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设计
（一）调查点选取与资料搜集
1.调查点的选取
本研究把田野调查点设置在浙江省北部发达城市。之所以选择宋村社区作为本研究的个案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调查点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宋村社区本是浙江省北部发达城市的近郊村庄，这里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生活中的乡风传承与熏染随处可见。在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外力影响下，宋村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农村社区转为城市社区，其社区转型过程、其对传统村落的怀念、其对城市文明的夹杂向往以及其对重新构建新型生活共同体的期待、付出和困惑，在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潮流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普遍性。“村改居”社区是农村社区逐步迈向城市地区一个阶段，如同费孝通先生所称那样，具有过渡性。这种社区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聚集，建筑密集，居民以非农产业为主，文化活动相对单一。作为农村城市化的先行者，宋村以其城市化之后的现实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后城市化时代”村落与村民在城市中的真实生活场景，可以由此反观城市化路径，检视正在进行中的我国城市化浪潮。
第二，调查点仍存在许多“活着”的传统。农村社区逐步转变为城市社区，不仅需要物质层面城市化的不断落实，包括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文化、社区社会保障、社区管理、居民收入及生活方式等，而且也需要文化传统与精神层面“人的城市化”的持续探索。在此方面，宋村社区仍然是一个“活着”传统，乡村习俗并未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城市化而随风而逝。在节日、礼仪、信仰、文娱等精神生活领域方面，村民自得其乐，呈现出根深蒂固、传承有序的特点，成为剖析“转型社区”在精神层面“人的城市化”不可多得的宝藏，给“人的城市化”中文化传统和精神层面的转型重建提供一定借鉴。
2.资料搜集
基于笔者长期的社区参与和现实生活积累，在与大学社区研究中心搭建的多层面田野调研中，也收集整理了较为丰富和饱满的一手资料。大致而言，这些资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访谈录音。本研究的访谈主要界定在金桂街道宋村社区范围之内，采用目的性抽样，重点对宋村社区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居住区进行深入研究，针对社区居民，则采用偶遇抽样与半结构、无结构访谈的研究方法。对象主要包括社区工作人员（书记、主任、社工）、股份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长、股民）、宋村公共服务站工作人员（站长、社工）、村委会原会计、热心居民、租客、商贩、区农办负责人、区级城中村改造相关负责人、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共计100多人次，访谈录音近百份。
二是书面资料。纸质书面资料包括：宋村村委会记录（骨干名称、职能分工、村里基本情况、撤村建居部分内容记录）、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工作材料（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职能分工、工作章程、骨干名单、汇报材料，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股民集体活动记录等）、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笔记等；电子书面资料有：相关的新闻报道、社区委员会的相关网站资料、街道工作人员发过来的汇总资料、宋村改造的部分资料等等。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策略
本著作希望通过“村改居”的实践过程和“村改居”的社区样态，来考察城乡因素的嵌入和融合，进而展示城乡关系下的“村改居”社区与“村改居”社区的城乡关系两个相关侧面的不同特征。根据这一基本问题意识，笔者选取了“社区民族志”（community 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考虑：一方面，民族志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110]能够最有效地呈现和展示“村改居”社区居民参与的形态与逻辑，且民族志能够将“田野、方法和理论三位一体”[111]紧密结合起来，这与笔者的研究构想和研究目标正好相契合。另一方面，诚如有论者精辟指出，对于处于剧变中的中国社会，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更能揭示出转型社区变迁过程以及人们的行动和动机。这种方法也更能敏锐地捕捉行动者在结构不稳定的时刻及空间里，如何应变、计算、考虑及发生冲突，民族志研究是最接近转型时刻（transition moment）和转型空间（transition space）里的主体与行动[112]的一种研究方法。
具体而言，笔者参与观察的场所和空间主要包括：宋村人的社会交往和活动空间（如公共礼堂、寺庙、祠堂、老人协会、小广场）和私人生活场所。通过设置情境，直接观察或采用音视频等技术自动记录宋村社区的日常活动过程。对观察场所和人物活动则持理性和反思的态度，善于在亲熟和距离、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保持某种有意识的平衡。那些令人不安的田野经验、尴尬的社会空间，正是参与观察方法所具有潜在创造力的场所。最后采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材料编码分析。
深度访谈的对象主要包括：区农办主任、区城中村改造小组负责人、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兼任宋村公共服务站站长）、副董事长和监察长、银山社区书记和主任、金桂街道副书记和副主任以及相关办事员、宋村村委会原两任会计、宋村热心居民和外来租客、宋村的公共服务站社工等。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了解宋村社区不同组织的来龙去脉，着力挖掘宋村居民日常生产生活记忆。
在研究策略上，本研究坚持“社会结构总体性分析和逻辑转化的机制分析”[113]相结合。既注重“过程—事件分析法”[114]中对城市化、“村改居”实践、社区集体活动、居民日常行动等的过程、机制、策略和逻辑的解析和揭示，又强调“结构—制度分析法”[115]中对“村改居”的转型与“村改居”社区样态所嵌入的宏观结构背景和制度安排有所体察和把握。对于转型中国而言，虽然社会结构在发生剧变，结构比以往的“决定”能力更为式微，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对于解析和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逻辑就不再重要。尤其对“村改居”社区而言，不仅其形成过程与转变机制深受社会制度、国家规则与结构的制约和塑造，而且“村改居”社区也深嵌政治、社会、生态与文化的环境、结构及其转型之中。而置身于既定情景和既定约束中的社区居民、国家基层代理人、市场主体、社区组织等行动主体，具有独立行动能力、主体性和自由意志、利益诉求，其在交换行动和社区互动中必然会采取有利于达成自我目标的策略或技术。
（三）章节安排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从社区概念与社区形成路径来凸显城市化进程的“村改居”社区的独特之处，并揭示城乡关系与“村改居”社区之间的实践关联，提出“村改居”社区“城”“乡”两重性及城乡关系是如何在“村改居”社区内被实践和被呈现的议题。基于扎实的前期田野调查与已有文献，在城乡关系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和“国家与社会”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借助实践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与社区民族志方法，力图从一种总体性视角分析“村改居”社区场域内“村”与“居”的实践形态与治理路径。
第二章描述田野调查点宋村社区改制前的村落情况及其乡土文化。借助“过去的宋村”这一概念，一方面展示田野调查点宋村的发展历史和地理位置，及后来宋村被纳入城市化进程和“村改居”工程的地缘政治缘由；另一方面通过宋村空间和乡土文化被城市文明的侵蚀，揭示当前中国复杂的三种城乡二元结构即原生性城乡二元结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如何在宋村这一微观场域所呈现的。
第三章分析宋村社区“亦城亦乡”的变与不变的现实形态。在乡村组织名称、行政规划、社区形态、土地产权归属、居民身份等发生明显变化的现实下，通过物理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和行政边界四个维度和分析框架，把“村改居”社区的组织方式、行动逻辑、成员构成；居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居住方式等；社区与政府、国家、市场、其他社区的关系等以及公共物品的供给等具体内容纳入进来。借助具有代表性的“城—乡”不同元素在宋村的社区呈现和样态，来展示静态或横向的城乡关系在微观社区的复杂性及其实践可能。
第四章在城乡互嵌或融合的经验上，分析宋村“非城非乡”的社区问题及其生成机制。伴随城乡二分或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的对立性实践，城市文明吸引或乡村传统嵌入城市文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在这种建设思路和发展逻辑下，宋村社区治理问题多元而复杂，既有“承村而来”的老旧问题和遗留困境，也有“由改导致”的主体治理与合作问题，还存在“因居而生”的社区福利、社区内的“二元结构”或多层等级的身份秩序等问题。宋村作为一个“非城非村”和“亦城亦村”的城乡混合型社区，既是各种社区问题的集合地，也为转型社区新路径带来可能。
第五章基于城乡互补的视角，定位“村改居”社区的性质、发展实践。既要重新定位“村改居”社区的过渡形态或朝向城市社区的过渡阶段的道德认知，也要从社区现实生活中已有的状况实践，如组织、活动、规范、思想等总结和提升有益的经验，以及已有的“以改促建”、城乡统筹、一体化等理念与政策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种“城乡共生”的社区发展模式：一是城市在资源、组织方式、文化等补充乡村；二是乡村在传统文化、交往方式等补充城市因素；三是最后达成“村—居”两种行动逻辑与组织方式等的互相融合和组合。
第六章总结宋村的形成、变迁、问题与发展路径等不同阶段呈现的内在线索和固有特征，分析城乡关系在具体空间内的表征和走势，同时通过“城乡关系”来回顾宋村整个“村改居”社区治理实践，展望其治理路径，总结了本研究的三个创新点：一是采取了以城乡关系看待“村改居”社区的从外向里看和以“村改居”社区从里向外看城乡关系的双重视角，借助从外向里、从里向外和里外一体的三种混合型视角分析“村改居”社区与城乡关系；二是把“村改居”社区变或不变纳入四种边界的开放与固守之间的张力之中，同时把宋村社区问题归入“村”—“改”—“居”的过程性分析框架，为“村改居”社区后续研究带来启发；三是不仅采取了“治理为明线，转型为暗线”的呈现方式，还为社区转型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可能路径，认为城乡共生和城乡一体化不仅是一种宏观战略，也是“村改居”社区的发展方向，为城市基层单位社区的转型提供一种对照。
[1] 《共同体与社会》（[德]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又译《社区与社会》。“社区”“共同体”和“邻里”是三个相似度较高且有内在差异的概念，本著作未对三者做细致区分，而在统合的意义上使用着。
[2] 例如：Hilley，G.A.JR（1995）统计的社区曾有94种概念（Hilley，G.A.JR.Definition of Community：Area of Agreement，Rural Sociology，Vol.1995，20（2），pp.111—123），且只有地域、人口与组织三个社区特征有比较集中的认可。到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杨庆坤教授的统计，社区的定义多达140多种。随着社会变迁与时代的发展，社区作为一个表达性概念不仅与客观现实存在不一致，而且不同主体对社区的认知存在着差别。本著作参照丹尼尔·贝尔（[美]丹尼尔·贝尔著，李琨译《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对三种“社群”（地区、记忆和心理）划分，把社区界定为既包括居委会社区和住宅小区的地域性概念，又蕴含人际交往、集体行动和居民参与等社区面向。
[3] Wirth，Louis，“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4，No.1，Jul.1938，pp.1-24.
[4] 一般而言，城市化与城镇化含义存有争议。在中国语境下，城市化是指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而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县域城镇集聚的过程。田明：《城镇化与城市化及其确切含义》，《学习时报》2014年4月9日。另外，我国城市化的路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最先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过程，到90年代中小城镇快速发展形成的城市化潮流，到当前土地征用引起的农村要素全面向城市要素转变的城市化进程。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6] Chan，Kam-Wing，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7] Shen Jianfa，etc.Dual-Track Urbaniza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in South China，Habital International，2006，23（7）.
[8] 吴莹：《村委会“变形记”：农村回迁房社区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
[9] 农村社区化是指将传统农村建设成或改造为现代社区的过程与机制。农村社区化机制和工程在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空间，都具有不同的实施逻辑和形式。除了“撤村并居”外，还有一种农村社区化类型是将农民住宅基地拆除，调整腾出更多耕地，农民身份不改变，村建制也保留，村级组织和治理方式延续，被视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形式。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11] 叶超、陈明星：《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启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期。
[12] 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2期。
[13] 应星主编：《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98页。
[14] [德]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5] 参见杜能《孤立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等相关著作。
[16] 参见[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相关著作。
[17]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18]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19]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20] 张兆曙：《“大树进城”中的城乡关系》，《人文杂志》2010年第4期。
[21] Tacoli，C.，“Rura-urban Interactions：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8，10（1）.
[22] Christer，Bang，“Urban-rural Relations in Europe”，In Collections of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http://www.upo-planning.org/detail.asp article ID=219，2004.
[23]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4] 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7页。
[25]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6] Gordon White，“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9，Jan.1993；Victor Nee，“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 Ratificatio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e 101，No.4，Jan.1996.
[27] 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4-15.
[28] [美]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5页。
[29] [美]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现代习性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30] [美]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张长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31] 蓝宇蕴：《城中村生成与属性、改制与改造逻辑》，《人民论坛》2011年第8期。
[32]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33] 参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关于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等。
[34] 张文茂：《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经济组织调整的若干问题探讨》，《城市问题》1997年第3期。
[35] 几乎所有的关于“村改居”社区的研究，都在两种复合叠加的维度上看待城市化与“村改居”社区的关系：一是嵌入背景；二是形塑力量。
[36] 2004年，国务院颁行《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旨在保护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有意识地引导地方政府将建设用地指标获得的重点由耕地转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37] 吴莹：《村委会“变形记”：农村回迁房社区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
[38] 杨贵华：《转型与创生：“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39] 城市化与城镇化在中国学者看来，带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参见田明《城镇化与城市化及其确切含义》，《学习时报》2014年4月9日）。
[40] 顾永红、向德平、胡振光：《“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41] 陈晓莉：《新型城市化发展中村改居社区治理变革》，《求实》2013年第10期；张文茂：《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经济组织调整的若干问题探讨》，《城市问题》1997年第3期。
[42] 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18页。
[43] 杨宏伟：《“村改居”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2013年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顾永红等：《“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44] 李菁怡：《论“村改居”中的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45] 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46] 蒋福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及其困境探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47]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王春光：《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48] 赵秀玲：《城中村治理的困局及其跨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49] 参见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轩明飞：《村（居）改制：城市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50] 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管理世界》2005年第8期。
[51] 顾永红等：《“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52] 梁慧等：《“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理论月刊》2008年第11期。
[53] 曹姮钥、康之国：《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54] 田鹏、陈绍军：《论“村改居”后村委会的功能嬗变》，《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55] 吴莹：《村委会“变形记”：农村回迁房社区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
[56] 罗新阳：《生态变迁与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基于对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的分析》，《领导科学》2012年第32期。
[57] 杨贵华：《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社团组织培育发展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6期。
[58] 梁绮惠：《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村改居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59] 陈晓莉：《新型城市化发展中村改居社区治理变革》，《求实》2013年第10期。
[60] 高灵芝、胡旭昌：《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61] 何宏光、陆凯旋：《“村改居”适应性效率分析——以山东滕州J村为例》，《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1期。
[62] 梁绮惠：《佛山市“村改居”社区政策的问题与反思——以顺德区伦教街道为例》，《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
[63] 马光川、林聚任：《分割与整合：村改居的制度困境及未来》，《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64] 庞玉珍、王俊霞：《村改居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差异及原因分析——基于对青岛市社区的实地调查》，《理论界》2011年第8期。
[65] 唐平：《“村改居”转制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以广州市岗村转制社区为例》，中山大学，2010年；梁绮惠：《社区治理视角下村改居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及影响——基于珠三角的调研》，《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66] 陈孟平：《“城中村”公共物品供求研究——以北京市城乡接合部为例》，《城市问题》2003年第6期。
[67] 唐平：《“村改居”转制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以广州市岗村转制社区为例》，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68] 黄伟：《城中村治理要过好三道坎》，《南方日报》2014年5月26日。
[69] 王玲：《“城中村”改造中的问题及应对策略》，《光明日报》2014年2月20日。
[70] 王春生：《珠江三角洲“村改居”进程中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透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71] 黄春蕾：《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转型研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72] 熊惠平：《新市民的社会关系的重构：以“村改居”为途径或方式》，《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10期。
[73] 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74] 文军、黄锐：《超越结构与行动：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出路——以上海郊区的调查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75] 吴业苗：《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76] 毛丹：《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77] 李志刚、于涛方：《快速城市化下“转型社区”的社区转型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5期。
[78] 吕青：《“村改居”社区秩序：断裂、失序与重建》，《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79] 吴晓燕、关庆华：《“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求实》2015年第8期。
[80] 张扬金：《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反腐治理创新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1] 杨静：《社区关系重建和生活意义重塑——行动研究在村改居社区工作的运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82] 邵任薇：《镶嵌式自主：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与镶嵌》，《暨南学报》2014年第11期。
[83] 蒋福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及其困境探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84] 吴晓燕：《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85] 蒋福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及其困境探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蒋福明、周晓阳：《论“村改居”社区文化特点及其转型的价值目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86] 李翠玲：《珠三角“村改居”与反城市化现象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87] 陈国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福建论坛》2000年第6期。
[88] 黄祖辉：《居民收入倍增的难点与实现路径》，《改革》2012年第1期。
[89] 杜国明：《广东集体林权流转现状问题及完善》，《中国林业经济》2011年第3期。
[90] 钱鼎炜、郑庆昌：《城中村集体经济改革路在何方》，《开放潮》2003年第8期。
[91] 潘光辉、罗必良：《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3期。
[92] 操世元：《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研究——以杭州Y村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93] 杨善民、张璐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体经济改制问题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丁家河社区为例》，《东岳论丛》2013年第11期。
[94] 张克俊、付宗平：《“村改居”社区集体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出路》，《农村经济》2015年第9期。
[95] 杨贵华：《集体资产改制背景下“村改居”社区股份合作组织研究》，《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96] 高灵芝、胡旭昌：《“村改居”后集体资产处置的个案剖析——以济南市槐荫区前屯居为例》，《长白学刊》2004年第4期，第82—83页。
[97] He Baogang.“Village Citizenship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Zhejiang”，Citizenship Studies，Vol.9，No.2，May 2005，pp.205-219.
[98] 此处概念借助于T.Hammar（1990）的观点，以此来分析不同于“公民”的社会身份所具备的特定权利、义务和地方知识、社会资本等。详见：Hammar，T.“Citizens and Citizenship in New Concepts of Citizenship”，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3，Issue 6，1990.
[99] Marsden，T.，S.Whatmore，R.Munton & J.Little，“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in British Agriculture：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87，3（4）；Essex，Stephen et al.（eds.）.Rural Changes and Sustainability，CABI Publishing，2005.
[100] Fischer，C.S.，To Dwell Among Friends：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Goudy，W.J.，“Community Attachment in Rural Region”，Rural Sociology，1982（55）；Philips，M.，Rob Fish & Jennifer Agg，“Putting Together Ruralities：Toward a Symbolic Analysis of Rurality in the British Mass Media”，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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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White，The European City：A Social Geography View of London，Long Hiario Press，1984，p.168.
[105] 张庭伟：《城市蔓延中的土地市场驱动力与政府角色》，《城市规划》2004年第5期。
[106] Friedman，John，“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f”，Social Research，Vol.73，No.1，1966，pp.128-130.
[107] MeGee，T.G，Greenberg，Charles，“The Emergence of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ASEAN Towards the Year 2000”，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9，No.1，Jul.1992.
[108] Zeng，Daniel，“Model in the Dynamics of Desakota Regions：A Case Study in Shenzhen”，Town and Urban Planning，Vol.53，2001.
[109] 当前研究共识性的把“村改居”社区的重点置于“怎么改”“改什么”以及“改成什么样”等关键点，而对“改的过程”变迁过程却缺少描述与分析，其意义也被遮盖和忽视。当然也有学者从历史社会学的维度进行了相关分析，如贾俊民、董金秋从纵向的时间视角，对河北省刘营村城市化进程的考察（参见贾俊民、董金秋《从传统农庄到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曲折历程——“无保调查”中保定市薛刘营村城市化进程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和借鉴。
[110]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11] 张小军：《三足鼎立：民族志的田野、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112] 参见李静君：《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1999年8月15日），载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网站，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soc/index.html。
[113] 渠敬东：《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14]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115]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