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族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从梁启超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6年）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研究》（1920年）两篇宏论算起,迄今约百年时间。这一个世纪中,民族史学的发展在探索中前进,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与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多彩的多民族历史比照,还远远不够。如何深入、系统、创建性地研究中国多民族历史,仍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需要思考并予以解决的问题。而深化民族史的研究,必须要完善民族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任何学科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民族史学也不例外，其理论研究更为重要
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离开了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与完善的保障,如果没有理论的提升与引导,研究工作就会被具体问题的茫茫大海所淹没,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会陷入茫无头绪之中。只有掌握了理论工具,我们才能运用它深入剖析具体现象,帮助我们理解具体问题,并发现其中规律。理论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总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提高的。
民族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更需要理论的指导。从宏观层面来讲,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要吸收和借鉴其母体——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相关理论,与此同时,民族史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特殊性,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作为指导,建立适合我国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方法和原则。建立民族史学科学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指导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形成正确的民族史观的需要,同时对于解决现实的民族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有借鉴和指导作用,是处理现实社会民族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
中国民族史学的特殊性需要理论概括
中国民族史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学科体系,有它相对独立的学科特点。
一是时间久远。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民族不断出现、发展和消亡。有的民族或其先祖的历史可以追溯很远,有文字或实物的实证。有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有过突出的展示,旋即消失。有的民族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新民族,有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其他民族中。总之,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时久远,连续不断,错综复杂,具有其独特性。
二是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20世纪初期,王桐龄先生就指出：“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1]他认为,中国各族群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各民族发展中有着紧密联系的一面。由于中国地域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在这个地域范围内,很多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有战争形式,有经济联系,有文化交流,等等。总之,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越到晚近,越密不可分。
三是中国民族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国民族史既有世界民族发展的共性问题,也有中国民族发展的个性问题。同时,中国民族史既有整个民族发展的共性问题,又有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发展的个性问题。共性问题属于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世界民族的一分子,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系统。但是,中国民族发展的许多特殊现象和具体问题,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加以概括和总结。比如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民族人物的评价,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评价,中国疆域和民族政权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等等,这些涉及中国历史上民族的诸多有特殊性的问题都需要有具体的理论和原则来加以阐释。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涉及各民族自身问题,又涉及民族关系问题。对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应该有理性的思考和回答,应该有对其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归纳,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学科体系的认识进入比较自觉的状态。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小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若过多地研究这类问题,就太零碎了。我们不可能有很多功夫去研究太小、太碎的问题。因此,我们研究问题要抓住主要问题,抓大问题,抓带有全面性的问题。”[2]民族史学理论正是带有全面性的大问题。
因为历史的原因，传统史观影响我们正确地分析历史问题
中国历史上形成地看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传统观点,有较为客观和理性的一面,也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片面认识,比较突出的有中原王朝正统论、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由于受历史、社会、阶级、文化的局限,这些片面的观念不仅难以正确解读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及其发展方向,而且形成了许多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甚至至今仍然成为影响我们的民族偏见和错误观念,因此,十分有必要以正确理论为指导,加以廓清和纠正,以利于民族史学健康科学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中国多民族社会的长久和谐。
我国有悠久的治史传统,在大量的史籍中留下了众多关于少数民族的记载。就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而言,其中就有专门记录少数民族活动的篇章,这是我国正史撰述的一个传统。因为无论是哪一个王朝,或是哪一个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毫不例外地要与其他民族或民族政权打交道,都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交往内容。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最先是匈奴,匈奴建立的政权一直延续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大约在北方存在了700年时间。继匈奴之后,鲜卑、突厥、党项、蒙古、女真、契丹、满族等都在我国历史上建立过政权。其中蒙古族和满族还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政权,当今中国的疆域就是元朝奠定、清朝确定的。许多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留下了本民族的历史记载,还有广泛流传的传说以及大量的历史遗迹和实物资料。这些珍贵的文献和资料,历来备受我国史学家的重视。但是,传统史学由于受到封建正统观和民族歧视等意识的支配,忽视甚至歪曲少数民族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没有也不可能给予少数民族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从而也难以准确客观地描述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封建正统观念自汉代形成后,日益发展完善,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封建正统观表现在民族关系上,认为汉族是礼仪之族,汉族所在的中原地区是文化之区,处天下之中,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是正统,而其他民族则是“虽有君长而无礼仪”的“蛮族”,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割据”。认为夷夏有别,周边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加以歧视和防范。在这种正统观的影响下,传统史学不可能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做出正确的描述,同样也不可能对汉族的形成发展及历史作用做出正确的描述。
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的民族观的逐步确立,我们在观察分析历史时,越来越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各个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不可替代的贡献,少数民族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重要的是,只有运用民族平等的观点,才能对这一问题取得正确的认识。[3]
现实迫切需要民族史学理论服务社会
现实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是历史延续的结果。认知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揭示其中规律,正确认识今天的民族问题,也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
其一,民族史学理论与中国的历史书写。
白寿彝先生说过：“历史工作中最重要任务就是要写历史书……写出历史可以对各族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广大的各族人民有机会懂得祖国的过去、本民族的过去,展望祖国的未来、本民族的未来。”“通过历史书对青年一代进行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不是假的,不是歪曲历史的,不是捏造事实的,而是要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的。”[4]而通史的撰写最能够反映历史的全貌,因此,编撰中国通史成为很多史学家的毕生学术追求。
中国通史的撰述绕不开对各民族历史的描述；而如何描述各民族的历史,用什么观点去诠释各民族的历史及民族之间的关系,则与民族史学理论密不可分。民族史学理论问题解决不好,真正的中国通史很难写下去。白寿彝先生长期从事民族史和民族史学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他总主编的巨著《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他的民族史修养以及对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的科学论断,是他能够组织完成这部《中国通史》的必要条件。民族史学理论的研究程度,关系着中国通史的编纂水平,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5]
研究民族史学理论,能够指导我们客观地论述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全貌和多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把这种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贯彻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融入历史著作的编写中,使人们正确了解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贡献,树立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这是民族史学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使命。
其二,树立正确的民族史观。
研究和描述多民族的历史,是一项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强烈政治意识的使命。必须看到,我们所面对的大量历史遗产,包括文献记载和传统思想,都有不少对少数民族存有偏见的“夷夏观”和民族歧视的“正统观”。没有正确的理论武装,很难摒弃错误观点的影响。带着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去研究民族历史问题,必然会出现偏差,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当前民族工作的要求,甚至会造成损害民族关系的不良后果。所以,要总结民族史学理论研究中已经比较成熟的观点,指导民族史的研究,继承历史上的好传统,推进今天的民族团结局面。
其三,为祖国统一提供理论依据。
当前,我国虽然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时期,但是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时有出现,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还将存在。总体来看,国家的统一问题还面临着严重挑战。民族史学理论的研究,从民族史的理论层面,论证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中华民族凝聚力发生发展的客观过程,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提供历史理论的依据。
其四,对民族研究做出理论指导。
民族史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民族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可以对整个民族学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比如关于“民族”概念的内涵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完全形成统一的认识。对“民族”及相关观念的解释,大都是由西方传入,或者本身就是西方概念,这些nation,ethicgroup,甚至我们通常使用的“民族”概念,似乎都不能准确涵盖、描述中国民族的内涵。中国民族历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世界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一些基本特征——历史悠久、多元一体、从未间断,这是中国史,也是人类史的一笔宝贵财富。由此,通过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进而给民族一个更为恰当的定义,从而成为正确解读中国民族的一个认识工具,而不是仅仅从西方的认识角度来解释中国的民族。这也可以叫作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对这样重大问题的解答,必然离不开对中国民族历史的理论概括和提升,也离不开民族史学理论的帮助。
其五,为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民族史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对历史传统的正确说明,帮助人们认识今天的民族关系,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意义,从而为社会提供科学的、正确的民族观,在正确揭示历史的同时服务现实,助力于民族工作的实践,为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
[1]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1,文化学社1934年版。
[2]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民族宗教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3]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4]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民族宗教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
[5]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