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民解放战争的思想政治教育_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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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恢复、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根本愿望，主张团结各方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与光明前途背道而驰的黑暗前途，意在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

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巩固已有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报告还分析指出，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由于不要打内战的一方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要打内战的一方，因此，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同时，由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使全面内战推迟爆发，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和平建国的愿望。同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就中国问题达成某种妥协，它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争的态度日益明朗。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要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许多困难。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必要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地实现政治民主化。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根据形势的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了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通知告诫全党，绝不能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有关具体问题的谈判，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65]，同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也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全国和平民主运动向前发展。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66]

（二）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动员和教育

1946年6月26日，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从围攻鄂豫边的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开始，相继在晋南、鲁西南、苏皖边、冀东、绥东、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队接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装备，又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没有海军和空军，陆军的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全国约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解放区的面积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国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则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对于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党内一部分人存在怀疑和顾虑。许多中间人士也认为，为了谋求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应当进一步对国民党采取退让政策。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敢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就成了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必须认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革命战争，他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如果他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反革命计划得逞，那么整个中国必然完全处在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之下，并且成为美国的附庸国，中华民族的前途将被断送。我们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占着明显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敌必败、我必胜的最根本的依据，“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就中国的战争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了进步。毛泽东在这里阐明了一个根本战略思想：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整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对反动派的本质、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作的科学分析，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为了能够以劣势的兵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农村，要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对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应同汉奸、恶霸、豪绅加以区别，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努力争取一切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自卫战争中不断地赢得胜利。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把它作为重要的第二条战线。为了声援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美国政府援蒋政策的斗争，毛泽东在1946年6月22日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投降以来美国的援蒋政策和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声明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67]。中共中央也接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各群众团体及民主党派，努力扩大反战和平运动。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坚强的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反对外国侵略者！”

自1946年6月开始，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反美反蒋斗争从经济斗争入手逐步开展起来。6月下旬，长沙市的3000余名人力车夫生活陷于绝境举行罢工；7月，上海200多家丝厂工人为了求生存开始罢工，持续两个多月；11月至12月，上海摊贩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禁止营业，举行数千人的请愿游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美反蒋斗争，汇成一股洪流，推动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线。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了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美国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自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上海、南京、天津、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先后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的生活，停止内战。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和要求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从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撤退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以抗议美军暴行为主的声势浩大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战场的作战。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它的有力发展，将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而无法自拔。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坚决反对，在南京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动，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作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会议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胜利而斗争。”

贯彻中央“打倒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在中共中央确定以“打倒蒋介石”最终解决国内问题之后，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41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解放军收复和新解放的城市87座。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初期的得地失人变为净损失40余万人，且无地可得，人民解放军在贯彻中央军委积极防御方针的作战中已取得重大胜利。

针锋相对，有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蒋介石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在1947年3月，放弃了全面进攻计划，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进攻重点，在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西北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与国民党军队在陕北高原盘旋打转，捕捉战机，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举行清化砭、洋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4万余人，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

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另一重点是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按照中央内线作战的方针，1947年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二师师部及两个旅约2万余人。又于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孟良崮地区，一举围歼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

在迎击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山东重点进攻的同时，其他解放区的军民，对收缩兵力、转入守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战略性反攻。在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的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拖住了大批敌军，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12万人。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损兵折将，越陷越深；在其他战场上损兵失地，连主要点线也难以保住。解放区军民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配合下，在第一年取得重大胜利。为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

（三）全面动员为革命到底凝心聚力

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解放军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图谋，并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1947年7月21—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依据一年来的战况和各战场的形势，重点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敌军，就要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到国民党区域，调动敌人回援后方，逼迫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7—9月间相继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地区。

6月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在山东挺进鲁西南，发起鲁西南战役。在一个月时间内歼敌6万余人，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进攻的序幕。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从8月7日起分三路向南疾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到11月下旬，共歼敌3万余人，并发动群众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8月22日晚，陈（赓）谢（富治）大军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到11月底，共歼敌约5万人，建立39个民主政权，完成了在豫陕鄂边地区的战略展开，极大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9月9日，陈（毅）粟（裕）大军在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全歼国民党军队一个整编师后，于9月26日主力分五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实行分散作战。到11月中旬，建立25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了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各人民解放军也逐渐转入反攻。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配合作战，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68]1947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10周年的纪念口号中，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蒋介石的进犯军，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9月，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而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10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彻底揭露美、蒋组织的以中间派别面目出现的“和平阴谋”，做好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

1947年12月25—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全面研究制定党的行动纲领，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准备。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与会人员分为政治、军事、土地小组，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与政策。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纲领性文件。

不久，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人们从这个报告中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7年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相继展开，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既怕解放军在中原立足，也怕解放军渡江南进或经大巴山进入四川。他们集中大量兵力同解放军在中原展开争夺。

为了调动和有效歼灭敌人，1948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原的一部分部队继续向长江以南挺进，然后集中留在中原战场的解放军逐批歼敌。2月中旬中共中央指示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区，由刘、邓统一指挥陈谢部队、陈（士榘）唐（亮）兵团。3月陈唐兵团主力并陈谢部队攻克洛阳，全歼守敌1.9万余人。5月2—17日，陈谢部队与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发起南阳战役，歼灭国民党地方团队和一部分正规军共2.1万余人。洛阳、南阳战役的胜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战场的形势。

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原中原局，以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并决定成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6月中旬到7月初，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主力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俘敌兵团司令官区寿年。这一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战场的防御体系。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4]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6]《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8页。

[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318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