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第一节　导论

一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有着“世界经济发动机”之称的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国际贸易，被同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直接投资所赶超。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直接投资以前所未有的趋势高速增长，跨国公司也随之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如图1—1所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直接投资额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跨国直接投资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发动机。[1]

而从图1—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造成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因素，不仅包括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包括全球区域发展、国家发展及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战略调整等内外部因素的相互影响。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发展的多极化，在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为代表的金砖五国（BRICS）的引导下，特别是在国际区域间分工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影响下，分工主体也由旧有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形式向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形式过渡，科技进步与地域分工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显现得越发重要。与此同时，2008 年9月，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以及在此之后，影响欧洲各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得扑朔迷离，也使得人们对世界经济的走势，特别是对作为世界经济主引擎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充满期待。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通过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投资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来改善跨国公司的投资环境。特别是以2001年底成功加入WTO为转折点，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吸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也成为中国政府招商引资、全面提升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从1978年到2012年6月，在华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约490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已经达到1600余家。[2]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相关统计显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率每增长1％，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达到0.3％—0.4％。在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以5.878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联合国贸发会2012年至2014年跨国公司最具投资前景的10个东道经济体的排序中，领先于第二名的美国，排名第一。[3]

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结合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路径，归纳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对中国如何引导跨国公司建设美丽中国，特别是如何利用外资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有明显的指导意义，也对中国政府对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政策制定及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着明显的借鉴作用。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开始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张与成长，对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传统的经典跨国公司理论和动态环境下的跨国公司新理论。

1.经典跨国公司理论

最初，学者们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更注重通过对“经营优势的分析”，来解释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原因和运营的方式，其出发点往往表现为国家经济利益或是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分别代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主要代表性理论有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模型（PLC模型）、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

（1）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先驱，其是在1960年，由有着“跨国公司理论之父”之称的斯蒂芬·海默（Stephen H.Hymer）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的。他以美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具体提出了以公司优势为中心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4]随后，该理论经过其导师金德尔伯格及其他学者的扩展与发展，形成了著名的垄断优势理论（Specific Advantage Theory）。海默认为，由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不对等性所导致的不完全的市场竞争是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原因。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只有通过自身的垄断优势，来弥补由于新进入地区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经营成本的增加，并保持自身利润的增长。而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垄断优势主要通过技术优势、管理经验、资金实力、经济规模、营销网络等来实现。而在此之后，约翰逊（H.G.Johnson）通过对知识资产在跨国投资转移中的研究，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通过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划分为进攻性投资和防御性投资两类，一同从寡占的角度对垄断优势理论进行了发展与完善。

（2）产品生命周期模型（PLC模型）。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弗农教授（R.G.Vernon），在其1966年发表的论文中，以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为背景，通过运用动态的方法，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角度，确立了产品生命周期模型［Product Life Cycle （PLC）模型］。该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高速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解释。弗农认为跨国经营发展是产品及其产业生命周期特定阶段演化的结果，并把产品生命周期分成三个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5]弗农同时也认识到，以海默为代表的垄断优势论只停留在跨国公司发展的静态阶段，应该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6]1974年，弗农通过寡头市场行为概念的引入，进一步修正了产品生命周期模型（PLC模型）。

（3）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Theory of Internalization）最早是由英国学者巴克利（P.Buckley）和卡森（M.Casson）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跨国公司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该理论以科斯（Ronlad H.Coase）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人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阐述了企业跨国投资的原因。强调以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为代表的中间产品更类似于一种公共产品，其公共产品的属性导致了两个关键问题的产生——容易转移及难以保护。[7]该理论认为，当企业原有的市场与东道国市场出现不完全竞争时，企业为了克服东道国市场的失效，降低交易成本，往往通过内部化的手段来保护自有产品的优势，以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企业为了维持利润最大化，必须使其内部化的成本小于其内部化的利润。内部化理论是国外科研机构对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随后，又产生了不同分支，如表1—1所示。

（4）边际产业理论。

边际产业理论也被学者称作比较优势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to Investment），它是由日本著名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对日本与美国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对比分析得出的。他打破了原有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概念的界定，更好地解释日本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相对于基于微观层面的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小岛清更注重从国际分工这个宏观层面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小岛清通过边际产业理论，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进口替代贸易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互补贸易，进口替代贸易更加强调的是对贸易的代替性，而互补贸易则更强调的是对贸易的创造性。其理论内涵在于针对国家层面上的“边际产业”在别国的相对优势而进行的再投资与利用，进而将其产业化，通过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公司的生产要素再重新组合，在投资国与东道国构成一个完整的企业的生态系统，通过比较利润的获取，达到跨国企业投资的利益最大化目的。

（5）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又被学界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邓宁（John Harry Dunning）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在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经济意义分析时所发表的《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多国企业：折中理论探索》一文中提出的，并在1981年通过发表投资发展理论[8]，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与修正。他综合了之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从以海默为代表的垄断优势论中的所有权优势、以卡森和巴克利为代表的内部化理论中的内部化优势以及来自区位经济学中的相关知识中，提出了以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区位特定优势（L）为代表的OIL范式模型。他认为东道国的区位特定优势作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的拉动下，最终形成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经济体之间，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所进行的跨国投资行为。邓宁通过“三优势模式”（OIL Paradigm），从国家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国家间的优势以及不平衡的分布，比较综合地说明了三种优势和三种国际经营方式的直接相互联系[9]，很好地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地点的选择和对外运营的扩张等现象。

2.跨国公司新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在21世纪初的这十年间，随着以信息、经济、资源为代表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以中小企业跨国发展、发展中国家吸引跨国投资的比例不断增加所显现出的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学术界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以资源和能力为基础，通过跨国经营和跨国管理来获取复杂动态环境中的持续竞争优势（如图1—3），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理论、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1）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理论。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理论是由英国著名学者基思·W.格莱斯特（Keith W.Glaister）和彼得·J.巴克利（Peter J.Buckley）在分析英国企业间联盟动机时最先提出的。其主要表现在当前复杂社会网络所导致的不确定条件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企业为了降低营运成本，取得既定的目标，企业间所采取的一种“抱团取暖”的长期行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威廉森的交易成本论（Transaction Costs Thesis）、查理森的技术协调理论（Technical Coordination Thesis）、市场权力论（Market Power Thesis）等。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表现出了一种介于科层与市场之间的新型组织方式。它强调的是企业间通过横向、纵向、混合等形式的战略联盟，为了联盟间企业的既定目标，保持长时间的合作，在合理分配所有权和彼此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分担经营风险、产品研发合理化、产品生产规模化、技术互补与转移等方式，来应对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取得企业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它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柔性的企业间竞争，各大跨国企业也在这个环境中不断完成对知识与技术的再创新。

（2）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中介服务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由1988年的40％上升到了2003年的60％以上。[10]而由于服务业具有区别于传统制造业的无形性、不可贸易性、即时性等特征，学者们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进行研究：一方面是通过对原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调整、延伸来解释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某些相对具体的行业领域进行分析研究。

其中，有的学者（例如，Yair Aharomi和Lilach Nachum）提出了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扩张动因理论。[11]该理论指出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最初是跟随着其服务对象，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的进入而进入，而随着东道国经济体制自由化的提升、科技进步促进了服务可贸易性的发展以及服务业公司跨国竞争意识的提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最终促成了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有经济学家（例如，Erramilli和M.Krishna）根据跨国服务企业进入市场的分析，提出了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理论。进入模式理论将跨国服务企业根据其控制权分为全资子公司、合资公司及合同安排三类，对应客户跟随型和市场寻求型两种进入模式。市场寻求型企业由于缺乏相对于客户跟随型企业所拥有的相应海外市场知识，而对于东道国实体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合作倾向。

（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传统的跨国公司直投投资理论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因其特有的优势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并未具体涉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为此，邓宁（J.Dunning）通过对其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延伸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IDP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理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邓宁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阶段的分类，结合OIL范式模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阶段演进。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与吸收外资水平的高低有着紧密联系，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该国的对外投资数量成正相关性。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在其《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一书中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所拥有的相对优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在本国投资的跨国公司由于技术溢出等原因而导致的外溢的技术与管理方法的改进与吸收，形成了本土化的新市场优势，强调全球市场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二）国内研究成果

中国国内对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由于经济体制、理论等问题，大致经历了批判、引进与发展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重视。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之后，随着外资逐步进入中国，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外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理论进行引进并予以借鉴。在此之后，利用跨国投资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对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王志乐[12]通过对中国企业产能和亚太区位优势的分析，提出了我国企业利用外资的技术与管理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的措施与面临的困难。宝贡敏[13]在对中国转型企业实施对外投资的失败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时必须以龙头企业为基础，明确相对优势，利用规模效应与全球资源。冼国明、杨锐[14]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强调的是动态技术累积和竞争策略对发展中国家FDI的含义。沈坤荣[15]指出中国国际化已由贸易导向转向资本导向，提出了在新国际格局下如何合理利用外资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毛蕴诗、程艳萍[16]通过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分析，阐述了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的分散性的形成原因主要为适应当地化的需求、缩短研发周期、获取技术溢出和迎合东道国的政策，表现为并购、国际合作、生产许可等方式。江小涓[17]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三十年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论述了在不同阶段跨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与技术的推动作用。白洁（2009）分析了1985—2006年中国公司对14个国家地区跨国直接投资的数据，指出了通过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断增长，但中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方向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钟昌标[18]通过对1986—2008年中国各省市间各类经济数量指标的分析，指出外资在一地区投资，不仅会通过技术外溢等方式带动本产业的发展，而且还会通过渗透的方式提升该地区其他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学者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上，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国研究能力的提升，中国学者也逐渐从通过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研究转向通过对数据与案例的分析，来验证、发展与完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理论。

第二节　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和特点

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活动的主要方式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FDI）和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IT），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进行有效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的成长便是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过程。全球跨国投资的大规模增长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全球直接投资年均流量只有500亿美元，但此后全球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到2007年全球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19755.4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7年，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全球直接投资增长了40倍。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起，全球直接投资快速跌落，2009年全球直接投资降至1.1万亿美元。但是，金融危机并没有停止生产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全球经济想要摆脱低迷状态并重回上升轨道，终归需要依托结构调整与重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将是重要的路径和平台。2010年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直接投资止跌回稳，逐步小幅回升，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升至1.5万亿美元。根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2012》的预测，全球直接投资将于2013年达到1.8万亿美元，于2014年达到1.9万亿美元。跨国公司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跨国公司战略技术联盟的地位不断上升

根据美国国家基金会出版的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2010显示，自1980年至2006年，全球共建立了13308个技术联盟，总体趋势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为7.4％。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企业间的技术联盟保持着年均近10％的增长。在2006年建立的898个企业间的技术联盟中，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联盟分别为526个和206个，占到了总数的81.5％[19]，如图1—4所示。

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竞争的加剧，各大跨国公司也不断增加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如表1—2所示，2011年位列世界研发前100强的公司，对技术研发投入的总额达到了空前的2915.9亿欧元（约合3769.3亿美元）。[20]市场对技术的诉求，成为当今各大跨国公司争夺与巩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而由于技术自身的无形性和技术研发的高投入与高风险，通过分工合作、共同竞争、选择组合，采取以企业间的技术联盟与技术合作的方式，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弥补自身的战略缺口，也成为各大跨国公司发展的选择。

以目前最为世人熟知的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是美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前身是1977年正式注册成立的苹果电脑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库比提诺，2007年更名为苹果公司。其核心业务是电子科技产品，先后推出了iPod、iPhone、iPad等风靡全球并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电子产品，而其产品的特点是注重用户与产品之间交互式体验的创新研发。2011年摘得全球市值桂冠的苹果公司，在2012年的市值更是达到了6200亿美元，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值钱的公司。

苹果公司一向被公认为全球创新的典范，但公司在2011年的研发费用只有18.8亿欧元（约合24.4亿美元），研发费用排名世界第59位，研发支出也仅占其全年营业收入的2.2％。而在之前的2010年，仅有13.3亿欧元（约合17.3亿美元）。[21]

博斯公司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范贺文（Steven Veldhoen）认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在于投入的多少，而是在于以何种方式将这些研发资金用于人才、流程和工具。研发支出的多少不能保证带来更多的财务收益和创新成功”。

的确，根据图1—5可以明显地看出，在2007年到2011年这五年间，苹果公司的产品销售额不断扩大，利润也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产品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苹果公司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便是通过与其上下游企业间广泛的战略技术联盟，在满足自我核心研发需求的情况下，降低高额的研发投入。

苹果公司在完善自主创新的同时，与全球各大相关厂商结成战略技术联盟。如处理器构架设计方面的ARM-holdings、液晶显示面板生产领域的LG、半导体生产领域的三星、CPU研发领域的Intel、代工生产领域的富士康、通信运营领域的AT＆T等，公司通过与相关公司的战略联盟，掌握各公司新近研发动态，结合自己产品的设计需求，与联盟间各大公司进行联合研发与改进，为苹果公司生产其所需要的产品。而后，苹果则通过技术联盟中相关技术与销售协议，将苹果的相关产品代理给联盟内的企业销售，从而形成了苹果公司这个庞大的产业链生态系统，如图1—6所示。

正是通过这个基于横向与纵向、合作与竞争的技术战略联盟而生产的生态链系统，使苹果成为世界公司中的典范，坐拥市值第一公司的宝座。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战略技术联盟，正是通过对彼此综合优势的充分利用，通过有效的合作，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与研发成本，相互共享经营资源；通过战略联盟内企业彼此的相互协调，对技术进行学习和再创造，以达到维持企业发展和保持利润最大化的诉求。

二　跨国并购的行业范围广泛且垄断性强化

2011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约为5260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870亿美元，增幅55.5％。在经过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及2009年危及欧洲多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好转，跨国直接投资的趋暖，跨国并购在其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如表1—3所示。来自汤森路透统计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企业并购金额将近1.11万亿美元，较2011年同期下降了21.5％。[22]

2006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达到21世纪初最高的11180亿美元，占到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额的79.2％。但随之在2007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后一路降至2009年的2500亿美元，仅占当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额的20.9％。而与此同时，全球跨国公司并购交易量也由2007年的7018笔降到了2009年的4239笔，如图1—7所示，在跨国直接投资不断恢复的前提下，跨国并购的金额及其数目也逐渐提升，在2011年恢复到了2006年的水平。

我们可以从图1—7中明显地看到，在跨国直接投资额不断恢复的前提下，跨国并购的金额及其数目也逐渐提升，在2011年分别恢复到了2005年和2006年的水平。但三大产业在跨国并购中的比例，却于2005年有着明显的变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相关分类，2005年的基础产业（Primary）、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ing）、服务业（Services）的跨国并购净收购额（Net purchases）分别为28亿美元、1188亿美元和3406亿美元，而2011年则分别为630亿美元、2086亿美元、2543亿美元。通过图1—8可以明显地看出，在2011年，三大产业在跨国并购净收购额的比重（基础产业、工业制造业比金融危机前），与跨国并购总额相近的2005年相比有着明显的提升。

通过表1—4则可以看出，在金融海啸之后的2009年至2011年，基础产业、工业制造业在跨国并购净收购额中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跨国并购的行业范围也更加广泛。

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跨国并购的金额和规模纷纷下滑，但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作用下，各个产业的大额并购也不断上升。在这轮金融危机中，一方面，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公司，由于经营或者战略失误而落入举步维艰的地步，此时，寻求外部融资和重组则成为其最佳的选择。另一方面，那些在危机中独善其身经营良好的企业，同时可以抓住因为金融危机而降低的并购成本的机遇，来提高自己的市场份额，进而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

根据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的OLI范式模型——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跨国公司最根本的优势是在建立以所有权优势，即垄断优势为前提的市场。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维持既有优势和创造新的优势，继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其垄断优势的持续性。[23]在2009—2011年的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跨国并购案中，以通信信息及生物制药领域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占到了同年十大并购总额的32.2％、38.3％和40.0％。[24]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和对时效性的特殊要求，使它们彼此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更多地选择通过并购的方式与竞争企业形成联合，从之前对利润的竞争关系走向对垄断利润的共享。

以2009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排名第一的瑞士罗氏公司（Roche Holding AG）对美国Genentech Inc的并购和2010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排名第二的印度Bharti Airtel Ltd.公司对尼日利亚Zain Africa BV公司的并购为例。瑞士的罗氏公司在制药和诊断领域，是世界领先的以研发为基础的健康事业巨头，2009年通过斥资467亿美元将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美国的Genentech Inc收入囊中，合并后的公司不仅拥有了在生物医药方面更强的研发能力，也成为美国的第七大制药公司。

而2010年印度的Bharti Airtel Ltd.公司通过对尼日利亚Zain Africa BV公司总额107亿美元的注资，完成了其对Zain Africa BV公司的完全控股，完善了其原先所在电信运营领域缺失的无线通信领域，同时也为其在尼日利亚开展电信运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同的案例也发生在2011年排名全球跨国并购额第二、在信息通信领域有重要影响的荷兰的VimpelCom Ltd.公司对意大利Weather Investments Srl公司的全额收购。

在以信息技术竞争为核心的新态势下，这种技术联合型的跨国并购，不但使收购公司获取了被收购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同时也使其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以生产和销售网络为依托的区位优势，让公司的商品从最初的技术研发，到最终的市场销售形成全面垄断，使全球并购的行业范围越发广泛，同时表现出垄断性的不断加强。

三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追求产业和知识的聚集效应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驱动了更加完善的劳动分工体系和更低成本的远距离传输，使得协调不同链条上的劳动分工成为当代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中之重。根据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在经历过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外国子公司总资产和外国子公司员工人数，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相比在2011年大幅提升。外国子公司总资产由2005—2007年危机前的平均水平43623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821310亿美元；外国子公司员工人数也由2005—2007年危机前的平均水平5159万人，提升到了2011年的6907万人。[25]

跨国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在世界地域上日趋分散，但从跨国公司的资金流向上来看，跨国直接投资的地域却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及中国、巴西、印度等少数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聚集，即跨国公司将自己的海外公司设立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与本企业相配套的区域，继而形成互惠互利的聚集经济。由早期的以地方中小企业为主导的，自发聚集发展的演化过程，转向与外界紧密联系的内外交流的发展过程。表1—5所示的是世界上著名的聚集经济区。

根据著名学者薛求知的研究，对跨国公司参与的现象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生产型知识聚集、技术型知识聚集和市场型知识聚集[26]。

生产型知识聚集主要集中在以瑞士的制表区、日本的丰田城、中国台湾地区新竹的半导体硬件等为代表的制造性产业。它主要集中在要素成本较低的地区，更加强调聚集区域企业间分工、协作网络的通畅。跨国公司参与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将部分生产性价值链外包，虽然主要由当地的小企业网络组成，跨国公司没有直接进入，但是这些产业所服务的客户却大部分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通过把外界信息传递给该区域的生产系统，将该集群产业链归入全球运作的市场网络。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新竹工业园，当地的许多像宏基、华硕等世界级的企业都是从为美国的苹果、IBM、惠普等跨国公司定点生产（OEM）起家，体现出柔性生产系统。另一种是跨国公司作为参与者获取分工协作的成本或效率优势。如日本的丰田城以及丰田公司与供货商集群共同开发的Just-in-time系统。

而技术型知识聚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硅谷、北卡三角科学园及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地区。这里的企业主要为高科技公司，强调的是隐性知识的传播、扩散与创新及高科技人才的聚集。跨国公司为了获取当地隐性知识和全球或区域性的优秀人才，必须扎根当地的网络之中，成为直接的参与者。在美国的硅谷，许多像IBM、微软等国际上知名的跨国公司纷纷在此将财力、物力、人力资本投入到该区域或支持本地区供应商的活动，或将公司总部迁于此，或将全球研发中心搬入该地区。因为只有参与到该地区的创新网络中，才能获取聚集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与硅谷有着类似技术型知识产业聚集的印度的班加罗尔，也吸引着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例如思科、朗讯、西门子、德州仪器等。从20世纪90年印度电子工业部批准成立软件园区，截至2010年，班加罗尔的软件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图1—9所示。借助班加罗尔软件园的聚集效应，印度也一举成为全球软件离岸外包的最大受惠国。

相比较生产型知识聚集和技术型知识聚集而言，市场型知识聚集则普遍集中在世界级大城市、市场的国际性枢纽地区、信息的高度集散地。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银行、证券等服务性金融产业，如英国伦敦金融区、德国的法兰克福金融区、中国的香港金融区。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的进入，不仅是为了在世界信息搜索与转移的网络中获取重要信息、满足区域市场的需求，更是为了向周边地区的子公司及其相应的分支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以中国香港金融集群为例，集群的结构为对称性结构，即没有任一家跨国公司在集群中居于领导地位。尽管没有孕育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但形成了大量服务于当地市场的跨国公司的地方企业。[27]

四　品牌营销成为跨国公司营销的重点

全球市场的整合，导致了消费者爱好的趋同[28]，鼓励了各个组织去搜索更加有竞争力的全球企业位置。在此背景下，全球化被定义为全世界的大量商品和有价值服务的创造[29]。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努力，导致了全球品牌的大力发展和推广。因此，随着竞争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成功取决于在众多国家的能力的定位和品牌的管理[30]。

如表1—6所示，根据2012年Interbrand公司最新发布的Best Global Brands2012，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以778.39亿美元的品牌价值问鼎世界最有价值品牌的桂冠。通过与《财富》杂志发布的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的横向比对，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仅以465.42亿美元的营业收入、85.72亿美元的利润位居世界500强企业的第212位。而位居世界500强第一位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达到了4844.89亿美元和309.18亿美元，品牌价值仅以47.88亿美元排在了全球品牌价值的第75位。可见，企业的规模与收入并不能完全支配企业的品牌价值。

通过品牌价值排名前十名的公司，可以将这十家跨国公司归类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食品产业和装备制造三大产业中。其中，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企业有苹果公司（Apple）、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谷歌（Google）、微软（Mircosoft）、英特尔公司（Intel）和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共6家公司；食品产业的企业有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和麦当劳（Mcdonald's）两家公司；装备制造的企业有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和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两家公司。通过对品牌价值排名前十名公司产业分布的分析，不难看出，企业品牌价值高的企业多为注重宣传与品牌营销的企业。如图1—10所示，2012年世界品牌价值增长最快的5家公司分别为苹果公司、谷歌、亚马逊、三星和巴宝瑞。

我们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的品牌价值由2011年的339.42亿美元，一举增加到了2012年的765.98亿美元。在当今时代，对企业产品的塑造不单单是通过营销，而是转向对企业品牌的营销。在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价格战的打响也使得消费者对高定价的国际品牌的忠诚度逐渐降低，消费者表现出更加趋向于理性的消费行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苹果公司通过对产品、消费者和企业三者之间关系的合理把握，通过对苹果品牌文化的建立、发展与维护，进而达到品牌营销的目的。苹果公司将Switch设计为公司的口号，Think Different的理念贯穿于经营始终，将“改变人们生活方式”技术应用于实践，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建立有自己完善产品产业链的硬件与软件系统。通过创新与时尚的搭配，不断提升着消费者对苹果品牌的忠诚度。从2007年6月29日带有颠覆性的iPhone手机在美国上市，到2011年2月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苹果系列手机便超越老牌手机生产厂商NOKIA，取得被NOKIA占据15年之久的世界手机销量第一的宝座。在此之后，苹果公司更是通过在2010年1月27 日iPad的发售，开创了平板电脑的新纪元。通过对产品的设计，完成对产品品牌的再塑造，通过品牌的营销来使企业在全球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稳定增长并寻求突破，已经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

第三节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817年的美国企业在华开展的经营活动，而在此之后，其多伴随着以军事入侵为目的的经济入侵，如1904年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便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办事处，1936年同样来自德国的奔驰公司也参与了上海火车的装备。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外商连续直接投资理论（Sequenti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由Johanson、Kogut等人提出）的视角[31]，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是一个稳步连续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在中国经济不断飞速发展的促进下和巨大市场需求的带动下，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展开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华投资经营活动。

如图1—11所示，从1979年至2011年的33年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情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992年为分界线，第一阶段为1979年到1991年，主要是外商试探性投资阶段。当时外商的投资规模并不大，1992年大幅超越1991年的115.54亿美元，达到192.03亿美元，从而进入以持续增长与高速发展著称的第二阶段。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则进入以调整与稳定相适宜的第三阶段[32]。

一　1979—1991年：试探性投资阶段

在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首个十年，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对中国政策缺乏必要的信心，其在中国的早期投资表现出一定的试探性。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了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初步确立了以利用外资和建立涉外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方针政策。之后，为了加快吸引外资政策的落实，全国人大在1979年7月通过了《外国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国内经济实体与国外投资者共同成立合资企业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等配套法律法规也相继颁布。1983年5月，随着全国第一次利用外资工作会议的召开，确认了外资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法》和《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相继在1986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获得通过。在立法的同时，中国政府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及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并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14个沿海城市。这个时期，中国引进利用外资数量迅速增加，1984年开始实际利用外资便超过10亿美元，1986年更是突破20亿美元。至此，中国引进外资事业逐步进入正轨。[33]

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刚刚起步，原有的美国跨国公司一统天下的旧有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于欧共体成员国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与美国跨国公司共同发展。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的数量与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充。20世纪80年代，金融国际化在席卷全球的经济自由化浪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也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适时地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缺乏引进外资经验且投资软硬环境不完善，冷战的思维及长时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缺乏信心，在对华投资发展上有所保留。（1）从投资流量及增长速度来看，1983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实际投资的金额为9.16亿美元，1991年也仅为43.66亿美元，投资流量较小，增长速度较慢（见表1—7）。跨国公司投资金额的增速远远落后于项目数的增速，呈现出单体规模平均较小，甚至出现1万—2万美元的小型投资。投资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较低层次的成套设备的出口和相关技术的转让。跨国公司则是在转让技术、设备的过程中对合作伙伴进行筛选，为下一步在中国投资建厂做准备。

（2）跨国公司在投资战略上注重短期效应，总体上处于尝试阶段。例如，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初期，70％以上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期限短、风险较小的服务业。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主要是利用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来增强竞争优势，将产品返销日本国内或者转销至国际市场。[34]

（3）跨国公司在资金来源方面，港澳地区的资本占到总额的70％以上，投资者主要以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为主。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上缺乏系统性的规划。

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属于适应期，由于其对中国市场不熟悉，跨国投资还处于投资的初始阶段，其投资目标主要是收集中国市场与政策信息。

二　1992—2001年：持续增长与高速发展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992—2001年），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全方位、系统性地进入中国市场，迅速展开其在华市场的战略布局。通过对制造业的转移，充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资源，获取低成本竞争优势。同时，由于第一阶段信息收集的完成，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逐步构建自己的生产与销售网络。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指明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此同时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市场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与完善，中国政府于1995年第一次出台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详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个方面，对外资行业进入进行判断与分类。将原有不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如保险、金融、商业乃至一些基础产业及主导行业进行了有条件的对外开放。对外资开放的区域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6个沿江港口城市、13个内陆边界城市及18个内陆省会城市等，在全国区域内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来，逐步填补了“双缺口”模型中所涉及的储蓄和外汇缺口后，又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弥补技术、管理和人才方面的缺失。在吸收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不再是单纯地追求绝对数量上的外资增长，而是开始着眼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通过吸收高质量与高效益的外资企业，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把引进和利用外资看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的重要途径[35]。

在国际环境上，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代替了原有的冷战对抗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发显著。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规模，伴随着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步伐，在社会政治稳定、市场容量广阔、投资环境不断健全等利好条件的刺激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迅速增长。通过在中国投资第一阶段经验的累积，跨国公司更加理智地从战略的角度开始对中国市场进行连续的投资，规划在华投资发展的远景。

这一时期，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的试探性阶段，跨国公司的投资数量与规模大幅增加。199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10.08亿美元，是1991年43.66亿美元的2.5倍；而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更是达到48764个，超过了1979—1991年13年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总和。[36]200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更是达到了468.8亿美元，是1992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4倍之多。同时，单项项目的投资规模逐步上升。1992年平均每个项目实际利用外资仅为22.4万美元，而2001年达到了154.4万美元（如表1—7、表1—8）。其中不乏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广东惠州投资43亿美元的中海壳牌石油化工工程。

大型跨国公司成为对华投资的主力军。“全球500强”中有近400家企业在这个时期选择来华投资，纷纷将中国列为全球投资的重点区域。例如日本的索尼、三菱、日立，德国的大众、汉高，法国的标致雪铁龙，美国的摩托罗拉、克莱斯勒，英国的联合利华，荷兰的皇家飞利浦等跨国公司。且像美国通用电器、德国西门子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更是在这个时期急剧扩张，西门子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仅为两个，而到了同时期的90年代则超过了50个。这些“全球500强”公司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先进、项目之间关联性强、管理运行规范且与中方履行合同状况良好。尤其是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使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跨国投资大幅增加。而得益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在这个时期同步确立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跨国公司与本土竞争对手的不断涌入，为了争夺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开始在华建立其独立的研发机构，以便提供能够满足、适应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应对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例如，1995年9月，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在北京成立了其全球设立的八个研究中心之一的中国研究中心，IBM北京中国研发中心的成立也成为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第一家独立研发机构。在此之后的1998年，全球著名的软件开发商微软在中国北京成立其本土之外的第二个研究院即微软中国研究院。在此期间，大众、宝洁、朗讯、摩托罗拉、松下、三星等企业也纷纷在中国设立自己的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设立，使得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研发本地化时期。

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按传统习惯，我们把中国地域按区位特征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东部地区是指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部地区是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是指陕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7]。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特有的地理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所实施的自沿海向内陆逐层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套执行的相关政策倾斜优惠，使得更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软件和硬件条件更为优越的中国东部地区进行投资。根据对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整理，从图1—12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投资越发明显与集中。

三　2002年至今：调整与稳定阶段

伴随着中国政府对外资政策由量到质的调整，结合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也调整了在中国的投资战略，中国市场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加快了在华研发中心、地区总部和全球采购中心的建设，更加明确了在华“本土化”发展的战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也不断增加。表1—9为2002—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各项指标。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回归国际贸易组织（WTO），基于世贸组织互惠互利的原则，中国对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修改，并以时间表的形式列出了中国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对跨国企业开放的具体实施方案。中国政府在2004年颁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旨在通过对高质量外资的利用来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2008年对其进行了修订，更加突出了中西部地区在外资引进中的比较优势及对东部地区产业衔接的需求。在2010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联合多部委在2002年、2004年、2007年和2011年分别对1995年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调整与修订，从农林牧副渔、采矿业、制造业、能源、服务、科教文卫等多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行为进行引导。在最新的2011年版的目录总条目中，相比2007年版，鼓励类条目增加了3条，限制类条目减少了7条，禁止类条目减少了1条。通过对目录中条目的增减，有效调控相关产业的投资类别，促进提升产业结构，培育新型战略产业。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增加了知识产权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等9项条目，来促进其发展。在2010年，中国政府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跨国企业超国民待遇，旨在希望通过自身的广阔市场，在服务于跨国企业的同时，也为本国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发展机会，提升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2003年，中国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总额达到535.05亿美元，同年美国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总额为297.72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额第一的国家，占到全球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总额5595.76亿美元的近10％。[38]如图1—13所示，通过分析2002—2011年世界及中国FDI发展增长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在2003年以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增幅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一度出现严重的负增长。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却依旧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增长趋势，在经历了2009年的谷底之后，到2010年全球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又呈现出增长的趋势。[39]

通过以上数据结合中国政府的外资政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2年以后，对中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由2002年的527.43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1177亿美元，十年间的增速超过了200％，单项跨国直接投资规模所占的比例不断提升。中国依旧以其庞大市场形成的强大吸引力，吸引着全球跨国公司投资者的目光，这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拥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伴随着不断上升的劳务成本而逐渐消退，中国政府也改变了对“以市场换技术”的基本理解，取消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的超国民待遇，强调通过政策的引导，进一步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跨国公司则积极应对，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或者外迁工厂，来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满足中国结构转型发展产业的引进，特别是以服务业、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相关产业的进入，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获取其新的利润增长点。

第四节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趋势

在2007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爆发之后，曾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风光无限的虚拟经济遭到重创，实体经济也由于国际贸易发展预期降低、跨国公司经营风险不可控程度加强和市场流动性水平下降，而减少了跨国直接投资的项目与金额，以效率与资源寻求型为目的的跨国公司，更加强调对市场的诉求。与此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中国，2007—2009年GDP一直位于世界第三位，而在此之后至2011年，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2008年，中国政府随之推出了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国再次成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在一系列复杂条件的影响之下，跨国公司通过对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相关利益联系与再平衡的措施（见图1—14），调整着其在中国的投资战略，显现的新趋势与特点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跨国公司投资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增加

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由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区位优势逐渐消失，在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更多的跨国公司选择了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上下游环节的扩张，来完成在华企业的转型，以此达到对潜在市场的更好挖掘与开拓。

如表1—10所示，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分类中，制造业依然占据市场份额第一的比重。但是，制造业在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却由2007年的54.66％，一路下降到了2011年的44.91％。由此可见，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制造业，在外商投资中的份额正在被其他新进产业所蚕食。同时，与制造业本身相关联的跨国企业，也在根据中国政府政策及跨国公司战略的需求，进行着结构与功能的调整。一方面，把科技含量不高、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影响较大的产业，如鞋帽制造、服装加工业等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企业迁移到像越南、缅甸这种劳动力价格更加便宜的国家地区；另一方面，通过对像化学原料及制品、医药制造企业等高技术、高投入产业上、下游行业的扩展，来满足本地市场与全球价值链的需求，确保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根据韩燕、钱春海对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的分类[40]，我们可以把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分为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共计14个类别。

按照其分类，结合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外资在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中企业数量由2002年的34466个增加到2011年的57216个，十年间增长了105.38％；外资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外资投资的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也由2002年的43.96％，提高到了2011年的54.38％。外资投资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的工业产值方面，2002年为20417.12亿人民币，2011年增长到了156099.6亿人民币，十年增长了近6.7倍，而外资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总产值在外资投资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也上升到了71.47％，如图1—15所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中，投资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保持着很高的比例，相较于劳动密集型项目和资源密集型项目，其优势更明显。

在2011年外资投资我国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到了外资投资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总产值的31.10％，位居首位。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分别以17.85％、10.20％、9.88％紧随其后，显然，外商投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优势比较明显，如图1—16所示。

二　服务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

跨国公司为了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同时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由“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向“过剩经济，买方市场”的转变，相应调整了原有的发展战略，更加强调对潜在市场的挖掘，强调大规模、系统化、战略化的发展策略。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对原有产业链的上伸下延或开拓新的领域以保证企业的发展，而这在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服务业在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总额中的比例由危机前的50％，一路下降到了2010年的39％。而工业制造业则从最低的39％上升到了2010年的50％，取代了服务业保持多年的全球跨国投资份额第一的地位。2011年，在工业制造业下降的趋势下，服务业开始缓慢上升，如表1—11所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跨国公司在服务业的投资表现得更加谨慎。

与全球市场上以服务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投资金额大幅下降相反，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服务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情。服务业在中国也被称作第三产业。中国国家统计局将服务业划分为以金融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15大类。通过对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服务业相关领域的投资额分析（见表1—12），可以看出，在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以15大类为代表的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为582.53亿美元，占全国各行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50.21％，而同期第一产业占比为1.73％，第二产业占比为47.06％。在2004年，服务业仅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3.18％，第一产业占比1.84％，第二产业占比74.98％。[41]外资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投资不断增加，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结构趋于合理。

在服务业的相关类别中，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以268.82亿美元、84.25亿美元、83.82亿美元位列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的前三位。如图1—17所示，自2004年起房地产业便以绝对的优势位居服务业外商投资的第一位；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也紧随其后；批发与零售业大幅上升，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大幅增长，一方面源于中国良好的投资潜力，另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不断上涨，吸引了大量热钱的涌入。

在服务业的结构上，主要还是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技术和零售领域。通过对表1—12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通过终端服务业和高技术含量服务业增速的提高，我国服务业产业的质量将进一步提升，结构将更加趋于协调与合理。

以在金融业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外资银行业为例。外资银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大陆是伴随着为其他相关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进入的。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转折点，中国政府《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相继颁布实施，外资金融业迎来了在华的全面发展，如表1—13所示。

截至2011年，外资银行进入的城市由2002年入世前的20个增加到了50个，尤其是在以往所忽视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东北及其中西部地区，新投入设立的网点达到了125个。外资法人银行类机构、分行类机构、支行类机构，分别比2002年入市时增加了21家、183家、389家，外资银行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布局进一步得到合理的优化。另外，以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与投入进一步增加，本地金融能力进一步提升。如表1—14所示。

三　跨国公司投资的集群化和“独资化”趋向日益强化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集群化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在以政府为代表的外力的助推下，主要由外资中小企业投资的产业聚集区，不断地发展壮大，从而形成政府、外资双方齐力推动的产业集群区域。政府希望通过对外资企业的引进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企业则希望通过对先入外资企业的跟进来获取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并获取相应的技术溢出，通过良性的“生态圈”效应，形成各个企业间的协同发展，通过对开放系统的构建，融入全球经营的相应环节。

如图1—18所示，产业集群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是：（1）产业集群的形成初期（Ⅰ），由于当地的自身优势，如廉价的劳动力与潜在的市场以及相应的政策倾斜，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 （2）产业集群逐步发展时期（Ⅱ），集群区域内相关配套设施跟进，地理区位优势弱化，跨国公司在该集群中形成自己新的竞争优势； （3）产业集群高速发展时期（Ⅲ），集群企业间更加强调对彼此间网络优势的转化，更加强调彼此间的协同发展，将集群效应发挥到全球产业链中。

由于中国社会体制的特殊性，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满足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需求，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设立了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给予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而跨国公司也正是在政府外力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格局。截至2011年，我国东部66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部3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2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累积利用外资金额分别为2580亿美元、539.52亿美元、134.13亿美元。[42]外资投向东部地区的聚集趋势明显，如图1—19所示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例。

以地处东部地区、江苏省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截至2011年，连续11年在商务部的综合评比中，位列全国前四。该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台资仁宝公司的进入，仁宝公司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笔记本生产厂商、世界500强企业。而随着仁宝在昆山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以电脑为基础的相关配套产业从电子元器件到PCB （印刷电路板）、从生产到研发的上下游企业的跟进。同时，也吸引了世界排名前五位的电脑笔记本生产厂商相继落户昆山。如表1—15所示，在2007年昆山市的规模以上企业笔记本电脑的产量已经达到了3216.6万台。而在此之后的2010年，其产量更是超过了1亿台[43]，根据同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平均每两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来自昆山，而昆山借助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优势，成为世界名副其实的“笔记本之都”。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直接投资，从进入中国到2012年，已经经历了30多个年头。外资进入中国的途径多种多样，按照其先后顺序，根据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方式来分类，主要可以分为以技术转让为代表的合作企业、以共同出资为代表的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即外资独资企业）三类。

外资在华投资的初期，主要是通过出售、转让自己成熟的技术、设备，来与中方企业进行合作经营。而在此之后，外资通过对中方合作企业的考察，选择了适合自身战略发展的中方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在华投资规模。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合资企业的本质是合资方付出彼此共同需要的资源，以此来维持合资方之间彼此平衡的关系，继而获取各自的利益。但是，当一方的技术被另一方获得，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往往技术的获取方将会采取增资扩股或者投资的方式来确保利润的最大化。

通过图1—20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1996—2011年，跨国公司在华各项投资中，以独资企业为代表的外商企业的数量，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总项目数的增长而不断增加。但合资经营企业的数量却缓慢下降。同时期外商投资项目中的独资外商企业项目的比重由1996年的36.9％，上升到最高的2008年的81.4％，并在此之后一直保持在80％的水平；而合资企业项目的比重却由1996年的51.4％，一路下降到2011年的18.1％。[44]外商独资企业在项目数量上不断增加。

而根据近十年来（见表1—16）的相关数据，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中，独资外资企业的金额由2002年的317.25亿美元，以年均12.8％的速度逐年上升，并在2011年达到了912.05亿美元。独资外资企业金额在外资直接投资金额的比例，也由2002年的60.2％提高到2011年的78.6％。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在新近设立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占外资投资总额的比例上都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交易费用视角下的内部化理论，基于以利益最大化为诉求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历了合作企业、合资企业发展的两个阶段之后，由于中国的市场化体制不断与全球接轨、市场投资环境的不断提升与完善，以及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在技术创新日益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其更倾向于以独资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对核心技术的独占性，以此降低技术外溢的危险。并通过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来更好地制定、履行企业的战略决策，确保企业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市场上的主动性，更好地将企业融入全球生产运行体系，改变以往只服务于中国市场的局面。表1—17为近年来在我国比较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通过股权回购、增资扩股等手段，取得合资公司控股权，或完成独资化改造的案例。

第五节　中国利用FDI的政策建议

自改革开放至今，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取得了显著增长，同时，也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重要贡献。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受跨国公司自身战略诉求、中国政策环境与世界经济走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中国政府政策的引导下，通过“三来一补”等政策的实施，中国顺利度过了由储蓄资金与外汇资源失衡而引发的经济启动发展时期的“双缺口”阶段。而通过“市场换技术”等政策的实施，也获得了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所带来的国内相关产业技术研发、制造工艺、企业管理、产品销售等各方面能力的提升。

伴随着信息、资源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跨国公司相应地调整了其全球发展战略。通过前文对跨国公司新近战略的分析，在认清我国相对优势与劣势的情况下，为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国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引导。

一　优化FDI结构

跨国公司为了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面对中国经济由“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向“过剩经济，买方市场”转变，相应地转变了原有的发展战略，更加强调对潜在市场的挖掘，强调大规模、系统化、战略化的发展策略。如今，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攻坚阶段，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应该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从“市场换技术”向“市场选技术”转变，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跨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相关产业结构的影响，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健康可持续性。

以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为契机，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在原有跨国公司涉及较少的以农、林、牧、副、渔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加大政策扶持与开放力度；在跨国公司占重要比重的第二产业，通过禁止、限制、鼓励三方面政策的协调配合，科学合理地提升跨国公司在以生产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空间与技术水平；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要抓住国际大环境，利用好以服务业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发展的趋势，完善相关投资信息的发布与提供，通过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在我国服务业领域发展的不断深入，带动我们服务业相关行业的发展，改变我国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比重较低的旧有格局。

在涉及跨国公司投资领域的政策制定时，要更加注重政策与政策间的关联性与协调性。政策的制定既要在纵向上符合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在横向上满足相关产业联动的切实需求。从国家经济实情出发，结合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有战略性、有远见、有规划地制定相关政策，提升我国在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45]。

以跨国公司追求产业、知识的聚集效应为出发点，根据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集群化的特征，进一步提升我国利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比例。通过相关政策及配套设施的完善，积极营造适合跨国公司发展的产业集群地，促进相关产业集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改变以往只注重大型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的传统观念，注重对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外资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在引进外资的同时，积极鼓励、扶持本国企业，特别是机制灵活、技术创新潜力大的民营企业在产业集群地域的投资建设，通过有效地利用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密集项目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来促进我国整体产业发展水平及相关能力的提升，进一步优化与推动我国相关产业的结构升级，以适应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　平衡FDI的地域流向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及其相对的地域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主要表现出一个由东到西的过程。而由于跨国公司发展的集群性，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相关配套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而中部、西部地区发展明显滞后。通过合理地利用外资地域导向，提升中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缩小我国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显得越发重要。

我国虽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但是在吸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上，则更应该形成一个东部各省与中西部各省的联动协商机制，通过分析各自的相对优势，制定具有导向性的外资政策，形成经济、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跨国公司的进入采取有差别的优惠政策，相对提高外资进入东部地区制造业投资的“进入障碍”，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流外资投向，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

通过政府搭桥和有效的政策指引，承接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撤资的以寻求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跨国企业，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加大中西部地区优势资源，如能源、矿业、养殖业、旅游及文化产业对跨国公司的开放力度，通过在财政、土地等相关环节的政策倾斜，来促进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投资与发展。为其通过相对优势，形成产业聚集、规模效应创造条件，力求通过跨国公司的进入，带动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鼓励跨国公司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民生领域的建设。通过采取以BOOT （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设、拥有、经营、转让，BLT （Build—Lease—Transfer）——建设、租赁、转让，BTO （Build—Transfer—Operate）——建设、转让、经营等多种方式，让外资参与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弥补中西部地区由于“资金缺口”而发展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跨国直接投资。

三　促进FDI对“绿色经济”的投入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将发展以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作为应对经济发展下行、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保持高速发展需求与应对全球碳减排的双重压力下，抓住“绿色经济”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协调好生产与环境的关系，解决好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并以此为突破口抢占新兴技术的制高点，也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调结构，转方向”的重要抓手，并且制订了相关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发展绿色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它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也需要雄厚资本的支持，需要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共同运作。通过合理的政策制定、激励行为和管理框架，充分发挥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在绿色产品、技术、设备、工艺、能源等方面的尖端技术与资本优势，切实达到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改善国内生态环境的目的。其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加快营造适合绿色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建立健全鼓励绿色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通过相应的财税手段、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助力绿色经济发展。（2）严格把握相关产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从环保、节能、低碳的角度规划和引导跨国公司的投资领域与地区，进一步鼓励与引导以跨国公司先进技术为代表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群发展。（3）政府要积极地为跨国公司传播绿色技术搭建有效的平台，通过跨国公司对华部分绿色核心技术的输入，提升作为全球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的地位。（4）进一步加强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环境监管。通过政府管制的方式，落实和监督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碳轨迹，促进跨国公司在华产业的技术升级与改造。

四　处理好FDI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

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通过对中国各个行业投资的不断增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优化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中受益匪浅。但是，在外资不断涌入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危及我国产业及其经济结构的安全，因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利用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国家产业安全制度体系的必要性。

加强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为和跨国公司在华合资企业“独资化”行为的预警与管制。避免跨国公司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独资化”等措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防止跨国公司形成产业发展的技术封锁和技术壁垒，避免“有产业而无技术”现象的发生。有效控制跨国公司因形成对相关产业的绝对垄断而对相关行业的不良影响。提升我国在跨国公司国际分工产业链条中的地位，改变我国对外向型贸易的依赖，降低加工组装环节在跨国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加强我国企业及其相关产业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

以跨国公司为示范样板，利用好跨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现代企业管理与运营的相关经验，推进中国相关行业自身制度的变革。在跨国企业的影响下，通过合作、合资等经营方式，借助外资的竞争压力，促进我国企业及部门在管理制度、营销方式、产权制度、公司制度等环节的现代化，提升我国企业自身的运营能力，并将这种示范作用积极推广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促进当地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发展。

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属性特征。从强调对“垄断优势”的利用，到通过跨国经营来获取优势；从以成本驱动为切入点，到转向市场驱动；从注重投资的“合理性”，到更看重投资的“战略性”。当今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越发注重对差异优势的获取，来迎合分散化、多样化、全球化的市场诉求。跨国公司战略技术联盟地位不断上升，跨国并购的行业范围广泛且垄断性强化，研发国际化追求产业和知识的经济效益，品牌营销成为跨国公司营销的重点等，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运营发展的主要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试探性投资阶段（1979—1991年），到持续增长与高速发展阶段（1991—2001年），到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转折点至今的调整与提高阶段。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不断深入，也呈现出了一个由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到独资经营；由增资到撤资，到再增资；由主要投资于第二产业，到第一、二、三产业兼顾发展的特点。跨国公司投资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增加；服务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跨国公司投资的集群化和“独资化”趋向日益强化，也成为当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在华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环境日趋复杂。通过对跨国公司在国际，特别是在我国发展趋势的分析，我国应该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优化FDI的投资结构，平衡FDI的地域流向，促进FDI对“绿色经济”的投入，处理好FDI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保证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基本前提下，制定吸引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政策，使跨国直接投资在获取中国红利的同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发展服务，促进我国相关领域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坚持市场化发展取向的前提下，加快我国的企业制度建设和完善我国企业治理结构，以在与跨国公司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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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Switzerland：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1992 （Introduction 1）.

[2]参见周英峰《世界500强公司已有490家在华投资》，《中国青年报》2012年6月23日第2版。

[3]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Switzerland：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12 （Summary 5）.

[4]J.H.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Routledge，2013，pp.21－142.

[5]R.G.Vernon，“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ay 1966.

[6]参见余海丰、冯忠锉《二战后国际投资理论的发展演变》，《经贸理论》2005年第2期。

[7]参见张毅《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战略演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8]J.H.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Itinational Enterprise，Routledge，2013，pp.21—142.

[9]参见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参见刘亚军、石芝玲《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述评》，《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6期。

[11]Y.Aharomi and Lilach Nachum，Globalalization of Services：Some Implication for Theory and Practice，Routledge，2000.

[12]参见王志乐《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重点在亚太》，《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第11期。

[13]参见宝贡敏《海外中资企业亏损原因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11期。

[14]参见冼国明、杨锐《技术积累、竞争策略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

[15]参见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

[16]参见毛蕴诗、程艳萍《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相对分散化的动因与方式》，《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7]参见江小涓《中国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8]参见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19]Maastrich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Cooperative Agreements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CATI-MERIT）database，special tabulations，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http:// doc.mbalib.com/view/458bd19624c77b6b2c94ab584891948.html.

[20]European Commission，The 2012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http://blog.iese.edu/bizknowledge watch/2012/the－2012－eu－industrial－rd－investment－score board.

[21]European Commission，The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 （2010－2012 ），http://www.apple.com/pr/library/.

[22]参见黄锐《2012上半年全球并购金额降两成》（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2012/ 07/04/12281522.shtml）。

[23]参见张小蒂、王焕祥《论跨国公司FDI中基于垄断优势的并购及其效应——兼评邓宁的OLI范式》，《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2期。

[24]资料来源：UNCTAD，Cross-border M＆A Database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25]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 （http://unctad.org/en/Pages/DIAE/ World％20Investment％20Report/WIR2012_ WebFlyer.aspx）。

[26]参见薛求知《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27]Michel J.Enright，“Regional Clusters，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Independence，Dependence or Interdeped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2000，30，p.2.

[28]Townsend，Yeniyurt，Talay，“Getting to Global：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Brand Expans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 （4），pp.539–558.

[29]Rugman-A，Moore-K，“The Myths of Globalization”，Lvey Business Journal，2001，66 （1），p.64.

[30]Jean-Claude Usunier，Marketing across Cultures （4th ed.），New York：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2005.

[31]Benjamin Gomes-Casseres，David B.Yoffie，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Cambridge，MA：MIT Press，1993.

[32]关于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阶段的划分种类主要包括毛蕴诗的四阶段法：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楚永生的三阶段法：萌芽期（1979—1991年）、过渡期（1991—2001年）、发展期（2002年至今），本文根据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相关发展战略的变化结合王志乐教授等人的研究，采取与楚永生相近的划分方式。

[33]参见高先民、张凯华《中国凭什么影响世界》，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34]参见张毅《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战略演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36]资料来源：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37]参见史永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分析》，《南方经济》2002年第11期。

[38]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4.

[39]参见詹晓宁《后危机时代全球对外投资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8期。

[40]参见韩燕、钱春海《FDI对我国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南开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41]韩冰：《服务业国际转移和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现状》，《当代经济》（下半月）2007年第11期。

[42]资料来源：商务部：《2012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http://ezone.mofcom.gov.cn/article/n/）。

[43]新华社：《江苏昆山笔记本电脑减产近半》，《现代快版》2014年2月18日A14版。

[44]资料来源：1997—2012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45]参见王钰《中国利用FDI的战略调整——基于与印度的比较研究》，《管理科学》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