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在学习和应用革命理论的过程，党走了很多弯路，实践促使党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坚决抵制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1]。由于长期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已经严重妨碍中国革命的发展。在革命早期，这个问题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并指出了当时边界各县存在的错误倾向。由于党员主要来自农民，带有很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果不用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改造，放松对其领导，将造成严重的后果[2]。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抵御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对于这一问题，刘少奇曾这样论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客观原因，造成了共产党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理论上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因而常常表现出革命的幼稚病，给党造成严重的危害，这样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这样的问题如果能被解决了，共产党就能领导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3]。毛泽东从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认识和看待党的理论修养，他领导全党不断开展理论学习，进行理论武装，努力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水平[4]。

党内的理论严重不足，与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相比，很不相称，几乎到了“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领导工作”[5]的地步。因此，毛泽东明确要求中央委员提高理论修养，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而且，把它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加以要求，通过这样的组织学习和要求，以便将理论学习活动在全党推开[6]。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大发展，党员的人数快速增加，也把各种思想问题带进了党内，毛泽东郑重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的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7]

在我们党的内部，农民出身的人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同程度存在，毛泽东强调，“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划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8]，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教育党员和干部。只有干部的水平提高了，他们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工作，开创性地完成各项任务。

抗战中期，毛泽东向党内号召，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导作用，以竞赛的方式推动理论学习，只有高度重视并花大力气，才能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在抗战的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担负着领导责任，从这一角度出发，假如有数百个同志，已经深入地、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会极大地带动全党的理论学习，而且能够有力地促进党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把握，增强党的战斗力，全面提升抗日军队的战斗力量，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9]。

成立领导机构，组织学习活动有序开展。1941年，中央学习领导小组成立。之后，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就学习的期限、内容等作出具体要求[10]。1945年，毛泽东强调：“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11]

（二）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的曲折斗争

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把中国革命与苏联的革命一样看待，坚持“城市中心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2]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与瓦窑堡会议一样，非常重要，针对教条主义错误，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在会议上，王明虽然赞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仍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坚持原来的一贯做法。会议后，他多次再版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继续宣传“左倾”思想，在党内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针对王明的错误做法和党内思想状况，毛泽东认为，必须从党性的高度看待和分析教条主义及其危害，必须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1941年，延安召开干部会，对如何改造学习，毛泽东作了专门报告，尤其是对一些教条主义的人及其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这些人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挂在嘴上，而且生搬到实际工作中，严重脱离了实际，这种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会在革命工作中造成危害。他还列举了在学校教育、干部教育中，教条主义在教授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并严肃指出其直接危害，“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改变干部教育的方法，要引导学员围绕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和学习。

但是，这篇讲话，没有引起高级干部和宣传部门的足够重视。毛泽东感到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必须进行一次系统的党史学习活动，让广大党员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严重危害。他从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中，选择了86篇代表性的文件，这些文件分两类，一类是反映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方面的，有关它的发展历程、危害，以及被纠正的过程；另一类是反映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面的文件，尤其是全面抗战以来的。“通过这些文献的学习，许多同志意识到党内确实存在一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1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危亡的大义出发，为建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采取了让步政策，加之共产国际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时，反动势力看到了机会，趁机掀起了反动狂潮。蒋介石重提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主张，御用文人叶青跳了出来，大肆攻击，“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之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他还大放厥词：“在研究政治问题上理解到了国民党主张之正确和共产党主张之错误……政治问题底研究在今天必然走到主义问题底研究上来，而国民党主张的正确，是当然使人感到三民主义之正确的”[14];“中国除了三民主义以外，不需要任何主义”;“中国不能讲自由主义。它要求一个主义——三民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言论出版底不自由’，乃是他企图自外于中国，不想当中国人的表示”;“谁不相信三民主义，谁就是自外于中国，其人也便不想当中国人了”[15]。

1938年12月10日，中国青年党首领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信》，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以全国团结抗战为幌子，要求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不要讲马克思主义，否则的话，就是“沾沾于一党一派之利益”，则“天下后世必以抗战之失败归罪于今日之党争”[16]，其险恶的用心和嘴脸全部暴露了出来。也就是在1937—1938年，苏联搞肃反运动，错误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王明、康生等人按照苏联的榜样，在中国搞起了“肃托运动”，一大批革命同志蒙冤，遭受打击甚至被杀害。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斗争等各种复杂的关系、矛盾、斗争交织在一起，如何科学分析形势，采取正确政策与策略，不仅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也考验着其他政党、团体和个人。

马克思主义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呢？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御用文人的叫嚣、“右派理论家”的言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宣传。第一，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斗争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理论，它是数千年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在中国革命运动实践中，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这个运动的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第二，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三，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是因为它已经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第四，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为重要的是不能机械地照搬马列主义的教条或词句，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体地分析中国历史的、经济的、阶级的、社会及文化的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纲领与主张。中国共产党需要的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要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和人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能够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独立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中国的革命实践，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证明的过程。早在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1939年10月，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这个思想原则。在这之后，毛泽东同志遵循这一原则，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如何评价和命名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已成体系并成功指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概括和总结的著作，在当时已经成为延安理论界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一阶段（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制造军事摩擦的同时，在政治上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攻势，在政治上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思想上确立毛泽东的思想的权威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反击、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树立自己的思想旗帜。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适时地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首次对毛泽东的理论加以命名，同时他在文中提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7]。从这个表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影子了；4月，张如心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进一步明确指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8]

1943年7月，刘少奇撰文论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这一年7月，为纪念建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王稼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19]这时，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无可替代的重大指导作用和用它武装全党、教育干部与人民的重大意义。1943年12月，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明确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44年7月，为纪念建党23周年，罗荣桓撰写的《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中，也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所有这一切，营造了一种舆论氛围，为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并进而正式提出用它武装全党作了准备。之后，经过六届七中全会的长期酝酿和讨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高级干部，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理论和实践，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于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给以适当的命名和科学的评价，需要举起中国革命这面理论的旗帜，并用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统一全党思想。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大会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科学地概括和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20]。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正式确定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党继成立之初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又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由于及时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及科学体系进行总结概括和阐发，充分肯定并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就为开展理论武装提供了基础，准备了武器。

从高级干部学习抓起，推动理论武装深入发展。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表明，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军事领导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当时那段时期，之所以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上出现了错误，其直接原因就在于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抗战以来，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路线走上了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正确轨道，党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赢得了全国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信赖。但是，党内仍然存在思想束缚、在实际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集中地存在于高级干部的身上，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指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全党的思想认识问题就好解决了。因此，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党中央首先紧紧抓住高级干部的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以此来推动全党的理论武装。

1941年初，党中央在延安集中了120余名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文献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帮助这些高级干部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党的历史、路线、方针、政策，明辨是非，分清正误，科学地总结，得出正确的结论。除延安外，其他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也按中央的要求进行了学习。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联系党内的思想与实际状况，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1941年9月，为了把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求落到实处，中央专门成立了高级学习组。规定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须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一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解答问题，总结经验。毛泽东为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高级干部的学习进一步深入发展。

高级干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通过对毛泽东的著作和理论的学习，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更加自觉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时，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在自我武装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运用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推动全党的理论武装活动自上而下地进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荣桓等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作为代表，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具体阐发，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讲话等，对理论武装活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全党的理论武装以整风的形式进行。从1942年开始，毛泽东在2月上旬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4月和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和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各单位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中、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运动。

整风运动坚持和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全党组织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克服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毛泽东提倡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在全党深深地扎下根来。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逐步确立，为党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迅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