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战八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

（一）日本蓄谋扩大侵华战争

1935年“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三省后，阴谋吞并华北广大地区的重大举措。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采取退让妥协的原则。日本军队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气焰嚣张，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日本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备忘录”所陈各事均承诺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日军又在察哈尔制造了“张北事件”。6月11日，借口日本人员在张北接受中国军队的盘查，日本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走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团体，聘请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其实质是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送给了日本。国民党当局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地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本政府看来，这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通过“华北事变”，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区。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从关外到关内，使中华民族陷入到空前的民族危机中。

（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如何尽可能联合多方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顺应时代的要求、民族的呼唤，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的。1935年8月1日，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形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阴谋侵吞华北的野心，撕开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本来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八一宣言》发表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没有获悉宣言的内容，但是，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已经开始考虑建立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八一宣言》的精神。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向高潮发展[2]。

1935年12月，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日益严峻的危急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了出来。

为了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按照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指示，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约500人的南下宣传团。1936年2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后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拥有2万多人的全国性组织。广大青年学生深入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成为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得力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即将来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3]

（三）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新形势下党的政治路线

1935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必须对这个新形势进行研判，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7—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张闻天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23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27日，毛泽东依照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通过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在那样非常的时刻，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决议形成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学会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所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来。

（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于促成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经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是，都遭到了拒绝甚至斥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但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剿共”政策。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之后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12月4日，蒋介石返回西安，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带领所属部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的话，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把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方案，既违背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意愿，也威胁到张、杨部队的生存和安全。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几天劝说蒋介石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接受抗日主张，包容和联合各方抗日力量，但是，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和训斥。

在这紧要的危急关头，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的计划，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包围了华清池、控制了西安全城，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要员。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是，事变的发动完全是张、杨两将军策划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并建议在军事上应做适当的调整与部署，红军可以配合牵制胡宗南等部，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表示支持张、杨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内战。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坐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商谈正确解决“西安事变”问题。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可能发展的多种前途，讨论力争解决“西安事变”的相关问题，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在19日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对这些方针进行了概括说明。也在19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了建议，由南京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和平会议，以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代表蒋介石的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与张、杨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达成六项协定：（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4]。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扭转的枢纽，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实现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把陕甘两省首先建成抗日的根据地。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937年2月10日，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中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等五项要求。电文同时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承诺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个电文发表后，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

应蒋介石1937年1月间发出的邀请，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进行谈判。从2月至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

（五）面对抗日新形势，明确党的政策和策略

1937年5—6月，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时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头，做好思想准备，中共中央先后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战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工作的经验，比较好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总结白区工作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指导方针。会议还着重阐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有力地推动白区工作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进行有效的转变。

为了做好抗日战争准备，中共中央特别重视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到全国抗战爆发时，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10万人。边区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分地区，共20多个县，200余万人。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切实进行，成为全国的模范。

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台了题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的宣传大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在“两个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四项原则”和“六项任务”，以指导全党的工作。

背景之一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大纲》指出了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这些政策的转变，又反过来影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背景之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新政策。日本采取新政策，根本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想利用各种方式缓和中国的抗日运动，把南京引诱到防共协定中去；二是组织中国内部某些军阀反对南京，阴谋挑起内战。

“四项原则”之一是抓住一个关键。就是在三中全会后，内战已经停止，“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便是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5]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工作中心环节是争取民主运动的实现，使民主在各项抗日运动上充分表现出来。

原则之二是明确一个态度。也就是明确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它是国共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成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就是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民生主义。国民党为了搞好新的合作，应当在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吸收进革命的分子，排斥亲日分子和堕落的分子。

原则之三是突出主要矛盾。“中日矛盾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主要的矛盾”。[6]突出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把国内的矛盾服从于中日的主要矛盾，让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原则之四是揭露“托派”现象。“托派”是机会主义派别，善于用“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姿态来伪装自己。中国的“托派”说“三中全会一点转变也没有”，说“中国共产党投降了”，说“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不是抗日运动”等等，他们的空话都是在证明一个目的，即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要阻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西安事变”时，“托派”帮助日本挑拨内战。“托派”在世界范围内是法西斯的走狗，在中国问题上是日本的走狗。中宣部提出的原则，对新形势下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六项任务”之一是一切围绕抗日这个中心点。按照《提纲》指示，在民族危急的紧要关头，一切问题必须为主要矛盾让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在抗日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改善民主权利与人民生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

任务之二是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要善于利用批评的武器和适当的斗争方式，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使广大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宗旨传播给广大盟友与民众，使他们相信党、支持党、追随党、依靠党，为今后工作的发展奠定基础、拓展道路。

任务之三是培养得力的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关键。因此，培养每个地区坚强的、独立的干部，是党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有效实施当前统战工作的关键，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任务之四是重新教育干部。通过重新教育，使干部了解党在目前的新策略和指导思想，掌握新的工作方法，真正理解“国内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现实意义，自觉在敌后根据地和白区运用新策略、新方法有效地开展工作。

任务之五是开展党内民主，提高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自动性、警觉性。随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建立，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便成为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开展党内民主运动，营造民主氛围，努力调动每一个党员的积极性，使其发挥最大潜能为党的工作献计献策。

任务之六是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既要反对“左”倾，也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左”倾将使党脱离群众，客观上帮助了敌人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左”倾的有效方法是揭破反革命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和阴谋。在统一战线中，要坚决反对以“尾巴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表现为与另一种政党的同化，丧失了自己的党性和独立性。

1937年4月15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的告全党同志书，这个告全党同志书向全党发出了认清新形势、抛弃错观点、执行新任务的号召。

对于国民党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有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国民党的转变是重要而来之不易的，但也要看到，这种转变到全国抗战的发动还是非常不够的，只不过是转变的开始，还需要战胜各种障碍与阻力，动员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才能达到目的。对此，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全党同志要以最大的坚持性与忍耐性去发动群众，争取与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发动。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达到的，要求全党同志以最大的忍耐性，同一切急躁症的思想与行为作斗争。只要有持久艰苦的工作，结果就一定能胜利。

二是要抓住中日两国间这对主要、基本矛盾不动摇。在曲折变化的形势下，面对新任务，全党同志都要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并以此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个敌人。

三是正确处理中日主要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这些矛盾是中国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阶级间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我们的任务不是用强力消灭一切矛盾，而是使这些矛盾能得到适当解决”，而适当的“尺度”是“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7]“发展民主运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因为只有民主运动发展了，中国内部矛盾才能用民主的方法得到适当解决，抗日救亡运动也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民众力量才能得以发扬，敌人才能被战胜。只有让广大的人民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当权的政党与政府才有依靠，也只有全国人民参与国家大事，才能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得以产生。

四是唤醒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国内外形势已经紧急到了极点，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要发扬英勇无畏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深入到城市、工厂、农村、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

五是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项措施。具体为：一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原则和思想方法，并使之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仔细分析研究，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提出适当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慎重地解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胜利而愉快地完成当前的任务；二是迅速而彻底地转变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由两个政权武装斗争、尖锐对立的方式转变为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接受党在过去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既要肃清“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恶劣传统，也要与“投降主义”“尾巴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保持党的领导作用；三是活跃党内生活，扩大党内民主。党的领导是在新阶段完成新任务的保证。以上三项措施，对强化党的领导具有直接作用，尤为重要。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发展了中宣部宣传大纲的理论概括与思想认识，分析形势客观深刻，总结经验精辟透彻，提出任务具体明确，使全党同志思想上有收获，实践上可操作，是党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阶段转换的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