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维度”何以重建？——“重返80年代”的一个视域
赵牧[1]
（许昌学院文传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文学及其建构起来的“审美自律”等观念，是当前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实现一种文学的精英化政治诉求，这是80年代文学观念的一个逻辑前提，但90年代以后在新媒介文化及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这种强调“审美自律”的文学观念却导出了文学边缘处境，而在这种“非政治化”的时尚下，如何“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则成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关键词：“审美自律”；“重返80年代”；“去政治化”的政治；“重建政治维度”
一
“重返80年代”曾经是张旭东一篇文章的题目，现在却成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界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文学观念的课题。有许多学术研究杂志，如《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都开辟了有关的专栏介入这个话题的讨论。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重返”只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其遵循的是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情景再现主义”逻辑，重在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展示那些曾经广为流行甚至被奉为圭臬的概念和范畴之所以成其所是的背景、条件和关系。所以，与文学史方面的回顾大多沉溺于80年代昙花一现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思路不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对80年代的文学审美自律等观念弥漫了一种检讨与自责的情绪。或者至少像南帆那样，作为一个曾经参与其盛的过来人，他在《理论的焦虑》和《深刻的转折》等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全面拆解了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基本文学概念与范畴，另一方面又对那个时代所散射出来的“激情、自我、冲动以及叛逆的能量”[2]眷恋不已。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界与其他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一样，存在着一种所谓“拨乱反正”的冲动。社会主义前三十年——与这种表述相对应的，是更加通行的“文革”与“十七年”说法——被视为一种“原罪”，与之相关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具论教条，就变成了必须打碎的压迫自由与美的创造的“枷锁”，而与西方启蒙主义和现代性追求似乎有着天然联系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则成了文学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竖立起来的标尺。与一批右派作家的集体“归来”一样，钱谷融先生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是人学》的短文也被重新发掘了出来。但如何才能落实“人的文学”的观念呢？从创作上来讲，是对西方所谓“现代派”的模仿与借鉴，从文学理论上来讲，是对“审美自律”以及其后“纯文学”之类的概念的强调，从文学批评上来讲，是对“我批评的便是我”“批评乃灵魂在杰作中探险”等原则的张扬。刘再复的“主体论”获得广泛认可，似乎“个性”负责一切，“自我”成为文学批评之中至关重要的范畴。这一切恰如南帆所说，“振臂一呼的激情，叛逆的思想，种种惊世骇俗之论，富有才情的个人是真正的主角”[3]。如此一来，与政治领域的清除“极左”路线和思想领域的“告别革命”构成共谋的是，80年代文学在“回到自身”的诉求中，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群众激情中，完成了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反驳，走向了“先锋”与“试验”的形式化探险之途，而文学理论与批评，似乎也在为之摇旗呐喊时，褪下了“庸俗社会学”的可耻外衣。
以“大众化”的方式向精英化的小众路线的转变，这本身就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根本不是其“自身”的面相，或者更极端地说，所谓“自身”的说法，不过源自一种幻觉，一种借口，一种策略化的选择。这中间，反抗政治的自我期许似乎终于没能逃脱为政治所利用的宿命。报应在20世纪90年代不期而至，而且，在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势不可当，21世纪以网络为代表的电信新媒体更是推波助澜，文学及其理论话语在如今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地位早已岌岌可危，其从业者——那些曾经以社会精英自许的一群——也变得面目可疑起来。种种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惶惑与落寞的表情，在随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重返80年代”的背景，而相关的知识准备，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渐次入境的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等具有强烈解构色彩的理论。这其中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及种种反本质主义的新的教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种种理论武器率先攻向80年代文学理论界所期许的文学的“审美自律”论，尤其不能饶恕的是，竟然将其上升到“本质”的高度，甚至唯“自律”为尚，视一切的“他律”皆为桎梏。事实上，这里虽然为“他律”加了“一切”的修辞，但具体的指向，却是“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种悖论式的表述对已经浸淫了各种后学话语的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已经毫不陌生。搞清楚“审美自律”论所反抗的意识形态对象也即明白了其意识形态性质，而既然意识形态是有时代性的，那么，以“审美”作为文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就显然被视为荒谬绝伦的了。这一潜在逻辑构成了“重返80年代”的前提。如此一来，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文学的定义发生了动摇，“何谓文学”再次成为问题，“文学性”这一形式主义的概念这时候也变得歧义丛生了。结果在“重返80年代”的口号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界首先从“元理论”的角度展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文学观念的反思。
二
所谓“元理论”，也就是有关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就是文学理论对于自身的审度与思考[4]。的确，20世纪80年代不但意味着“个性张扬”，而且蕴含了强大的“概念生产”能力。然而，它所生产的众多的概念、术语、命题及其匆忙引入的纷然杂陈的各个批评学派，在还没有得到充分阐释的时候，便遭遇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重大变迁所带来的质疑，而如今在“重返80年代”的口号下，在“反本质主义”拆解一切神圣的利器面前，它们就更加显得惶惶然无可凭依了。例如，90年代起便沸沸扬扬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争如今似乎还没有尘埃落定，积极参与辩论的双方都试图为文学寻找一个“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为这种“本质”寻找一个“科学”的表述：究竟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呢，还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审美意识？然而如果仔细辨别一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论战中，投入最深的就几位80年代“审美自律”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各自的弟子而已，更多数的中青年学者实际是持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因为在手持福柯权力话语利刃的他们看来，文学根本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本质，包括“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内的各种文学“本质”表述，都是特定语境中各种政治与反政治的权力介入与调和的结果，也即不同的时代有关于文学本质的不同认识，而这些认识都是权力参与建构的结果。[5]这中间南帆的回应颇具代表性。在《理论的焦虑》一文中，他详细考察了20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对“何谓文学”这一“本质主义”提问的四次争辩：首先，“五四”新文学运动终结了古典主义文学传统，文学被奉为“为人生的艺术”，“雕虫小技”开始被赋予历史重任；20世纪40年代之后，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要求文学，“大众”和“工农兵”成为文学必须围绕的关键词；80年代初期，人们力图将文学从政治的劫持之中解救出来，文学不是口号与传声筒，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文学本身，于是，“纯文学”“文学自律”“为艺术而艺术”“不及物的文学”，这些观念逐一登陆。最新一轮的争论发生于21世纪之初，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成了这一轮争论的知识背景，这时候，“文学的边界在哪里、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均是众说纷纭的焦点问题”。许多人转而认为，审美并非某种神秘的禀赋，而是来自历史与文化的长期训练。如果文学对历史置之不理，那么，报应不可避免——历史亦将对文学置之不理。经过如此繁复的争辩，“某种公认的文学定义并未如期出现，文学性的密码仍然闪烁不定”。换言之，人们无法将文学从诸多话语类型之中单独提炼出来，确认某种不可重复的性质。而由于历史氛围的改变，有些文学特征可能淡隐，另一些特征逐渐增强，进而演变为新型的正统。总之，历史瓦解了一切所谓的恒久性，文学似乎不断地甩下各种人为的规定而变幻无穷。这无疑给我们一个启示：与其始终如一地搜索文学的固定特征，维护文学的固定特征，不如考察历史如何要求文学、期待文学以及限制文学，亦即考察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生产机制。[6]
南帆这种识别文学的另一种视域，不把文学看作某种形而上学的规定，而视其为一个文化网络内部积极平衡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对“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回应有一种釜底抽薪的功效。从南帆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生产机制”的考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场论争的实质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调和了“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的文学本质论表述的一次回响，而且夹杂在文学理论界回顾与总结“新时期文论三十年”的背景之中，充斥着为某种理论表述争夺历史定位的话语斗争。鉴于此，有论者指出这场论争其实对于文学理论知识增长并无多大意义，意义却在于“新一辈的学人对此又无兴趣或并不认同”[7]上，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已经占据主流地位。如果再为了标榜自我的知识新锐位置而宣称“我国当代文论在知识形态建构方面长久地奉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并先验地设定文学的“普遍规律”与“固定本质”[8]，就未免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了。
然而吊诡的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这种对西方“反本质主义”倾向的接受却蕴含了另外一种“本质主义”，那就是对福柯的权力话语的膜拜，不能将其作为一种“元理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生产机制”都离不开权力的渗透与介入，而权力则成了不受质疑的逻辑前提。南帆所谓的“关系主义”，即把文学“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在“特定历史时期呈现的关系”中探讨“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9]，这其中，对权力的思考就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他在考察最近的一次“何谓文学”的论辩时，虽然也把“关系主义”和“历史维度”作为理论前提，但无形之中还是对“文化研究”寄予了厚望，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自律”反拨政治过度介入文学的一种反驳，“文化研究”表现出了“修复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0]的努力。
所以，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重返80年代”的“元理论”维度，一方面把文学放置在各种关系中而拆解了寻找文学“本质”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在各种关系中给权力赋予了绝对性的比重以至于出现了权力的“本质化”倾向，这时候，转向“文化研究”维度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所谓“文化研究”，就是把政治、权力、种族、性别、身份、媒介等诸多问题引进来，以文化的视野取代原先以审美考察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式。这当然是当代社会历史转型与当代文化机制变动，以及文学的存在方式、表达方式及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都发生深刻改变的结果，而这种把文学放置在各种政治文化关系中的研究方式也应和了90年代以来身处边缘的人文知识分子重新表达社会政治关注的要求。以此观之，反思80年代提升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打压其政治关注的原因及其后果就成为“重返80年代”的一个主要内容，而这样的反思，则必然地引出“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要求。所以说，“重返80年代”与“重建政治维度”二者是有着显而易见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三
无论这几年底层话题的讨论及底层文学的实践，还是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后灾难诗学的积极倡导，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极端强调文学“审美自律”的观念已经退去了耀眼的光环，而对社会政治与底层苦难的关注又逐渐被重新唤起。但是，面对这种介入现实的姿态，文学理论批评界却极少有人肯正面提出“政治维度”这个概念并予以阐释。陶东风认为这与8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界对政治的否定与排斥有关：“新时期以来，‘政治’这个词一直名声不佳。至少在文艺学界是这样。文艺学界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自主性的丧失，使之成为政治的奴隶。”所以，陶东风指出，自80年代以来，“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被当作文学理论的出路，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以至于“任何试图重新引入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的言论，都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倒退”——倒退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革”时代。如此一来，把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等同于其非政治性，进而等同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然而，这种“共识”和“习惯”，“在学理上却是未经认真审理的”，这是因为其对“政治”这个术语、对文学理论和政治关系的理解是以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为基础的，并把特定时期和特定语境——中国所谓的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的“自主性”与文学的“政治性”对立起来，使得“政治”成了文学理论界避之唯恐不及的词语[11]。
这里陶东风的分析无疑是准确的，但把某一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做法，其实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还应该是一种“策略”。没有人会单纯到以为政治只有一种政治，也不应该有人以为所谓极“左”时期的政治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单数”，即使仅就这个“单数”的政治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供辨析与讨论的空间。更主要的，政治也并不意味着对国家权力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在认同政治与反抗政治之间无数的政治亚形态，决定了政治这个词语具有多种可能性。所以，把极“左”时期的政治看作一个单一的整体，把文学的“政治性”看作对特定政策的图解，把文学理论的“政治性”等同于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这从根本上来讲，也是一种“政治”，一种告别汪晖所谓的“短20世纪”的“政治”，或者，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12]。80年代以来，这种以“遗忘”社会主义前三十年为主要特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已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强调“审美自律”而试图把“政治”排除出去的“知识生产”，难道不同样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吗？不过，陶东风似乎无意在这种“去政治”的“政治”之悖论中深究下去，而从他以往的研究来看，他倒也未必相信文学真有所谓的“自主性”，或者，他只是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场域相对的学术独立性”这一层面上使用“自主性”的概念。他之所以描述这种将文学理论的“政治性”等同于“非自主性”遭遇否定和排斥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恢复“政治”这个词语的尊严，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加强文学“对公共政治的关注和批判性反思”。事实上，陶东风正是在这种“公共政治”的意义上，提出“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之吁请的[13]。
那么何谓“公共政治”呢？对陶东风而言，“公共政治”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阿伦特理想化的“平等个体”在“公共空间”中“通过言语而进行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政治”，权力的非暴力与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应该是其最为本质的特征，而自主与高超的语言能力则是其最为起码的要求[14]；二是哈维尔基于其自身的政治参与实践，“从对整个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出发”而提出的“存在的政治”，提倡向“道德和人性”的回归，既反对“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将政治变成“权力游戏”，又怀疑“政治制度的转换”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从而强调“要根据全球人类存在状况来思考政治、思考我们的未来，而不是像传统政治那样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这样一来，“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是这种政治的必要条件”，所以“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何贡献”[15]，就成为这种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陶东风肯定了阿伦特与哈维尔共同反对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把政治的本质看作“权力的技术”的理论前提，并分别从中抽取了“公共参与”与“生活在真实中”的内核而建构起了自己对“公共政治”的理解。这样，他所倡导的“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就在抛弃文学向主流意识形态臣服的“狭义的政治性”，发挥“讲真话的勇气”，“坚持公共关怀”，“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参与社会文化讨论”等层面上确立起来[16]。
四
陶东风所谓的“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一方面指向曾经有过文学理论与政治维度紧密联系的时期，而另一方面则指向曾经有过对这种紧密联系告别与反拨的时期。前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前三十年，尤其是所谓的极“左”政治时期，文学理论被高度政治化了，文学理论普遍被认为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和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后一时期就是20世纪80年代，如前所述，“为文艺正名”[17]成了这时期最响亮的口号，“自律”与“自主”则成了最热切的呼告。陶东风说他“无意于挑战这个学界共识”，但却明确表示其所谓“重建”并非向前一个时期的简单“回归”，因为从阿伦特的政治理念观之，取消了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品格，而从哈维尔的政治理念观之，它是“一种典型的非个人化、非道德化的话语，是对生活的政治的极大遮蔽”，也即通常所谓的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其实是“非政治化”。对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自主性的诉求，陶东风同样以阿伦特与哈维尔的政治理念出发，通过对其“生活文化语境”的分析而得出其体现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性”[18]。
这个结论已是文学理论界的常识，但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陶东风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去政治化”思潮不仅使“政治”背负“名声不佳”的厄运，而且直接催生了当前文学理论“非政治化”的趋势。这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用化，用文学理论的知识来为社会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服务，为“我消费故我在”的“身体美学”“生活美学”辩护，文化产业和文化媒介人在全国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明证；二是装饰化、博物馆化和象牙塔化，那些既不敢用文学理论的知识批判性地切入重大公共事务从而获得自己的政治品格，又不愿意俗学媚世的学者常常选择这条所谓“专业化”的道路。这两者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都属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非政治化[19]。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这种种危机征兆的根源所在，陶东风对此持有一种反思与批判的立场。但另一方面，80年代的“去政治化”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性”却是肯定的，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正是自己所倡导的“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的基本要求，尽管两者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大相径庭，而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却迥然有别的。
实际上，这种“重返80年代”时的矛盾态度与南帆是不谋而合的。例如在谈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时，南帆说：“如果‘人文精神’的辩论是90年代的一个醒目的文化事件，那么，80年代文化的顽强烙印至少是这个事件的特殊意义。”这个“顽强烙印”是什么呢？就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激烈姿态和争先恐后的发言”所表明的80年代“至今犹存的思想活力”[20]。南帆不是不知道，之所以会有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就是80年代“审美自律”“自主性”“回到自身”等精英化诉求的结果。这些80年代的精英化诉求，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参与到时代政治中去，种下了文学及其理论被“非政治化”的祸根。然而，如今在“重返80年代”的反思视角下，却以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区别对待了：种种“去政治化”的口号、概念、术语的合法性，都以“元理论”的方法拆解了，但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政治性”，却被视作可资珍惜的精神遗产而企图顽强地保存下来，“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便从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西谚云：“泼掉了洗澡水，孩子却必须留下。”这无疑是有解释力的，不过比较而言，杜赞奇所谓的“复线历史观”似乎更具学理性。杜赞奇说：“过去不仅直线式地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之中。而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21]。事实上，我们之所以“重返80年代”，挖掘“80年代”散失掉的“意义”，就是为了在“超越或反省历史目的论”的同时“拯救”“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然而所拯救的也只是“重建政治维度”的立场而已，至于如何在“去政治”的“政治”所造成的“非政治化”时代氛围中，将之转变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实，也即如何落实“重新政治化”的任务，这实在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赵牧（1975— ），许昌学院文传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本文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新时期’文学转型与革命重述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3GGJS—17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第五批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12T50633）和校级项目“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改革意识”的支持。
[2]南帆：《深刻的转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3]同上。
[4]张大为：《当下文学理论的两个向度》，《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葛红兵、赵牧：《延续过渡与总结提升——2007年文学理论批评热点问题评述》，《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
[6]南帆：《理论的焦虑》，《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
[7]章辉：《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焦虑与新媒介文化的冲击——2007年度文艺学热点问题述评》，《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8]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9]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
[10]南帆：《理论的焦虑》，《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
[11]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1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13]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14]同上。
[15]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36、137页，转自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16]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17]上海文学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转引自《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第476—482页。
[18]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19]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20]南帆：《深刻的转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21]［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