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植物学之外“遗产”
智效民[1]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两度留学美国，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北大、北师大清华等高校，领导和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物系、第一个生物研究所的创立，推动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创建和发展，参与和推动了《高等植物学》《中国植物学杂志》等教材、专著、杂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1940年10月至1944年4月担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以后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遭批判，1968年去世，终年74岁。
胡先骕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共发现1个新科、6个新属和百数十个新种。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发布“活化石”水杉新种，轰动世界。1950年，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后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
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被誉为“植物分类学之父”。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甚至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但是长期以来，这位著名学者却被世人遗忘。为了恢复历史的记忆，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该书作者胡宗刚长期致力于生物学史与知识分子研究，在描述生物学家胡先骕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也有很大优势。正如胡宗刚先生所说，胡先骕不是一个困守书斋的专家，而是一位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他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出过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观点至今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胡先骕执着的专业精神，还应该继承他在植物学之外的思想遗产。
一 近代留学问题的反思
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如此旷日持久、步履艰难呢？这恐怕与当年所走的道路有关。事实上，自从摆脱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观点以后，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先学日本，后学苏联。出现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年的留学走向有关。胡先骕认为：“庚子变法以后，国人竞赴日本留学。留日学生在今日虽以流品过滥为人所轻视，然亦有所贡献。最著者为改订法律与组织陆军；政治革命亦以留日学生之力为多。”辛亥革命以后，许多留日学生进入军政界，就是这个缘故。胡先骕还说，尽管不能把当年的政治腐败归罪于他们，但是也应该看到：“留日学生最大之短处，在不肯耐心由日本高等学校肄业以至帝国大学卒业，故鲜有高深之学问。……在日本专门学校卒业者，则学术根底既浅，经验尤少，其多数不能为独立研究。”
为什么在留日学生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曾经在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学生领袖的罗家伦认为这是急功近利的心理所致。他分析说，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严格正式的教育却不是这样一回事”。至于后来因为在法国待不下去，到了苏联的那批勤工俭学者，又大多成了职业革命者。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则另当别论。
基于上述事实，再加上自己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浅研究，我在拙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后记中写道：“在洋务运动中去欧美留学的那些人对专制统治者具有依附性，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又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他们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才在人格上拥有独立性，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因此他们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这也是我对他们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
二 提倡教育独立，反对专业训练
反思近代留学问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是重新梳理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但为什么会走上不同道路呢？这显然与他们的留学背景以及知识结构有关。第二，它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纵观20世纪留学史，主要有欧美、日本、苏联三条路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条道路虽然早已不是主流，但是与早年的留学运动相比，持续升温的出国留学热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应有的影响和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与不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有关。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胡先骕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也发表过许多深刻的意见。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介绍过美国著名学者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并呼吁教育的主要危险来自功利主义。他指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是为了培养所谓专家。所谓专家学者，未必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他还说，中国人有一种“学位万能”的认识误区，以为一旦获得博士学位，就无所不知。殊不知博士学位所需要的研究，实在有限，“而硕学如严复、梁启超者，又何尝在外国大学，得一博士头衔乎？”胡先骕曾经两度留美，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话显然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至于留学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是治标之计，只有实现教育独立，才是治本之策。
抗日战争中，胡先骕担任中正大学校长。他除了坚持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外，还对自己的学生说：许多人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精神的需要，而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人的志向未免太低了，因为“物质享受是一种低级趣味”，丰富快乐的人生并不需要获得很高的物质享受。他告诫大家，“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暇，应善自利用时间，去追求真善美，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这样才能获得丰富快乐的人生。
胡先骕是公开主张通才教育的。他说：“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学校不应该让大学生的知识过于专业化，而应该让他们有自由选修课程、自由研究学问的机会。他认为大学课程设置的弊病是限制太严，必修课太多，结果是“大学教育在过度专业化积习之下，遂造成无数未受宏通教育之专家”。他们的专门学问也许还可以，但是“高等常识，一般学术上之修养，则太嫌不足”，尤其是“学应用科学如农工医商者为甚”。他甚至说：“今日医学界之专业化，实为人类之灾难。”
面对甚嚣尘上的“专家治国”思潮，胡先骕尖锐地指出：如果“以此等专家领导国家社会，其害有不可胜言”之大。欧美大学之所以重视“自由教育”，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挽救的办法是：“将专业课程之修习时间大为减少，而将自由选课之时间加多，同时规定学生舍专业课程外，必须选习相当数量之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科学美术等课程，以收‘自由教育’之效。”
三 率真可爱的个性和“不合时宜”的言论
胡先骕是一个率真可爱的人。担任中正大学校长时，他对学生说：“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讲演，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多一分率真，就少一分世故和势利，有一次胡先骕听了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庵的学术报告，毫不留情地说：“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据中正大学学生说，“马院长的确也是个处世圆滑的人物”。后来，马院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仅如此，胡先骕在关乎国家大事和人类命运的问题上，也能不顾个人安危，发表真知灼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国内战争已经快见分晓，许多人或对政治感到迷惘，或在考虑个人安危的时候，他却参与了组建社会党与起草《中国的出路》等活动。《中国的出路》是社会党政纲，其中有这样的话：第一，“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第二，“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第三，“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收回这种赐予”。第四，“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加紧步骤，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话，你会发现由于大多数人缺乏上述见识，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付出很大代价，走了很多弯路。第二次是在50年代初全国各行各业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时候，他居然在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点名批判了苏联生物学权威李森科。结果这本书被视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是“对苏联政治的诬蔑”，他也失去包括一级研究员和学部委员在内的应有的学术地位。但是历史证明胡先骕是正确的。这件事不仅让人对他更加钦佩，还迫使大家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学者，如果不能为真理做出牺牲，他那学问有什么用？
参考文献：
［1］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
［3］罗家伦：《文化教育与青年》，台湾华国出版社1952年版。
［4］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中正大学（江西文史资料第五十辑）》，江西省政协文史办公室，1993年。
（原文载于《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2日第16版，第1—3页）
[1]智效民，中国当代人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