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胡先骕研究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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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教授

俞德浚[1]

胡先骕教授是我国杰出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1894年5月24日生于江西省新建县治坪洲,1968年7月16日逝世。他幼年时代就勤奋好学,1912年经留学考试去美国学习农学和植物学,1925年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获博士学位。

1915年,胡先骕教授第一次留美回国后,与留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团结各方面科学工作者,并捐资编辑出版《科学》杂志,在这个刊物上,报道我国和国外的科学研究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之一。连续出版到抗战年代,对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25年,他与动物学家秉志、植物学家钱崇澍等,在南京筹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所无固定经费,所长和研究人员均在大学兼课,办公桌凳等也是在东南大学借用的。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领导和参加华东和沿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调查研究工作。1928年,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老任所长,1932年起胡老担任所长。那时全所只有十余人,以后发展到50余人,所址也由石驸马大街迁到文津街3号。当时,每年都派员到华北和西南一些省区进行采集,建立了动植物标本室、陈列室、图书室,定期出版汇报和图谱,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为了开发利用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1934年在胡老倡议下,在江西庐山创办了森林植物园。经过几年的努力,引种了松杉和各种高山植物,培养了一批植物园科技队伍。

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胡老是成立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34年8月,学会在庐山森林植物园召开第一届年会,并决定创办《植物学杂志》季刊,由胡老担任总编辑,并积极为杂志写稿,至今该刊有关文章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期间,北京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员工大部分疏散到云南,部分员工在昆明黑龙潭组成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部分在云南西北部丽江雪山下,建立了庐山植物园工作站。当时研究经费无着,研究人员为了做点工作,不得不在大学或中学兼课或种药、养猪、种烟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直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我国科学事业获得新生。在原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分别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原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逐步改建为昆明植物研究所。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又相继成立了西北、华南、武汉等新的植物研究所,建立了庐山、北京、武汉、华南、昆明、西双版纳、民勤等地的植物园。中国植物学会会员已由学会成立时的100余人,发展到6000多人。抚今忆昔,40余年前,胡老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北京、云南、庐山建立了植物学科研基地,积存了大量贵重科研资料,培养了大批科技干部,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老自美国留学回国后,24岁就当了教授,他相继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先后达40多年之久。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教学为乐。他经常鼓励学生要努力钻研,自学成才,在谈话中经常说:“我的学生蔡希陶,只在大学读了一年书,到了静生所从头学起,没有四五年就成小专家了。”胡老特别提倡在实践中学习,多做野外工作。他讲课时不发讲义,只在黑板上写出标题或少数科学名称,要求学生记笔记。指定学生阅读参考书,特别强调植物学要多做试验,学习分类学要多看标本、多采标本。他还经常向学生介绍些植物学家传记或旅行记,例如,威尔逊写的《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和《中国是庭园之母》,考克写的《植物猎奇》等书,开阔学生的眼界。我曾先后担任了他的助教3年,胡老热心教学和不知疲倦的治学精神,至今记忆犹新。

为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胡老十分重视编著切合中国的科研和教学实际的教科书。1923年,胡老与邹秉文、钱崇澍两位先生,合编我国第一部《高等植物学》,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内容比较新颖,订正了旧本植物学不准确的科学名称和术语。在这本书中,他把隐花植物改称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改称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改称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称为蕨类植物。这些名称至今仍为各书所采用。

1933年,胡老翻译了哈第所著《世界植物地理》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为供欧洲读者使用,先讲欧洲植物地理,而在译本中胡老将亚洲作为第一编,并在中国一章中增加了河北、安徽、浙江、江西、贵州、广西等省区的植物地理。

1951年,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生物系需要,编写《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一书,他以英国人哈钦逊的《有花植物科志》的系统为蓝本,增加了裸子植物各科,共361科,在科的描写中,补充中国产的重要属,内容更为完善。1954年,为适应师范学院和农林院校需要,编写《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对科属记载大为精简,但增加了演化与分类的关系和植物分类学原理两章,此外,还增加了高等植物鉴定方法,标本室建立,植物分类学术语词汇,植物命名法等4章。此书虽称简编,但内容更加充实,并有若干精美插图,此书在1958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再版,是一本较好的植物分类学教科书。

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植物学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胡老很重视科学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1955年,胡老与孙醒东教授合编《国产牧草植物》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我国原产野生的和引种牧草230种,分属21科102属,至今仍为调查研究栽培牧草工作者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出版《经济植物学》一书,中华书局出版,内容包括农作物、果树、蔬菜和多种工业原料植物。胡老认为,植物分类学是对资源开发利用最为基础的学科,尚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必要,并应提供一部综合性资料。他决心编写《经济植物手册》,内容从蕨类开始到种子植物各科,分属叙述我国原产的全部经济植物种类,以及自国外引种常见的经济植物。胡老在编著过程中,日夜工作,常常早晨两三点就起床,伏案工作到黎明。此书现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卷,由于胡老健康关系,尚有一卷未能完成。

胡老在大学教书,经常亲自率领学生及助教到各地采集标本,并进行野外植被观察。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最先做大规模调查采集的是北京大学教授钟观光(1896—1937),他曾旅行到华南、西南和华北11省,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胡老是继钟观光后的第二人。1919年,他在浙江天台、雁荡、松阳、龙泉、小九华山、仙华岭,经过瑞昌、开化、建德和东、西天目山等地,采得大量植物标本。1920年春,又去江西吉安、赣州、宁都、建昌、广信及福建武夷山区采集。接着秦仁昌先生在胡老指导下,再次去浙江省台州、温州及安徽省南部采得大量植物标本,均有重要的发现。

胡老一生发表论文百余篇,早期作品多属调查报告或考订文章,如浙江、江西等省的植物名录等,后来主要研究分类学,发表了许多新种、新属、新科和一个多元分类系统。此外,在植物区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等方面,写出了重要论文或专著,使这些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得到启蒙,很多国内外科学家公认胡老是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绝非过誉。

水杉科植物原系化石。1941年此种植物在四川万县首次采到标本,若干树木学家不识其为何种,经胡老与郑万钧共同研究,确定其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在1941年发表的两种化石同为一属植物,并在1948年命以新的种名。这一植物活化石的发现使世界植物学界为之震惊,是胡老融合古今植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胡老博才多学,在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各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青年时代,广泛阅读古文、诗话和外国文学作品。著有《中国文学改良论》《文学之标准》《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章。他还集著有《蜻洲游草》《忏庵诗稿》(忏庵,胡老的号)、《步曾词》《忏庵丛话》等文集。

胡老喜用诗歌形式,把自己经历的重大事迹和科研成果记录下来。在水杉发表后13年,胡老在1962年写成水杉歌,长约500字,刊载在196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和他的遗著《忏庵诗稿》中。内容主要记载地球历史自白垩纪以后一亿多年间,欧亚大陆的变化和古代植物繁盛情况,由于第三纪后各大洲为冰河覆盖,大片水杉林木灭亡形成了化石,只有我国四川、湖北的局部地区残留了这一树种。我国原有苏铁、银杏等活化石,早已知名于全世界,近年续有水杉、银杉和恐龙等发现,说明我国动植物种类的丰富。

今年是胡老诞生90周年,也是中国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仅写此文以兹纪念。

(原文载于《植物杂志》1983年第4期,第40—42页)


[1]俞德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