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创新绩效：总体评价与提升思路
创新绩效是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是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的效率，是考量区域创新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多年来，浙江围绕建设科技强省和创新型省份的目标，积极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但科技创新产出的绩效却不尽如人意。为了准确把握浙江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绩效，本章依据公开出版的科技统计年鉴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浙江创新投入产出绩效进行测算和评估。
第一节 创新绩效评价基础
对一个区域创新绩效进行评价，首选必须要对区域创新及其绩效等相关概念和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这将决定评价所涉及的内容范畴、运用方法、选取指标和采集数据等，最终将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认可度，是区域创新绩效能得以合理评价的理论基础。
一 区域创新的概念与内涵
区域创新的概念源于创新思想与地域的结合。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大量的创新是多个行为主体协作行动的结果，且取决于所处地域的环境和制度，包括市场条件、产业组织、企业结构、科技政策、法律制度等。这个地域首先是以国家为边界的（各国的国情大不相同）；然后是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概念（如省区、市区、产业集聚区等）。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在区域层次的延伸和体现，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子系统和有机组成部分。
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和组织模式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1]。这一概念是英国学者弗里曼（C.Freeman）在1987年首先提出并界定的，他在研究日本技术政策和经济绩效时发现，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在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因素和制度因素，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便使国家经济获得强劲增长而一跃成为工业化发达国家。随后，许多学者加入了研究行列，如伦德瓦尔（B-A.Lundvall）、纳尔逊（R.Nelson）、波特（M.Porter）以及经合组织（OECD）等，使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不断发展。1995年，这一概念被介绍到我国，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如我国学者冯之浚教授在1998年主持的国家科技部课题“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中界定，国家创新系统是指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推动创新的网络，是由经济和科技的组织机构组成的创新推动网络，主要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教育培训、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组成；并就我国发展和完善国家创新系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展开了讨论[2]。
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是指“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3]。这是英国学者库克（P.Cooke）对欧洲区域创新系统进行多年研究后在1996年出版的《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书中所作的阐述，其实库克教授最早在1990年就正式提出这一概念。随着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区域创新系统研究也逐步兴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较广泛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由于各学者研究视角不同，区域创新系统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但大多包含了四个方面内涵[4]：（1）区域创新系统需要一定的主体参与，目前讨论较多的有政府主体、企业主体、院所（包含科研机构和中介结构）主体等；（2）区域创新系统是依托一定投入资源支撑的，大多涉及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3）区域创新系统是在一定对象范围内展开的，包含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4）区域创新系统结果是创新产出的输出，大多认为存在产品创新、产业创新、环境创新。基于此，我国有学者[5]将区域创新系统的定义概述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为实现预定的创新发展目标，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通过人才、资金、技术投入，推动制度、科技、管理等内容创新，不断优化环境、创新产品、提升产业而形成的创新主体相互转换、创新内容相互作用、创新投入相互支撑的系统。
二 区域创新绩效及其评价
区域创新绩效即区域创新系统运行的效率，就是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转化效率。区域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是区域内多种资源要素参与的系统性活动，创新的投入向产出的转化贯穿于创新的全过程。故此，区域创新绩效就是考察一定时期内某一区域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其两者的关系。
区域创新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人才、资金、技术等，而区域创新产出的表现则丰富得多且难以测量。区域创新的产出，不仅直接表现为论文、专利、新产品和新工艺等方面，而且最终体现在收入水平的提高、增长方式的转变、制度环境的改善、文化理念的进步等经济社会效益方面。所以，评价区域创新绩效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直接绩效（中间绩效），是对创新投入产出过程的考察，评价的是区域创新资源有效利用的情况，用“投入产出比”来测度；二是间接绩效（终极绩效），是对区域创新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考察，评价的是区域创新成果有效利用的情况，通常以区域经济增长水平（人均GDP增长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
然而，区域创新绩效在实证计量测度时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就，但至今仍不能精确地定义和测量。因为，任何一套绩效指标都不可能完整、精确地概括复杂的区域创新系统。如组织创新、制度变革、文化进步等，在统计学上依然是不可知的。即便是可以精确地计量，但创新的重要程度（权重）也是很难把握的。如研究者们通常以专利衡量创新产出，但事实上，专利既不能代表所有重要的创新，也不能反映不同创新的重要程度，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专利与创新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所以，判断创新的重要程度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应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哥伦布去寻找印度但却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一创举是失败还是成功，其绩效又如何计量呢？[6]
由于创新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述问题是难以避免也是难以解决的。因而，本章对浙江区域创新绩效进行计量评价，更准确地讲是“评估”，在进行内容范畴的界定、方法的选用、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采集时，都将基于“通用性、一致性和易得性”的原则，搁置争议，避免致力于精确反而不准确，其目的是力求所作的评估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可比性和合理性。
本章对浙江区域创新绩效的评估主要是围绕科技创新这一核心内容展开的，数据资料全部来源于公开出版发行的《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浙江科技统计年鉴》等，这也是基于上述“通用性、一致性和易得性”的原则所做的选择。如《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是科技部（原国家科委）于1993年成立专项课题组，经过多年研究、不断改进而形成的，在我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广泛的认可度。
第二节 浙江科技创新绩效总体评估
数据分析表明，浙江科技创新绩效总体水平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进步综合水平与科技投入水平基本相匹配，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间接绩效相对较高而直接绩效明显偏低。
一 浙江科技创新绩效水平
（一）科技进步贡献率
科技进步贡献率又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综合性指标，也是衡量科技资源投入绩效的代表性指标，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
关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我国学者大多利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采用余值法进行测算的。索洛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因素增加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个余量，这就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新技术、新工艺等的引入，也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人员素质、管理方式以及营销网络等方面的变化。“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后，其表述成为“科技进步”。
索洛余值法的核心公式为：
δ＝y-αk-βl
其中，δ、y、k、l分别表示科技进步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资本投入增长速度和劳动投入增长速度，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据此，科技进步贡献率可表示为δ/y，即扣除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外，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据此，可测算出浙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见表1-1）。在具体测算中，是以“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产出，以“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劳动力投入，以GDP（支出法）构成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衡量资本投入。同时，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我省历年的资本存量净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β）的取值，是基于1996—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回归方程法估计而得到的。
表1-1 浙江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全国的比较
从测算公式看，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大小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增长速度和劳动增长速度，这为预测浙江未来几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提供了理论依据。以2012年为基期，只要未来五年内，浙江科技进步率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且经济增长率稳定在8%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幅度控制在2000万元之内，从业人员稳定在2012年水平，那么2017年浙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会达到60.04%。
当然，科技进步贡献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多层次的，有丰富的内容，利用上述模型测算可能低估了科技进步的贡献，因为该模型忽视了无形资产的投入。随着高技术和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发达国家无形资本投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有形资本投入的比例，所以无形资产投资即创新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也应属于技术进步贡献的范畴。因而，要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应该更多考虑智力等知识的无形资本的投入，如增加研发投入、加强员工培训、维护品牌声誉、增加软件和通信投资等，而不仅是大量购买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反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统计数据的取得存在着局限性以及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β）的取值存在着主观性，利用上述模型来测算科技进步的贡献，其结果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所以说，科技进步贡献率还是属于学术指标，可以用来反映一个地区科技作用的纵向发展趋势，是在增量而非总量中考察科技进步所发挥的作用，适合进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纵向比较，不宜横向比较，也不宜作为地方直接的工作目标。
（二）科技进步综合水平
鉴于上述采用“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个单一指标测量科技进步的局限性和横向不可比性，国内外通常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进步水平进行测算和比较，如国际竞争力、综合经济效益、地区社会发展等。我国每年发布的《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即是采取综合评价方法所构建起的一套较为理想的科技进步监测系统。
科技进步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综合性概念，涉及科学技术活动规模的拓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增强等方方面面，是科技实力、科技绩效、科技创新、科技贡献等诸多概念的总和。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进步状况，必须应与外部的经济社会大环境相关联。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的科技进步监测系统体现为由科技进步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技术产业化、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一级指标及相应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组成的统计监测体系（见表1-2）。
表1-2 我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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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浙江与全国“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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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中“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反映的是相对水平，其指数值是各项指标（见表1-2）的监测值与监测标准相比较，由三级指标综合成二级指标，再由二级指标综合成一级指标，最后由一级指标综合而成的。监测标准是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根据现阶段我国科技进步的总体水平和先进地区的发展水平，参照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4000美元（1980年美元价格）左右时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状况，经反复测算而确定的。通过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水平与监测标准相比较而测算出的综合指数值，可反映全国和各地区达到全国小康目标实现时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100%）的程度。
需要重视的是，浙江综合科技进步水平虽处全国前列且呈上升趋势，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则相对落后。如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人均GDP为例，“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浙江人均GDP在全国的位次由第4位降至第5位，而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在全国的位次由第7位升至第6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浙江的科技进步水平相对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并已经影响到浙江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后劲。
二 浙江科技创新绩效评估
考察区域科技创新绩效应该从直接绩效和间接绩效两个方面进行，因为科技创新绩效不仅仅体现在发表“论文数”、获取“专利数”、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等直接效应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转变“增长方式”、改善“生态环境”等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间接效应上。
（一）直接绩效
《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显示，浙江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其指数水平逐年提高，2012年在全国的位次已上升至第5位。相对而言，浙江科技创新活动产出水平明显落后，无论是涵盖科技论文、获奖成果、发明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等指标的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水平，还是涵盖新产品、高技术产品、知识密集型服务等指标的高技术产业化指数水平，在全国的位次都落后于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水平在全国的位次。这反映了，浙江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直接绩效相对较差，科技创新投入与直接产出不相匹配（见表1-4）。
表1-4 浙江科技进步各项指数及在全国的位次
表1-4显示，浙江科技活动产出指数值及位次虽然在逐步提高，但高技术产业化指数值及位次相对明显较低，2012年还出现大幅下降的现象，这说明浙江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直接绩效总体表现不好，其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进一步的探究（详见下一节）。
（二）间接绩效
相对直接绩效而言，浙江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间接绩效较好。据《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显示，浙江“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水平在全国大致处于全国第6位，2012年提升至全国的第4位，与浙江“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水平基本相一致（见表1-5）。
表1-5 浙江科技进步各项指数及在全国的位次
表1-5中“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是从科技人力资源、科研条件、科技意识等方面进行测算的，包含万人拥有R＆D人员数、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所占比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均工资等多项指标（见表1-2），反映了区域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可理解为科技创新的间接投入。
以上分析表明，浙江“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水平相对较高，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间接绩效好于直接绩效，科技进步综合水平与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基本相匹配。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浙江“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值的差值在减小，预示着浙江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相对不足，在全国的领先优势有减弱的趋势。
第三节 浙江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绩效分析
针对浙江科技创新的直接绩效表现不佳、投入产出不匹配这一突出问题，对浙江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绩效及其影响，有必要作进一步地探究，分类、分部门、分地区地测算和比较，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浙江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绩效的现实详情。
一 浙江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直接绩效
区域创新的直接绩效即为中间绩效，是对创新资源的投入至产出过程的考察，评价的是区域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情况，通常采用“投入产出比值分析法”进行测算，在此将分别以“人力资源投入产出比值”和“财力资源投入产出比值”来测度浙江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产出绩效。
关于测算指标数据的选择，基于“可比性和易得性”的考虑，人力资源的投入选择了“科技活动人员数”和“R&D人员全时当量”两项统计指标，财力资源的投入选择了“R&D经费支出”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两项统计指标，科技创新的直接产出选择了“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和“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等四项统计指标。
同时，考虑到科技资源从投入到产出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为提高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设定浙江科技资源从投入到产出时滞为1年。据此，对1990年以来浙江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直接绩效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果显示，衡量浙江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产出绩效的各项指标中，除每单位投入产出的“发明专利授权量”长期增长外，每单位投入产出的“论文数”“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高技术产业总产值”近十年来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直接反映科技创新经济效益的每单位投入产出的“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和“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下降幅度非常明显，目前处于低水平徘徊而没有好转的迹象（见表1-6和表1-7）。
表1-6 浙江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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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反映的是各类人力资源投入对浙江科技创新绩效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浙江科技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从单位R&D活动人员全时当量投入的产出来看，被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从1991年的257（篇/万人年）提升至2011年的858（篇/万人年），提升幅度达234%；发明专利授权量从1991年的987（件/万人年）提升至2011年的5825（件/万人年），提升幅度更是高达49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所产出的直接经济绩效却提升缓慢，近十年来还呈明显的下滑。仍从单位R&D活动人员全时当量投入的产出来看，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从2003年的5.87（亿元/万人年）下降至2011年的1.23（亿元/万人年），下降幅度达79%；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从2006年的139.66（亿元/万人年）下降至2011年的63.79（亿元/万人年），下降了54%。
表1-7 浙江科技创新财力资源投入绩效
表1-7反映的是各类财力资源投入对浙江科技创新绩效的贡献。从单位R＆D经费投入的产出情况来看，除发明专利授权量获得长期增长外，被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总体上处于下降态势。再从单位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投入的产出情况来看，被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从1991年的211（篇/亿元）提升至2011年的391（篇/亿元），增长幅度达85%；发明专利授权量从1991年的33（件/亿元）提升至2011年的186（件/亿元），增长幅度高达470%；不同的是，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呈先升后降之势，而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却一路下滑至今。可见，浙江科技创新财力资源投入所产出的直接经济绩效长期未能获得有效提升，这与浙江科技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紧密相连，说明浙江科技创新能力确实薄弱。
二 浙江R&D经费支出结构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R&D经费支出的执行部门主要有研发机构、高等学校、工业企业和其他部门等四类。为了进一步剖析不同执行部门的R&D经费支出对浙江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现以各科技创新产出指标（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为因变量，以各执行部门（研发机构、高等学校、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指标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并进行OL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和统计检验（见表1-8）。
表1-8 不同执行部门R&D经费支出对科技产出影响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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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中，1n LWt表示第t年的科技论文数、1n FMZLt表示第t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1n CJEt表示第t年的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1n GCZt表示第t年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1n RDyf t-1表示第t-1年的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1n RDgx t-1表示第t-1年的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1n RDqy t-1表示第t-1年的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是出于降低变量异方差对模型估计影响的考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观察到，浙江不同执行部门的R&D经费支出对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一）浙江R&D经费支出结构维持“企业主导”。从R&D经费支出的执行部门看，2000年以来浙江高等院校R&D经费支出的平均比例为7.0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9个百分点；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的平均比例为4.07%，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89%；相比之下，企业R&D经费支出比例达81.3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10个百分点，特别是2006年以来，企业R&D经费支出比例一直维持在82%左右的高水平。可见，浙江R&D经费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企业主导性质。
（二）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科技论文数和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具体的，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每增加1%将带来发明专利授权量0.99%的增长和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0.78%的萎缩。
（三）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和科技论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对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和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影响方向为正，但影响程度并不显著。具体的，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每增加1%将带来发明专利授权量1.45%的增长和科技论文数0.78%的增长。
（四）扩大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将显著扩大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和科技论文数，但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提升并不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每增加1%将带来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0.59%的增长、高技术产业总产值0.47%的增长和科技论文数0.27%的增长。
三 相邻省份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绩效差异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浙江与其他省份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绩效的差异，选择同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和广东省，并运用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对2000—2011年浙、苏、粤三省情况进行对比分析[7]。之所以选择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主要因为该模型能较好地考察不同执行部门的R&D经费投入绩效在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之间体现出的差异，还可以把解释变量不能包含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活动环境、研发设备情况等）对科技产出的影响通过截距项予以体现。通过不同模型的比对和筛选，最终建立的截面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为：
1n outit ＝1n α0i ＋α1i 1n RDyf it ＋α2i 1n RDgx it ＋α3i 1n RDqy it ＋μit
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out 表示科技产出，分别以发明专利授权量、科技论文数、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和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等四项指标来衡量；RDyf 为研发机构的R&D经费支出，RDgx 为高等院校的R&D经费支出，RDqy 为工业企业的R&D经费支出。需要说明的是，为降低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即采用变量的对数形式引入模型，具体估计和比较结果见表1-9和表1-10。
表1-9 浙苏粤三省不同执行部门R&D经费支出对科技产出影响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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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浙苏粤三省不同执行部门R&D经费支出对科技产出影响比较结果
以上结果显示，不同执行部门的R&D经费支出对科技产出的影响体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一）尽管三个省份的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影响方向均为正，但广东省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的增加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促进作用最大，江苏省其次，而浙江最小。
（二）研发机构R&D经费支出对三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均表现为负面影响，但增加广东省研发机构的R&D经费支出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最大，江苏省其次，浙江最小；
（三）与广东省类似，浙江高等院校的R&D经费支出对各类科技活动产出的影响方向为正，但增加浙江高等院校的R&D经费支出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的促进作用均比广东省大，位居第一。
（四）对高技术产业总产值而言，尽管增加三个省份的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均具有积极影响，增加江苏省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的积极作用最大，浙江其次，广东省最小。
（五）增加三个省份的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都将扩大科技市场合同成交额，但增加浙江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对科技市场合同成交额的促进程度均小于其他两省，位居第三。
第四节 提升浙江科技创新实效的对策思路
浙江科技创新综合绩效与科技投入总体上是相匹配的，创新绩效不佳、科技投入产出不匹配主要体现在直接绩效上，特别是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高技术产业产值等直接经济效益与规模不断扩大的科技投入不相匹配。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 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创新发展基础
科技投入是战略性投入，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条件基础。浙江必须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在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通过多种政策措施引导企业主体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通过科技金融激励社会力量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大幅度投入，努力构建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同时，通过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科技投入方式和科技管理体制，有效提高科技投入产出绩效，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 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方式，是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尤其是直接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浙江应坚持以市场引领创新，以应用促进发展，通过多种措施扶持企业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和市场拓展；通过完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推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职务发明成果的转化及其知识产权的运用实施；通过科技大市场和网上技术市场的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信息服务和交易平台；通过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培育发展一批科技服务业、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促进国内外科技成果到浙江交易、转化。
三 创新体制机制，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
发展高技术产业是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浙江目前正处在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大胆改革，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资源要素的瓶颈约束，强化土地、资金以及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向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全力推进浙江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必须着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大力发展基于高技术的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视听等高附加值的科技文化产业。
四 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
传统产业在浙江国民经济中仍占据着很大份额，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对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如大规模推进“机器换人”；推进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在纺织服装、皮革塑料、化工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的推广应用；通过节能、安全、环保和产业标准等手段，倒逼企业加快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和节能环保型的技术改造与更新，淘汰落后装备，这样既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支撑，又为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等，全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浙江省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虽然2012年比上年提高了0.18个百分点，达到2.08%，但与北京（5.95%）、上海（3.37%）、天津（2.80%）、江苏（2.38%）、广东（2.17%）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省份的差距还是不小，离3.5%的小康目标值差距也较大。从企业科技投入来看，国际上一般认为R&D经费支出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2%，企业才可能维持生存，达到5%才有竞争力。研发上的低投入难以吸引高级人才，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水平可以看出，浙江省的人才结构层次较低。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9年；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12年，浙江省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人口的比重为5.12%，高于全国的4.96%；6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的人口比重为5.50%，高于全国的5.29%，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匹配。同时，研发上的低投入，难以购买更先进设备、加大对研发和人力培训的投资，难以实现“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制一代”的目标，创新能力难以提升，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劳动生产率不高，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且足够的推动力。2012年浙江省工业劳动生产率为10.1万元/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中属于偏低水平。即使剔除低小散的小规模企业，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仅为15.1万元/人，只有江苏的62%。
[1] [英]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冯之俊：《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载《群言》1999年第3期。
[3] P.Cooke，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UCL Press，1996.
[4] 参见魏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王松、胡树华、牟仁艳：《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溯源与框架》，载《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3期。
[6] 胡志坚：《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 相比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能够结合数据的时空特征，使模型在估计参数时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稳健性，这也使面板数据模型在解释截面数据之间的异质性和解决模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