是胡先骕亲自加上的）。胡先骕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出李森科的名字，但明确地表达了他反对李森科主义、反对伪科学的初衷不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胡先骕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本色，讲真话，坚持真理不低头。
“双百”方针救了胡先骕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双百”方针酝酿的过程中，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言，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对当年发动批判胡先骕一事进行反思。陆定一说：那个时候就是着重政治问题，因为胡先骕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这时，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回答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说：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这是一个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出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所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地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陆定一接着说：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2]
但是，周恩来认为，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应该向胡先骕承认错误。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
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3]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骕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骕教授参加了座谈会，作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骕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胡先骕教授的冤案，才得以较快地平反，才得以推倒强加给他的政治罪名和不实之辞。他是有幸的。
一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名存实亡，许多善良的人们，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原文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第2—8页）
[1]薛攀皋，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陆定一文集》编辑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495页。
[3]邓在军：《百年恩来》，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2—1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