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背景

一 南方军事斗争失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一）王明教条主义危害，红军被迫长征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在反“围剿”战争期间，王明通过派遣中共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将“左”倾教条主义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导致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政治工作也受到严重危害。

1934年10月18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带着中央苏区五年零九个月的征尘和陈昌奉等二十多人离开何屋，渡过于都河，随部队转移。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会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央红军回师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二）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

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号召，号召全中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抗日。6月16日，党中央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建议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但是，张国焘公然反对这一方针。党中央为了消除分歧，统一党内思想，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的“川甘康计划”和“西进计划”。后因张国焘仍坚持错误，党中央于8月6日和8月20日分别召开了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沙窝会议《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地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有极大胜利的前途。毛儿盖会议通过的《补充决定》指出：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发展，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从这两个会议的决定看，党中央已将陕甘苏区开始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着手组织联系和领导陕甘苏区，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协同动作及汇合，已经成为中央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整个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方案内容。

在这一过程，当时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陕北干部贾拓夫曾多次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的情况、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陕北干部张德生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陕西省委领导红军建立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加之党中央对红二十五军情况的了解，党中央初期曾将陕甘苏区作为制定整个川陕甘战略方针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

毛儿盖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当党中央率领右路军到达巴西地区后，张国焘也带领左路军到达了阿坝地区，这时，他借口葛曲河涨水拒不北上，而且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南下。在紧急关头，党中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区域北上。当到达甘川边境时，党中央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去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1935年9月15日，党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和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严重地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在此形势下，敌我力量悬殊，应改变“川陕甘计划”。会议还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发展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和力量进取陕甘广大区域。

之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于9月20日到达哈达铺。从当地获得的一份《晋阳日报》上记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消息，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更进一步了解到了陕甘苏区的情况。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党中央将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进行了动员讲话，他说：“我们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这时，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在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下，改变了原定的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计划，逐步明确了“首先要到陕北去”的目标。中央政治局召开榜罗镇常委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并为进入陕甘苏区向部队作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

（三）刘志丹率陕甘红军创建根据地，为党中央落脚陕北奠定了基础

陕甘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组织和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川、延长、安定、安塞、靖边、保安等重要县城，使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也发展到8000多人，整个陕甘根据地出现了大发展的良好局面。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组成红军十五军团。此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使大好的革命形势持续发展。可是，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贯彻和推行达到了顶点。当时开展了所谓反“右倾”斗争和肃反运动扩大化，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同志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原本蓬勃发展的陕甘革命形势，顿时局面混乱，危机严重。党中央得知这一危急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去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今吴起县）。第二天，中共中央常委听取了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张明科与龚逢春的汇报，得知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全部被逮捕、两百多人被错杀的情况，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赴瓦窑堡，向陕甘晋省委传达中央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0月24日，党中央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召开干部会议，纠正了肃反错误。11月7日下午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汪锋、马文瑞等一百多人，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

1935年11月21—24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一起，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发动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胜利地实现了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确定的任务，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