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综述

第一节 管理文化

管理文化（Management Culture），首先管理是一种文化，是按一定文化标准和行为方式将组织成员结合在一起的基本组织元素。它代表的组织目标、信念、伦理及价值观，是管理世界中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1]

从国际管理研究的角度看，文化（culture）是已经获取的知识，利用这种知识，人类可以解释各种经验和产生社会行为。[2]这些知识构成了管理者的价值观，决定了管理者的态度，影响了管理者的各种行为。

西方的“文化”源于拉丁词culture，与祭祀和崇拜有关。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一术语是指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结果。而在汉语中，文化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朝束晳《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前蜀杜光庭《贺鹤鸣化枯树再生表》:“修文化而服遐荒，耀武威而平九有。”元朝耶律楚材《太阳十六题》诗之七：“垂衣端拱愧佳兵，文化优游致太平。”

概括地说，文化有完整的结构，是群体、组织、社会共有的概念，主要包含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方面，是象征的结果。它是适应社会的、由学习得来的，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

著名的文化学者汤姆森[3]指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目前，西方的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化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亨廷顿[4]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的经济表现，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而在30年后，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亨廷顿的结论是：文化在起作用。马克斯·韦伯[5]则把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在西方的兴起归结于基督教新教伦理。他的观点是：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总之，经验管理时代有经验管理时代的管理文化，科学管理时代有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文化。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工业化大生产急速增长的时代，企业家通过扩大规模效益获得竞争优势；第二个十年，被尊为“科学治理之父”的泰罗，强调企业家要科学治理企业；第三个十年，人际关系治理引起企业家的重视；第四个十年，开始强调组织功能结构；第五个十年，美国大企业重视战略规划的作用；第六个十年，企业界认同经济猜测；第七个十年，普遍开始重视市场战略和组织设计；进入21世纪，企业对文化战略及其建设、人力资源战略、学习型组织等管理文化日益重视。管理模式的更迭暗示着人类文化的演进，因此，作为管理模式的文化管理，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方式。

一 国外管理文化理论

文化能够影响管理者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也能够影响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或许，最重要的是，文化能够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6]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7]

Hoffman和Hegrty（1993）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管理人员的创新意愿和行为，并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决策模式偏好。社会文化通过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组织成员，建立起不同企业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另外，文化对企业管理也产生着影响。Slater 和 Narver发现关注市场并适应变化的文化，会导致企业的适应性学习行为；而有利于企业家导向培育的文化，会导致企业的探索性及风险偏好的学习行为。

美国弗雷德·卢森斯（Fred Luthans）和乔纳森·P.多（Jonathan P.Doh）[8]分析文化差异及对企业家的管理的影响。列举出一个社会中文化对管理方式的直接影响，如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安全与风险；个人回报与团队回报；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较高的组织忠诚度与较低的组织忠诚度；合作与竞争；短期视野与长期视野；稳定与创新。

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93）[9]发现，文化有四个维度，通过四个维度，可以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行为方式和原因。他的民族文化差异理论构建的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刚毅性四个维度的文化四维模型是领导力中文化差异观点的理论基础。霍夫斯泰德还认为，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控制系统包括领导方式、激励方式与手段等会产生很大影响。J.Kennedy和C.Kennedy（1998）[10]认为，文化通过职业和制度的因素，一般从外层的民族文化向内层的个体文化转移，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化成为相互联系的内在循环。其中，外层文化往往能够影响到全球领导者的战略行为。

Terri A.Scandura等的论文《当东方遇到西方：美国与中东的“最佳领导力实践”》，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检验了中东与美国的企业领导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在中东企业，任务导向、工作满意度和领导效能相关；在美国企业，个人导向、工作满意度与领导效能相关。后来，Robie等研究认为，领导力中最关键的能力是分析问题、结果导向、兑现承诺及影响他人，在比较几个国家的领导力与绩效的关联性后，认为领导力在不同的国家作用并不相同。

全球领导力和企业行为效力研究项目（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GLOBE）[11]整合了文化和管理。来自全球62种文化背景的170位管理学者、社会科学家，对来自霍夫斯泰德的领导力的文化差异理论（culturally-endorsed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14CLTs）所定义的文化维度：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集体主义Ⅰ、集体主义Ⅱ、性别差异、自信；以及其他研究中涉及的未来导向、绩效导向和人道主义导向等九种文化变量进行了长期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及组织文化的维度与这九个文化变量结构相似，可见，文化差异对全球领导力的影响之大。

总体而言，国外管理文化理论建立了文化影响企业家领导力的框架模型、影响的维度和方式。特别是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等科学方法，检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家领导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理论上明确了社会文化对企业管理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对企业管理者的思维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文化对管理者的影响是企业文化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的成因。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文化是否影响企业管理的问题及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管理的方式和途径的问题。

二 国内管理文化理论

目前，国内管理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向，主要是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管理实践的问题，以及所涉及的管理实践中的文化元素是什么的问题。而文化是否影响企业管理这个问题，已很少有人去研究了。

在管理文化上，中国企业实践经验始终与西方管理理论有着差异性。随着企业家与战略领导、中国文化对企业家的战略影响等具有浓厚中国背景的战略主题的出现，表明在战略管理研究上，国内学者已经有所突破了。例如，张阳、周海炜[12]从管理文化的视角，辨析中国传统谋略思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逻辑背景及实用理性、知行合一的知识特征，比较西方战略管理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的认知逻辑、科学理性、理论知识建构等特性。提出中国传统谋略所具有的过度功利性、权术性和非生产性，以及与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的潜在冲突，提出对传统谋略的运用与改造，即通过合理安排中国企业的内外利益关系，形成符合中国管理文化价值取向的战略管理体系。[13]

齐鸿善、邢宝学提出的管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中的“民族性原则”，认为中国人具有创新管理理论的先天优势。但是，目前国内管理学界的理论创新只能在西方几十年前搭好的理论框架中修修补补，而始终不能突破。[14]彭贺认为：“从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考察文化和管理的关系，发现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已有的实证可知，管理实践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程度与企业财务业绩成正比。”[15]

德鲁克说，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于进口。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一批根植于本土的战略管理人才。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且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在国际战略学界，CHEN（陈明哲）[16]强调了中国文化中“阴阳”统一的系统辩证思维特征及其在战略及管理上的影响。他甚至认为中国存在的、特有的折中方法即悖论式整合，是一种超越悖论的独特方法。罗继宁提出，“中国古代全息系统思维把组织系统活动概括为包括四个不可分割层次的动态系统，即‘心、人、事、物’。其中强调‘心、人’，就是指管理问题主要集中在艺术和文化层面”。[17]

总之，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来看，中国企业战略思想创新源于东方管理文化的谋略（或是战略思想）。国内的管理文化理论则立足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挖掘并分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成功经验的对应、结合。所以国内管理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研究现有的中国式管理理论，还是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都要扎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经济现象、经济基础和经济行为的存在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价值。任何脱离民族文化的经济行为都是不成功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