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相关理论

（一）农村公共品相关理论

1.多中心理论

第三部门供给公共品的理论出现于20 世纪70 年代后，“多中心理论”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多中心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的，他们隶属于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奥斯特罗姆夫妇运用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对公共经济的产生及其消费等特性与治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模式——自组织机制进行研究。他们研究得到的多中心指的是“多中心的、分级的政府制度”“治理当局——由公民组建且该组织为公民提供和创造组建的条件与机会”（奥斯特罗姆，施罗德，苏珊温，2000）。

与传统治理理论相比，多中心治理理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优点：第一，尽可能地减少公民“搭便车”[1] 的行为、为公民提供多种选择机会及多种更加合理的决策机制。治理当局是通过多中心治理组织为公民提供和创造组建的条件与机会而创建的。如果选择的机会不是一个，而是有多个，这时农民就可以获取很多权利，这些权利类似于“消费者权益”性质，同时，这些权利是通过“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的方式获取的。第二，由于该组织允许公民通过“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权利，所以公民可以使自己的需求偏好得以顺利地表达并得以实现，能够有效控制公共服务的供给情况，有效防止公共品供给不足或者供给过剩现象的发生。公共品或公共服务体系及其多中心治理体制能够促进社区所偏好的事务状态的持续性，将外部效应事务治理进行内部化处理主要是通过多层级与多样化的公共控制；经济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将产品或者服务进行打包。这样处理的结果就使得公共治理具有和私人治理非常相似的性质，“搭便车”及其由此导致的市场失灵之类的公共困境会大大减少。第三，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是多中心治理的重点（任立兵，2006）。

尽管多中心治理具有很多优点，然而，多中心治理并不可能一直都充分发挥其作用，它也有可能会失效。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要防止多中心治理的失效即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也是最为关键的，不同公共品供给效应的规模必须与其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相一致；第二，通过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发展合作性安排；第三，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假若多中心的建立缺乏上述三个必要条件，便会引起更多的治理问题。于是，在经济不断建设与发展的同时，对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相关问题而言，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过程中，打破过去以往政府独裁的单一统治模式，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主体，正是多中心理论最大的应用价值所在（任立兵，2006）。该模式在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市场缺位以及市场失灵的问题。

2.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行政改革运动（比如“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不断推进，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渐发展和丰富起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他们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十大特征在其著作《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进行了阐述。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十大特征：①大部分具有企业化的政府都努力促使在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②政府将产品或者服务的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向社区，最终授权给公民；③政府通过后果来衡量各部门的实际绩效，而不是其投入；④政府的行为动力来自于他们的目标及其使命，而不是他们所制定的规章条文；⑤政府将他们的范围对象进行了重新界定，顾客是他们的服务对象，让顾客自由选择，选择住房、培训计划、学校等；⑥政府不会在问题堆积如山时才来提供各种服务，而是会防患于未然；⑦它们的精力不仅仅是为了花钱，还为了挣钱；⑧通过权力的下放，积极采取参与式管理模式；⑨不倡导官僚主义机制，而是选择市场机制；⑩关注的重点要发生转变，需要向私人、第三部门等组织添加催化剂，激励私人、第三部门等组织行动起来解决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应该只将简单地提供公共品或服务作为其唯一的目标；创造合理的运营机制，将私人部门和自愿服务等引入公共产品供给，共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奥斯本，盖布勒，1996）。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公共管理理论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重点、研究思路等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研究方法的不断改革创新，鼓励用新方法来研究实际问题；研究的目标转向了公共利益的实现上，将“公共部门与公共机构之间经济效益关系”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来解决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这些研究思路的变化主要有几个方面：在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上宁可选择小规模机构来提供，而不愿意选择大规模机构来提供；在劳动的选择上，不愿意选择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喜欢选择劳务承包的方式来完成其任务；在公共品的提供方式上，宁可选择多元化的主体提供方式，也不倾向于单一的主体供给方式；通过收费方式而不是普通税金的方式提供公共品或服务；在公共品的提供工具方面，不愿意由带有官僚体制的组织或机构来提供，而是喜欢选择独立或私人企业来提供。实际上，在公共品的供给上，不仅要考虑利益问题，还要对官僚机构不断进行健全和拓宽，而且所有这些职能也可以由其他机构来提供，最终应该选择哪种方式来提供公共品，主要的依据是公众对于公共品的需求可以以哪一种方式得到最有效地实现，并且是最经济可行的（布莱克维尔，1992）。

3.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20 世纪80 年代由罗伯特·B.登哈特和珍尼特·V.登哈特提出的，该理论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各种修补方案进行归纳总结所提出的公共服务管理新范式（罗伯特，珍尼特，2004）。

第一，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界定。该理论认为政府职能旨在服务，其角色是帮助公民提出诉求并给予满足，而非试图控制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政府应该与私人利益机构一起，共同协商解决公共管理的办法。

第二，公共利益是目标。公务员要致力于建立能够共享的、集体的公共利益观念，针对公民的不同利益需求不可简单回应，而应该通过与公民对话清楚表达共同的公共利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

第三，战略性思想和民主性行动。鼓励公民参与教育方案和培养公民领袖，能够激发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公民参与各项事务的强烈意识，为树立共同的公共利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公民服务不同于顾客服务。简单地对公民的要求进行回应，而忽视在公民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是十分不妥的。过于注重“顾客”的服务理念可能会产生对自私的人追求短期利益强调过多，而长远的需求和利益可能会被忽略掉。

第五，要重视人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要以人为本，通过合作和分享来运作公共管理实务。

第六，对责任问题的认识要清晰明确。公务员应该对公共管理的各种制度和标准等复杂因素负责。

第七，要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为重要，公务员在公共资源中，要担任好管理员、监督者以及与民主对话的促进者角色，要认清自己的角色是为公民服务，要懂得分享权力，运用中介服务解决公共问题。

该理论虽然还不成熟，但是公共管理从管理向服务转变，从顾客服务向公民服务转变，避免过于注重短期利益，注重长期利益对当前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4.选择性激励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指出，一个拥有相似利益的群体，其成员应该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付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从而完成一种集体行动。可是，曼瑟尔·奥尔森教授的著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里面的观点驳斥了这一传统经济学理论，他指出，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充分阐释集体行动的结果，原因在于，现实中很多与群体成员共同利益一致的集体行动没有实际完成，反而出现个体的自私自利行为，而这些看似理性的个体行为，却致使群体整体利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曼瑟尔·奥尔森教授的这一理论论断的基础在于，要区分群体的规模，即划分群体的大小。因为群体成员间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及行为，所以越大的群体规模，群体成员成功实现集体行动的概率越低，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

要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就需要外在的激励来打破群体现有的激励结构，以形成新的激励体系，而曼瑟尔·奥尔森教授对集体行动的阐述，恰恰也给出了相似的概念，即如果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集体行动的困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群体可以通过提供一定的“选择性激励”，来进一步限制群体成员的行为决策空间，并制约各个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致使群体成员主动屏蔽其机会主义心理与行为，从而实现对环境不确定的减弱，来进一步降低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选择性激励”可以有多种类型，概言之，主要包括经济激励（如金钱、物质等）与社会激励（如荣誉、道德等）两个大类，而且在很多集体行动的情形下，社会激励比经济激励在突破集体行动困境时更加有效。

现实中，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由于农户间存在较强的“搭便车”心理及行为，致使利用一些经济激励的形式，促使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措施难以实现应有的作用。然而，采用一些社会激励的形式，可以有效缓解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心理及行为，促使农户能够更好地、积极地承担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成本及费用，从而实现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这验证了，社会激励比经济激励在促进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这一类型的集体行动中更有效果。加之，农户一般生活在一定的村庄内，而村庄内部的农户规模一般变化不大，其农户同质性一般也较高，这就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里，农户可以有效利用村庄内部各种已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动员可以使用的各种有利资源，使得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意愿得以有效表达，并顺利实现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从而使村庄内部农户形成一种自发的“选择性激励”类型，以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体制机制，以此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果。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相关理论

1.农村公共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

（1）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农村公共品需求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下，农民对公共品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农村公共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农民个人需求曲线的垂直加总，农民对于公共品需求的目的就是得到满足，也就是效用，而公平是农民对公共品需求价值评价的标准。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农村公共品的需求具有公共性；二是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方式是以政治方式通过公共渠道来实现的；三是农村公共品的需求难以判定。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①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加之部分公共品的需求是地方性的，于是，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或者尺度来衡量每个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程度；②难以度量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变化情况；③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数量和标准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的人对公共品的需求不同。影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标准化是农民在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更进一步的较高层次需求，因此，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水平越高、规模越大。二是农民的基本素质及消费观念，这主要会影响到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规模、质量和水平。三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对公共品的需求息息相关，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对公共品需求的大小。当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比较小，而且以必需型的公共品为主；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同时对发展型公共品的需求增加。

（2）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公共品的供给与私人产品的供给不同，因为公共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共品完全由私人供给是不科学的，会使公共品的供给无效率。然而由政府统一来提供农村公共品，也会产生资源浪费、资源配置不合理、供给不均衡等现象，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多方统一来提供。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村集体、私人、市场。相应地，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方式主要有政府供给、私人供给、市场供给、村集体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主要有政府财政资金、村集体资金、私人资金等。公共品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或混合公共品）。

一般而言，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主体是政府。对于纯公共品来说，只能由政府来进行提供，这是由其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决定的。由于纯公共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一个农民消费农村公共品并不能排除其他农民也消费该项农村公共品（由非排他性决定，但往往会导致“搭便车”现象发生），同时也意味着增加一个农民消费所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由非竞争性决定），但是这个农民并不需要支付消费该项农村公共品的费用，然而该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需要成本的。假若由市场来提供该项农村公共品，私人部门必然对享受该项农村公共品的农民进行收费以弥补自己的成本支出，这会导致该项农村公共品的价格升高，最终致使农民放弃消费该项农村公共品。于是，由市场提供纯公共品会出现闲置现象。这说明，在纯公共品的资源配置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因此，纯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其成本费用可以通过征税等手段来补偿。

对于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品由市场供给所导致的“搭便车”现象，用图1-1来简单地进行解释说明。按照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品，往往容易导致公共品的供给量低于社会最优量，最终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如图1 -1 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公共品的数量与价格，分别用Q和P来代表，曲线S代表供给曲线，曲线D1 和D2 分别代表个人收益曲线和社会收益曲线。Q1 代表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品的最优量，Q2 代表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最优量，而未实现的供给量为Q1 Q2。

对于准公共品而言，即部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可以由政府、市场、营利组织等主体来提供。对于排他性较强而排他的技术成本较低的公共品，就可能收费，此时可以由市场来提供该项公共品。

（3）农村公共品的供求均衡。公共品供求均衡理论模型主要研究确定为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使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化时的公共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价格。其中，庇古均衡模型和萨缪尔森均衡模型（包括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是比较有影响的供求均衡模型。

庇古均衡模型是研究关于资源在公共品与私人产品之间最佳配置的问题。假设每个农民均从消费公共品的过程中受益，即获得正效用，同时又为消费公共品而付费，也就是需要承担相应的税收，即获得负效用，在此将其定义为农民放弃消费私人产品的机会成本。要实现公共品最有效的供给，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必须满足公共品的边际效用等于税收的边际负效用条件。图1 -2 是庇古均衡模型图，横轴Q代表公共品的数量，纵轴MU代表效用水平，公共品消费的边际正效用曲线和税收的边际负效用曲线分别用G和T代表，曲线N代表由公共品消费的边际正效用曲线和税收的边际负效用曲线共同所产生的边际净效用，点E是庇古均衡点，此时边际净效用为零，也就是说，此时实现了税收的边际负效用等于公共品的边际效用。在E点左边的任意一点，边际净效用曲线N位于横轴的上方，表示税收的边际负效用要小于公共品的边际效用，这说明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存在不足，则公共部门资源配置向E点扩张是理想的，代表资源配置更趋于合理化；相反，在 E 点右边的任意一点，边际净效用曲线N位于横轴的下方，表示税收的边际负效用要大于公共品的边际效用，这说明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存在超额现象，由合理化向非合理化转变，此时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需要增加私人产品的消费数量同时减少公共品的消费数量，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因此，只有在E点，资源在公共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配置才是最佳的。

萨缪尔森的局部均衡模型：农村公共品的特性即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全体农民消费公共品的边际收益是单个农民消费公共品的边际收益的加总。萨缪尔森的一般均衡模型是利用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曲线分析两种产品（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两个社会成员情况下的一般均衡，分析的是在社会可能约束条件下两种产品（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供给的一般均衡。萨缪尔森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无差异曲线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假定公共品和私人产品均存在，则公共品供给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是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各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之和，即，其中g为公共品，x为私人产品，MRTgx表示公共品g与私人产品x之间的边际转换率，MRSgx表示公共品g与私人产品x之间的边际替代率。边际转换率实际上表示的是公共品供给的机会成本，边际替代率表示的是各个消费者对公共品相对效用水平的评价。于是，要实现帕累托最优，公共品供给的机会成本要与消费者从消费公共品中所得到的收益相等。

2.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理论

由政府所提供的农村公共品最优规模是多少才合适呢？或者是为了满足农民的需求偏好，进而促使农民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应该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数量与供给价格（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确定在何种水平上才是最优的？本研究在此借助图1 -3来进行解释说明。假设社会上只有农户A和农户B两个人。如图1 -3 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公共品的数量与价格，分别用Q和P来代表，曲线DA 和DB 分别代表农户A和农户B对农村公共品的需求曲线，曲线SS代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曲线（边际成本曲线）。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农户不愿说明其消费公共品的边际效用和愿意支付的税收价格，因此，萨缪尔森称其为“虚拟的需求曲线”。鉴于农村公共品的特性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旦提供农村公共品，每个农户必然消费相同的数量，但是公共品的效用评价带有每个农户迥然各异的特征，即每个农户愿意支付的税收价格是不同的，因此，农村公共品的社会总需求曲线是所有农户需求曲线的纵向相加，即DD=DA +DB。社会总需求曲线DD与供给曲线SS的交点E是供需均衡点，决定农村公共品的均衡量为 QE，均衡价格为 PE，PE =PA +PB。在E点实现了社会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量达到最优。

（三）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相关理论

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农户的公共需求，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不能单纯地强调供给效率，还必须考虑公平问题。如果农村公共品供给只强调效率而不讲公平，换句话说农村公共品只是为部分农户或者特殊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大多数农民却享受不到，也就是说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存在不公平现象（非均衡供给），所以纵使农村公共品供给量再多，也并不能表明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效率和公平就成了评价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基本准则。

1.公共品与私人产品的组合效率

公共品与私人产品组合效率问题是研究在现实生产率条件下，如何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满足程度达到最大化，即实现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本研究在此借助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曲线来解释说明公共品与私人产品组合效率问题，如图1 -4 所示。假设全社会产品可以划分为两类：公共品和私人产品，图1 -4 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私人产品和公共品的数量，曲线 U 是一簇无差异曲线，表示在效用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不同产品组合的轨迹，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偏好，也可以表示一个人的偏好。曲线AB是生产可能性曲线，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化的边界位置。生产可能性曲线 AB 具有向右下方倾斜的特征，这表示在资源和技术既定条件下，沿着生产可能性曲线，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减少将会导致私人产品数量的增加。生产可能性曲线是由生产契约曲线（满足帕累托效率标准）发展而来的，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是具有生产效率的曲线。如图1 -4 所示，点E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即点E 是具有生产效率的点；对于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外的点，如点 C 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现有的资源配置和技术条件下都无法实现，也即超越了现有的生产能力；对于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内的点，如点 D 是不具有生产效率的，或者缺乏效率，因为其所代表效用没有达到最大化，可能存在资源浪费。

假设无差异曲线簇中的一条无差异曲线U1 与生产可能性曲线AB的其中一个交点为G点，点G处于生产的最优状态，但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产品组合点。在点G处，公共品供给数量过多，私人产品供给量不足（私人产品不足的部分由公共品过剩部分所挤占），致使部分福利损失，整体社会福利水平降低。而在无差异曲线U1与生产可能性曲线AB的另一个交点上的情况恰好相反，这时私人产品供给过量，公共品供给不足，效用水平较低。若点G沿着生产可能性曲线AB向右移动时，就可以得到更大效用的产品组合，如F点，过F点的效用曲线为U2，很明显，U2 ＞ U1。虽然效用水平提高了，但是F点仍不是最优的产品组合点，由此可见，上述的分析并不符合萨缪尔森的公共品最优供给原则。公共品最优供给是在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时才能实现，如图1-4所示的曲线AB和效用曲线U3 的切点E，此时产品实现了最优组合，不存在至少不降低当前效用水平的其他产品组合，任何组合的重新构建均会造成福利的损失。因此，公共品最优供给的条件是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社会成员消费公共品和私人产品时所获福利的边际替代率，公共品与私人产品组合达到了帕累托效率，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即U3 ＞ U2 ＞ U1。14

2.农村公共品的均衡供给

通常情况下，公共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生产过程中会由于效率水平的变化而自由流动，实现投入产出效率的最优化，进而促使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最终实现。要实现农村公共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就要以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目标为前提。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农民普遍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及市场失灵现象的时有发生，于是，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要实现农村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此种情况下，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充分调动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和缺陷，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刘苏社，2009）。虽然帕累托效率标准可以使公共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其不能很好地体现公平性，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正因如此，帕累托效率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并不能使全社会成员满意。所以，本研究在此引入“埃奇渥斯框图”来解释说明农村公共品的均衡供给问题，也就是如何配置资源来体现社会公平问题。

假设公共品与私人产品是全社会产品存在的两种形式，农村地区只有两个农户A和B。图1 -5 反映了所有产品在两个农户A和B之间的分配情况。如图1-5所示，曲线OAOB 是契约线，契约线上的所有点满足效率原则；OA、OB分别代表农户A和农户B。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私人产品X和公共品Y，分别表示以OA、OB 为原点出发的两类产品X和Y在两个农户A和B之间的分配。点e1和点e5 分别代表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的两种配置情况，不同之处在于点e1位于契约曲线上（满足帕累托效率标准），而点e5 不在契约曲线上（不满足帕累托效率标准，即缺乏效率）。同理，点e2、e3、e4 也位于契约曲线上，也是效率点，满足帕累托效率标准。e1 点（位于埃奇渥斯框图的左下角）的产品配置并非最优，因为农户A消费的私人产品和公共品数量分别为XA 和YA，均很少，而农户B消费的私人产品和公共品数量分别为XB 和YB，均偏多。同理，e4 点（位于埃奇渥斯框图的右上角）的产品配置也并非最优，因为此点上农户A消费的私人产品和公共品数量均偏多，而农户B消费的私人产品和公共品数量均偏少。很明显，不公平现象就产生了，然而不公平性又与均衡化供给农村公共品这一目标相偏离。虽然点e5位于契约曲线之外，但农户A和B消费的公共品或者私人产品中的一种是比较多的，于是位于契约曲线之外的点e5与位于契约曲线之上的点e1和点e4相比较，更能体现公平性，但未能体现效率水平。所以，如果一个经济体（社会或组织）不注重公平性，却只讲求效率，那么，e1 点更符合农户的意愿；若社会不仅看重效率，而且更在意公平性，e5 点的产品配置情况可能优于 e1 点，虽然 e5 点是缺乏效率的。但是，在实际中，是很难找到既满足效率原则又兼顾公平原则的均衡点的（唐娟莉，2016）。

由此可见，帕累托效率准则虽然能使公共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但是还不能对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行排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帕累托效率准则的前提条件是个人效用的不可比性，正是由于效用的不可比性，正好说明并验证了要素初始分配状态的合理性（江明融，2007）。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状况都可以通过帕累托效率准则来进行验证，然而无法用其来验证收入分配状态如何体现社会公平，即收入分配达到怎样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所以，必须在兼顾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平，这样才能正确地判断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及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

3.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

公共品与私人产品的供给原理是不同的。私人产品一般由市场关系进行调节供给，而公共品主要是由政府来供给，由于公共品自身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消费者大多不会按照其偏好、受益程度来支付公共品价格，致使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此外，也正是由于农民不会按照其偏好、受益程度来支付公共品价格，即因有免费享有公共品的心理，所以，“搭便车”行为自然而生。由于农民普遍存在免费“搭便车”的心理，加之“从众效应”的影响，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农民可能会隐瞒自己对公共品的真实需求偏好，这样会导致农民需求偏好表达的“囚徒困境”。市场失灵和“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会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而私人产品供给却相对过剩。在此，本研究借助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原理来加以分析说明。

“囚徒困境”是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往往得到对自己不利的结果的一种现象。假设全社会产品可以划分为两类：公共品和私人产品，农村地区只有两个农户甲和乙，并且假定甲和乙都提供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甲和乙都对公共品和私人产品具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假设将公共品的供给成本定为12个单位，农户甲和乙均可以从公共品的供给中获得1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甲和乙都具有两种选择，即合作提供与不合作提供，则可以得到农户甲、农户乙提供公共品的“囚徒困境”博弈的支付模型，见表1-1。

如果农户甲和乙提供公共品并平均分摊供给成本，那么农户甲和乙均可以获得10 个单位的收益，成本平均分摊之后均为6 个单位，净收益均为4个单位。如果农户甲、农户乙仅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即如果农户甲选择合作提供而农户乙选择不合作提供，则农户甲的净收益为-2个单位，农户乙的净收益为10个单位；如果农户乙选择合作提供而农户甲选择不合作提供，则农户甲的净收益为10个单位，农户乙的净收益为-2个单位。由此可见，在农户甲或者农户乙策略确定的前提下，农户乙或者农户甲将会选择的策略是不合作提供，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最终结果就是农户甲和农户乙都不会提供公共品，即选择的策略是（不合作提供，不合作提供）。如果农户甲和农户乙选择的策略是（合作提供，不合作提供）或者（不合作提供，合作提供），那么农户甲和农户乙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要么农户甲提供公共品，农户乙“搭便车”享受农户甲提供的公共品；要么是农户乙提供公共品，农户甲“搭便车”享受农户乙提供的公共品。这样农户甲和农户乙就陷入了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中。由于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的供给原理和支付方式不同，所以公共品供给和私人产品供给的“囚徒困境”模式就不相同，这样就会导致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供给的不均衡，即公共品供给不足，而私人产品供给却相对过剩。每个农户都希望政府能够为其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供给资金，这样农户之间就会为争取到更多的公共品供给资金而展开竞争，或者是一方期望另一方提供公共品，自己采取“搭便车”行为，这些行为会导致社会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因此，要实现公共品的最优配置，需要中央政府充分发挥其在公共品供给上的主导作用，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或者补贴以供给公共品，保障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但是政府并不能完全地提供所有的公共品，公共品的供给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要充分发挥村集体、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的力量，确保农村公共品的全面充足供给。因此，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中，需要明确划分政府职责和提供公共品的范围。这一界限的划定就需要建立健全的公共财政制度，这一公共财政制度既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也要与财政本质属性相协调。

（四）消费者行为理论

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供给效果相关理论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对消费者行为理论进行探讨，因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是为农民提供产品或服务，农民是其消费者。消费者行为理论又称为效用理论。人们在选择事物或者东西的时候总是选择他们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东西。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环节的基本理论，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实际上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三个环节，生产的目的是消费，于是之后的环节必然是对农村公共品的消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目的是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农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高标准化的特性），实现农民福利的最大化，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通过两个方面间接和直接地对农民消费产生影响。农村公共品按生产性质可以划分为农村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公共品，以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道路、农技推广、农业信息等为代表的农村生产性公共品，主要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而增加农业产出和增加农民收入，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是收入效应，对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间接影响；以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娱乐设施、通信等为代表的农村非生产性公共品，主要是为农民的生活服务，创造非农产业发展的空间，净化消费环境，扩大消费领域，增加农民对公共品及服务的需求量，促使农民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发展及其需求结构的升级，促使农民的消费水平不断上新台阶，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是消费效应，对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农民对公共品的消费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心中的某种欲望、增加福利，农民会从公共品的消费中得到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实际上就是效用。农民的消费包括对公共品的消费，也包括对私人产品的消费，在农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减少了对公共品的消费，则意味着农民对私人产品的消费就会增加，即农民对公共品的消费与对私人产品的消费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因此，此问题就可以转化为消费最优化问题，即效用最大化问题。换言之，在农民收入和产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应如何选择对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的消费数量以使农民对这两类产品的消费组合达到最优，以获得最大的效用。

假定农民的预算收入是既定的，农民的收入用于消费农村公共品和私人产品，农村公共品的价格用农民向政府缴纳的税收表示（罗光强，2002）（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主体），私人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则农村消费最优化问题就可以转化为以下函数公式：

式（1-1）中，效用函数用U来表示，农民消费农村私人产品和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分别用X和Y来表示，PX代表农村私人产品的价格，PY 代表农村公共品的价格，I代表农民消费的预算收入。

在农民的消费预算收入约束下，农民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农村公共品和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由农民的主观偏好决定，即主观评价）与市场上这两类产品的价格之比（客观评价）相等，即MRSXY = PX/PY；或者农民用1单位货币购买农村公共品得到的效用（Y上1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与用1单位货币购买农村私人产品得到的效用（X 上1 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即（MUX代表农村私人产品的边际效用，MUY表示农村公共品的边际效用）。

另外，此问题也可以借助图形（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来进行解释说明，见图1-6。无差异曲线U代表效用函数U = f（X，Y），预算线AB代表农民消费的预算收入约束PX·X +PY·Y = I，则农民获得最大效用的均衡点为预算线AB与无差异曲线U1 的切点E1，即农民消费农村私人产品和公共品的最优数量组合为（X1，Y1）。

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或短缺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公共品供给不足使得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及消费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还受到收入、政策、消费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图1-6中，假定现实中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消费处于较低的水平，即点E1为农民消费私人产品和公共品的均衡点，此时农民消费私人产品和公共品的数量分别为X1和Y1，农民消费的效用水平为U1，即此时，农民的福利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了最大化。现在假定在此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假若农民对私人产品的消费不变，如果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或者在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的策略下，城市的部分财富用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那么，此时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就会提高（由Y1增加到Y2），农民的福利水平（或者消费收益）会相应地提高，农民的效用曲线将会上移到较高的效用水平U2（U1 ＜ U2）上，最佳效用点也相应地变为E2。事实上，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消费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可见，农民消费需求意愿在不断地提升，过去单一的消费需求已不能满足农民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意愿，于是，为了满足农民多样化和高标准化的消费需求意愿，就必须通过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来刺激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带动消费水平的提升，于是，在农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图1-6中的预算线AB会不断向右平移，假定平移到CD位置上，这时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U3（U1 ＜ U2 ＜ U3）相切于点E3（X3，Y3），此时，农民对私人产品的消费量由X1增加到X3，对农村公共品的消费量增加到Y3，农民的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了最大化。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私人产品消费量增加的同时，农民也会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消费数量，实际上，代表了农村公共品供给量的增加，如果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或者出现短缺现象，就会抑制农民对私人产品的消费。因此，跟随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步伐，伴随农民需求多元化和高标准化的要求，需适时地提供与农民生产生活相配套的公共品，这样农村潜在的消费能力才能得到提升，才能将潜在消费转化为现实消费，不断扩大农村的消费市场（唐娟莉，2015）。

（五）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由奥尔森于1971 年提出，其关注的问题为传统经济学忽略的非市场决策问题即公共品提供的问题，该研究隶属于公共选择理论，都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使经济学方法论不仅能解释市场问题，奥尔森还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区分了集体利益，将其分为排他性、相容性两类。

排他性集体利益为利益主体零和博弈。每个利益主体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不考虑集体利益，从而出现“囚徒困境”，以及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并不能达成一致。而集体利益意味着资源的外部性、非排他性，即成员不需要投入成本，采取“搭便车”的策略，希望其他成员付出成本提供公共品，免费享用集体公共品，个体成员基于自身利益都不会投入资金，公共品也不能得到提供，从而造成集体不理性。为实现集体理性，必须采用强制等手段促使集体成员对公共品进行投入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确保共同利益的实现。这一逻辑同样适合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奥尔森还提出相容性集体利益，并指出相容性集体利益能够实现利益主体的正和博弈，从而实现共同利益。为解决“搭便车”问题，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困境，奥尔森强调选择性激励的引入，即强调对集体成员采用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利用奖励与惩罚措施促使集体成员参与集体行动。激励措施不仅包括物质激励，更为重要的是精神、社会激励。根据激励理论易知，人们关注的不仅是物质利益，名声、优越感、自我实现等也有极大的激励效果。名声能够确保成员顾忌其他集体成员的看法，从而考虑集体成员的利益。优越感即为个人地位的提升，因为尊重需要的满足，确保集体成员愿意损失自身利益为集体利益付出。自我实现意味着成员自我实现价值较高，愿意为集体付出，利他性行为能够有效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当然选择性激励措施往往需要花费成本，如监督成本、实施成本，而随着集体规模的扩大，集体的组织成本增大，选择性激励措施往往代价过大，集体行动也不能实现。因此，通过集体利益的强调，引导集体成员重视集体利益，借助低成本的社会激励与惩罚手段，鼓励集体成员投入集体行动，通过社会压力降低集体成员“搭便车”行为的可能性。

即使是相容性集体利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因为低成本的激励措施的缺乏往往难以克服，集体成员并不能有效地考虑集体利益以及短视性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集体理性的失败，而且社会激励机制的匮乏即集体凝聚力的缺失导致了集体行动差强人意、效率低下。此外，集体规模的大小极大地影响社会激励的激励效果，从而影响集体行动的效果，奥尔森指出小集团往往更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即规模越小，集体行动实现的可能性越高，奥尔森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现阶段中国农户为何缺乏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