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梁启超对明清至20世纪初的学术思想演变做出的总结性言论主要体现在他所作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本书中。《清代学术概论》简练、概括性强，偏重于“论”的方面，可以视为纵览清代学术的一部纲领性导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侧重于“史”料部分，主要论述有清以来学术变迁与政治关系、清初各学派发展和主要成就及清代儒家学者整理旧学取得的成绩这三个问题。

一 《清代学术概论》的文化成就

梁启超在1920年所作的《清代学术概论》，篇幅5万字，原是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的序，后独立成书。该书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变迁过程，论述了各个阶段的趋势和时代背景。他气势磅礴地点评了三百年间著名学者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分析精湛，全文被赞为是一册包罗万象的书籍。

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划分为“一、启蒙期，二、全盛期，三、蜕分期，四、衰落期”[21]。清代初期被列为启蒙期，代表人物有顾炎武、胡渭、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启蒙期的历史、地理、天文学等也卓有成就，这时清代学术的规模初步建立。这一时期由于经过明代的学术空谈之风后，许多学者意识到其空疏、不切实际性，便相继回复到研究实学上来，加上当时社会比较安宁，可以使人潜心治学。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学者也不屑于在朝廷做官，于是潜心做学问，这样一来宋明理学权威缺乏制度保障而摇摇欲坠，清代学术框架还尚未建立，无官方指导思想的限制，因此出现文化繁荣发展、自由治学的风尚。这便是当时众多学者共创启蒙思想并且使学术呈现纷繁复杂现象的原因。梁启超看到，自康熙之后，只有考证派盛行，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其他学派衰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清廷对有智识的学者防备和猜忌、大兴文字狱，学者对现实政治噤若寒蝉，于是将精力和才智转向考证古代经典。考证方面的学者经过实践形成了一套优良的研究方法，能够使众多其他学者既感到考证的趣味，又感觉到考证的必要性，于是考证工作愈来愈风行，精密而深邃，也由此获得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且能够对一些专门问题做出研究。当晚清学术进入蜕化分流时期，由于学术的演进及社会历史等原因，考证学派开始衰落，新兴学派开始产生。对于考证学派自身而言，清代学术本以求实而兴盛，但却陷入烦琐、庸俗的考证一流，更有甚者竟然对阴阳五行迷信等说法辩论不休，逐渐走向求实的对立面，况且考证派又自高自大、限制自由发挥，必然妨碍清代学术向前发展，于是今文经学派开始独领风骚，考证学派进入衰落期。从社会条件方面讲，考证学派的衰落大体是由于全民族面临外敌入侵，这时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将其归咎为学术风气不务实，因此经世致用的思潮兴起，同时西方文化思想逐渐充斥整个社会，使人们对外求索的渴望日益强烈，对国内陈腐学风的厌倦情绪也日益加剧。总之，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的出发点就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这些都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思想变迁特点和原因的宏观说明，可以说是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同时，《清代学术概论》对于重要问题还进行了具体分析。例如，顾炎武之所以能够作为清代学风的开创者，梁启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因为清代初期顾炎武猛烈攻击宋明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明清之时学术学风的转换；其次，顾炎武的著述，只有《音学五书》是有系统的著作，其余都是长编，或者是笔记，如此来说，他能够成为一代开山宗师的原因，梁启超认为其学术造诣不必极为精深，最重要的在于能够创造性地规定出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并以锐意进取的精神一贯坚持下来。梁启超指出顾炎武革新了一套研究方法，一共有三点创新。第一是“贵创”。顾炎武抨击明代人所作的书大部分是抄袭前人而来，而自己所作论著的原则必须是前人所未作过、后世还不可或缺的，他自己所作的书就没有一句是抄袭前人的。顾炎武平生最恨模仿和依傍，所说的话一定要出自观察和研究。第二是“博征”。顾炎武治学术方法的真谛是：“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悟者少。”[22]顾炎武治学非常严谨，力求做每门学问都言之有据，例如他总结考察音韵的方法，要求重视“本证”和“旁证”，二者如果都没有，则考察其音是否完美动听、音韵和谐。梁启超评价顾炎武的这些方法都符合“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是“致用”。顾炎武主张凡是文章不与六经有关便不做，他本人也一生践履该主张。梁启超认为，应多出以实用主义为目的的著作，务必要使学问与社会的关系密切，这是对明清空谈派的一大针砭。顾炎武开启了清代儒家学者以朴学而自命的风气，有别于其他文人，后来清代学者以经世致用之风来影响政体，也是采纳了顾炎武的精神。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对思想界产生极大影响，尽管此书内容不免有遗漏、繁杂的缺点，被后人指出不少错误，该书却被清代学者所推崇。梁启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怀疑东晋末期而出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都是伪书，因为自从宋代朱熹和元代吴澄以来就有人怀疑。然而只是有所怀疑却心存畏惧而无人敢下结论，直到《尚书古文疏证》出现。梁启超说在此之前，都不知道《古文尚书》会是伪书，几千年来，举国上下全都学习过《古文尚书》，七八岁儿童都能朗朗上口，在人心中一直把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历代帝王每日也都讲习它们，作为划分尊卑的依据。《尚书古文疏证》毅然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书，若不是以天下最大的勇敢精神，肯定做不到。因此梁启超总结出：虽然《古文尚书疏证》仅仅是考证了《古文尚书》一经的真伪，但以今日眼光看待它的价值，则是思想界的一大解放。在这里，梁启超赞扬了敢于求实和怀疑的精神。

梁启超还以乾嘉考证学内部两大派代表人物惠栋、戴震为例来说明求实精神的可贵。梁启超认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人物，具有“尊闻好博”的特点，又以尽信古人的方法定是非标准，所以惠栋既有巩固“汉学”地位的功劳，又有固执、盲从的嫌疑。戴震是皖派的代表，治学的特点在于不去盲目轻信也不武断，力求断事精确、本末兼察，他在其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痛斥理学家们以理杀人，把中国文化引向一个全新的起点。梁启超发现该书各个方面都充盈着科学的求真、求是精神，评价它是三百年间最有价值的奇书。

梁启超还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了清末今文经学兴起的阶段性特点。梁启超是清末今文经学派重要代表，因此他对于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的缘由和演变具有独到见解。

晚清今文经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刘逢禄、庄存与等人为代表，属于酝酿阶段。庄存与作有《春秋正辞》，是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启蒙宗师，刘逢禄继承了他的今文经学风，作有《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梁启超称赞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采用了科学归纳研究法，显得有条理、有顺序，是在清代人的著述中最有价值的著作。

第二阶段，在嘉、道年间，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人物，属于今文经学崛起阶段。其特点是评论时政、指责专制。实际上龚自珍等人也常作考证学，他们虽作经学，但其治经学方法与正统考证派作经学方法还是大不相同。光绪年间今文经学者，正是继承了龚自珍、魏源以经言政的学风。

第三阶段，在光绪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代表，达到高潮阶段。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表达了自己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由此产生巨大影响，致使考证学派的基础发生动摇。康有为认为一切古书都必须重新估价，梁启超对《新学伪经考》给予了高度评价。康有为还著有《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所说的改制问题，与刘逢禄和龚自珍比较又有不同，实际上是一种政体理想、社会发展的改造。《孔子改制考》开启了自由研究学风，成为康有为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该书在思想界和社会上产生的作用，有如梁启超所说的“火山大喷火”，惹人热血沸腾，使人突破数千年经典的束缚。梁启超曾对康有为的“伪经”“改制”等学说狂热推崇，并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然而梁启超与考证学派关系密切，在经典学术研究上与康有为不同，经常会指出康有为的武断，后来干脆不再沿袭康有为的方法。康有为好引用纬书，为孔子罩上神秘性光环，梁启超却不以为然。因此梁启超自30岁以后，已不再谈伪经，也不谈改制。最终，康有为与梁启超分道扬镳。

以上几点，都可以说是清末学术演变的关键性问题。梁启超既能做到从宏观上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又能深入分析，看到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做出较为客观的评论，因此在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对以后的文化发展都具有深刻影响。

《清代学术概论》的珍贵价值，还在于它具有总结性的特点。这可以从梁启超在论述清末学者治理学问的成效、方法和精神等方面看出来。梁启超当时正处于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这使他眼界开阔，能够使近代科学贯彻到社会生活领域，并总结出演绎、归纳的科学研究方法，因而能对清代学术做出系统总结。

《清代学术概论》总结了朴学家们的考证经验和方法，受到学术界重视。梁启超在书中归纳出朴学家考据时的几点先进之处：第一，凡立出中心思想，必凭证据；第二，如果无证据而仅凭猜测，必定放弃不用；第三，证据单一不会轻易下定论。如果遇到有力的反证则放弃自己的观点；第四，隐匿的证据或者是曲解的证据，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第五，最喜欢罗列相同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得出规律；第六，大凡采用典籍说辞，一定明确标注出文献出处，否则认为是不守道德；第七，意见不合时，则相互辩论，为求得真理，师徒之间也不避讳；第八，辩论时言辞温厚，虽然不肯让步但同时尊重他人意见。如有盛气凌人或讥笑嘲讽他人的则被认为无学术道德；第九，文体言简意赅。

梁启超还总结出朴学家治学的精神，即不论是谁的言论，绝不轻易相信，一定要追求出它的本末来，并且经常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寻找线索，层层剖析直到尽头。如果证据不足，虽是师祖等人的言论也不会相信。梁启超指出这种清代学者治学的原则、方法和精神是近代科学成立的依据，也应当被近代学者继承和发扬。

此外，《清代学术概论》的珍贵价值，还体现在梁启超所表现出的渊博学识、开阔视野、理性总结及哲学思考等方面，并且他对待学术研究还力求做到公正、客观。梁启超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努力摒弃尽信古人的陋习、固执僵化观念以及宗派的偏见。在书中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弊端，比如好“依傍”、喜欢“比附”、“名实相混”等宿病都有清醒认识，对由于“重道轻艺”及空谈等所造成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发达也给予了深刻揭露，对几千年来的封建迷信和愚钝不化等观点都予以抨击。梁启超是清末今文经学派代表，但他却非常尊重古文经学派的成果，并不隐藏今文经学派的弱点。他一方面肯定魏源利用公羊学派观点批评时政，另一方面又指出魏源的言辞有偏激之处；他既高度评价了康有为是掀起清末思想解放巨潮的先进人物，同时针对康有为学风上出现的武断、牵强附会以及神化孔子的做法，也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指出。梁启超还诚恳地剖析自身治学广博却不精专、入而不深的缺陷，并为此做出公开检讨。他在总结自己学术上的是非功过及特点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思想界的破坏力很大，而建设却过少，也非常有自知之明地披露自己从事一事业时往往集中精力，而过一段时间兴趣转移时又会抛弃以往所专注的东西。可见，梁启超对他人和自身的评价基本上能够做到客观公正。通过梁启超对他人和自我的评论，无疑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特点。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文化成就

除去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总体论纲外，他又在1925年表达了他对于“论”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此举非常符合他对于清代考证学者所总结出的“有论必有据”的治学原则，也表明了梁启超对文化知识体系的把握。梁启超所提供的清代学术史资料主要体现在他所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该书原是他在南开和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并且其中部分内容曾在《东方杂志》上刊发。《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印发的主要版本有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版，1932年印发的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版本，1936年印发的中华书局单行本，到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把《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编成《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一书。1989年北京中华书局将其收录进《饮冰室合集》第10卷中。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16讲、26万余字的篇幅和翔实的内容资料，比《清代学术概论》多出更多的篇幅，它在哲学与文化史料方面进一步展开分析，佐证材料全面而丰富，可以称为《清代学术概论》的扩展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大体上沿用了《清代学术概论》的理念，从紧跟时代潮流、虽复古但求解放等思路入手，采用新学术史编写方法，深入分析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总结出民国初期清代学术情况，梁启超对这一时期所作出的学术成就大体上有三方面。

首先，梁启超开创了史学新体例，突破以往“学案”体例，并重点介绍了清代初期各学派的发展与建设情况及主要学者的成就。

中国学术史著作的最早体例，体现于汉代的《汉书·儒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此外，黄宗羲《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学案”体的清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学术面目。但“学案”体不能全面反映出学术与政治、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问题。

梁启超点评了以往学术史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弊端，认为学术史著述，必须要宏观、全面而真实，应写出各学派的特点，阐明学术和时代的关系，并指出作学术史时必须遵循四个原则：第一，记叙某一派学说时，必须将其特点首先点评出来，令人具有总体观念；第二，在综述某一时代的学术情况时，需要把这一时代所有的代表性学派思想都搜集整理到一起，不可以凭借主观好恶而取舍；第三，要叙述所考察的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况及他的生活简历，得出代表人物的整体人格倾向；第四，站在客观角度上真实记录各学派实际情况，不加主观想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本上运用了全面搜集资料与客观真实的原则和标准，点评了以往数以千计的学术史著作。它共介绍了清代六百多位学者，选择重点进行评论，例如对儒家心学传人黄宗羲等、对经学代表顾炎武和胡渭等人重点介绍，对万斯同、全祖望、陆桴亭、梅文鼎、李恕谷、王锡阐、颜元、章学诚等都进行了专门评论，还对王夫之等人的思想、事功、节操等给予专门评述，而对于普通学者只采用作者和书名方式简要带过。因学者人数和成果繁多，则对考证学和清后期的今文经学，按学科分类和具体思想内容，选择了重点加以评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通过资料考察，对各个主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成绩和缺点，作出客观评价。例如对于颜元，一方面赞扬他重视动态“习”的意义，另一方面批评他具有把“习”局限于“唐虞三代实务”的复古倾向；关于顾炎武的成就，是摒弃空谈，专门从客观方面考察事务条理，重视搜集材料并进行综合研究以求实证等；梁启超还重点介绍唐甄批评封建帝王的思想，称赞他具有独特见识等。由此梁启超把各个主要学派学术的特点描绘出来，并给予了适当评论。

其次，梁启超还揭示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阐明清代学术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每种学术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环境变化和民众心理变化息息相关。环境方面极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其中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巨大，因此梁启超在书中最先讲明的就是学术演变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总结出明代末期到清代末期的学术路线是从“经世致用”走到“为学术而学术”，再回到“经世致用”，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主要是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为此，梁启超指出近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当清代的政治统治稳固，国民的思想受到禁锢时，人们会把精力转向注释古典经文，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在古代经文上求得精神寄托；当清王朝走向没落时，加上西方政治、经济、武力的冲击，则寻求救国的经世致用思想会兴起。从总体上说，是由社会政治变迁造成了学术思想的变化。梁启超还格外指出，伴随西方文化的输入，西方自然科学却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根源在于科举制度使人重视的八股文是科学发展的文化阻力。梁启超认为，八股的固定思维模式和世间的一切学术都不相容，而当时的功名利禄都出自八股制度，自然不会有人肯放弃这条捷径去学习任重道远的科学知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发展与政治关系的分析，虽然不能完全揭示其关系，但体现出了制度文化对精神文化的制约关系。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大量阐释了以考据学为主的有清一代学术在整理以往学术方面的成就。梁启超认为乾嘉考证学是清朝三百年文化的成果，他详细列举和说明了清代考据学者们在音韵学、小学、地理学、史学、经学等二十多门学科方面取得的成就，罗列出各学科的概况，对各个学科思想的产生、形成、现状和取得的成绩一一论述。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清代整体学术成果条理清晰地全面阐述，对学术史的入门学习、总体印象的把握，以及如何研究古代学术史也都具有启发作用，可以说它是学术的历史汇总。例如梁启超总结出《易经》是一部带神秘性的书籍。他简要介绍了汉代治《易》的三派以及别派《易》学，说明了晋代王弼注释的《易》是今天官方十三经注疏的权威版；朱熹综合邵雍、周敦颐、程颐的学说作《易本义》，是儒家与道家综合的《易》学，成为宋元明清的《易》学的正宗，一度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用书；清代，黄宗羲等人的《图书辨惑》和《易学象数论》、胡渭的《易图明辨》等书把综合了道家的《易》学思想彻底剔除，恢复了儒家《易》学本来面目；后来张惠言、焦循、惠栋等又把各派的《易》说重新综合，并进一步发挥，使《易经》接近于“真解”。这样，梁启超就把汉以来的《易》学方面成就展现出来了。

在具体评价清代儒家学者整理旧学成绩时，梁启超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例如，在谈到清代地理学方面时，梁启超认为严格说来，清代的地理都是为史学服务，是为了方便读史学而作，地理学是史学的附属品，是读史的工具而已。而地理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有种贴近社会实用的意味，常讲一些山川地形。第二阶段主要讲一些开拓水渠、水道变化等事，类似于历史地理的变迁。第三阶段能够介绍一些域外的地理情况，早期的经世致用精神逐渐兴起。再如，把清代儒家学者与宋代儒家学者在辨伪方面比较后，梁启超指出：“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对于古书发生问题，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23]又如，梁启超在谈到清代儒者礼学方面的成果时，认为不值得去劳心费神研究几千年来烦琐的制度、礼仪等，如果换个角度，不把它们作为经学来考据和遵循，仅仅看作是史学资料，就会在法制史、风俗史等方面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些评述表明，梁启超对文化思想的归纳具有超越前人的逻辑思维与洞察力。

最后，梁启超还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了清代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指出它们背离了清初实用的传统，出现刻板僵硬以及缺乏科学精神等缺点。他说：“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余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经，已经十分可惜。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依我看，这种成绩，只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掌故，将来有专门笃嗜此学之人，供他们以极丰富的参考。”[24]如此一来，梁启超把清代考据学的费时费神、做无用功的不良风气以及造成的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的弊端都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梁启超又指出清代乾嘉汉学在治学精神和方法方面也做出过突出成就，因为考据学派能够专从书本上钻研考察，虽然他们的考察浪费时间，但其严谨、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方法却可以成为今天的典范。梁启超认为学问的最大障碍是盲目信仰，而凡信仰的对象，通常是不许人研究和进一步讨论的，如此就堵塞了使学问进一步拓展的道路，学问不能深入，当然也不会出现新的学问。梁启超希望破除学问的迷信，要求做学问的第一步就是去掉盲从，对一切敢于质疑和再研究。既然把信仰转换成研究对象，自然就会涉及研究对象的诸多方面，比如对象的发生、发展、流变等，便会出现无限多的研究角度和渠道。如此一来，梁启超极其赞赏疑古的风格和精神，中国人经历了《古文尚书疏证》之后，才了解到其实很大一批经典著作中，仍然有经不住推敲的东西，必须研究之后才可以下定论。研究一旦开始，便会层层扩展开去。由此，梁启超肯定了清代儒家学者的疑古和考证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清代儒家学者治学的优点。

梁启超认为对古籍校勘是清代儒家学者在整理古代史学时所擅长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清代儒者校对时拿不同版本的两本书对照，或者根据前人作为文献所引用过的话，加以确定选择；再参照其他书的旁证来改正语法的错误，如果没有更权威的版本，和其他书的相同之处就被确定为最好的选择；还可以从该书的中心思想、连续性等方面找出著书人的本意，来改正出现的错误，这是更具思想性的校勘法。在关于辨伪方法方面，梁启超认为清代儒者发明出很多方法：从此书所记的事迹、制度或所引文来考察，如果书中的事件、思想、文辞出现前人引用后人的情况，一定是伪书；从文体和语法方面去检查，由于文体在各时代有所不同，也能够使人对真伪一目了然；从思想渊源方面考察，各时代有各时代的主流学术思想，伪书难以符合主流思想从而容易被有学术造诣的人直接识破；从伪书所凭借的材料上考察，反证这些材料，若这些材料在原书上并没有，便可知真伪；从著作时代涉及的内容上来校对，如果研究某一时代的学术著作在论据中却没有同一时代众所周知的权威性经典，即它的参考文献中没有权威性著作，则该著作中的结论也不可信。梁启超认为这些都是清代学者在学术校勘上的贡献，他们不仅替后人收集到资料，而且资料选择的方法也都对后人具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视野并没有仅仅定格于清代，而是逡巡于清朝一代的前后，因为他认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创了清代学术先河，至民国后的十来年，可以说是清代学术的延伸与蜕化。梁启超把清代学术时间框定于17—19世纪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清代学术史的启蒙、发展与变迁展现出来。从他中西结合的附会与对比，可以看出梁启超是以今文经学的观点来研究旧有学术史，在其总结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框架的过程中，也显示出梁启超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及对现实社会的实践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思索。这不仅表现为他在对理学反动的基础上进行清代学术史的梳理，也表现在他对同时代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对有清一代自然科学的认识上。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学术界的走向，比起以往更具特色和进步，以后若能凭借这些成绩扩充演变，会迎来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

三 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精神、服务政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本书中都赞扬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政治取向及严谨学风，又在两部书中都谈及颜元，赞赏实学，反对空谈之风。其次还借用颜元的话来表示出宋学空谈之风，久必厌事，厌事必然至荒废事物，遇现实中事物必然茫然无措，因此既误人才也误了天下大事。梁启超看到，龚自珍通过实地勘察作有《西域至行省议》；魏源作《海国图志》，讲述域外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特产、人物等，对于闭关锁国的国人了解周边情况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康有为作《大同书》，较之《礼运》更进一步具体描述了大同社会，为宣传未来的社会理想奠定了基础。因此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等人开始了经世致用的学风。

梁启超总结出清以前的封建史记叙特点是：机械记录过往，没有使历史人物成为时代的代表，时代背景成为人物的附属物；理论与实际也严重脱节，因为没有一本史书是为普通国民而著，都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统治借鉴而已；史家把朝廷等同于国家，概念混淆，不能更好地与基层国民互通有无；缺乏怀疑精神，不敢质疑古人。由此梁启超断定二十四史不过是保守的墓志铭，与动态的历史相隔甚远，不能揭示历史规律，更不能与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生活紧密相连。因此，旧史学是浪费民智的工具。梁启超旨在说明国家利益应高于朝廷、国民作用重于英雄、历史当与现实相联系的观点。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表达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学术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创新。创新的方法在于仔细观察事物，发现某点值得注意和有价值的地方。梁启超以顾炎武为例来说明其成为一代著名宗师的原因就在于创新精神，他说：“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其论著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其《日知录》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25]其次，要具有怀疑精神。梁启超认为宋、元、明以来谈论理学者，宁可得罪孔、孟却不敢指出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不足之处，若谈及则是对其大不敬，所以历史上许多学术研究没有取得进步，就是缺乏这种质疑、再推敲的功夫。再次，知识要广博、丰富。专注一事项时但凡与此事相关者都应加以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及做学术研究的几个必要条件，其中强调要把所研究的时代中各个重要的学派悉数搜集涉猎。他的研究涉及历史、经济、宗教、法学、文学、教育、艺术、新闻等各个领域，颇具百科全书的气势。例如仅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论清代地理学状况时，梁启超所借鉴的书籍就包括《水地记》《水经释地》《新校水经注》《水经注释》《水经注疏》《水道提纲》《汉志水道疏证》《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释地》《四书释地》《春秋地名考略》等三十多部著作，提到的学者有二十多人，可见梁启超对专门知识涉猎广泛。又次，梁启超提倡研究方法要具有比较之功，在比较之后才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经常进行东西方学术发展的比较，比如在论及社会环境与学术进步之间关系时他就曾把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与中国的乾隆时代相比较。最后，梁启超表示，学术研究是求取真理的气象。他在成为康有为得力门生后还仍然强调“吾爱孔子，吾犹爱真理”，并且一反康有为的保皇派，不仅很少讲保皇，而且多是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尤其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同书》中的社会只是康有为个人的构想，根本不是古代圣贤孔子原初的理想，特别是《大同书》中取消婚姻更有悖人性。

梁启超还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及了科学文化在中国17世纪断裂的原因。他分析出主要有两个原因，都与西方的基督教有关：一是罗马教皇禁止中国的教徒再祭祖和拜天神，使中国的风俗与教令产生正面冲突，引起民愤。二是西方传教士参与了清廷的政治帮派斗争，结果则是受到政治的牵连，导致传教士失去在中国的传教资格，在中国也失去了威信。如此一来，由传教士所带入中国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必然遭到冷落。梁启超为自然科学在中国的断裂而惋惜，因为他一直持有科学造福人类的观点。在对待外来科学态度上，梁启超一方面积极倡导西方文化的输入，另一方面又力图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借助西方优秀文化成果来促进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不是全盘吸收外来文化，因为他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国民对于国外文化的认识，“一是混乱，二是肤浅”[26]，所以梁启超具有扎根本土文化的倾向，同时表明了他的文化选择态度。

梁启超最后总结出中国从明末至20世纪初的三百年学术变迁史具有厌倦主观冥想而倾向于客观考察的特点。这些对于培养近代国民的科学精神来说具有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