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系统展开

一 马克思在《提纲》、《形态》中的论述

在解决人的本质、人的发展问题上，为什么唯物主义思想能够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为什么能够对人的发展问题作唯物主义的求解，在马克思看来那是因为“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69]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采取了科学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摒弃了旧唯物主义的消极因素，也主动地从黑格尔唯心主义抽象人性论的中脱身，从而找到了物质利益这个研究人的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则在于“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这样就必须将实践唯物主义人的发展观，当做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要求从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的不同，去理解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不同，从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去理解人的发展的历史，从物质利益的基础性作用看待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里，马克思尚没有指出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及人学价值，还没有从社会物质利益的发展来说明人的全面自由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未能归根到底从物质生产活动去说明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未能进一步用社会实践活动来说明人的全面发展及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可以看到，在前两个阶段，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理解，陷入了辩证的与唯物的对立的两难情形，唯有将二者内在统一起来才能对人的本质、人的发展问题作出科学解析，才有可能克服以往人的发展理论的各自的局限性，真正合理地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而这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恰如马克思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70]马克思科学解读了实践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把实践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区别开来的基本特征，赋予人的发展观以实践本体，或者说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实践的高度予以解决。

黑格尔曾经强调了实践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认为实践高于理论，因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并因此把人的劳动看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但遗憾的是他把劳动仅仅归结为精神活动。“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71]费尔巴哈也看到了劳动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认为理论不能给你解决的，实践能够给你解决，但是，“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72]只有马克思哲学才第一次科学解读了实践对于人的发展的科学内涵，明确了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对于人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以此表明：是否以人的实践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否以实践来把握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分水岭，科学实践观是理解人的发展观的核心，它既看到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又看到了人的实践活动对物质性世界的能动改造，既看到了人的受动性又看到了人的能动性，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环境又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3]

可见，马克思科学实践观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立足点与关键点，它不仅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考察方式的根本变革，而且也是马克思人学思想获得重大历史突破的关键一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还把实践视作理解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的关键环节。费尔巴哈人本学认为，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是把握人的发展的唯一出发点，但是这种“人”不是在现实性、社会性的活动中存在的人，而是抽象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人的本质就是每个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人的发展就是向着自然的靠拢，就是对自然界的本能性的复归。费尔巴哈也看到了自我异化和世界的二重化，但是他不能从这个世界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更不能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而是将人生存与发展的世俗基础固定化、独立化、永恒化，不了解革命性实践活动对人的社会积极的改造意义。离开人的改造世界的实践、离开人的社会关系，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性、永恒性的类本质，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普遍人性的自我完善及终极关怀，这样就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把人的现实性的发展归结为远离实践活动的大写的“人”的发展，不懂得“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4]

同样，费尔巴哈也不懂得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活动，社会历史也是人的实践的能动创造，实践的社会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正是在实践中自然对人的生成，唯有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是人的自然存在、自发存在与社会存在、自觉存在分化与整合的基础，唯有真正理解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性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真谛，才能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做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一个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过程。旧唯物主义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因离开实践抽象地谈人的综合本质和全面发展，它至多也只能直观单个人的畸形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单向度发展，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社会化了的人类，它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积极的改变世界，使现存的感性世界发生革命性的改造，使之为人而存在、为人而发展。这种思想的提出，就将马克思实践人学与旧哲学严格区别开来了，就为世界观的产生做了纲领性的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将人视作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反对将人的发展视作无拘无束的我行我素。在施蒂纳看来，我就是我的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产物，我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发展的唯一动力，我就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本身，我不受任何约束，我是万物的主宰与尺度，世界的发展其实就是我的发展，我对世界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只能承认我在发展而不能承认他人、他物的发展。故而，他主张一种极端利己主义，试图建立专属于人的、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的理想制度即利己主义联盟。马克思认为，施蒂纳也强调要摆脱现存的东西，摆脱一切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各种障碍，但他不是诉诸实践，不是在实践中并随着实践的改变来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一切，相反，而是直接不加改变地力图据为己有。还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它是一种伪科学。因为，它主张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宣传一种符合人的本质的解放全人类的和平幻想，反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一些有教养的人和知识分子建立一种爱的宗教，用纯粹和平的手段就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使之成为最符合人类发展要求、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渴望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代替共产主义。

还深入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着重揭示了其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实质。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类本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人都是社会性的人，人的本质不是由活动的对象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不是爱和友情，而是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走向了人的本质的反面，唯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改变现存的不合理世界，实现人的真正全面的发展，复归人的完全的本质。在马恩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强调，要从现实的人的活动——社会实践——出发，来理解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问题，认为这样的人，是通过自己活动来确证自己主体地位的人，是积极地通过生产改变世界的现实的人，他不用依据任何非自身的社会因素就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动性的实践来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这种基于实践而为了实现自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的人，不再是唯心主义所理解的那种纯粹能动性的抽象人，也不是旧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纯粹受动性的生物人，人的活动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是受动性制约中的能动，是能动地改变自己受动性的活动，是对其受动性条件的能动改造，正是在这种物质性的生产活动中人获得了人的本质、人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内涵。

当然，马克思看到了实践活动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的历史活动。前者构成生产力、后者构成生产关系，二者的结合形成生产方式。而作为其相互联结之中介形式的就是分工，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获得了一体化的发展，它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私有制对于它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种限制，导致一种片面的生产力的发展。唯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及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打破这种桎梏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全面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在共同体中获得个人全面发展的真正自由，这必然将人的发展问题的解决置于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科学的论证，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体中并通过这种联合体获得自己的自由。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分析说，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考察必须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从其实际生活过程出发，从分析其“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75]即生产方式入手。人是什么样的，这与其生产什么及怎样生产是内在统一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及生产方式如何，决定了人能否实现及在何种程度实现全面发展。“现实中的个人”以一定方式从事生产活动，势必结成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反过来又受制于自己创造的各种关系。人所获得的发展程度显然取决于自己的物质生产及其社会交往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人们改变自己的社会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人在发展和改变生产力及其交往关系的同时，也使人自身获得了发展和改变；人现实的真正的解放，不是从“反对‘词句’而斗争”的观念革命中实现的，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手段而实现的；人的解放是一种现实性的历史变革活动，而非纯粹的思想活动过程，人的解放程度是由历史的现实关系、由工商业及其交往形式发展的情况决定的，而不是由“自我意识”、“类”、“唯一者”等抽象观念决定的；唯有使现存的生活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并用社会革命活动颠覆旧社会的一切，才能确保人的解放的真正实现与人的发展全面自由可持续。相比之下，费尔巴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解放与人的发展，因为他不是从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及其物质交往状况出发的，相反，而是从感性世界及其抽象性的人出发的。他所理解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劳动的结果；他也没有看到正是人的感性的生产活动才是现实世界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每一代人都立足于前人所奠定的物质基础，继续发展前一代人的工业与交往，随着人的生产活动及其交往的发展，人也从根本上改变着自己的生产与生活的交往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从而也实现了人自身的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

人们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与其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相联系，在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了共同的社会关系，这种共同活动及其方式本身就是社会的生产力及其交往关系。一方面，这种关系是一种为我性的即“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根本不能离开这种现实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又受制于这种关系，人的“自由存在”总是“同现存的生产方式相矛盾”，人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76]而这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分工使得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共同利益相矛盾，也使阶级及其相互争斗得以发生。每一个力图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通过发动社会革命夺取政权，从而把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并以国家形式借以维护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这样才使得自己进行的任何干涉和政治约束名正言顺，也自然使人的全面发展受制于这种异在的政治形式。只要社会还存在分裂还有利益之争，只要社会分工还不是出于自觉自愿，人的活动就不能成为确证和完善自己本质力量的活动，相反，而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即与自己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着人而不是相反，人只能在特殊的范围内活动，社会的固化也使之只能得到片面的甚至畸形的发展。唯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都可基于自己的兴趣而自由选择自己的活动，“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77]而人终于可以作为人而存在，而不再仅仅作为某种人而存在。另外，使无产阶级的存在与“世界历史意义”相联系，即实现世界历史性的生产与交往，以克服地域性共产主义的各种限制和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共产主义要以世界历史的普遍生产与交往为基础，它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或者某种乌托邦性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但是，唯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对人的剥夺，消灭旧式分工对人的限制，“对生产实现共产主义的调节”，才能真正摆脱异化与隔绝，“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的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从而获得真正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取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随着单个人的活动逐步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人也越来越受制于这种世界市场的异己性力量，这完全是一种物质的、可验证的经验事实。唯有以共产主义制度取缔这种现在制度，消灭私有制及其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的外在支配力量，人在现实关系中的丰富性及其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及其“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才有可能获得全面发展，“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78]可见，资本主义大工业消灭了各个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文明进程，并使每个文明国家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人的一切都从属于资本化运动或商品货币关系。大工业造就了大量的生产力，并使之与私有制形成严重对抗，私有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私有制下，不仅生产力只能获得片面发展和有限运用，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自己的肯定力量而是否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得真正解决。人是隶属于特定阶级的，人的发展也是由阶级决定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私有制下，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背离的，资本家的资本力量的积聚与发展，只是从抽象的意义上使“人”这个类得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不直接意味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若认为资本家“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误解，也是对历史的最大嘲讽。因为，在私有制下，个人的力量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唯有消灭分工才能重新驾驭这种力量。唯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把实现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若在国家这样的虚假共同体中，只能成为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新的桎梏。在私有制下，有个性的个人是作为阶级中的个人出现的，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中的个人，看似更自由一些，实际上更加的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的受制于物的力量，甚至被异化为物。的确，资产阶级也追求过挣脱阶级枷锁的人的解放，但那是在等级制度范围内的斗争，“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要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个人自由，就必须消灭社会的生存条件即分工和私有制。唯有当无产者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并处于这种共同体中，通过普遍的阶级联合和革命行动，才能以自主活动占有社会生产力总和，并使得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人的“才能总和”获得充分发展，唯此，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才获得真正统一，物质生产与人的自主活动获得一致，每个人才能发展成“完全的个人”。[79]

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

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人的发展问题时，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阶级实质，它不像唯心主义者那样只是在抽象的理论中空喊“改变世界”的口号，而是将自己的理论诉诸社会实践，交给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去完成现实的革命，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作为自己的永恒主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这一主题的确立，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最鲜明特质即阶级性，公开表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的。这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革命性的解放”，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意义的解放”。资产阶级的所谓政治解放只是在法律的名义上要求实现人人平等，认为“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80]每个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这显然只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很有限、很不彻底的解放，它对人所实现的发展也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虽然它在一定意义上解除了人对人的依赖性，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的解放中有所松动，对人保障了在形式上的平等，但是，由于这种抽象意义上的解放根本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以一种新的奴役方式——资本奴役，强化了人对私有财产的依附关系，以经济上的平等交换原则作掩护，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人剥削、人对人压迫的阶级本质，因而它对人实现的平等、发展与解放都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不可能实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与全面发展，它所实现的人的解放只是一部分人——资产者的解放，而非所有人的彻底解放，更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81]唯有从资产阶级所开展的这种抽象而片面的政治解放、形式平等，进展到人类社会的彻底解放与实质平等，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旧社会的全部奴役中解放出来，在广大人民共同占有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情情形之下，实现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社会劳动与个人劳动、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立足点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不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及其抽象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不是要求在等价交换中实现什么形式上的平等，不是在自由贸易中实现什么公正的发展，而认为抽象的个人及其解放不是在资本名义下的解放，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形式并通过社会解放来完成；而且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不再一味地用不同方式去“解释世界”而是毅然决然地要求“改变世界”,[82]并将社会意义上的根本变革与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都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通过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基础，来最终实现人人公正自由的全面发展。

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尤其明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其政治上的发展，资产阶级本身也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历史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在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83]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必然也要求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实际情况就是如此，随着工场手工业对封建行会生产方式的取代，它就日益成为与旧封建势力相对抗的一种政治力量，进而，随着机器大生产的普遍采用和对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资产阶级逐渐在议会民主制的斗争中夺取了独立的政治统治，现代国家政权及其法律等等的一切政治统治机构，实质上“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4]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执行的不过是资本增值的职能，它所实现的社会发展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其实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实现，是有钱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法律制度在本质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所诉求的政治解放也是一部分的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也不可能在这种政治解放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说，“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只有在消灭一切阶级对立和差别的无阶级社会中，才能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取缔原来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权，在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85]才能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和自由全面发展。而在这以前的一切社会里，阶级对抗及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而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唯此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狭隘视界，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及人的发展都根源于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矛盾运动，现代资产阶级及其市民社会也是这一矛盾的历史产物，它是在封建社会中生成的，又是在打破封建桎梏中获得发展的，这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庞大的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各种物质基础；变革了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使人从封建依附关系变成了物的依附关系，一切都服从于资本增值的需要，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日益简单化了，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的发展实际上表现为资本的不断扩大；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却建立了资本等级体系，以抽象的政治平等代替了真实意义的自由平等，“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86]代之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的利益关系，人不能获得全面意义上的发展，只能资本的人格化得到片面意义上的畸形发展，甚至把人的都资本化了，社会的一切都金钱化了，物的繁荣发展和自由贸易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发展，用商品货币关系代替了一切社会关系，用宗教幻想或政治幻想的所谓自由、平等与博爱代替了人的真正发展；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它使得一切生产要素从分散实现了集中，生产集中、资本积聚必然产生政治的集中，原来各自独立的、有着不同利益的法律、政府都不断实现了统一，资本的对外输出也打破了落后民族和国家封闭的大门，把全部民族都卷到现代文明中了，并迫使所有民族都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在全球的扩展实现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这样，统一的世界文学也会产生。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对人的发展来说意义也很大，它不断生产出普遍性、全面性的人的需要，也不断生成与实现着这种需要，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性、全球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当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毕竟太狭隘了，在其迅猛发展中也将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其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87]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制度，“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88]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既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掘墓人，也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力量。虽然全部历史（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阶级斗争在不同时代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资本主义以前，阶级斗争的结局往往是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同归于尽，不能取得人剥削人的旧制度，只能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人的发展问题不能达到根本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不同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了崭新的特点，它不再是为极少数人谋利益的斗争，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社会运动，无产阶级要求消灭全部私有制的制度基础，要求整个社会的统治机构统统炸毁，使每一个人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获得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是随着现代大工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它在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里，没有获得同样的全面发展，相反，而是被剥夺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与权利，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是一个被置于社会最底层的、只能被资本不断蚕食其灵与肉的被压迫阶级，只能为适应资本增值的需要而获得片面的、异己性的畸形发展，它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89]在旧社会的各个领域，完全表现的是人的本性与能力的全面丧失，它只有通过颠覆不合理的社会基础才能实现人的本质、关系和能力的全面恢复。可见，无产阶级具有最彻底、最激进的革命愿望，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它的庄严的历史使命不是消灭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本身。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意义。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夺取政权、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不是要实现这种统治的永恒化，而是要借助这种统治消灭一切阶级并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的将是一个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崭新社会，将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0]

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整体剖解

在此，马克思对此前形成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科学验证和深入描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像唯心主义者那样，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视作由某种精神或者意识决定的，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纯粹思想自我发展的一个具体环节，将人的发展归结为精神的自我发展；也不像庸俗的自然主义者那样，把人的发展看成是纯粹自然的发展，抹煞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分。相反，而是将社会的全面发展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普遍发展，又将生产关系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并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引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结论，从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中引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从而证明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证中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曾经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不仅生产了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而且也生产出了全面发展的人。因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它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种唯利是图的一切努力，全面扩大了资本生产和流通的范围，使原来所有的旧生产部门和旧的分工都成为了为实现资本增值而进行的生产；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获得全面确立；人支配与改造自然，使物为人存在与发展的能力发挥到极点，使自然界对人的有用性全面揭示出来，从一切方面去探索自然人化的可能性，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达到了它的极致；资本生产也在最大意义上发现、创造和满足着社会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并激发出了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一切社会属性和全面需要，并且把社会中的人“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91]资本主义关系下的人也要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的一个必备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必须是高度文明的人（满足资本增值需要的人），他们的现代需要及享受能力也必须相应地被培养起来，唯有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得以生产出来，才能满足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的需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生产，创造出了普遍化的社会生产及其生产的、需要的现代社会体系，也创造出了“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换言之，在资本统治的一切生产和交换关系中，一切神圣性的外衣都被无情地剥去，甚至一切科学也都成为了这种普遍有用性关系的体现者，没有什么东西具有更高的合理性与崇高性，一切皆被资本同化了，社会的人及人的社会当然也随着资本的普遍化、全面化而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创造了人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92]并解释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自然界成为人一味索取的对象，渴望一切都成为有用之物，盲目地使自然服从人的需要，人与物的关系全面资本化了。而且，资本按照自己发展的趋势，既要克服狭隘的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自然经济中闭关自守的生产关系及生活方式，“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93]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社会的全面发展反而成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桎梏，唯有炸毁这个外壳，剥夺剥夺者，才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资本生产的发展，不仅创造了置资本主义于死地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培育了埋葬资本主义的现代掘墓人——强大的无产阶级。可见，共产主义及其人的全面发展的愿望，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幻想，而是马克思依据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94]共产主义下的人的全面发展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还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出发来分析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而且还从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95]使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的发展问题呈现出活生生的形态，既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又有上层建筑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严重桎梏。马克思分析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它的基本职能就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从意识领域并以精神生产的方式巩固资本生产关系与制度，其宣扬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的，是掩饰资本剥削、压迫人民的遮羞布而已，不是对人民群众的平等自由，而是对抽象人的崇拜，实质上是对资本拜物教和最卑鄙的人生观的一种美化。资本家根本不关心工人们的健康与寿命，因过度劳动的折磨会造成他们的体力与智力的衰退乃至夭折，资本家根本不会因此而感到烦恼，因为工人们的痛苦能够增加资本的累积和资本家的快乐。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96]自由竞争这一外在的强制规律使每一个资本家都成为毫无血性的资本化的人，他们只关心增加更多的剩余价值，至于每个人能否得到平等自由的全面发展，这对资本家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同样，资本主义的法权关系、国家权力等等，实际上也是资本力量、资本关系的抽象表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外壳和表现形式而已，它捍卫的不是一切人而是有钱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各种拜物教和其他各种虚幻的思想观念，实际上都根源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而产生的，其实质是把人的劳动中获得的全面性、社会性表现为商品的特性，把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处于他们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或者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予以美化、永恒化。可见，各种拜物教及其他各种虚假观念，实际上是对颠倒的社会现实的颠倒的反映，而不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实际诉求的反映。相反，它恰恰掩盖了或者说误导了人们对真正全面发展的利益诉求，在各种情况下，都充当了参与资本的力量来对人进行的全面压制，成为巩固资本剥削制度的一种帮凶。唯有铲除产生虚幻幸福期许、颠倒的世界观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这些颠倒的思想表达才能被彻底铲除。马克思还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基本矛盾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全面实现的历史必然性问题。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高度一致、个人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存在，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而要使人的自由个性获得全面发展，人的能力与素质的全面发展就要同时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只有以资本主义的普遍生产及其全面异化为物质基础，但又要超越这个阶段，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中，在人与社会的发展高度一致的情况下，真正“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97]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自由时间与发展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实践的把握方式全方位地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形态，为深入考察马克思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域与实践基础。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始终把以下序列视作同步进行的过程：在人的发展形态上依次经过了“人为人役”—“人为物役”—自由个性的三个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形式上依次经过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种发展形式，在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上依次经过了自然共同体—经济政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三种形式，在所有制形式上则依次经过了小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三种形式。揭示出这种从低级走向高级、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过程，就全方位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与规律。在这种对人的发展作自然历史过程的考察中，马克思虽然主要着眼于对人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但并没有远离社会形态及其所有制的考察，而恰恰是以此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看来，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98]这种“个人所有制”不是回到原来个人的私有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或全民占有，而是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是能够确保实现自由个性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占有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直接占有——一种体现公共价值的自由安排。[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