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国立高校关系初探——以胡先骕执掌国立中正大学为例

钟健[1]

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大量涌现，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大学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有重大意义，“大学均设立于大都会城市，这里本来就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科举停罢之后，大学生部分取代了士绅的角色功能；在集权体制下，学生又是具有天然组织形态的少数社会群体之一；而大学的资讯相对而言既丰富且迅捷。种种因素，使得大学不仅紧扣社会动脉，而且往往成为先锋前驱……涉及大学与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随手拈来，都可做成具有枢纽关结性的大文章”[2]。诚然，近代中国大学的研究大有可为。但“在分科治学和专题研究的风气驱使下”，使“本来分际显然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努力回到历史现场，不受后来分科治学以及各种专门史分界的成见先入为主的局限，将大学置于近代中国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重现史事发生演化的本相”就显得尤为珍贵。[3]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胡先骕执掌时期的国立中正大学为个案，利用江西省档案馆2008年以来陆续开放的档案资料，从筹备进程、人事任免、院系设置、课程开设、人才培养及校长更替诸方面入手，尝试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国立大学的关系，进而考察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某些侧面。

一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筹备进程[4]

1934年夏，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向蒋介石倡议，拟在江西创办一大学，以实现蒋之政教合一的理想，此议得到蒋介石的“嘉纳”。但熊的真实意图是为江西地方建设培养行政人才。由于时机和条件的限制，这一计划并未马上实施，直至抗战时期，随着战时形势的变化及需要，此事再度提上议事日程并进入实施阶段。江西省政府于1939年8月至10月间召集省内外热心大学教育人士举行筹设中正大学谈话会，决定中正大学设置文法、农、工三学院并于1940年招考新生，并推定筹备委员组成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常务委员组设常务委员会议，主持经常筹备事务。[5]1939年10月，筹委会主要负责人马博庵赴渝，向蒋介石、陈立夫等陈述“中正大学旨趣及文法学院拟采之教学方针”，并于次年1月初携教育部指示返赣。随即，筹备事宜步入实施阶段。截至1940年10月31日，依据机构、人员及工作的差异，大致可将中正大学的筹备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江西省立中正大学筹备时期、国立中正大学筹备时期、国立中正大学校务会议时期）。[6]

在诸常务委员中，马博庵、萧纯锦、程时煃、邱椿、雷洁琼、蔡方荫均为江西省政府直接聘任，即由熊式辉所聘请，吴华宝、高柳桥、何棣先、朱有骞由筹委会提名交由熊鉴核加聘。马、邱、吴、高、雷、何、蔡均是富有名望的学者教授。萧是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程是著名教育学家，时任省教育厅厅长；朱为城建专家，时任省营民生建筑公司总经理。可见，萧、程、朱3人与熊式辉的关系自不待言，均系为其幕僚。雷为社会学家，曾在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1938年后被熊聘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顾问、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邱为江西宁都人，1939年秋因家父去世，回家吊丧，被熊聘为委员，紧接着又被聘为江西省政府委员；马是留美博士，原任金陵大学教授、历史系兼政治系主任，长期从事县政和社会学研究，其曾被熊约谈县政问题，深得熊赏识，后被熊邀请来赣筹备大学，亦深得熊之信任。[7]因而，常务委员中以熊式辉的幕僚及旧识为主体，熊虽未入主筹委会，但全部工作却是由他实际主持。筹委会下设校舍设备、图书仪器及教育计划三个专门的委员会。校舍设备委员会的成员为：程时煃任主席，杨绰庵（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朱有骞为委员，由清一色地方政府要员充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则由邱椿任主席，杨绰庵、刘中潘（原为西南联大图书馆编目部主任）为委员，由教育家领衔，官员及专业人士协助。教育计划委员会的构成为：马博庵为主席，雷洁琼、吴华宝、萧纯锦、何棣先为委员，均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从其人事安排可以看出，各司其长，各尽其职，合理的人员配置保证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0年3月初，筹委会推程时煃赴渝向教育部长陈立夫陈述本年来中正大学的筹备情况，并探知教育部有意将中正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在此之前，筹委会都是遵照省立大学的标准来筹备相关事宜的，且查阅历次会议记录并无“擢升为国立”的计划及提议。《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记载：“嗣经教育部与江西省政府协商改中正大学为国立。”由此可见，将中正大学由省立擢升为国立是教育部的行为，其理由是因“中正”二字的缘故。但教育部此举并未是一蹴而就的，“熊式辉办这所大学的意图是要培养他的干部，起先他要把这所大学算作省立，陈立夫坚决不肯，才成为国立的”[8]。

1940年5月中正大学擢升为国立后，筹备机构也相应调整。原筹委会拟组设临时校务委员会在校长产生前处理聘人、招生、开学等事务，但教育部指示，“在校长未任命前校务可暂由筹委会负责办理，不必另组校务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即请省政府咨部加聘，且规定校长人选俟主席（熊式辉）赴渝时与部中面商决定后再行会呈总裁（蒋介石）核定”[9]。遂组设了以熊式辉为主任委员的筹备委员会，但其人员的架构颇有校务委员会的意味。临近开学，延聘教职员成为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当务之急。但对于如何聘任，在中正大学各规章草案中并无明文规定。筹委会遂结合中央法令及国立四川、武汉各大学成例，拟定聘任办法，即大学各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各学系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职员方面，各组主任，由校长聘任；其他各职员，由校长委任。[10]但在学校人事方面，熊式辉早已有所安排。熊已聘马博庵任文法学院院长、蔡方荫任工学院院长、罗廷光任教务长、朱有骞（后由何棣先接替）任总务长。可见，熊实际上行使的是校长的权力。

由于胡先骕校长迟至1940年10月1日才到校视事，此前中正大学教职员的聘任大致遵循院长、教务长、总务长负责制，分别提名本院系、处拟聘请人员，交由筹委会决议，一般情况下提名者皆通过聘请。另公共必修科教师除直属各院系外，由教务长商承校长聘任。[11]

1940年9月11日，教育部任命胡先骕为国立中正大学校长，筹备委员会旋即结束使命，校务会议取而代之。由于胡先骕远在西南，暂由熊式辉任前两次校务会议代主席。胡先骕到任后主持校务会议，先后聘请了朱希亮为训导长，周拾禄、白荫元、黄野萝、张明善、严楚江、彭鸿绶、赵竹韵为农学院教员；刘永溱、严学窘为国文讲师；涂世恩为国文助教；高耀东、欧阳凝深为军事组中校教官，任荣安为少校教官；黄克纲为卫生学教授。至此，教职员聘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此前各院系聘任教员由校务会议代行聘任委员会职权审查资格。[12]

中正大学的筹备经费并未列入江西省地方预算，熊式辉批准该项经费在中正大学基金（蒋介石先期拨付200万元）利息项下拨付，该基金由江西省政府财政厅代为保管。筹备期间，教育部将中正大学改为国立，但在经费上并未相应拨付专款。以1940年1—6月为例，大学经费收支概算草案岁出经常门计列50万元，岁出临时门计列23万元，一共73万元；大学基金利息除业经支用，共计43万元；收支两抵当差30万元。不足之款业经省财政厅厅长文群同意，请熊式辉批准协助30万元。[13]但实际上，大学总合开办及临时设备各费计130余万元，除去大学基金利息及江西省政府协款仍有60余万元之差额。江西省政府便咨请教育部拨款外汇美金10万元，以资工学院电力及仪器设备之用。但教育部以本年度部中经费困难为由并未拨付，并决定差额俟下一年度再想办法解决，由此可见中正大学并未立即享受国立大学的待遇。

教育部规定，“校长人选俟主席赴渝时与部中面商决定后再行会呈总裁核定”。但从理论上讲，国立校长的人选须由国民政府任命。《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14]尽管胡先骕的聘任在形式上是履行国民政府程序的，但其实质是由熊式辉一人择定。1940年7月9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向蒋介石举荐7人为校长候选，分别为陈布雷、蒋廷黻、王世杰、何廉、甘乃光、胡先骕、吴有训，但前5人显然不能或不愿意来赣出任校长，事实上只能在后两位江西籍著名学者中选任。[15]因吴有训辞就且力荐胡出任，加上胡素有为乡里服务及不排斥为国民政府效力的心愿，熊式辉与教育部在权衡利弊之后，确定胡先骕出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0月31日，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举行开学典礼，正式成立。

熊式辉想在江西办大学，但由于自身条件不足，遂巧妙地以“实现总裁之政教合一之理想”及以“中正”命名大学为由觅得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先后拨付200万元作为办学基金即是其成功运作的成果。但在抗战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仅有蒋介石的支持还不够，还需其他党政军要员的支持才行，尤其是教育部。因而，熊式辉积极奔走于江西、重庆两地，邀集川中名流及省中优秀人士商讨，还委派马博庵、程时煃、蔡方荫先后赴渝向蒋介石及教育部官员陈述办学方针、进展情况及承领训示。出于“中正”二字的缘故，教育部将中正大学擢升为国立，但教育部并非是想接管本大学，反而是不想过多插手，此点在其委托江西省政府继续负责筹办事宜、经费支给及校长任命等方面不难看出。同样地，熊式辉并不想中央势力过多地渗入其一手策划、筹备的大学，为江西地方建设培养人才才是其真实目的。因此，中正大学的筹办均是在熊式辉的操持和决断下进行的，而且熊式辉的影响亦深深地体现在中正大学的具体运作层面。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博庵、蔡方荫、罗廷光、胡先骕等一批学者亦为中正大学的创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政治使命的担当及其实施

根据国民政府1927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16]，但院以下系的设置并无规定。中正大学初始设置为三处三院一部，即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文法学院（内设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三系）、农学院（内设农艺、森林、畜牧兽医三系）、工学院（内设土木、机电、化学工程三系）三院及研究部。在开学典礼上，熊式辉对学校提出“发扬三民主义之学术思想”、“实验政教合作之计划教育”及“独立民族复兴之精神堡垒”三大殷切希望。[17]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性质，亦迎合了蒋介石“政教合一”的设想。

如前所述，熊式辉实际上是中正大学的幕后决断者，学校的多项设计都是其意志的体现，其中以文法学院最为典型，熊式辉对其甚为重视。由于筹委会工作同人大多为文法学院教职员，遂其筹备工作走在各项筹备事宜的最前面。1939年底，该院准院长马博庵受熊式辉的委托赴渝向中枢汇报学院办学方针。1940年5月底，马博庵等组织成立了国立中正大学文法学院地方建设考察团，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组，考察县政。随即，“江西省政府为应省地方建设需要起见，特要求大学增设研究部，以谋高深学理与实际工作之扣合，并为江西省研究地方建设实际问题，提供解决方案”[18]。研究部的重大使命亦由文法学院承担，其设立之初完全由马博庵、高柳桥、吴华宝等文法学院少数教授所掌控，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部下设地方建设与三民主义研究两个部门。文法学院仅设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三系，既无文、史学系，又无法律学系，与规范的大学设置不相符合。这一设置，多少反映了熊式辉注重地方行政的思想。[19]

胡先骕深感文法学院设置的不合理，1941年8月添设文史学系，但实际上并未扭转其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的局面。无论是第一年由教育部统一招生，还是其后由学校自主招生，学校为了迎合熊式辉的主张，敦促文法学院的学生研究实际的地方政治，吸收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政治、经济与社会教育三系。[20]在学生总人数方面，文法学院在前三届均超过工学院和农学院的总和，第四届也只是稍稍少于工、农、理三院总和。尽管这与国内大学文科招生过多，理工科招收偏少的普遍现象相吻合[21]，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学校主观方面的作用。从学生总体的就业情况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熊式辉为地方建设培养人才的目标。以首届毕业生为例，学生总人数为319人（包括专修科），其中39人就业状况不明，家居9人，留校12人；参加各级教育工作的有109人，包括大学、中学、农职、县中、幼师、乡师、职校、高农、省立助产、农专、兴国荣军职校、临时中学、高级工职、进修班、女师、兴国大学先修班、师范等；在各级党部、青年团、省训团任职的有19人，另有3人分别在福建上杭青年军营、上饶青年军第五大队、贵溪二十一军军部任职；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各区属任职的有88人。[22]

熊式辉为取得蒋介石的支持，美其名曰为“实现总裁之理想”“纪念总裁之功绩”而办学。因此，除了厉行熊自己“教育为地方行政服务”的主张外，在践行蒋介石“文武合一”“术德兼修”及“三民主义”教育方面也不敢怠慢。为了践行蒋介石的教育主张，学校尤注重军事教育。学校制定了《国立中正大学军训教育计划草案》，内容包括总则、军训目的、军训主旨、军训方法、军训时间和看护训练；同时还制定了《大学军训教育使用日数时间基准表》《大学军训教学科进度纲领表》《大学军事训练术科进度纲领表》《大学军事训练学科预定进度表》《大学军事训练术如遇天雨改授学科预定进度表》及《大学先修班军事训练学术科预定进度表》等，内容甚为详备。撮要如下：军训目的为“使学生恪守总理遗教，服膺总裁训示，成为现实三民主义之信徒，与彻底奉行命令之战士”；主旨为“增进实际工作效能，适应抗建（抗战建国）需要，革除积习，纠正时弊”；方法为“寓教于育，即训即练，讲到做到”，“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以实际工作证实理论”；时间为1940年8月1日起，至1944年7月31日止，每周三小时，学科一小时和术科两小时，全年野外演习至少4次（每次两小时以上），全年实弹射击3次（每次两小时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取得可观的成绩，据胡先骕晚年回忆：“在第二年校庆的那日，熊式辉检阅学生的兵操，十分满意，认为在军事学校成绩也不过如此。”[23]很难说学校推行军育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趣的是在学校所设计的各院系学生生活调查表中，其中一栏为“最崇拜人物”（现代），多数学生填写了孙中山、蒋介石。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抗战时期条件极为艰苦，军事教育对增强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及意志是有很大帮助的。

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学校也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推行国民党意识形态及政治仪式教育，诸如总理诞辰、总裁诞辰、中华民国成立等纪念日。比较固定的是总理纪念周，是日一般由校长胡先骕主持，在厉行肃立、鞠躬等仪式之后，便是请各界人士演讲，既有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要员，如陈立夫、邓文仪、张治中等，也有专家学者，如吴有训、陈嘉庚，还有本校教授。纪念周演讲主题不限，全由报告人自己择定。另外，学校也设特殊讲座及研究会等以宣扬三民主义思想。为“崇敬及纪念总裁，阐明总裁理论及研究三民主义”，学校“特设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讲座以阐扬主义增厚国人对主义之崇仰”。[24]研究部下设三民主义研究部，由马博庵、叶青等文法学院教授掌管，并编辑有《三民主义研究通讯》（周刊），主编为叶青。叶青受熊式辉之邀赴中正大学任职，是国民党著名的“三民主义”理论家，由他所主持的“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之大甚至达于周边诸省，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国民党迁台后，叶青还曾在蒋介石为培训国民党高级党政人员而设的“革命实践研究院”讲授理论。[25]可见“三民主义研究会”推行主义力度之大。随后，学校还创办了《三民主义文艺季刊》（季刊），由胡先骕亲自担任主编，亦可见其重要性，意味着国民政府对“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熊式辉将中正大学誉为“独立复兴民族之精神堡垒”，明显有夸大之嫌，不切实际。但是从客观上来讲，国立中正大学的创立在抗战时期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极大的意义。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内高校深受战争的困扰，平、津、京、沪一带的学校纷纷内迁，沦陷区大批的青年学子被迫失学流亡后方；再加上江西本非富庶的地区，省内的青年学子升学问题严峻，国立中正大学的创设是顺应时局之举，于省内、省外均有重要的意义。其办学实践也证明了此点，中正大学对于赣籍学生及东南各省流亡学生的升学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东南各省诸如赣、浙、粤、湘、苏、闽、皖的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就读，在学生总人数上，除赣籍外，尤以浙、苏、湘三省为多，粤、闽、皖相对较少；从人数的变化幅度来看，赣、闽、苏籍学生数波动较小，而粤、湘、浙、皖学生人数则波动较大，显然这与东南各省受战事的影响程度及时段有密切相关，同时亦可看出江西在东南各省抗战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配合本科教育及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地方政府的委托，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学校积极开设专修科。1942年8月，受国民政府委托，学校开办了两年制行政管理专修科；1944年8月，根据教育部指示，开办了两年制土木工程专修科。此外，学校于1942年8月和1943年8月，分别受江西省政府和江西省税务局委托，开办了三年制师范专修科（分史地和理化组）和两年制税务专修科。因此，学校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

与和平时期一般大学的创立所不同的是，国立中正大学是在抗日战争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可以说完全是“开创于战时，建立于战地”。更为特殊的是，此前中正大学并无任何办学基础，它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了实现明确的政治目标，充分利用政治资源，筹办而成的一所国立大学。上述特性决定了中正大学在政治上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学校过于注重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军事教育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最好的例证，亦体现了其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中正大学又兼具一般大学的教育功能，在抗战期间为广大流亡失学青年尤其是东南各省青年学子提供了教育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由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担任，胡为纯学者，常年在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任职。从根本上讲，胡先骕所推行的理念是“学者治校，鼓励学术研究”，与熊式辉、蒋介石的“政教合一”之主张完全是南辕北辙。

三　去政治化及校长更替

创立初期，国立中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表现了浓厚的政治性，个中原因纷繁复杂，既与以熊式辉为主体的政治势力积极渗入有极大的关联，又不乏校方的妥协性或暂时性的关系。如胡先骕认为“执行了蒋介石的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反动教育政策……也迎合熊式辉政教合一的主张”[26]。但总体来说，胡先骕掌校期间，与熊式辉等政治势力的关系总体上呈现紧张的面向。但胡先骕苦心经营，逐步扭转了学校政治化的一面，而引领其走上学术化的道路。

首先，由于胡先骕实际上并未参与学校的筹办，上任伊始也不得不接受熊式辉早已安排好一切的既定事实。此点在学校人事安排方面尤表现突出。用胡先骕自己的话讲，即是“他（熊式辉）把院长、系主任、总务长、教务长、校长秘书、会计员、出纳员都聘任好了，教授也聘好了好多，他要我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校长……他想把他的势力插进这大学来，大多是通过文法学院马博庵来完成的”[27]。这段话虽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语境下说出的，但其内容是与当时的事实相符的。聘任教职员本是校长的工作，但实际上由胡先骕聘请的，只有训导长朱希亮、农学院院长周拾禄等农学院教员及部分国文、军事、卫生、体育教员。工学院的教员基本上由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蔡方荫教授延聘，蔡是国内著名的结构力学权威，因此在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青年才俊，如吴诗铭等，教员结构极为合理。工、农两院所聘请的教职员都较符合国立大学教员的标准。而文法学院教员大部分是学校筹备时期的筹备人员，主要人员是由熊式辉聘请的，其他多由马博庵聘请而来。马氏虽在金陵大学任过教，但学术水平有限，且富有政客的气息，所以实际由他所主持的文法学院难与国立大学对教员皆“硕学宏才”的要求相符合。这与胡先骕以学术能力为标准的用人之道是相违背的。以学校各处及文法学院人事安排为例，原职基本上被胡先骕撤换并委以他就。

深受熊式辉器重的马博庵甚至被胡先骕当众批评为“不学无术”。1941年10月27日，学校举行总理纪念周，全校师生齐集大礼堂，胡先骕担任主席，请马博庵讲演。报告甫毕，胡先骕在依例作结论时毫不留情地对其加以指责：“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28]1941年10月27日，胡先骕重新改组研究部，收回马博庵主任一职自兼主任，并亲自聘请每学院5位委员总计15人为研究部委员。打破了研究部由文法学院垄断的局面，且文法学院5位委员为马博庵、罗廷光、王易、叶青、方铭竹，前负责人吴华宝、高柳桥均不在列。1942年2月10日，胡先骕谒见熊式辉，熊日记记载：“此君对静生生物学造诣甚深，但于学校用人行政，为人所非议，恐其于人情事理不甚留心，可惜。”[29]由此可见，熊式辉对于胡先骕改组应“地方建设”而设的研究部是非常不满的。7月，胡先骕干脆不再与马博庵、吴华宝、高柳桥续聘，将其辞退。[30]同时，总务长何棣先也转投贵州大学任教，再加上雷洁琼1941年改任上海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至此被熊式辉寄予厚望的文法学院地方建设研究骨干均被调离学校。必须要说明的是，1942年3月蒋介石委任熊式辉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英、美等国访问，卸任江西省主席一职。从此，学校较少受江西地方政府的干预。[31]1942年上半年，训导长朱希亮怀疑两名学生是共产党员，借故开除其学籍，遭到胡先骕的反对，并改聘训导长。1943年10月，罗廷光辞去教务长一职，由胡光廷接替。其时，校长充分享有学校人事任免权。尽管在程序上，教育部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应一律呈荐教务长、总务长或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各二人，由部核定一人再由校聘任”[32]。如1944年1月，胡先骕提名张一清及胡光廷教授为训导长候选，教育部择定曾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任少将政治部主任的张一清出任训导长。遂胡先骕能聘请由清一色的学院派且有极高的学术水平的教授担任学校重要职务。

其次，胡先骕与熊式辉之间的紧张感还体现在教育理念上的背离，具体表现在院系设置、研究部的运作及规章制度等方面。承熊式辉的意志，文法学院仅设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三系，既无文史系，又无法律系，有点不伦不类。而依胡先骕的教育理念来看，大学教育应注重“增进其知能，修养其德行”，“教”与“育”并重；“既贵专精，尤贵宏通”。[33]再加上胡本身就在文史方面有相当的造诣，所以其十分重视文史。1941年8月，文法学院增设文史系，同时农学院还增设生物系。为应地方建设需要而设的研究部，设立伊始完全是文法学院马博庵等少数教授的“御用机构”，其所设立的地方建设和三民主义研究部亦名不副实。如高柳桥主编的《地方建设》（月刊），1941年2月1日创刊，次年4月1日停刊，也只是刊载社会科学论文；由国民党著名理论家叶青坐镇的《三民主义研究通讯》（周刊）1941年4月1日创刊，同年6月1日便停刊。1941年末，胡先骕改组研究部，使之成为全校的学术研究中心，其效果立竿见影。进入1942年后，工、农两院《正大农学季刊》《正大土木》及学生负责的《正大青年》《国立中正大学学生》等刊物犹如雨后春笋相继创办，一改此前只有文法学院及研究部拥有刊物的局面。1941年8月，学校还修订了《国立中正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科学制采用学分制，学生可跨院、系进行选课。选修学分占总分数的20％左右。文法、农两学院各系学生，须按规定学程最少修满132学分，工学院各系学生最少修满142学分。一年级学生在校学习一年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转院转系；学生毕业后，还可转入其他院系学习，获双学士学位。[34]课程设置更加合理，学制更加完善，也为全校师生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学校逐步驶入正轨。

最后，胡先骕治校屡遭各级政府的掣肘，学校与各级政府之间的矛盾还赤裸裸地暴露出来。1942年夏，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学校所在地泰和岌岌可危。学校为了免遭不测，遂于同年8月在赣县龙岭设立分校，得到时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的欢迎及照顾，遂开办得不错。[35]但是，蒋经国萌生了觊觎中正大学整体迁往赣南的念头。1943年夏，蒋经国请胡先骕到赣州，款待甚为殷勤，试探胡将大学迁往赣州的意思，甚至搬出蒋介石本意是要把中正大学设在赣州的说辞，但胡以迁校困难而拒绝，由此两人交恶，进而蒋经国便有逼胡去职的意思。[36]1943年4月，胡先骕赴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被蒋介石召见。蒋主张将中正医学院与中正大学合并，被胡拒绝，[37]但胡似乎以江西工业专科学校与正大工学院合并为退路。5月10日，胡先骕在重庆见熊式辉，熊在当天的日记记载：“中正大学胡步曾（胡先骕——引者注）校长来谈，请余主张赣工专与中大工学院合并，伊言总裁令与余商，余答当与地方妥商决定。”[38]但不见此事的后续结果，无疾而终。1943年5月，发生了中正大学学生捣毁江西民国日报馆的事件，但事情原委却是该报记者无理取闹。此事令蒋介石十分恼火，亲下手谕要严惩肇事学生。其时，胡先骕正在重庆，返校了解事件实情之后，顶住巨大压力，拒绝执行严惩学生的命令，只是对学生处以记过处分。

在胡先骕的主持下，国立中正大学逐步走向学术化的道路，但却与熊式辉、蒋介石等预设的教育与行政相扣合的道路渐行渐远。再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蒋经国，以及受学校内部发生的诸事件的拖累，如1942年夏初泰和校区因痢疾引发严重伤害病变导致少数学生病亡；1943年4月大学合作社经理及校职员多人伙同舞弊盗卖油盐及平价米；同年5月学生捣毁江西民国日报馆，这些不良事件成为了不怀好意者攻讦胡先骕校长的武器，其校长的帅位岌岌可危。1943年9月29日，熊式辉与蒋介石交谈，熊谓：“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甚不相宜，不但不能望其照着该校最初创立的理想去做，恐怕望其办成一普通大学亦不可得。深悔前次推举之不当”；蒋亦回答道：“诚然，胡乃一不识事书生，随询继任人选。”[39]1944年春，蒋经国赴渝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有“中正大学办的极坏”等语，故蒋介石致函熊式辉“应立即设法”。熊乃打电话至教育部，要求撤换胡先骕，教育部“不得不换”。[40]

四　余论

抗战时期，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创办了国立中正大学，以践行其教育为地方行政服务的政治目的。由于熊式辉以国民政府总裁蒋介石——“中正”的名号来命名此大学，教育部不得不将其擢升为国立大学，在打乱熊式辉的既定部署的同时，也由此奠定了蒋介石、熊式辉、教育部与大学本身之间的微妙关系。总体而言，国立中正大学在创办初期是遵照熊式辉教育为地方行政服务的路线办学的。但是，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是纯学院派的学者，其个性极强，不卑不亢，敢言敢做，其治校理念及行事风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正大学的走向及个性。在胡先骕的辛勤耕耘下，中正大学逐步扭转了政治化的一面，开始步入正常的学术化道路。至1944年4月胡先骕离任时，校本部已有专任教师203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39人，[41]可谓盛极一时。然而，胡先骕与蒋介石、熊式辉、蒋经国的关系逐渐恶化。1942年熊式辉卸任江西省主席，蒋经国署理赣南等，这些使得学校发展局面进一步复杂化。

国立中正大学前4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具体落实到以胡先骕与熊式辉等之间的关系坐标图上，其所反映的问题本质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胡先骕个人对政治的态度为例，在就任校长之前，胡先骕以民初知识分子的立场始终是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只不过相较于“参政”比较倾向于“议政”，做政府的“谏臣”，其对蒋介石的支持在抗战时达到了顶点。抗战初期，胡曾赋诗《南征》以歌颂蒋的抗日功勋，以示对“抗战领袖”蒋的推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军民书，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胡率中正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蒋，拥护国策。[42]胡先骕就任校长以后，遭受蒋介石等的掣肘，最终不欢而散，终改变了胡对蒋介石的一贯支持的立场。1946年蒋介石驾临中正大学，召见胡先骕，但此一时彼一时，二人并未见面。1949年后，胡先骕也未随国民党赴台。胡先骕和熊式辉的关系亦然，此前虽有过接触，但君子之交淡如水，谈不上有很深交情，更谈不上结恨。尽管胡先骕也部分迎合了蒋介石与熊式辉的主张，但此点并未在根本上触及学术与政治的症结点，最终双方破裂的根源是学者与政客教育理念的背离。

本文只是尝试探讨抗战时期国立中正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亦为考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侧面。本文依旧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譬如蒋介石、熊式辉、蒋经国要求撤换胡先骕，教育部长陈立夫就非常不满意，那么其间的关系如何？又，教育部擢升中正大学为国立，对中正大学、地方政府、教育部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有待日后另文探讨。

（原文载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03—111页）

---

[1]钟健，现为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2]桑兵：《大学与近代中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同上。

[4]何友良：《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该文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即为“历时经年的实际筹备”，内容涉及勘定校址，建设校舍；选择校长，设置院系；预聘教授，礼待学者等方面。该部分主要利用《熊式辉日记》，以熊式辉在筹备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来展开，论述较为详细。但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充分借鉴其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力图以不同的视角及利用档案资料来阐述中正大学的筹备进程，本文所侧重的是通过梳理相关史实来考察地方政府、中央、教育部及学者在其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5]《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7。

[6]何友良：《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该文认为中正大学的实际筹备，从1939年8月遂川会议开始，到1940年10月底学校开学，以1940年6月1日为界，可分为省政府、教育部聘任的筹委会前后主持筹备两个阶段。笔者甚为认同，但本文以不同性质的筹备机构为标准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截止时间以筹备会议的召开时间为基准。

[7]何友良：《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8]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载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9]《江西省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1940－6－7）》，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7。

[10]《总务长签呈一件（1940－7－12）》，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7。

[11]《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1940－7－27）》，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6。

[12]《国立中正大学校务会议第四、五次会议议事录（1940－10－10、22）》，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6。

[13]《何棣先核请呈熊式辉文稿》，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7。

[14]谢泳：《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0期。

[15]何友良：《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6]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7]熊式辉：《中正大学之创立及今后之希望》，《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0年创刊号。

[18]《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7。

[19]何友良：《熊式辉与中正大学的创办》，《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0]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载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1]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22]《中正大学第一届毕业同学纪念专刊》，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4－2－355。

[23]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载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4]《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647。

[25]陈红民等：《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26]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载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7]同上。

[28]谭峙军：《步公校长，学生怎能忘记您》，载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第50辑。

[29]邵鸿、黄志繁：《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所藏熊式辉档案介绍》，《田野与文献》2006年第44期。

[30]王咨臣：《研究部始末记》，载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第50辑。

[31]江西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江西师范大学校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32]《教育部训令（1943年6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卷号37－1－91。

[33]胡先骕：《教育之改造（1945年12月）》，载江西南昌《大众日报丛书》。

[34]江西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江西师范大学校史（1940—201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5]另一种说法是，国立中正大学在赣南设立分校，源于蒋经国及国民政府的催促。如“在国民政府和蒋经国的一再催促之下……设立分校”，江西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江西师范大学校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及“1941年4月，当时赣州专员蒋经国来校访视……建议前往赣州，遭到胡先骕的拒绝，……后经熊式辉、程时煃出面调解，最后决定在赣州设立分校……不久，胡先骕赴重庆开会，道出桂林，恰与蒋经国同机，因话不投机，胡先骕借故在桂林下机”。施浒：《胡先骕传》，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主编：《胡先骕文存》下卷，中正大学校友会发行。其时间明显有错，蒋经国访校时间为1941年12月5日，且胡先骕赴重庆，道出桂林应为1941年3月初。笔者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36]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载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7]同上。

[38]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397页。

[39]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页。

[40]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743页。

[41]江西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江西师范大学校史》，内部发行，1990年，第4页。

[42]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载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