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宋政治文化制度与诗歌品格
北宋政治文化制度对诗歌品格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北宋政治文化制度从政治制度层面上为北宋诗歌品格的形成与固定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引导、制约着诗歌品格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居于主导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特质及其走向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实现形态之一，诗歌品格也反映出政治文化制度建设的成就和效应，反过来也会成为最高当局对政治文化制度进行调适和变革的重要参考依据。由此而言，对政治文化制度与诗歌品格之关系进行考察，是非常必要的。
但要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这是因为，就文化本身而言，可以分为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即使从狭义文化制度来讲，其内容也是包罗丰富的。举凡科举制度、乐府制度、官僚政治制度、考课升黜制度、荐举制度、台谏制度等，都是两宋政治文化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显而易见，要对政治文化制度与诗歌品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是一项极为庞杂繁重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如果从政治文化制度对诗歌品格的影响力而言，则科举制度、乐府制度、台谏制度、曲宴用诗制度等对两宋诗歌品格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要的作用。这四个方面的政治文化制度，因其成为组织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纲领而具备支撑社会文化层面的统治基础，也就必然影响到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由其决定着的社会风貌，并进而成为左右文化走向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思考，本章选取一定时期的上述四个政治文化制度形态，对其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品格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
第一节 两宋台谏制度建设与诗格之变迁
两宋台谏制度，是绵延于两宋文化史上的重要政治文化制度。两宋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比较高的地位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质，台谏制度在其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台谏制度事关政治走向、士人气节与心态乃至国家整体政治状态，而这些都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密切相关。作为表情达意、抒发心志的诗歌，在内容、审美指向等方面，都会反映出诗人受之影响而呈现出的气质、心态与精神。
但两宋台谏制度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说来，宋初百年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可算宋初台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时期。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到南宋高宗末年，可算是宋代台谏制度的变化时期，这一时期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的新旧党争，影响到台谏官的地位升迁沉浮，但总的趋势是台谏制度被削弱，台谏官地位不断下降。高宗后至南宋理宗朝，南宋台谏制度相对稳定，但台谏官已经不复有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与宰辅相抗衡的地位。理宗至南宋末，虽然一度有推崇台谏制度的一些措施，但由于宰辅的阻挠，台谏制度之功能更加弱化，终至于不振。为了论说方便，本书以宋初百年台谏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展开论说。
一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对士人气节的推扬
宋初百年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关键时期，此期代表“宋型文化”的若干特质得以确立，并最终凝结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新质特征的文化类型。得益于各种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此期创作主体的“情”、“志”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就诗歌创作而言，经过百年的沉淀、发育，此期诗歌逐渐疏离了晚唐五代的注重“锻炼”、气格萧瑟等文化传统，而表现出推崇清淡、尚理、崇尚骨力等文化新取向。
百年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瞬，但这一历史进程所蕴含的重要文化意义却值得沉潜玩味。显而易见，由于宋初百年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对造成宋初百年诗歌发生如此转型的原因进行探讨，依旧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已经认识到，北宋士人逐渐重视士人气节的历史实际，与彼时台谏制度的建设，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1]今人的相关研究，也对宋人的观点具备支持性。[2]而士人的气节问题，实是士人文化心态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产物，自然在多方面展示着彼时士人的文化心态。
在真宗天禧元年（1017）二月之前，北宋台谏制度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用尚被最高统治者轻视。[3]但到仁宗朝，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时则为振职。”[4]真宗天禧元年，设言事御史，台谏职责开始合一。后来，仁宗又明令宰辅不得荐台官，中丞、御史须由天子亲擢，宪台遂成为钳制宰相与纠察百官的强有力机构。据《宋会要》等记载，御史台为皇帝耳目之官，掌纠察文物百官歪风邪气、贪污官吏，肃正朝廷纲纪。可以在朝廷、皇帝面前论争，以及上奏弹劾。允许以风闻言事，不必有足够根据，京师命官犯罪审讯，须报御史台备案，并参与诏狱审理等。谏院，职在拾遗、补阙。凡朝政阙失，大者可以在朝廷进谏规正，小者上实封论奏。自宰相以下至百官，自中书门下至百司，任非其人，事有失当，都有责任谏正。大体而言，在北宋台谏组织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三院御史与知谏院之官。三院御史即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职掌弹劾百官奸邪，共许言事，因此通称言事官，集台官、谏官之责于一身。知谏院，在北宋前期往往由非言事官兼领，职掌谏诤朝政阙失，大则庭议，小则上封。在北宋除了台谏官员之外，侍从官也具有言事、上封纠弹的权力。正是因为上述职责所在，台谏官员及侍从官员就能够凭借这些职能而实现其人生抱负。台谏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在为士大夫提供参与朝政的际遇，以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导致了朝廷注重树立士大夫的士节标准，强调保养士气。这种情况，便顺理成章地激发其对士大夫士气与士节的呼唤，导引出彼时社会风气的转型。
职责所系，言官可以风闻上奏而不担责，这些都促使言官自励而勇于担当。如仁宗明道二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本年台谏官非常重要的谏奏就有：权御史中丞蔡齐谏处置“传荆王元俨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事；右司谏范仲淹谏“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事；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谏“尚书省官议事不赴以违制论”事；右司谏范仲淹谏“江、淮、京东灾伤，请遣使巡行”并陈八事；御史中丞范讽劾奏“惟演不当擅议宗庙，又言惟演在庄献时，权宠太盛，与后家连姻，请行降黜”事；殿中侍御史庞籍谏朝廷宜节俭事；御史中丞范讽劾罢张士逊过杨崇勋园饮酒不视政事。[5]这些谏议涉及政治运作、政治秩序、重大政治事件、对重臣的处理以及对皇帝本人的约束等。可见，台谏官的政治效力和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以理解，在北宋时期，朝廷上下以及社会各个方面，对台谏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此，如果为言事官、讽谏官和侍从官而不积极议论以为朝政服务，或者藏有私心，则往往受到舆论责备，乃至受到严肃处理。如真宗、仁宗时期重要的台谏官范讽，就在仁宗朝因为与宰臣吕夷简交接，受到了外派为官的处分。而仁宗朝欧阳修责备台谏高若讷在范仲淹因故被贬外出而不进言，以及蔡襄因此而写有《四贤一不肖》诗，都可以看作是朝廷内外乃至社会舆论对台谏官的制约。
职责所系，以及社会舆论的外在约束，就造成了对言事官进言的强烈要求，而言事官的讽谏举措，则直接对当时的士人气节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产生正效应时，自然会推动士人的气节建设，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激扬士气士节的风尚；而当台谏制度对士气士节建设产生负效应时，士气士节便因此而具有多样性的取向。由此而言，台谏制度对彼时士人文化心态及其诗歌发展的影响就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有必要对宋初百年间台谏人物、台谏事件及其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作较为细致的考察。
二 台谏人物、台谏事件及其对诗歌发展的推动力
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活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而得以实施的。宋初百年，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台谏人物对彼时士人气节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苏辙对此有定评：“昔真宗奖用正人，孙沔、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6]实际上，不惟上述所举，另如太祖太宗时的胡旦、何士宗，真宗时的范讽、孔道辅、庞籍，仁宗时的范仲淹、欧阳修、唐介、韩琦、赵抃、孙沔，英宗哲宗时的程颢、程颐、王安石等人，都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气骨凛然的道德品性，导引和影响着当时的士林。而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对当时的诗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下文以田锡、范讽、范仲淹等人为例，简要分析台谏人物、台谏事件对诗歌发展的推动力问题。
（一）作为台谏官的田锡及其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作为台谏官的田锡，其主要政治活动在宋太宗、宋真宗间。田锡于太平兴国三年（978）释褐，仅仅用了不到三年，即擢升为左拾遗、直史馆。太宗评价田锡：“群臣奏对，多及琐细之务，曾无远大之略，甚非所望也。惟田锡、康戬陈词不繁，指事尤切。”[7]后来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也对田锡的政治才能和敢于担当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8]田锡进谏的重点，集中于有关国家军国大事和朝廷体要的问题上。如太平兴国六年九月，田锡进谏“言军国要机一、朝廷大体四”：其一言：“议平汉之功，驾驭戎臣”；其二言：“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纪言动，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愿择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书省诸曹苟简，非太平之制度，宜修省寺以列职官”；其四言：“按狱官令，狱具皆有定式，未闻以铁为枷也。”[9]显然，田锡的上述进谏内容，既涉及帝王统治之术，又涉及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治管理职责的分工问题，也涉及具体的司法问题，这些谏议的可操作性是比较强的。不惟如此，田锡的进谏，还涉及对政治大局的判断与政治谋略的运筹等问题，如田锡上疏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与闻，中书政事，枢密使不得与议，致兵谋不精，国计未善。去年灵州之役，关西民无辜而死者十五万余，咎将谁执？此政化堙郁之大者也。”[10]田锡特别强调台谏官的重要作用：“今陛下有所因方渴闻至言，……臣谓责在近臣而不在圣躬，罪在谏官而不在陛下。……臣又见陛下有舍近谋远之事，由言动未合至理，而无人敢谏诤者，是左右拾遗、补阙之过也。”[11]如此直白地批评最高统治者的政策缺陷，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田锡在北宋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真宗咸平四年，田锡称：“臣愿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之坐之侧，则治乱兴衰之事常在目矣。”[12]这种以政治治平为出发点的主张，也贯彻于田锡的文道观念之中：“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13]他力图沟通性、情与“道”的关系：“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14]田锡强调性情二分，期待性和于道，这一文道观在宋初极有特色。现存田锡诗歌中，与田锡相与酬唱交谊的人物就有25人，宋白、梁周翰、宋准、晏殊、温仲舒、苏易简、韩援等都与田锡有诗文酬答。田锡赠宋白的诗歌就有10首，赠温仲舒的有3首。而据《宋史》等记载，田锡与王禹偁、梁周翰等，俱为宋白赏识。上述情形说明，田锡的文道观当对文坛具有一定的影响。
现本《咸平集》存诗137首，其中有66首是咏怀诗篇。这些咏怀诗篇的诗旨有三类值得特别注意：第一类是表达直面人生困难，追求人生抱负的情怀，如《自勉》、《早秋言怀》、《塞上曲》等；第二类是颂美国家、表达对朝廷忠诚的情怀，如《相州郡楼赠高秘丞》、《秋夜有怀寄副翰宋白舍人》、《咏桐琴》等；第三类是抒发倦宦思乡的情怀，如《郡中遗意寄友人》、《和温中舒寄赠》、《归去来》等。田锡表达上述诗歌主题的诗篇，与当时的诗歌创作风气，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时期流行的白体、晚唐体均缺少表达直面人生、抒发建功立业抱负的情怀。即使与当时的一些诗人如王禹偁、张咏、潘阆等相比，田锡诗歌也因为重视抒发关注民瘼、直面人生、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情怀，而表现出特有的风骨。
（二）范讽、东州逸党及其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与那些气骨凛然、为国不顾身的台谏官不同，范讽是个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他在努力实践谏诤职责之外，还力图左右朝政大局。在仁宗亲政之后，范讽立即弹劾钱惟演。[15]不管范讽动机如何，他勇于拿贵戚开刀来维护朝纲的无畏勇气，实在是台谏官的楷模，在当时极大地提升了台谏官的政治地位。他还以台谏官的身份试图与相权抗衡：“讽……为中丞，力挤士逊。授吕夷简入相，又合谋废郭后，欲夷简引己置二府，然夷简惮讽，终不敢荐也。……既久不得意，愤激求出。”[16]范讽的政治冒险，直接导致了与之有政治交谊的诸官僚前程：“范讽责授武昌行军司马，不签书公事。……庞籍降授太常博士、知临江军。……吴守则追一官。又降……李逊知潍州，……滕宗谅监饶州税，……董储通判吉州，……石延年落职通判海州，……范拯为和州司马，仍下诏以讽罪申饬内外。”[17]此事对士人冲击是很大的，台谏官孙沔就说：“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庞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思缄默。”[18]
较之田锡，范讽在诗歌方面的影响，主要是他作为山东地域蔑视礼法的士人群体的核心人物，而得到了当时所谓正统士人的批评才彰显出来的。史载：“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太初作《东州逸党诗》，孔道辅深器之。”[19]而石延年、刘潜等人，与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人物，如欧阳修等多有交往。他们的诗歌创作，自然会多少影响到当时的文坛风气。其中的颜太初更是有着重要影响的诗人，苏轼评价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校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20]司马光亦云：“太初常以为读先王之书，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诵之以夸诳于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乃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之得失，为诗歌洎文以宣畅之。”[21]颜太初坚持礼法，孜孜以儒家思想来践履其身，实质上也是对范讽等人“不循礼法”的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范讽的负面影响恰是激荡出当时诗坛寻求诗“道”的因素之一。
（三）范仲淹与《四贤一不肖诗》
范仲淹对于转变真宗、仁宗朝的士人气节具有重要作用。在任台谏官之前，范仲淹已经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政治勇气，《宋史》记其服丧期间，有“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等事关国家政治大局的策略，而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担当精神，也成为当时士大夫“矫厉尚气节”的引领者。[22]范仲淹重要的讽谏有以下几件：
天圣三年范仲淹上书救文弊与申斥浮华事。他主张：“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可敦谕词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23]范仲淹的这一主张，最终被北宋朝廷采纳，成为后来整肃文风的重要导火索。
景祐三年相继发生了范仲淹冒死谏文应事件和言事忤宰相被贬事件。史载：“……文应专恣，事多矫旨付外，执政不敢违。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将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属其长子，……上卒听仲淹言，窜文应岭南，寻死于道。”[24]以必死的勇气来进行讽谏，范仲淹的政治气节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不惟如此，范仲淹为了实践其政治主张，也具有与执政者抗争的勇气。同书又记载：“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25]
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为反对宰相吕夷简而身陷“朋党”事。此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范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对仁宗称：“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后以论建都之事，范仲淹上“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26]上述进谏，锋芒直指宰相吕夷简。因此，范仲淹被罢知饶州。影响所及，官员实际上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是殿中侍御史韩渎等，以夷简意而奏请书仲淹朋党姓名于朝堂；另外一方则以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为范仲淹辩护及愿意追随范仲淹降官外迁，连带发生了影响极大的《四贤一不肖诗》事件。其缘由是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对范仲淹被贬，以及余靖、尹洙、欧阳修受牵累事深感不平，愤而作诗批判“廷臣”及朝政：“吾君睿明广视听，四招邦俊隆邦基。廷臣陈列复钳口，安得长喙号丹墀。昼歌夕寝心如疚，咄哉汝忧非汝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27]诗中所表达的台谏精神，是非常鲜明的。这首诗对当时士人气节的推扬，起到了巨大作用：“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28]在朝政方面，因为此诗蔡襄也被政敌弹劾，复又掀起了政治斗争的风波：“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泗州通判陈恢，寻上章乞根究作诗者罪，左司谏韩琦，劾恢越职希恩，宜重贬，不报，而襄事亦寝。”[29]苏舜钦亦为此上谏，对台谏官被治罪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今国家班设爵位，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30]范仲淹及《四贤一不肖诗》事件，标志着台谏官对士人气节以及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由上可见，就范仲淹而言，以其台谏官和能臣的身份，对当时诗歌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他兴教育，培养人才，识拔孙复，劝张载读书等，都是影响宋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件。而这些从流变而言，都对宋代诗歌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说张载作为“理学诗派”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其诗歌对宋诗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31]而就其个体而言，范仲淹的文道观就对当时的诗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当然，范仲淹以其独具特色的诗文创作，对当时的士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是文学史基本常识，此不赘述。
综上所言，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台谏制度尤其是台谏官的具体谏诤活动，直接培育和鼓舞了士大夫的气节。通过以上考察，似乎有一条“台谏官—士人气节”发生关联的历史主线存在：台谏官—政治主张—历史事件—士人呼应—士人气节，而士人气节的追求，直接催生了士人的功业心态、帝师心态、闲适隐逸心态等，并历史性地内化为士大夫的典型文化人格。
第二，台谏官的讽谏主张往往形成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就会成为某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政体变革和社会风气变化的导火索。由此，这些历史语境下的历史事件、政治措施以及制度上的革新，便往往在制度、物质基础和士人心态方面相互联系，成为一定历史阶段内的文化生态，引导、制约着文化包括诗歌的发展。
第三，台谏官的遭遇，往往对当时的诗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对田锡、范讽和范仲淹等人的台谏活动的考察而言，除了他们对当时的文风有所进言外，他们还以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和较为广泛的交际，对当时士人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影响。
三 士人对谏议事件的呼应及其因台谏制度而发育的文化心态
台谏制度、台谏官与台谏事件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还表现为士人对台谏事件的呼应上。如果说，台谏官以其大义凛然的骨气为实践自己的职责和人生政治抱负，而身负风险与整个官僚体系及皇权、相权抗争的话，那么，士人对台谏事件的呼应就是沟通台谏官、台谏事件与士人气节及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叶适对此有一番评论：
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至如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32]
可见，台谏官、台谏事件，因其巨大的政治冲击力，往往成为台谏官本人和士人关注的对象。士人对这些台谏事件，经常产生或赞同或反对的反应。这种情形，在诗歌创作上也屡见不鲜。如仁宗明道元年，时太后亲政，殿中侍御史张存上书言事被重责，苏舜钦为此作诗，显示出鲜明的谏诤意气。其诗记录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表达出诗人的愤怒。诗曰：
瞽说圣所择，愚谋帝不罪。况乎言有文，白黑明利害。前日林书生，自谓胸臆大。潜心摭世病，策成谓可卖。投颡触谏函，献言何耿介。云昨见凶星，上帝下警戒。意若曰昏愦，出处恣蜂虿。安坐弄神器，开门纳珍贿。宗支若系囚，亲亲礼日杀。大臣尸其柄，咋舌希宠拜。速速代虎业，无使自沉瘵。陛下幸察之，聪明斯不坏。如睹贱臣言，不瞬防祸败。一封朝飞入，群目已睚眦。力夫暮塞门，执缚不容喟。十手捽其胡，如负杀人债。幽诸死牢中，系灼若龟蔡。亦既下风指，黥面播诸海。长途万余里，一钱不得带。必令朝夕间，渴饥死于械。从前有口者，蹜脰气如鞴。独夫已去除，易若吹糠稗。奈何上帝明，非德不可盖。倏忽未十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存芥。天王下床走，仓猝畏挂碍。连延旧寝廷，顿失若空寨。明朝黄纸出，大赦遍中外。嗟乎林书生，生命不可再。翻令凶恶囚，累累受恩贷。[33]
诗中所言，正可以看作是言官以其敢于担当而体现出的无畏勇气。当这种勇气成为士大夫关注的对象，并被以为是士气士节的楷模时，便成为整个社会所推崇的风气。因此，此时诗歌主题便会受到台谏制度的影响，诗歌创作主体的这种人格建构追求，就在诗歌作品中以诗歌题材、主题与境界中表现出来。
士人对台谏事件的呼应，影响到士人的政治气节和政治态度，并内化为士人的文化心态。当谏官心态通过体制架构约束下的官僚制度，同科举考试规定下的儒学政治伦理与道德伦理相结合时，便逐渐影响到士大夫，并内化为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这种劝谏心态的极致化，必然导致士大夫追求与帝王共同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追求“帝师”地位和政治权力，往往是言官的一种必然身份选择。宋人的这种“帝师”心态，在经学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北宋前中期经学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易》与《春秋》上。胡瑗讲经，时时紧扣人事吉凶等来理解“易”，这就拉近了《易》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也为当政者施政提供了指导。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释“元年春王正月”作如此表述：“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后以大中之法，从而诛赏之。”[34]其他传《春秋》著作，如王质《春秋皇纲论》及刘敞《春秋权衡》、《刘氏春秋传》、《刘氏春秋意林》、《春秋传说例》等，“帝师”心态亦是贯穿其中。后代公认的宋代儒者兼官员的代表人物，如胡瑗、石介、孙明复、周敦颐、张载、邵雍、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程颐、程颢、王安石等，考察他们的解经著作，思为帝师，关心民瘼的思想，也不时在解经中体现出来。
当士人的帝师追求或者事功追求由于政治机缘而无从实现时，士大夫的谏官心态便经常为现实所压抑和阻断，其变化的方向之一便是吏隐心态。言事官在谏诤纳言、规讽取正与绝望低沉、吏隐世故之间，往往难以抉择。其原因在于，言事官作为封建官僚集团的特殊阶层，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皇权利益，这在深层政治伦理上，台谏制度本身的运作规律就与皇权以维护、稳定统治以确保家天下的目的具有歧异性，另外，言事官生活在红尘凡世，除非毫无欲念，否则很难不与其他官僚交接以图谋利益追求。如真宗、仁宗朝的著名讽谏官范讽，最后还是与宰辅王夷简相互勾结以谋取利益。范讽之人生遭际，恰好表现出台谏官职责与官僚个体利益的深层矛盾性。除了台谏制度的原因之外，北宋前期的吏隐心态，当然也缘于当政者有意提倡，以至于当时高级官员不得不去有意识地表现。[35]当然，北宋中期官员吏隐心态的形成，更是官员面对政治形势的无奈与流连于富贵生活相矛盾心态的体现。另外，佛道思想的盛行，也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台谏制度往往能够为士大夫成就功名提供一条便捷之径。因此，功业思想也与台谏制度有一定联系。北宋建国以后，广开选士门路，尊崇文人，重用文官，士人得以顺利进入官僚阶层，其建功立业精神得以激发。如张咏因为第一次科举失败，即愤然撕裂儒服，入终南山求陈抟授道。[36]他后来以治理地方政务闻名，晚年自诩最善于治理地方。在去世前一年（1014），还挥笔写下了“独恨太平无一事，淮阳闷杀老尚书”的字句。又如王禹偁诗句：“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蠧，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37]显而易见，因谏官而言事，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谏官心态，成为支撑当时士大夫急于用世的重要心态之一。
由上可见，谏官心态、帝师心态、功业心态、吏隐心态等，都与北宋台谏制度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当然，台谏制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举之外，谏官受挫于皇权与相权而产生的怵惕保身心态等，也在北宋士人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尽管如此，上述考察已经能够说明，台谏制度给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既然作用于士人心态，就必然会在同期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从此期诗歌的发展来看，台谏制度通过诗歌创作主体而表现为对诗歌主题、诗格等都产生了影响。
四 宋初百年士人文化心态与诗格变迁
士人的上述文化心态，自然会内化为诗歌创作主体的精神追求。由此而言，台谏制度及台谏官对诗歌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其中尤可注意者，是台谏制度对此期的“诗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先看诗格的“品格之格”含义所在。宋初，由于君臣唱和、馆阁唱和等风气的流行，以及北宋政权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因此，歌颂皇权、渲染太平景象，成为朝廷内外士大夫的重要职责。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宋初诗歌的功能得到拓展，诗歌的社会地位和诗歌品位因此得以提升。宋初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的盛行，都与之紧密相关。大致来讲，在北宋仁宗朝以前，甚至在仁宗天圣年间，诗坛风气仍然多沿着五代诗风而发展的。之间，宋初白体诗继承了白居易、皮日休、冯道、杨凝式等以来的“闲适诗”传统，发扬其浅近、平易、不用典的长处，以吟咏性情、颂美王政为诗歌主题，着力于抒写和乐自适的优游世俗生活，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和乐”之境与“平易”之美成为宋代诗国里令人瞩目的诗歌类型。从宋初“晚唐体”诗派诗人所崇尚的诗歌范式类型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来看，“晚唐体”诗人虽然取法于贾岛、姚合等人的诗歌，不过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独特性，反映出宋初某些诗人在艺术追求、诗歌审美情趣和创作方面的一些特点。西昆体所属意的强调经营词面、注重辞藻、强调用典、注重形式而缺乏对诗歌内容、诗歌主题的深层锤炼，从其诗歌传统的流变而言，仍旧可以看作是五代诗风的延续。西昆体诗派主要向李商隐诗歌的用典、锻炼等艺术手段和写作手法学习。“西昆体”摆脱了五代以来的浅切、悲苦之美，而代之以华丽、雍容的自觉艺术追求。单就诗歌诗境构建而论，宋初三体继承了晚唐五代的特征，表现为诗境狭窄气象浅薄，诗歌气格较为卑弱。
“宋初三体”这种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忽视气格的特征，后来被范仲淹、石介、欧阳修等人所反对，从而形成了被文学史家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潮。范仲淹对宋初诗歌的评价，一直得到文史学家的推许：“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此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38]其中似乎对“宋初三体”都有批评。北宋诗歌，只有发展到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等，方才重视追求以承载儒家精神与干预政治为主调的“气格”。其中，苏舜钦以其高迈的气魄、高绝的物象摄入为特征，为当时的诗歌气格追求，作出了贡献。另外，如石曼卿、杜默等京东人，也有此种倾向。[39]而这一思潮的发展与演进历程，是与北宋王朝的台谏制度建设紧密相关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作为重要的言事官员，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台谏制度对诗歌“诗格”的“品格之格”产生的巨大影响，还体现在北宋士人对文道关系的追求上。宋初作家在文道关系的处理上，是偏重于文而忽视道的。穆修总结道：“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亦由时风众势驱赶溺染之，使不得从乎道也。”[40]到了真宗、仁宗时期，士人诗歌风格追求开始向着“求道”倾斜。平淡、自然、骨力等，成为士人自觉的创作追求。欧阳修就讲：“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定而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41]至于理学家诗人则总体上偏重于道，对文有所忽略，这已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倾向，到了苏轼、黄庭坚则试图平衡这种关系，苏轼强调：“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42]黄庭坚说：“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耳。”[43]他又特别重视技巧技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观。[44]而上述北宋诗人对于文道关系认识的转变关键，是与以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从事过谏官的诗人的贡献分不开的。由此言之，北宋诗歌文道关系的研究，与台谏制度的设立和递续性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第二，再看诗格之“格式之格”。宋初，白体多用五七言律绝，晚唐体多用五言体，西昆体则多用七言律诗的形式。其中，要数西昆体更加强调诗歌的体式要求。《瀛奎律髓》卷十八、《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提到了“昆体工夫”，表现为西昆体诗人注重对诗句进行雕琢，诗句里往往含有多个历史典故，强调诗句的对偶、押韵以及诗句语言的色彩等写作方法的运用，追求诗歌雍容典赡、炼词工整的诗歌风格。宋初三体中古体、长篇律诗还不多见。到了范仲淹之后，伴随着包括台谏制度精神影响在内的士大夫气节的高涨，诗人在诗歌中使用长篇来说理，成为一种趋势和流行的风尚。其中，又以欧阳修、苏轼诗歌最为典型。他们继承了唐代一些诗人如韩愈、杜甫等人以诗纪事的传统，而加以变化。特别是欧阳修的长篇诗歌，多以文法来写诗，中有起承转合，讲究气脉贯通，讲究“小结裹”手法，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苏轼更将这种写作诗歌的方法加以发展，并发展形成了诗体、长篇诗序、诗歌主体等形成为一体的诗歌模式。可以说，诗歌采用这种方式以加强议论，很大程度上是士人崇尚议论的结果。这说明，正是因为台谏制度以及谏官本人的职责所系，北宋士大夫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竭力进言借以成就自己的气节与名节。这种风尚，从文学而言，创作主体必然会形成反复陈说以尽力抒写其主张，力求畅快淋漓地说理抒情。而这种努力，一旦表达在诗歌创作中，便向着两个方面发展：在诗歌主题与诗境构造上，自然就会突出功业主题、帝师主题、讽谏主题，以及吏隐主题。这些主题，对应着士大夫因为重视讽谏所形成的文化心态：功业心态、帝师心态、讽谏心态、吏隐心态等；在诗歌形式方面的追求上，就会倾向于加强诗歌的议论化，发挥诗歌参与社会政治批判的功能，由此，诗歌形式就会向着包容性大、内容丰富的散文形式靠拢，这样就必然会讲究长篇诗歌的写作技巧。这说明，欧阳修等人“以文为诗”写作的长篇诗歌的出现，与北宋的台谏制度是有着直接关联的。
五 余论
由上可见，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此期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最终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北宋诗歌诗格在五代倍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以及士人在诗歌创作中特别重视文、道关系的文学现象，都说明了台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诗歌主题和诗境构建的变化，以及为适应这种变化的诗歌样式而体现出来。
总之，因宋代台谏制度对整个社会生活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士人的文化心态、气质精神、生活观念等方面表现出来，因此，作为记述和反映士人情志的文学作品，诗歌必然在内容、主题、诗境等方面表现出这一受台谏制度影响而导致的社会人生变化。由此而言，宋代台谏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演变历程，对宋代诗歌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前已述及，两宋台谏制度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伴随着台谏制度的升降沉浮，其对诗歌流变的影响必然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台谏制度对两宋诗歌品格产生了一定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第二节 两宋科举制度对诗歌发展之助力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晚唐五代武人无视朝廷政治而造成了混乱腐败的政治局面：“计诸镇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军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亦风会所必至也。……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开辟以来一大劫运也。”[45]这种情况，宋初仍然存在。实际上，北宋太祖赵匡胤因军事政变而即位，就是武人干政的结果。就其事件本身而言，赵氏同其前辈一样，都是武人兵变的受益者。赵翼总结道：“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废帝潞王从珂，从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辙也。”[46]（《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自然，赵宋王朝建立初期，武人也是顺延着五代的强横习气，五代以来的武人“拥立”、“劫财”恶习，宋初仍然横行，这就极大影响到新生政权的稳定。
为了改变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太祖即位之后，即着手削夺武臣权利，并逐渐取消以门荫为选拔官僚手段的做法，而代之以文臣管理国家。太祖朝即开始把地方州县长官职责一分为三，各设职官，使之互相制约。这样做的结果，就造成了国家急需人才的局面。因此，规范科举考试制度、拓展科举得士人数、提高科举得士质量，就成为关系到国家是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而事实上，北宋推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支撑国家统治，取得了极为有效的成绩。对此，《宋史》有所总结：“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疆之吏，咸从此出，得人为最盛焉。”[47]从文化建设上来看，推行科举制度的直接结果，便是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科举士人文化。浸润在这一文化之中的士人，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心态。
两宋科举制度，如同其他政治制度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大致说来，宋初百年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完善时期；熙宁四年的王安石变法至徽宗朝前，虽然科举制度内容有所改革，但基本格局不变；徽宗哲宗朝科举制度受到很大冲击；南宋科举制度则基本稳定。为了述说方便，本节以宋初百年科举制度与诗歌关系为例来进行研究。
一 宋初百年科举制度与士人教育
科举士人文化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士人心态，其直接的成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实施。科举制度，为科举士人文化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保证，它直接造就了推崇科举、重视文人的文化氛围，并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等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心理层面。可以说，赵宋一代，举凡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人生目标、思维习惯、审美追求等，都表现出若干与科举考试制度相关的特点。上述种种方面，整体上就呈现为科举士人文化的各种形态及特征。
科举制度为科举士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宋代科举制度时有变化。太祖朝后期，科举制度已有基本稳定的倾向。太宗朝开始扩大科举规模、完善科举制度，并在王安石熙宁四年变法前得以延续。王安石变法对此有所改革，北宋末年在很大程度上又以太学取代科举。南宋高宗朝又进行了若干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王安石变法前的科举制度。从此而后，南宋基本上延续了高宗朝的科举制度。
关于北宋前期科举科目、内容及参加科举的程序，《宋史》有关记载比较详细。较之唐代，值得注意的变化有四点：
一是宋代的科举门科较之唐代发生了较大变化，不管是应进士科还是其他各科，都要熟练掌握儒学至少一门经典，其中《论语》《三传》《三礼》与《毛诗》受到特别重视。这说明，宋代科举入仕者，其儒学素养尤其是对儒学精义的认识都具有相当水准。
第二，科举考试程序完备，对应试者有一定要求。宋初虽对不合礼法、工商异类、僧道还俗者，不准其参加考试，这相当于圈定了科举入仕者的基本从业基础。但事实上，整个宋代对考生门第的限制呈现出越来越宽松的情况，宋太宗淳化三年就有诏令：“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尔不群者，亦许送解。”[48]这一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商、杂类人士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拓展了取士的渠道。
第三，提升了明经科的地位，不再贱视此科。这说明，宋初统治者有意识地提倡经学，直接提升了儒学之士的政治地位。这里，表面看来赵宋政权延续了五代重视明经科取士传统，但实际上，宋代重视明经科取士与五代相比，貌同而实异。五代因为取士的不易而不得不以明经科为取士重点，但宋代却是为了推行儒学而重视明经科取士，显然其出发点是不同的。
第四，在北宋建国之后一段时间，最高统治者特别重视裁抑门荫对于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保证科举的相对公正性。这说明，唐代以门阀等第制度为晋身根本的职官与科举制度，逐渐被较为公平的科举遴选制度所取代，这就扩大了士人改变命运的机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激发出士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
由上述可见，北宋政权建立伊始，就采取措施针对武人乱政、文臣无行的政治习气，大力推行政治伦理与道德教化相结合的政治文化，并采取相对宽松的政治措施，大力推行科举取士制度。这样，赵宋政权借科举考试的名义，几乎对全社会各个阶层都推行了普及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的儒学知识教育。这种以儒学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为背景的科举知识普及，就在全社会构筑起基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伦理体系。显而易见，宋代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以儒学知识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对宋代文化的构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赵翼提到宋末出现的一大批舍生报国的士人群体，慨叹是因为赵宋政权善待士人的缘故，正可以看作以儒学为科举制度内容的一个注释。
为了推行科举制度，北宋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兴办书院、学校，对于扩大士人数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学校有国子监及太学、辟雍及广文馆，皆属于大学性质。有律学、书学、画学、医学及武学，皆属于专门学校性质。有小学属于小学性质，此外还有几所特殊学校，如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三所，统为贵族学校，内兼高初两等教育性质。此外，另有四门学一所，特为庶民子弟设立的，属于高等教育。地方学校：州有州学，府有府学，军有军学，监有监学，县有县学，界于中小学性质之间，而界限不甚分明。……以上各校，设立的先后，教材的内容，试验的情形，及教职员和学生的名额，不仅南北两宋不能一致，即每易一君或换一阁员亦屡有变更。”[49]仅就宋初对教育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的著名书院而言，就有多个。史上或有四大书院之称，为白鹿洞、岳麓、雎阳、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其中，范仲淹主教的应天府书院，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孙复、石介的泰山、徂徕之学，以及陈襄的福建古灵之学，都有很高的教学水平。这些书院，学生数量很多，通常具有几百人的规模，个别书院培养人数甚至达到数千人。朝廷通过赐书、赐田、任命教授等措施，使这些书院具有了官方性质。书院的作用主要在于：“书院有三大事业：一藏书，二供祀，三讲学。藏书以备学者看读，如应天府书院，聚书至数千卷。……书院除藏书外，兼有宗教性质。取先儒之有功德于圣门者从祀之。……其最重要事业则为讲学。”[50]书院讲学与刻印图书，对大规模培养人才，扩大士人阶层的基数，起到了重要作用。就两宋培养学生人数和培养人才质量来看，书院较之官办学校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朝廷对书院及学校实行赐书政策。除了宗学、太学、国子学之外，仅就郡县学而言，《宋会要辑稿》载宋初赐书记录就有赐康州九经、赐嵩山学院九经、赐诸路郡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九经各一部，赐英州文宣王庙九经等。
除了上述官办学校与官办书院外，北宋城乡私学、宗学、义学等民间教育组织亦是培养士人的重要机构。宋初不少藏书者及富庶人家以召集与团聚士人读书为荣，所蓄图书往往许人借观，这也对当时普及知识，推动士人参加应举考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宋初宋琪（917—996）、许坚（卒于宋真宗景德中）等人皆作有同题诗《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诗，对胡氏“礼乐爰修周孔书”[51]甚为推崇。王禹偁于淳化五年作有《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记当时朝臣对胡氏创办义学作诗颂美，计有作者“自旧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几人”。[52]其实，很多书院在创办初期，往往也是由私人创办，后因为育人有方，声名鹊起，而被朝廷所注意并被赐有各种待遇，成为国家所属的书院。前面所举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均是这种情况。当时民间办有不少私学、私人所办书院或者义学，它们在推动知识传播、培养士人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如范仲淹就因多延真才实学的学者充当其家庭教师，其子纯佑等皆有所成。[53]
北宋初期，刊印书籍尤其是儒学典籍直接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更为参加科举的士人提供了支持。宋代刊刻书籍最多的是国子监，所刻最初多为儒学著作和前代正史，后来为了适应科举考试需要，又刊布韵略、刑统、律文之类的图书，这些图书被称之为“监本”。监本书不以营利为目的，满足了广大士人的需求，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上述情况说明，北宋科举制度的实施，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由此大量的以应考为目的的士人得以培养出来，这些以接受儒家典籍和诗赋创作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士人，成为科举士人文化的人的因素，连同文化制度、物质载体形态等一起，成为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类型——科举士人文化。
二 宋初百年科举制度与士人群体的规模
科举选拔对士人数量的急剧扩大起到了关键作用。北宋自太宗朝即开始扩大科举规模。科举考试在太祖朝初期一年一考，仁宗时为两年一考，到了神宗朝时才改为三年一考并形成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出题、监考与统缮等制度也日益完善。通过科举入仕成为上至皇室下至贫苦阶层的正途。仁宗朝13榜进士状元，有12人就出生于平民之家。《登科录》所载，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曾祖、祖、父三代仕履都完整的570名进士中，三代皆不仕者307人，占总数的53.9%，父代有官者129人，只占22.6%，且其父代也多为从九品的小官，势家子弟显然已无法像唐代那样，占据科举的主导地位。在科举考试名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读书求进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有人奏称：“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一个普通的州、府就有这么多士人参加应试，那么全国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可想而知。据推测，当时全国应举或准备应举的士人，可能接近百万。[54]北宋因应科举考试而备学的士人，可能情况与之相似，而人数当少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北宋士子数量也有了惊人的增长。据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科举臻于鼎盛，全国参加解试的士儒已达42万人左右。[55]真宗咸平元年（998年），一次贡举人数就达2万人之多。[56]科举录取名额，太祖朝每次参加省试的人数不过2000人左右，太宗时已达5300人。据《文献通考》等统计，北宋自太祖至英宗五朝共开科50次，取进士、诸科22194人。这说明，由于科举取士制度的不断完善，取士数量是非常多的。北宋宋徽宗朝，更加扩大了太学的规模，太学人数、取士人数等都达到了北宋的最高点。由此可见，科举考试的内容必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起到导向和制约作用。宋代科举及第后的待遇，也较唐代为高，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科举及第后须经吏部考核合格后方可授官，宋代科举及第后则直接授育，并且在唱名日即释褐，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科举及第后的荣耀。
北宋开创的科举选人方式，也对士人阶层的快速扩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宋除了以“中举”的方式遴选高级人才之外，还有“特奏名”进士。开宝三年（930年），宋太祖诏吏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57]，从此始开特奏名恩例。此后，北宋朝廷又多次扩大特奏名的恩例和数量，并形成定制。这种出于“邀恩”目的笼络士人政策，其流弊是造成了很多无才无能的士子以科举为业，因为即使是考试不能高中，只要连续多参加几次考试，“特奏名”的机会还是有的，而一旦以“特奏名”的名义中选，也能够做个低级官员。《燕翼诒谋录·卷一》记载：“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58]该书又记真宗因为“特奏名”太多，而不得不于大中祥符八年“裁抑之”。北宋甚至有士人多年待在京师专以贪图“特奏名”恩例，不思进取者。仁宗就因为“特奏名”进士不思进取而下诏戒敕：“学犹殖也，不学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于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于宽恩，遂隳素业，苟简成风，甚可耻也。”[59]苏轼时这种情况更是发展到极端，弊病百出：“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60]尽管以“特奏名”方式选拔人才弊端丛生，但是却在客观上为士人阶层基数的扩大打开了方便之门。
北宋对通过进士而入仕的官员，待遇是比较丰厚的：“俸钱禄米以外，又有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麫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甚至过生日皇帝也给以特殊的赏赐。以至于赵翼感慨地说“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61]除了俸禄及例赏之外，高级官员有机会利用荫补为子侄辈谋得一份差事。宋初对经过进士而入仕的官员，提拔擢升的速度是惊人的：“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连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连名。……其盛如此。”[62]宋初在仁宗嘉祐以前，经过科举而入仕的优等人选，往往不到十年而成为高官，这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也是少见的。
科举入仕不仅对得中者本人具有重要意义，连带而及，还能对子嗣、亲戚，乃至有联系的人带来好运，除了有名目不一的“郊祀推恩”、“恩荫”等例行封赏之外，甚至大臣还可以荫及医生、门馆等。[63]显然，科举对宋代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除了维系国家统治的人才赖之以出之外，广大士人也把得中科举为人生的必由之路。这种人生定位，无疑就会直接促进知识的积累和传播。
三 宋初百年科举制度与士人知识结构及文化心态
由于北宋朝廷不断完善科举制度，因此，通过科举入仕成为上至皇室下至贫苦阶层的正途。否则，显宦子弟也只能做一些末官：“真宗国恤，凡荫补子弟有当斋挽之职者，若斋郎止侍斋祭，若挽郎至有执绋导灵仗者，子弟或赧之。”[64]因此可以理解，即使是祖辈为显官，其子侄后辈亦往往能自励向学。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连带而及所造成的现象是，即使祖上曾经贵为宰辅大臣，其子孙如果不能通过科举入仕，家族影响也很快就会衰落。这一方面会激起广大士人努力进取的勇气；另一方面，既然贵为宰执其后人都不能永保富贵，那么，这种相对而言出入平等的机会，也就彰显为士人心态上的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宋官员尤其是谏官，往往能够不惮权贵而履行职责，除了职责所系外，科举制度的因素不容忽视。可以说，科举制度对士人敢于面对权贵所持的平等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既然因科举入仕成为“富贵可求”的途径，那么，渴望用世，展现才华和抱负，就成为士人重要的人生目标。同时，科举考试以儒学知识为考试的基本内容，儒学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体系，无疑也会对士人产生重大影响。由此而及，北宋士大夫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以关心政治、投身教化为己任。诗人高歌颂扬新的王朝，柳开《应责》高揭其卫道精神，表达了自己以布道为己任，不求富贵人生的态度：“纵我穷饿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岂能穷饿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65]王禹偁希望通过讽谏谏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批评朝廷不重视儒学，希图用世：“自从五代来，素风已凌迟，干戈为政事，茅土输健儿。儒冠筮仕者，仅免寒与饥。”[66]胡旦人生目标是：“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67]刘沆年轻时有强烈入世抱负：“……潘风素有诗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加点，诗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耸千寻势，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镇，风浪里蟠根。平地安然者，饶他五岳尊。’”[68]欧阳修“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69]他对当时不关心时政的风气甚为不满，借读李翱文抒发感慨：“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70]
北宋前中期，知识分子为建功立业思想所激励，往往渴望立功边陲，或者投身政治，期待实现自己的抱负，如范仲淹时士人以靖边为高节。张元等人就因为得不到朝廷重用，就投靠到西夏，为祸北宋政权多年。欧阳修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71]这时候，甚至出现了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用世理想，而耍一点小手段：“寇忠愍为执政，尚少，上尝语人曰：‘寇准好宰相，但太少耳。’忠愍乃服何首乌，而食三白，须发遂变，于是拜相。”[72]士人及士大夫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往往不顾世俗非议，有一种卫道“当仁不让”的志气：“范仲淹、富弼初被进用，锐于建谋，作事不顾时之可否。时山东人石介方为国子监直讲，撰《庆历圣德诗》以美之，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气类不同者，恶之若仇。”同书又记：“范仲淹入参宰政，富弼继秉枢轴，二人以天下之务为己任，谓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除旧谋新，振兴时治，其气锐不可折。”[73]王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74]以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75]在此风气影响之下，甚至是隐居野逸之人亦关心朝政，真宗朝隐士钟放向朝廷提交建议：“其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76]与之相似，当时号称隐逸的林逋也推崇孔孟之道：“其谈道，孔孟也；其语近世之文，韩李也；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77]此期，即使是隐士、学问家等也非常注意研究政治管理的措施。如宋初陈抟，作为一个道士，也对入世极为关注：“（宋）琪等从容问曰……（陈抟）对曰：‘……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78]
在追求事功、急于实现救世淑民抱负的同时，北宋前中期知识分子舍弃了五代多数从政者只是为了个人名利的狭隘功利观念，而以建功立业、树立道德、追求高尚气节为毕生奋斗目标。显然，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学为主，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冯道评价的改变，正好反映出北宋重视士节的变迁。薛居正《五代史》曲为解说冯道变节曲膝、毫无气节，同情其遭遇：“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79]到了欧阳修修《五代史》时，则痛斥冯道之无德丧礼：“《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80]到了哲宗时，大臣对冯道更加鄙夷：“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81]从北宋前期到中期，北宋人对冯道的评判是逐渐加强的，宋初对冯道尚有同情的态度，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混乱时代的无助和渺小，而到了北宋中期，冯道已经被当作无节无德、寡廉鲜耻的代名词了。对冯道评价的这一转变过程，是与宋人道德意识逐渐加强的过程相一致的。
在这种气候下，对知识分子气节的推崇，对个体崇高人格的追求，就成为入宋后成长起来的广大士人的自发追求。清代顾炎武说：“《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咸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之陋。”[82]顾氏已经论及了宋代提倡士节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来。由太祖提倡而由范仲淹推动的士大夫高扬气节之风，与整个宋代相始终，直到北宋末年尚有太学生激扬国是，为国难而奋不顾身[83]，以至于顾炎武对之感慨不已：“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世，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也。”[84]知识分子出于立功立德与追求仕宦顺遂的目的，也重视探讨居官之道，陈襄著有《州县提纲》，分洁己、平心、专勤、奉职循理、节用养廉、勿求虚誉、防吏弄权等，涉及居官、修身、养民、为政等[85]。端平间胡太初撰有《昼帘绪论》，内容亦包括尽己、临民、事上、行刑、远嫌等内容。[86]赵鼎有《家训笔录》，内容包括闺门先务、士宦务本、岁时祭祀、家财支配等，俨然一治家簿。[87]北宋前中期类似书籍的出现，表明当时士大夫普遍具有汲汲于上进、乐于淑世、兼备立德与立功的世俗士大夫情怀。
就社会政治的发展来讲，前进与后退、开明与荒诞，总是并存的。所谓政治进步，不过是相比较而言的，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北宋前中期亦是如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北宋王朝也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各种矛盾的尖锐化，使深陷其中的官僚士大夫左支右绌，动辄得祸。宋朝崇尚“家法”而带来的党争，逐渐渗透到科举取士制度上来，科举制度往往成为“党争”所操纵的工具，为狭隘的小集团服务。由此，这种情况逐渐演化并造成了社会政治风气的肃杀，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多重性的人格和复杂的人生心理体验。
北宋太宗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激烈的党争。赵普与卢多逊之争，就牵扯到很多大臣。这种情况，在真宗、仁宗朝愈演愈烈。宋真宗时有童谣：“欲得天下宁，拔除眼中丁；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88]丁，是指奸佞之臣丁谓；寇，是指寇准，童谣中可见在真宗时丁谓阵营与寇准阵营已成对垒之势。到了仁宗朝，伴随着范仲淹被贬，朋党开始成为朝政最重大的弊病，朝政风气日益堕落，加之军事上对外的连续失败，知识分子的心理开始转轨，他们不再完全关注于立功立德的古训，也不再与前代知识分子那样视入仕为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而是把精神信仰与事功追求和实在的社会谋生需要分开来：一方面，道义仍然是人生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贯彻实行，选拔士人名额的增多，科举入仕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为生计而做官成为时代的要求，做官不再是为了实现人生抱负而从事的事业，而蜕变为生活的一个工具。
士大夫普遍以“吏隐”为生活追求。如王禹偁表露其“吏隐”思想：“神仙未可学，吏隐聊自宽。孤吟刻幽石，此义非考盘。”“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野性群麋鹿，忘机狎鸥鹇。”[89]赵抃知成都时寄诗周敦颐，赞赏其“吏隐”：“诗笔不闲真吏隐，松庭无事洽民情。”[90]就北宋前中期而言，像王禹偁这样，由于政治抱负不能施展，而只能怀抱利器郁郁沉沦下僚的士大夫，便一改前朝那种不平之气，变为在“吏隐”中享受人生，或在体验旖旎情色带来的感官愉悦之时，享受着与大众士庶郊外游玩的种种乐趣；或者反观自省，在对俗世感官欲望的超越中寻找性理天道的终极。沈作喆猛烈抨击北宋后末期仕宦风气，可见当时官僚士大夫的士气沦落：“今之学者谓得科名为‘了当’，而仕宦者谓至从官为‘结果’。嗟乎！学所以明道修身而仕，将以行志及民也。……一得科名则已了当一生，而进德修业，更无余事矣。以贪鄙无能之质，巧佞卑污，积累官簿，一得从官，则已结果终身，而爱君忧国无余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时可哉？”[91]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阶级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深化，造成了知识分子人格的多重性和复杂的人生态度。受此影响，官僚士大夫一方面在诗词中继续表白着自己的“言志”“讽谏”传统，另一方面却在旖旎情色中放纵着自己的感官快感。如范仲淹诗作《四民诗》之《士》，全篇充满着对弘毅求道的信心，对小人愚昧、世风浇薄的愤懑。而在其另外的诗作中，却又有着安恬乐命、荣辱如云的淡然。可见，北宋科举制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出处穷达本是人生的重大抉择，事关人生价值的体现，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超然其外。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为儒学，而儒学精义就是“壹是以修身为本”，然后推己及人，以实现大同世界为目标。显然，以科举考试为人生目标和价值的实现手段的士人群体，其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和由此而带来的心态，都与科举制度发生着关联。
四 科举制度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士人以儒学经典为基本学习内容的教育制度，以及科举考试以诗赋、策论与帖经为基本考试形式，深刻地影响到了同时期的诗歌创作。
首先，从诗歌创作的技巧来讲，在王安石熙宁四年改革考试制度之前，诗歌因为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从而得到社会士人的高度重视，对诗韵、诗律以及诗歌写作技巧的要求，迫使诗人认真研习，这就推动了诗歌的发展。欧阳修、苏颂等人都曾因为考试时写作诗赋而落韵，从而造成了科举失利。这种情况，自然就会引起士人的高度重视，也对诗词的押韵、平仄、用事等特别讲究，由此，甚至演变成了诗人重视诗词押险韵，以之为他们表现才智、争奇斗胜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乐趣：“太宗当天下无事，……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92]史载，寇准也非常重视押韵，四押“青”字不到，遂止不作。[93]西昆体的用典，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清人对此总结道：“宋人先学乐天，学无可，继乃学义山，故初失之轻浅，继失之绮靡。都官倡为平淡，六一附之，然仅在肤膜色泽，未尝究心于神理。其病遂流于粗直，间杂长句，硬下险字凑韵，不甚求安，状如山兕野麋，令人不复可耐。”[94]其中所论，观点尽管陈旧迂腐，但提及对“险字”、“凑韵”的情形，正是对这一流行风气的生动说明。为了规范用韵，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陈彭年、丘雍奉诏修订《切韵》（后改名《大宋重修广韵》，以下简称《广韵》）。这说明，北宋诗歌创作的韵律、用典要求等，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的局面，与士人科举文化的要求具有直接的关系。这一趋势，在神宗时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苏、黄经常写诗押险韵、怪韵，显然都与科举重视诗律、诗韵的要求有联系。另外，王安石的作品之所以呈现一种峭拔的风格，也当与彼时严格的用韵要求密切相关。
诗歌创作水平的盛衰，也与科举士人文化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北宋政府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除了常设儒学课程外，诗歌也是重要内容。如太学，初以五经，后以王安石《三经新义》为教材。[95]即使是书院私学，也很重视诗歌的学习与写作。在北宋初期，进士科考试设有赋诗考试内容，即使是明经考试，在最后殿试时仍然要进行赋诗考试。因此，士人为了应举的需要，需要经常习练作诗，以作应试准备。同时，士人为了科举考试取得较好成绩，也需要提高技艺。很多人注重向名人学习，以提升诗歌水平。如宋祁宋庠干谒杨亿，“宋景文与兄元宪，少时尝谒杨大年。坐中赋《落花诗》……文公以兄为胜，谓景文小巧，他日富贵亦不迨其兄。”[96]庆历四年，朝廷下令就科举考试“所试诗赋策论先后”进行讨论。虽有欧阳修、富弼、范仲淹力主先策论后诗赋、去殿试、行学校等，但由于“时言初令不便者甚众”，考试制度及考试内容旋即恢复如旧。整个北宋一朝，科举重视诗赋，已经为广大士人所乐于接受，王安石变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哲宗元祐二年，司马光对在京太学生学习诗赋的情况做过统计：“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97]，又言“及出守东南，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争作诗赋。……专习经义，士以为耻”[98]。元祐八年，士人多习诗赋的情况甚至已经达到了迫使朝廷不得不更改考试内容的情况：“中书言御试请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99]这种情况说明，北宋从建国到神宗之前，由于科举考试一直重视诗赋，因此诗赋创作群体人数众多，影响广泛。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科举与诗赋的关系更加密切，诗赋水平因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得到了制度上的有力保证。由此可见，科举对士人诗赋水平的提高以及诗赋知识在社会上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考试的需要，迫使广大士人不得不尽力学习诗歌写作技巧。这种努力必然带动了诗歌的发展。宋代诗歌之所以涌现出远超前代的诗人，当与科举士人文化紧密相关。余靖就曾指出，士子往往重视学习诗赋以谋求中举以仕进：“近世以诗赋取士，士亦习尚声律以中其选。”[100]可见，应付科举考试是目的所在，学习诗赋只是一个求取功名的条件。出于这一目的，科举要求的内容，自然成为学习诗赋的重要方向。至于王安石变法而改革考试制度，以策论代诗赋考试，因为广大士人的惯性而招致反对，正可以看作是科举文化对诗歌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王安石变法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左右，最后不久还是恢复了诗赋考试，短暂的科举内容变革，似乎对两宋诗歌的发展没有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但从两宋科举考试的内容变化上看，南宋诗歌水平整体上比不上北宋，科举考试时有接近一半的时间不以诗赋为考试内容，可能是原因之一。对此，《文献通考》有记载：
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祐、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然则自熙宁以来，士无不习经义之日矣。然元祐初，始复赋，欲经、赋中分取人，而东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来，士工习诗赋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随经、赋人数多少，各自立额取人。”则知当时士虽不习诗赋者十五年，而变法之余，一习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绍兴之间，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间兼用诗赋才十余年耳。然共场而试，则经拙而赋工；分科而试，则经少而赋多。流传既久，后来所至场屋，率是赋居其三之二，盖有自来矣。[101]
这说明，诗赋虽然立废时有变化，但总的看来是为士人所熟悉和接受的。
科举文化也对两宋诗歌的内容、诗旨、审美取向等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以儒学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而儒学特别强调内则修身外则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必然会影响到士人的精神心理层面，这些内容就会影响到诗歌的内容、主旨和诗人的审美取向。如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因为儒学的兴盛，导致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文风的巨大变化：“时儒生迭兴，辞章雅正，号‘乾淳体’。”[102]而朱熹设想科举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论，受到了当时士人广泛的重视。[103]这些情况，当会对引导南宋士人重视治经而忽视钻研诗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南宋庆宗以后，长期在科举考试中忽视诗赋，也肯定对诗歌创作产生负面的导向作用。嘉泰年间章良能就在《陈主司三弊》中言：“沮抑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104]上述情况，都对当时的诗歌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时期盛行的“理学诗”、“语录体”，与之是有一定关联的。
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度虽然对诗歌内容、诗旨、诗歌的审美取向等发生影响，但其发生影响的途径和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复杂的。从深层次而言，科举制度不过是时代政治的意志体现而已，时代政治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理，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比如，同受科举考试的影响，宋初三体在诗歌内容、诗旨与审美情趣上，就与北宋中后期以及南宋时期不同。这说明，诗歌内容、形式的发展，除了受科举文化的影响以外，还受到其他文化因子的影响，诗歌的发展也还有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对比而言，科举文化对诗歌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子而已。比如说，宋诗重视议论，其直接的动因可能是科举考试重视策论，尤其是王安石改革考试制度后，策论在科举考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显然对宋诗重视议论的表现方式有极大促进作用，但实际上，宋代由于推扬文人地位，重视以儒学精神培育士节士气，从而激发出士大夫忠君爱国、救世淑民的情结，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如上所述，科举制度对宋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夸大这种影响。就拿为人艳羡的翰林学士来讲，其本人自然是科举优胜者，并且文采卓越、享有崇高地位，隐然有文坛领袖的作用，但是，很难说是因为担当这个官职而形成了诗史人物谱系，也不能把翰林学士的人格类型说成是宋代诗格创立的“不可缺少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对陈元锋《翰林学士与诗史演进》一文中的若干观点加以修正和补充。陈文以为，翰林学士“以其政治品格和道德文章成为引领一时风尚的士林表率和文坛宗师。翰林学士主持风雅，他们的交替代谢构成北宋诗史演进中的人物谱系。翰林学士人格范型的转换，最终实现了士风与诗风、品节与气格的熔接，促进了宋代诗格的创立嬗变。”[105]这个评价，过高地估计了翰林学士的作用。须知，宋代诗史人物谱系中的若干重要代表性作家，如梅尧臣、苏舜钦、苏颂等并没有担任过翰林学士；而且，即使那些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诗坛领袖人物，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正是因为其作品为世人所钦仰，才为朝廷主要是帝王所瞩目，才担当翰林学士一职，而不是因为担当了翰林学士才成为文坛领袖的。翰林学士为世人瞩目，其主要原因并非全是其诗文造诣，部分原因是翰林学士往往是宰辅的备选：只要担任翰林学士，就极有可能问鼎宰辅首臣的宝座。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王禹偁三次担任翰林学士又三次被贬的原因，也就可以深入理解王禹偁的《三黜赋》中体现出的绝望心态。
第三节 两宋乐府制度、歌妓制度与诗歌审美取向
宋代乐府制度和歌妓制度，为都市市民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北宋乐府制度，主要集中在教坊、内廷云韶部和钧容直的设立与运作上。北宋教坊的建立及运作，当与北宋建国时间相一致。[106]太祖朝，教坊制度顺承后周而又有较大变化。除了增加人员、增设机构之外，教坊官员的升迁制度等也有所变革。由文献可见，北宋初期，朝廷重要活动如大朝会、大宴、曲宴、游幸等，都有教坊艺人参加表演[107]。李焘记载了太祖对伶人升迁、任用事项的处置，标志着宋代乐府制度的重大变革：“教坊使卫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耶！’……乃命之为太常寺大乐署令。”[108]这说明，自太祖朝开始，乐府官员已经失去了五代那样显赫的政治地位了。
宋代乐府制度的一大变革是，唐代在大朝会、祭祀场合是使用雅乐的，而宋代在大朝会上也是雅乐、俗乐并用，这提升了俗乐的地位。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起，宫廷最重要的大典——冬至朝会中的上寿仪，重新启用教坊乐，从此定为永制，标志着俗乐的重大突破[109]。太宗朝，教坊乐地位继续提高，举凡朝廷待翰林学士之礼、游幸之礼等，都使用教坊乐并有演奏艺人参加。这说明，以教坊乐为代表的俗乐，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而教坊乐的繁荣昌盛，要算真宗朝最为令人瞩目。真宗不但沿用了太祖、太宗朝的教坊制度，而且经常“百官兼赐教坊乐”[110]，以示恩宠。这说明，教坊乐开始占据了俗乐的重要位置。另外，在真宗朝，教坊乐开始走向民间，对都市市民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咸平中，有司将设春宴，金明池习水戏，开琼林苑，纵游人游赏。”[111]
内廷云韶部和钧容直的设立，更是北宋俗乐得到重视的明证。作为北宋乐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云韶部为宫廷所专用。据《文献通考》载，云韶部定员为八十人，所属官员为宦官，云韶部乐主要用于宫中的节日庆祝活动。另外，内宴演出、宗亲仪仗等均有使用的记载。钧容直为俗乐演奏机关。钧容直主要为军队管理机构所用。据文献记载，钧容直后来定员有乐工一百三十六人，景德二年添加后为二百三十二人[112]，后屡有变化。钧容直使用的范围十分广泛，既服务于各式大典，也在各种仪式中使用。钧容直乐兼具军乐与俗乐的性质，但不用于凶礼和圣节宴飨活动中。上述教坊制度中对俗乐的提倡和使用，对城市市民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引领了都市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风气，并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俗乐创作、表演人才。
如果说，教坊、钧容直与云韶部制度为北宋都市市民文化的兴盛带来了影响的话，那么，北宋歌妓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则更为直接地影响到北宋的都市市民文化。北宋歌妓分为“营妓”、“官妓”、“瓦舍之妓”和“私妓”。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了“官妓”与“营妓”的发展缘由：“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妇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千，盖亦取之勾栏也。‘营妓’以勾栏妓输值一月，许以资替，随及罪人之孥，及良家系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最为纰政。南宋建国，始革其制。”[113]至于私妓，是属于官宦及有钱人所豢养的供歌舞娱乐的艺人，有的也为主人等提供性服务。北宋娼妓的来源，据《宋刑统一书》，完全保留唐律许多部曲奴婢等字样，说明宋代娼妓承继唐代而来，无甚改变。基本上是以罪犯家属、买卖等为主要途径。[114]五代游乐风气以及歌妓演唱情况，宋初仍然在延续：“宋景德时，冯敢唱《喝驮子》，十四姨言此曲单州营伎教头葛大姊所撰。”[115]北宋初年的陶谷也说：“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116]私人占有歌妓，在北宋是普遍的现象。如欧阳修有歌妓八九人，梅尧臣诗中有记录：“公家八九妹，鬓发如盘鸦。朱唇自玉肤，参年始破瓜。”[117]士大夫追逐女乐的情形竟然成为风气：“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惠丽者，伺其主翁属纩之际，已设计贿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恤也。”[118]当时士大夫风气是“板与歌娘拍新调，笺供狎客写芳辞。”[119]正是士大夫的嗜好，刺激了享乐性文化——宋词的蓬勃发展。
从上述可以看出，北宋乐府制度主要是以俗乐为主导，乐府人数较之唐代几万人的规模算是比较小了。不过，与唐代所不同的是，伴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宋代城市格局灵活，居民区、城市商业功能区呈现出交叉共处的局面，各种规模较小的乐舞团体以及其他文艺组织遍布于城市“瓦栏勾舍”和酒店之中。这种灵活多样的艺术形式，为都市市民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北宋乐府制度，为宋词的繁荣提供了制度支持。北宋建国后，太祖为了扭转晚唐五代武人专横的习气，鼓励大将“多买歌儿舞女以娱年”，影响深远。每逢节日，官府都要举行表演活动。自皇室以至于官府，都提倡士庶游玩。[120]有些地方要员也以节日娱乐化育民风，如张咏等人就以倡导游玩风气来引导成都士庶耽于享乐，以消解政治矛盾。[121]游玩风气的兴盛，城市居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重阳日，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梁王城、四里桥、毛
冈、独乐冈、愁台、砚台等处聚宴。”[122]与之相关，富民阶层广置田产与园林，在节日里不禁士庶游观：“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123]而这些园圃，当属富民与官僚士大夫等富裕阶层所有。华丽的建筑，幽美的园林布置，别致的亭榭遂成为诗人、词人创作的灵感来源，诗词多赖于从中采撷物象。由于乐府制度的支持，歌舞艺人阶层也日益扩大。《闻见近录》记载：“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设，必召河市乐人，故至今俳优曰河市乐人者，由此也。”[124]在北宋汴京、扬州、益州等大城市，正是因为商业的发达，商人的往来频繁，才引起了娱乐性文艺消费的兴盛。娱乐需要大量的投入，没有雄厚的物质条件，奢靡的用乐消费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歌妓阶层，在北宋是适应着富民阶层的需求而兴盛起来的。无论是歌妓歌舞表演还是提供性生活服务，其都是供娱乐消遣的对象和工具，从属于游乐与色情的目的。歌妓或与富民及官员来往，供其消遣，或与士人彼此相悦甚至相爱，其基本交往目的多数是为了性、色、欲，以及满足感官欲求，个别时候是为了附庸风雅。虽然北宋禁止士大夫公开宿妓，但是士大夫仍然是乐此不疲的。[125]歌妓谋生的需要，富民娱乐的需求，结合起来就导致了音乐表演文学的兴盛。
为了满足这种精神娱乐的需求和猎艳的心态，北宋某些诗词向着艳丽绮靡、刻画纤巧的风格发展。在奢侈腐化、感官刺激的欲求推动下，北宋前中期某些诗词就向着艳丽绮靡、刻画纤巧的方向发展。寇准、晏殊、宋祁等人，在仕宦达到一定层级后，无不是以享乐为重要人生追求。寇准在被贬时仍然讲究排场，以至于引起了皇帝的怀疑；晏殊则喜欢通宵达旦欢饮不止。
为了迎合官宦以及富民阶层的精神需求，宋初百年诗词表现出某些值得注意的艺术取向。如诗词的“富贵气”、艳丽绮靡等审美取向，以及以满足富民阶层为目的的诗词消费风气等。富民阶层追逐享乐的阶层特性，对当时整个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是巨大的。富民阶层追求艳丽富贵生活，这种娱乐消费的动机，成为某些诗词的写作前提和目的。为了迎合这种需求，某些诗词追求“富贵气”。在北宋前中期，追求“富贵气”已经成为社会的风尚。晏殊则把如何表达富贵气看作是诗歌表达水平高低的标志：“晏元献公……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126]晏殊写富贵“惟说其气象”，而“不言金玉锦绣”，显然是受到了其少年得志、喜欢燕娱宾客的影响，这种爱好的形成，自然又是由于他处于显宦地位，拥有充裕的财富。富民阶层在庆寿、庆诞、生子、荣贵等所用诗词也体现出追求富贵气的特色，引导着整个社会阶层的娱乐追求。如孙仅状元及第，王禹偁赠孙仅诗：“粉壁已悬龙虎榜，锦标争属鹡鸰原。”[127]诗中的物象色彩鲜明，诗中用语贴切。
乐府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文化消费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词的写作目的。因此，诗词题材、风格等皆反映出这个阶层的某些生活趣味。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雅俗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北宋前中期，随着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北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社会上十分尊崇知识分子，富民亦是如此。《湘山野录·卷下》记载了诗人石曼卿与诗僧秘演同商人交往的故事：“（秘）演因是携之以谒曼卿，便令置宫醪十担为贽。列酝于庭，演为传刺。……曼卿因语演曰：‘繁台寺阁虚爽可爱，久不一登。’其生离席曰：‘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乞预宠谕，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疏，在阁迎候。’石因诺之。一日休沐，约演同登。演预戒生，生至期果陈具于阁，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带，饮至落景。”[128]引文说明：其一，商人地位在社会上尚低，虽然商人子弟可以参加科举[129]，但是商人还是不如士人有前途，所以意图与士人交往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其二，商人也能够粗通文墨，具有一定的欣赏水平。这说明，富民阶层在获得了对社会的经济支配权以后，试图接近知识阶层，获得他们的好感，以便获取更大利益。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变为官僚阶层，要用乐欢庆；升迁也要欢庆，这更是促进了诗词的消费与生产。宋词正是满足了人群尤其是富民阶层的享乐需求，才找到了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并彰显着不同的艺术风貌。受此影响，官僚士大夫一方面在诗词中继续表白着自己的“言志”与“讽谏”传统，另一方面却在旖旎情色中放纵着自己的感官快感。如范仲淹诗作《四民诗》之《士》：
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130]
全篇充满着对弘毅求道的信心，对世民愚昧、世风浇薄的愤懑。而在其另外的诗作中，却又有着安恬乐命、荣辱如云的恬然。如其诗作《和葛闳寺丞接花歌》：
……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栖栖吊形影。……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131]
又如欧阳修在《千叶红梨花》诗作中，以梨花为喻，表达了自己希望亲近帝王，实现抱负的愿望：“……从来奇物产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犹胜张骞为汉使，辛勤西域徙榴花。”[132]而在其《踏莎行》词中，却透露出热衷世俗情色享受的欲望：“碧藓回廊，绿杨深院。偷期夜入帘犹卷。照人无奈月华明，潜身却恨花深浅。密约如沉，前欢未便。看看掷尽金壶箭。阑干敲遍不应人，分明帘下闻裁剪。”[133]词意缠绵，情怀真挚，动人心魂。这首词，反映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世俗欲望与精神需求。可见，日益细致的社会分工为诗词技巧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和人才保证，刺激并引发了娱乐性文娱消费的市场需求，为生产者带来了一定经济利益甚至是谋生的依靠，造成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促进了诗词的发展。由于服务性人员广泛分布于娱乐场所，北宋社会娱乐性消费才得以形成完善的消费圈，娱乐性消费才能够纳入整个社会的经济循环。
从现存宋词作品来看，词作从内容、表演场所、风格等方面皆反映出市民文化的特有情趣。如词中景物多写园林建筑、厅堂内物象及院落植物，这显然与都市市民生活有关。词中所反映的情感，多是市民阶层的情趣，如爱恨情愁、冶游享乐、色情欢爱等，都是词体所乐于抒写的题材。与此相应，据文献检索可知，与厅堂有关的物象出现次数，排在前列的是：窗、阑、灯、烛、画堂、殿、阁、屏、栏。据统计，仅这九类物象在全部宋词中即达到了43%左右。与园林有关的物象则主要依次为：柳、花、梅、荷、莲、牡丹、萍。描写女色及两性感情的词依次为：鬓、钗、钿、彩衣、娇、妆、黛、粉、香、恨、愁、丝、缘、眠等。词中人物则多是淑女思妇，情感则多写男女相思。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宋词特别讲究词面颜色，经常使用诸如红、绿、胭脂、海棠（取其色）、琼瑶（色）、柳色等。这种情况说明，词体在功能上向着以娱乐为主发展，在内容上向着突出情色、颜色转移，都是出于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所致。
词体这种艺术形式，即使后来经过苏轼、周邦彦、姜夔、辛弃疾、刘过等人的改造，而具有了官僚士大夫的高雅文化气息，词风从柳永的尘俗变为苏派的豪迈超逸，但终宋一代，艳词所携带的色情欢爱，都是宋词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宋词的发展是受到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所决定的，文化消费是左右文化形式、文化内容和文化情趣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世俗文化视野下的宋词这种艺术形式，其发展兴起和流变延续，都是都市市民文化的产物。宋词的发展，绝不能离开它所生存的土壤。而乐府与歌妓制度，对于宋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 两宋曲宴赋诗制度与花卉题材诗歌审美诉求
《宋史·文苑传》提及：“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134]对此，柯敦伯在《宋文学史》中认为：“其推论为君者典学于上，则海内文士辈出于下，要亦信而有征。”[135]太祖重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其目的无非是以文人来取代那些不容易驾驭的武臣，从而改变晚唐五代以来君为臣制、朝纲紊乱的政治弊端。作为宋初统治者的本意，显然首先是培育容易驾驭的各级政治代理人来取代飞扬跋扈的武人，而在不经意间却孕育出有宋三百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也为宋代诗歌的兴旺提供了必备的社会基础。
曲宴赋诗制度，就是宋初皇室对文人施以恩宠的重要制度。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又是曲宴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其本意而言，北宋太祖朝实施这一制度并不限于文臣，但太宗在组织赏花钓鱼宴时，要求参与者亲自赋诗且严禁代作，并严惩那些赋诗质量不高的官员，这就间接对于提升官员诗歌创作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之后，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逐渐成为朝政的一项重要文化制度，而成为朝廷对文人施以特殊恩宠的重要手段。
一 曲宴及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
利用君臣唱和等手段，来提领、倡导和推行其政治策略，提升文人政治地位，是宋初崇文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些政策的落实，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曲宴活动担当的。两宋时期的曲宴，实际上承担了类似周代礼乐文化中的“燕礼”功用。《宋史》卷一三○记：“曲宴：凡幸苑囿、池御，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或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则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预。暮春后苑赏花、钓鱼，则三馆、秘阁皆预。”[136]可以说，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化形式，在曲宴赋诗制度中，体现出它与政治文化制度的密切关联性。而曲宴赋诗，因其参与者俱为从官或者三馆、秘阁等，更显出了朝廷对文士的推崇，因此更受瞩目。
两宋曲宴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有赋诗内容，这些赋诗活动往往以君臣唱和、馆阁唱和等方式进行。曲宴赋诗制度，影响较大的是赏花钓鱼宴作诗唱和、赐宴唱和等。这些诗歌唱和形式，作为制度化的礼仪活动，含有重要的政治意图，成为宋初统治者昭示天下的风向标，是右文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在曲宴中，赏花钓鱼宴赋诗，又是赏花钓鱼宴制度的重要内容。赏花钓鱼宴，其前身是开宝六年太祖与大臣在后苑赏花、习射。《宋史·卷三》记：“开宝六年，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习射。”[137]太宗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赏花赋诗，并成为制度。太宗于淳化初，即开始扩大赏花钓鱼宴的规模：“淳化初，诏自今游宴宣召直馆（按：《南宋馆阁录》载此事在淳化元年二月），其集贤秘阁校理并令预会。”[138]真宗即位后，延续了太宗赏花钓鱼宴唱和活动：“丙子，曲宴近臣于后苑，上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亭，尽欢而罢。自是著为定制。”[139]真宗对赏花钓鱼宴相当重视：“（景德四年）甲寅，大宴于后苑，赏花钓鱼。上赋诗，从臣皆赋。吏部尚书张齐贤、刑部尚书温仲舒、工部尚书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应制，不许。”[140]仁宗时，似乎扩大了赏花钓鱼宴的规模，参与者明显增多：“（天圣三年）己卯，幸后苑，赏花钓鱼，遂燕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官、馆阁官、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141]从文献看来，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在整个北宋除个别原因暂时拖延举行之外，一直都存在。直到南宋孝宗，仍有赏花钓鱼宴赋诗活动。《宋史全文》记载：“上（孝宗）宣谕曰：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联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一两杯。……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思欲卿等从容耳。”[142]但总的看来，现存南宋文献记载的赏花钓鱼宴赋诗活动，是比较少的。这说明，南宋赏花钓鱼宴赋诗活动，确是式微了。不过，就两宋而言，曲宴制度以及一些曲宴中例行的赋诗制度，却较为完备地在南宋得到传承，成为两宋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曲宴赋诗制度以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最为固定。
赏花钓鱼宴作诗唱和，主要有两种唱和活动：第一种是皇帝作诗，臣子赋和。如宋祁记：“臣伏见今月二十五日，召宰臣以下赴后苑赏花钓鱼。侧闻降赐天什，许群臣属和，荣幸之极，二纪罕逢。”[143]这是赏花钓鱼宴和诗最常见的情况。其组织方式，经常为官僚按照官阶依次和诗。如王安石曾经因为官阶较低，和诗时太阳接近落山，慌乱之下用柳永词句而被人取笑[144]。第二种是皇帝定题目，群臣写作。因为赏花钓鱼宴写诗被以为是颂美政治、表达忠心的重要礼仪活动，而且皇帝本人亦非常重视，因此在宴前事先预作是常见的现象，为此仁宗还经常临时改换题目，一些高级官僚因此而措手不及。[145]
曲宴制度中与诗歌创作有关的，还有赐宴作诗唱和等活动。自太祖确立以文臣管理各级地方政务开始，宽待读书人成为两宋“家法”，与之相应，北宋朝廷经常以赐宴的形式，表达对知识阶层的尊崇。在赐宴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赐诗唱和风气。按照《宋史》记载，赐宴，主要包括赏花钓鱼宴、上寿赐宴、纳降表赐宴、使臣赐宴、进士赐宴、观书赐宴、后苑宴射赐宴、褒奖示宠赐宴、宴游赐宴、饯行赐宴、节序赐宴、宴近臣赐宴、致仕赐宴等。赐宴作诗唱和，是指在上述场合中君臣作诗唱和。赐宴作诗往往用在朝廷官员退休或者被召隐士离朝归隐时，为了表示对其尊崇，而赐宴并令群臣作诗送行。
曲宴制度，其目的是以君臣唱和而达到疏通上下、融合君臣关系的目的。君臣唱和、馆阁唱和风气，自太宗朝开始兴盛，在真宗朝达到顶点。吴处厚记载：“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146]因为赋诗水平的高低，往往涉及官员的荣耀和迁升，因此，很多达官贵戚往往精心准备，甚或有聘人预作诗篇以应急者。客观上，这种文化活动形式在提升官员的文化层次的同时，也提升了诗歌的政治地位，促使官员认真学习作诗技巧。影响所及，《宋史·艺文志》、《通志》等著录这一时期的唱和诗集，即有十多种。可见，包括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在内的曲宴制度，对宋诗的诗性品格形成，是有重要作用的。
二 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文人雅集与喜爱花卉苗木风尚
北宋朝廷特别重视曲宴制度，尤其重视宴会赋诗，且成为绵延两宋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绝不只是简单的逸趣好文举动，而是北宋统治者的政治策略与治国之策所决定的。饶有趣味的是，最高统治者着眼于政治需要而有意实施的这种文化制度，却对当时的诗歌审美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以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曲宴赋诗制度，促进了士人雅集赋诗风尚的形成。这对于诗歌作者之间切磋交流，乃至两宋诗歌范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北宋王朝建立后，虽时与契丹、西夏等对立，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边患不多，域内安宁，统治稳固。受益于相对安宁的政治环境，加之最高统治者确立了以文官治理国家等政策的推行，因此，包括诗歌唱酬在内的文化建设日渐昌盛。而雅集唱和向来是文人之间交流感情、切磋技艺的重要方式，加之宋代朝廷有意以赏花钓鱼宴赋诗等曲宴制度作倡导，因此宋人宴游唱和之风也随之逐渐兴盛。标榜高致，群与交游，成为士大夫喜欢的生活方式，结会由此逐渐流行开来。较为有名的结会有至道九老会、至和五老会等。其中，至道九老会，参加人有张好问、李运、宋祁、武允成、吴僧赞宁、魏丕、杨徽之、朱昂、李昉；《齐东野语》记“至和五老会”，参加人有杜衍、王涣、毕世长、朱贯、冯平，时钱明逸为睢阳守，为之图象而序之。《墨客挥犀》记“洛阳同甲会”，参加人有和煦、司马旦、席汝言等，皆七十八，尝为同甲会。《中吴纪闻》记“吴中九老会”，参加人有徐枯、叶公参等，晏殊、杜衍都有诗赞美。除了结会唱和之外，还常见诗人因为各种机缘形成圈子，进行唱酬应和。如李昉、李至相与唱酬应和；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于秘阁相与应和；寇准与“九僧”及魏野、林逋等人唱酬应和；司马光、邵雍等人的洛阳唱和；钱惟演、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人的洛阳唱和等。结会成为绵延于两宋时期重要的文化风尚。直到宋末，还有月泉吟诗社等诗歌创作与唱酬团体活跃于民间。
文人雅集赋诗风尚，对于推动两宋诗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宋初三体”就产生于这种唱和雅集风尚日盛的文化环境。其中“白体”之“二李”唱和诗歌，对于宋初三体之一的“白体”风靡天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西昆体”的形成和产生影响，也与杨亿、钱惟演等人相与唱和密切相关。而邵雍的“康节体”，正是因为相与雅集唱和诸人如司马光、王旦等互相学习、交流与推扬，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成为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宋代诗歌发展史上，钱惟演、欧阳修、尹洙、梅尧臣等人的洛阳文人团体，苏轼为首的“苏门六君子”文人团体，以刘克庄为核心的江湖诗人团体等，都对当时的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赏花钓鱼宴诗的写作惯例，无非是对特定的季节、景物、花草等进行描绘，进而抒发其对皇室、朝廷的忠诚，所谓“美盛德之形容，达微诚之庆抃”[147]，大致是这一类诗歌体裁的主要写作模式，也是这一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典型的例子如司马光所作《赏花钓鱼二首》其一：“飞廉通上苑，
鹊带天渊。树色含春雾，波光静晓烟。香飘仙仗外，花舞御巵前。籊籊文竿袅，簁簁素鲔鲜。误陪金马籍，愧奉栢梁篇。愿献南山寿，宸游侍亿年。”[148]诗篇赞美皇室林苑之美境，记述赏花钓鱼宴之过程，也表达了作者对帝王的感恩和祈福之意。这一类诗歌，其写作模式可以概括为：叙述赏花钓鱼宴之进程，抒写帝苑花卉草木之景象，表达作者以参会为荣，并为帝王祈福。虽然在很多赏花钓鱼宴诗歌中提到的花卉草木很少提及具体的花卉品种，但在这些诗作中要描述帝苑花卉的外在面貌，而这一点，恰恰对于推动宋代文人对于花卉草木的诗歌审美取向，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写作赏花钓鱼诗，以及由之推动下的对于花卉草木的关注，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于花卉草木的审美风尚。
而审美对象的特定指向性，也就直接推动了对花之种类、品种的选育。风气所尚，洛阳、闽中、蜀地等都有人着力培养稀有贵重的花卉品种。现存两宋花卉类目录，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刘蒙《刘氏菊谱》、史正志《史氏菊谱》、范成大《范村梅谱》、史铸《百菊集谱》、赵时庚《金漳兰谱》、陈思《海棠谱》等数十种。风气所及，一些新的花卉品种被发掘和培育出来。王禹偁诗歌《海仙花诗》题下注：“近之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句[149]。而《全唐诗》中，“海棠花”甚至还难觅踪迹。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由赏花钓鱼赋诗而形成的对花卉草木产生的审美指向，整个社会会形成对于花卉草木的这种热爱；也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受到这一文化风尚的孕育，宋人会写出如此之多的花卉草木之属的作品。这里，合乎情理的推测，便是由于赏花钓鱼宴的“赏花”传统，刺激了文人对于特定地区花卉品种的热爱，进而这种热爱伴随着文人官宦迁徙，推广、普及到各地的地方花卉，因此而形成了两宋各地因其物候节气不同而各有特色的地方花卉审美指向。可以说，在两宋时期，因为士人审美情趣的指向诉求，各地不同种类的花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入了文人的文化视野。这点亦可以从宋初绘画种类中工笔画的盛行来证明赏花钓鱼宴等文化活动，对社会审美风尚的影响。
三 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与宋人的花草诗歌审美意趣
在对花的审美过程中，宋代诗人在其诗歌作品中逐渐添加了他们的生活追求、生活意趣，这就直接开拓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审美类型。花卉草木作为新的审美对象而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审美诉求内容。
就花草品种的选择、培育情况而言，宋代之前尚不被重视的花卉，如海棠、木芙蓉、芍药、杜鹃、樱桃花、杏花、蔷薇花、白牡丹、琼花、石榴花、白莲花、李花等，纷纷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如王禹偁诗歌中，以花卉为诗题内容的就涉及琼花、海仙花、樱桃花、芍药、白莲、石榴花、牡丹、木瓜、杏花、木芙蓉、梅花、菊花、竹等。欧阳修的诗歌就涉及牡丹、紫薇花、菊花、拒霜花、李花、竹、樱桃花、楠木、冬青、石榴、金凤花、木芙蓉、莲花、柳、桃花、梅花、杏花、荷叶、芙蓉等19种花卉。仅牡丹，欧诗中就涉及有白、红等多个品种。两宋时期，在诗歌中写入了大量的花卉草木等观赏类品种，一方面说明了士人对于具有审美价值的花卉草木的喜爱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彼时世俗文化的享乐化取向。如蔡襄有27首诗提及10种花卉种类，韩琦有41首提及16种，苏轼有24首提及8种，黄庭坚有11首提及6种等。上述诗人可能因其个人兴趣性情或者遭际不同，而对花卉关注度并不一致。但总的看来，两宋诗人对于花卉审美的重视程度，是高于唐五代人的。当然，唐五代人也有对花卉格外关注的，如白居易有诗26首涉及17种花卉种类。不过，唐五代人在诗题中提及花卉的，较之宋人是有相当差距的。如杜甫有10首诗提及10种花卉，李白等人则根本就没有对花卉的审美诉求，自南唐入宋的徐铉，入宋后除了写过数首应制诗外，几乎不再写诗。翻检《骑省集》，徐铉在南唐所写的诗歌，并没有多少以花卉草木为内容的诗作，他在诗题中提及花卉的只有7首。上述种种说明一个问题：宋代对于花卉审美的文化诉求，呈现出普及性和广泛性等特征。而对这一现象的成因作深入追寻，当与赏花钓鱼宴赋诗的推动具有一定的联系。
在诗歌花草意象的逐渐发育中，各地因气候、风俗、代表性诗人影响等因素的作用，孕育出不同地域特色的地域花卉审美文化。这固然与宋代文人优裕多彩的生活状态有关，但赏花钓鱼宴赋诗推动，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判断，可以从隐士诗歌中得到一定的验证。两宋隐士如潘阆、魏野、林逋等人，他们多数时间是生活在民间的。按照常理，创作主体总是要把自己熟悉的事件、场景、物品等写入其作品。作为隐居民间的士人，当对随处可见的花卉、树木等非常熟悉。但仔细翻检这些隐士的诗歌作品，却发现这些隐士很少在其诗歌中述及花卉草木。如魏野只有2首诗提及菊花、蔷薇两种花卉，林逋有6首提及桃、梅、杏、竹等花卉草木，邵雍2000多首诗中也仅有19首提及梅、菊、牡丹等数种花卉。而众所周知，邵雍是一位城市“隐者”。他诗歌中较多地提及花卉品种，当与其城市隐居者的背景有关。再如宋初三体之一的“晚唐体”之“九僧”，即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等九位僧人，他们继承了贾岛、姚合的诗风，诗作内容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与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明代胡应麟评价说：“九僧诸作，多在晚唐贯休、齐己上，惠崇尤杰出。如‘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绳低’、‘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类，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150]但翻检现存的“九僧”诗篇，与潘阆等隐逸诗人相似，“九僧”诗歌中几乎没有表现出对花卉草木的审美指向。这说明，从其身份而言，具有官宦身份的诗人，其诗歌审美指向常常关注花卉草木，而隐士则往往不太重视。这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赏花钓鱼赋诗，可能对诗人关注花卉草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禹偁、欧阳修花卉草木的诗歌审美意趣和审美指向，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宋初百年士人对于花卉草木的主流审美特征。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恰恰是北宋赏花钓鱼宴盛行的时期。可以说，由于赏花钓鱼宴赋诗的刺激，而导引出士人对于花卉草木的兴趣，可能是王禹偁、欧阳修等人热衷于花卉草木审美的重要原因。而王禹偁、欧阳修对花卉草木的审美意趣和审美指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诗人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比兴手法，常常以花作比，或者以花起兴，用来或含蓄或直接地表达出作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抱负难酬之悲凄与伤感，或表达作者本人寄意高洁、幽独自放、雅意脱俗之情怀，或自叹出身低微寒素，希望有机会展现抱负等。王禹偁诗作《甘菊冷淘》、《商山海棠》、《雪霁霜晴独寻山径菊花犹盛感而赋诗》、《樱桃》等，欧阳修诗作《镇阳残杏》、《拒霜花》、《聚呈堂前紫薇花》等，所表达的都不出上述诗歌主题。宋代诗人以花卉草木为诗题的诗歌作品中，要以这一类为最多。
二是刻画花卉之形、色、味等特征，而并不及作者的感时伤身、感慨不遇等情怀。王禹偁有诗《牡丹十六韵》、《朱红牡丹》、《海仙花》、《后土琼花》、《载木芙蓉》等，欧阳修诗作《金凤花》、《木芙蓉》等，都是单纯刻画、描摹花卉的诗篇。在宋初百年的诗篇中，以花卉为诗题的诗作，有一部分纯以描摹、刻画花卉草木外形、生长季节、色、香等为诗歌的主要内容。显然，这一类诗歌与赏花钓鱼宴赋诗对花卉草木形状、色彩、气味等方面特征进行描绘的写作风格更为接近。这说明，宋代官僚为京官时经常参与的赏花钓鱼宴赋诗，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在做外任官时仍然以赏花钓鱼宴赋诗的基本要求而写这一类诗歌。
比较而言，宋初百年宋代士人对于花卉之审美情怀，要以第一种为最有特色。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种花卉草木诗歌所呈现出的诗歌审美意趣和审美指向，却并非宋代所独有的，自《诗》三百、《楚辞》以及汉至唐代的诗歌，都比较好地使用了比兴手法，其中，以比兴手法通过对花卉草木的抒写来表达作者情怀的诗作，是非常多见的。但即使如此，宋代诗人纷纷关注了以前不太为诗人所重视的不知名的花，在如此众多的诗作中提及大量的花卉种类，仍然是宋代诗歌史中令人注意的现象。考究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应该是赏花钓鱼宴赋诗的推动，进而激扬起世俗文化中对花卉草木的热爱风气，才造成了士人对于花卉草木审美指向的若干特征。
第二种，则明显表现出时代风尚来。赏花钓鱼宴赋诗推动下的士人对于花卉草木的审美追求，对于形成诗人热衷于述及新奇花卉草木品种，特别是乐于对出产花卉草木地域的风土气候、花之形状、色彩、气味等的描述，彰显出宋代诗人蓬勃的创造力。不仅如此，宋代士人在对花的审美中，逐渐对梅花、海棠等产生了兴趣，创造出有关这几类花卉的各种意趣与审美意蕴。并且，由于一些高级官僚因赏花钓鱼宴赋诗而注意到花卉草木的审美，因此，宋人对一些具有一定审美稳定意义的花卉品种，就逐渐添加、寻绎出新的审美含义。如唐代诗人关注海棠花的并不多，除了王维、田中、郑谷、温庭筠等人有寥寥数首提及海棠外，海棠花在《全唐诗》中并不具有太多文化意味。直到五代，诗人对海棠花的审美，仍然多注重其风流艳丽、占尽春色之风味。如齐己《白莲集》中的《海棠花》诗，仍然重在其外在形、色，而缺少相关象征意蕴。但到了宋代，海棠花却被人认为“花之神仙”，引起了诗人的关注。来自民间的具有艳丽、风流、富贵之审美意蕴的海棠花，在王禹偁等人的诗篇中逐渐拥有了脱俗、高洁、孤傲、清秀等审美意味。而在苏轼诗歌中，海棠花又被赋予了如同富于才情的士人般不得其志而流落天涯的象征意味。如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脱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151]
诗中海棠分明具有了高贵脱俗、绝艳眄视世间的品格，这在其精神境界上是与作者相通的。这说明，特定时代审美风气的转移，推动了诗歌审美指向、审美意蕴的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见，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因为推动了士人对于花卉草木的关注而引起了审美风尚的转移，从而对两宋诗歌审美类型的发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花卉草木因此而成为宋人重要的审美对象进入宋代诗歌中，并因宋人文化思潮和宋人气质风格的演变，被逐渐赋予了具有宋代士人人格审美特质的多样意趣。这同时亦说明，宋代文化制度对于宋代诗歌的发展流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
本章小结
本章以台谏制度、科举制度、乐府与歌妓制度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等对两宋诗歌品格的生成与制约的途径、方式等进行了探讨，具体分析了文化制度与诗歌品格的生成、发展与流变的复杂关系。研究表明，两宋社会文化制度对彼时诗歌品格及其生成、宋诗发展历程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北宋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代士人那种苟且于政治语境与生活现实的毫无气节的文化传统，因为入宋后台谏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实施，变为宋人重视政治操守与道德品位的文化传统。由于台谏制度的建立和台谏官政治地位的升高，促进了士人不断向着重视责任担当、注重实现个人政治抱负与树立高尚个人道德方向前行，而在遇到皇权与相权、官僚政治与个人政治理想产生冲突时，士人的文化心态便迂回发展为吏隐意识等追求闲适、闲散的思想取向。由此而言，帝师意识、吏隐意识等，都与台谏制度的实施有莫大关联。北宋诗歌诗格在五代倍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以及士人在诗歌创作中特别重视文道关系的文学现象，都说明了台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文化心理层面。科举制度使儒家学说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儒学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与实践理性品格，塑造了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并由此而对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功追求、重视气节与求做圣人，成为士人的自觉文化追求和人生抱负。同时，日益高涨的践道指向与党争日趋激烈的政治现实相冲突，内在地决定了士人矛盾性的文化心态。践道与存身、坚持政见与附会朋党、出与处等相互对立的矛盾心态，时时横亘于士人的心理深处，并以吏隐、闲适、帝师等各种心态表露出来。此际诗歌中的“平淡”美审美追求、“求道”指向与政治讽谏等，都与这种心态密切相关。可以说，这种由于文化制度的影响而导致的士人文化心态，对当时的诗歌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诗歌的主题、内容、审美追求等，都表现出若干与科举考试制度相关的特点。
北宋乐府制度作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文化组织形式，也影响到士人的生存状态。出身于平民阶层的广大经过科举入仕的士人，其天生就熏染了来自于社会的享乐意识与生活态度。这种主要来自于城市居民的新兴消费方式，诱导着士人重视感官享受、充满世俗气息的新文风的产生。以广大士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与以艺人为代表的集音乐、舞蹈、表演为一体的艺术家阶层的高度融合，最终使词体成为广为时人喜爱的新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诗词的分工就成为一种可能和彼此发展的需要。而不管是词体也好还是诗体也好，二者都统一于士人的文化心态中，成为他们外显的艺术追求形式。
以赏花钓鱼宴赋诗为代表的曲宴制度，因为推动了士人对于特定事物的审美指向，而影响到诗歌的诸多方面。其中，赏花钓鱼宴赋诗制度，引起了宋人对于花卉草木的关注，从而推动了宋代审美风尚的发展变化，对两宋诗歌审美类型的发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花卉草木因此而成为宋人重要的审美对象进入到宋代诗歌之中，并因宋人文化思潮和宋人气质风格的演变，被逐渐赋予了具有宋代士人人格审美特质的多样意趣。宋人在对花的审美过程中，在其诗作中逐渐添加了他们的生活追求、生活意趣，这就直接开拓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审美类型。从而，花卉草木作为新的审美对象而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审美诉求内容。可见，曲宴制度对于宋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由上言之，北宋文化制度对士人文化心态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与制约，外显为诗歌的主旨、内容、题材与审美取向的变化及发展。
[1] 《宋史》卷四四六、《宋史·范仲淹传》等都有记载。
[2] 参见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9页。
[5] 以上均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仁宗明道二年》。
[6]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28页。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8]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3页。
[9]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页。
[10]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65页。
[11]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97—298页。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13] 田锡：《咸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1页。
[14] 田锡：《咸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页。
[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0页。
[16]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13—914页。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3页。
[18]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22页。
[19]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87页。
[20]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3页。
[21]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5页。
[22]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7—10268页。
[23]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2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0页。
[2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页。
[26]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9页。
[27] 蔡襄：《端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3页。
[28]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29]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44—945页。
[30] 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45页。
[31] 参见王培友《两宋“理学诗派”的文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春之卷。
[32]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
[33] 苏舜钦：《苏学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页。
[34]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页。
[35] 太宗朝，诸割据势力在相继或归顺，或被歼灭后，原来的国主便在短时间内被毒死，除极少数大臣外，其余多数便被安置于馆阁中从事文化整理工作。太宗在诗篇中也反复提倡恬淡于物，随性自适思想。据《玉海》记载，太宗有集凡百一十九部总二百一十八卷。从书目来看，除了琴谱之外，太宗著作基本上集中于政治教化与阐述释道教理，后者当然也有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因素。
[36] 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37] 王禹偁：《小畜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页。
[38]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39] 参见程杰《京东士人的诗歌实践》，《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40] 穆修：《河南穆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页。
[41] 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07页。
[42]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41页。
[43]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
[44] 参见王培友《黄庭坚统摄心性存养与诗歌艺术的方法及其诗学价值》，《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冬之卷。
[45] 赵翼：《廿二史札记》，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289页。
[46] 赵翼：《廿二史札记》，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288页。
[47] 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48] 徐松：《宋会要·选举一四》，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49]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民国丛书影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3页。
[50] 盛朗西编：《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据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47—50页。
[51] 傅璇琮等：《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52]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1页。
[53] 参见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七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7—10296页。
[54] 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55] 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56] 梅一科辑：《二梅公年谱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9页。
[57]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6页。
[58]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59]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1页。
[60]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9页。
[61] 赵翼：《廿二史札记》，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31页。
[62]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63]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32页。
[64] 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7页。
[65] 柳开：《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4页。
[66] 王禹偁：《小畜集》卷五《北楼感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页。
[67]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0页。
[68]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
[69] 欧阳修：《文忠集》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0页。
[70] 欧阳修：《文忠集》卷七三《读李翱文》，影印四库全书本，第573页。
[71] 欧阳修等：《宋史》卷三一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381页。
[72] 王巩：《闻见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4页。
[73]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7、291页。
[74] 脱脱等：《宋史》卷二二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541页。
[75] 脱脱等：《宋史》卷二二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550页。
[76]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8页。
[77] 梅尧臣：《宛陵集》卷六○《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1页。
[78] 脱脱等：《宋史》卷四五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421页。
[79]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66页。
[80] 欧阳修等：《新五代史》卷四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1页。
[81]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7页。
[82] 转引自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民国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第155页。
[83] 参见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民国丛书影印商务印书馆版1936年版，第21、29页。
[84] 转引自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民国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第156页。
[85] 参见陈襄《州县提纲》，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0932册。
[86] 参见胡太初《昼帘绪论》，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0932册。
[87] 参见赵鼎《家训笔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0974册。
[88] 杨慎纂：《古今风谣》，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
[89] 王禹偁：《小畜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45页。
[90] 赵抃：《寄永州通判周茂叔虞部》，见《周濂溪集》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65页。
[91] 沈作喆：《寓简》卷第六，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页。
[92]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5页。
[93] 参见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页。
[94]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95]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57—3662页。
[96] 庄季裕：《鸡肋编》中，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第59页。
[9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
[9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
[9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
[100] 余靖：《武溪集》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8页。
[10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9页。
[10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页。
[10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页。
[10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2页。
[105] 陈元锋：《翰林学士与诗史演进》，《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106]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83页。
[107]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一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43—2763页。
[10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109] 参见《宋史》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47—2756页。
[110] 脱脱等：《宋史》卷一一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72页。
[111] 脱脱等：《宋史》卷一一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89页。
[112]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84页。
[113] 邓之诚辑：《骨董琐记》卷四，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33年影印，第18—19页。
[114] 参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民国丛书本，生活书店1934年影印，第109—111页。
[115] 参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民国丛书本，生活书店1934年影印，第100—106页。
[116] 陶谷：《清异录》卷上，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页。
[117]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五，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133页。
[118] 周煇：《清波杂志》卷三，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页。
[119] 石介：《徂徕集》卷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2页。
[120] 参见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
[121] 参见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
[12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本，第389页。
[123] 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一七，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
[124] 王巩：《闻见近录》，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6页。
[125] 《宋词纪事》、《宋词纪事续补》、《宋诗纪事》等记载，欧阳修、秦观、周邦彦等皆有宿妓记录。
[126] 胡仔：《苕溪鱼隐丛话前集》卷二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73页。
[127] 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28] 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5页。
[129] 《宋史·卷二七八》记许骧之父为了“教子以兴宗绪”，不复行贾，“罄家产为许骧结交当时俊彦”。说明北宋时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130]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7—558页。
[131]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5—566页。
[132]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页。
[133]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4页。
[134]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135] 柯敦伯：《宋文学史》，民国丛书本，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第2页。
[136] 永瑢等：《宋史》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93页。
[137] 永瑢等：《宋史》卷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页。
[138] 程俱：《麟台故事》卷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2页。
[13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页。
[14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62页。
[14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12页。
[142] 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五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0页。
[143] 宋祁：《景文集》卷一九，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页。
[144] 参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三，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221页。
[145]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72—979页。
[146]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记宋真宗读史写诗事。
[147] 田锡：《咸平集》卷二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8页。
[148]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5页。
[149]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5页。
[150] 胡应麟：《诗薮·外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1页。
[151]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