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活在你的世纪，
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
——席勒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杰出的美国犹太裔作家，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到2000年出版最后一部长篇《拉维尔斯坦》，写作时间跨越20世纪后半期，60余年的写作为世人留下了十部长篇、一批中短篇集子和随笔、散文、剧本以及不计其数的书信、访谈录等，可谓成就斐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贝娄一生获得了诸多奖项，研究者众多，被认为“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1]，表明了这个世界对他的高度认可。这里择要录之：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本土，他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过三次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另外还有普利策奖、终身成就奖等。学术界设有“索尔·贝娄学会”和《索尔·贝娄学刊》及其网站、研究通讯等。
1968年，贝娄曾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1982年，英国文化界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出版了一套当代伟大作家的丛书，贝娄在入选前言中被誉为西方“伟大思想和人性关怀的继承人”。
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在2005年贝娄去世时曾说过，20世纪美国文学的脊梁是由福克纳和索尔·贝娄支撑起来的。也有评者认为20世纪的美国文学，前半期以海明威和福克纳为核心，后半期则以索尔·贝娄为核心。2007年，由美国笔会中心创办了“美国小说成就索尔·贝娄奖”，为终身成就奖，每两年一次颁发给在世的对小说创作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作家。
在中国，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已故著名翻译家宋兆霖先生主编的《索尔·贝娄全集》共十四卷，为中国读者走进贝娄的文学世界打开了便捷之门。本书所有涉及贝娄作品的中文引文，除了十四卷本未能收入的作品（如《拉维尔斯坦》），皆出自该全集。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索尔·贝娄作品集》八卷，再次推介了贝娄创作中的主要长篇。学界对贝娄的研究文章、每年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之多，也都在说明其影响之大。且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即有贝娄“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思想最锐利、知识最渊博的一个”,“多数评论家倾向于承认他在当代美国作家中领袖群伦的地位”[2]之论。在21世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主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系列中，从塞万提斯、歌德到普希金、海明威共16位作家，贝娄也名列其中[3]，可见其在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2015年，在贝娄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一部新的贝娄传记《索尔·贝娄的一生（一）》（The Life of Saul Bellow Vol.1）出版，由热爱贝娄的英国学者扎卡里·利德所著。当年的英国《卫报》在公布“英语文学日历”时，已经预告了五月份即将出版这部新的作家传记，并称该书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索尔·贝娄传记的第一部分”[4]，可见贝娄在21世纪的持续影响。
一
享誉世界的贝娄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他经历了20世纪诸多大事件，诸如世界大战、大萧条、纳粹大屠杀、世界范围的反犹现象、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运动等，作为美国犹太人，贝娄自然有其独特角度的历史和人性反思。重要的是，其写作时间恰是美国现代化飞速发展的阶段，贝娄大部分时间居住和工作在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他目睹了现代都市的快速发展和变迁、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科技理性和效益优先体制、消费社会对人性的侵袭、物质主义的蔓延、大众文化的喧哗等，诸如此类社会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代人心灵精神的各种问题和困境，每天都在他身边发生着，同时也成为他持续的人生经验和写作背景。这也正是本书书名中所谓的“后现代语境”。贝娄对周遭世界的观察和表现大多在于此，贝娄的思想基点和思考范围大多在于此，其小说世界中的纷繁人生和思想散射自然也大多根系于此。
由于本书很多时候涉及有关“后现代”“现代”的论述，也由于这些概念所包含的现象可谓是贝娄创作的大“语境”，因此这里尝试先对相关理论以及和本书的关系稍作解释，以便厘清本书所言贝娄作为“后现代语境”思想者的维度。
20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的明显变化，理论界出现了“后现代”这一概念。美国及欧陆学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过大量讨论和争议，不少理论对文化界影响巨大。鉴于诸多学者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表述和争议[5],1976年美国曾连续两次召开题为“后现代性与阐释学”和“后现代的表现”的大型研讨会，1978年由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现代语文学会”（MLA）又召开了“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专题年会，其间不少欧陆权威学者也参与其中的讨论，一时间在欧美学界形成了有关“后现代”的热点问题意识，出现大量相关的理论文章和著作，甚至在大学文科课程的设置中，都会见到许多“后现代”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内容。正如西格蒙特·鲍曼所说，“后现代”这一思想是20世纪70年代从大西洋两岸文化圈里浮现出来的，有时被用于艺术中的实验性作品阐释，有时用作对社会现象的阐释。由于着眼点不同，由于学者们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艺评论、知识考古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各自面临的焦点和介入点不同，也由于许多社会文化现象事实上仍然是正在进行时，因此在“后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上，无论是现象描述还是理论界定，学界众说纷纭时居多，因此也一度使得这个概念显得混乱。但发展到今天，再反观各种论述，在大的趋向上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共识的。这里尝试对那些和本书有根本性交集的理论作出一点梳理，同时指出本书使用这些概念时的大概指向。
在历史分期方面，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名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1973）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两部论著中，都曾明确阐述了他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大体分类，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每种社会都具备其基本属性。前工业社会，属于自然的世界，人类主要是对付大自然；工业社会，属于技术的世界，机器主宰一切，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后工业社会，是社会的世界，中心是服务，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团体组织。在解释了各种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和文化倾向的同时，他也强调了后工业社会和其他两种社会割不断的联系性，“后工业化社会并不‘取代’工业化社会，甚至不取代农业社会。食物仍然是所有社会的根本。但是，引进工业意味着社会可以减少从事农业的人数，并且因为使用化肥而增加产量。后工业社会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特别是资料和信息的管理，它们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应该说，贝尔将“工业社会”（现代）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的基本特征界说得十分清楚，并且在文化角度使用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指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指向。这一表述可以使人对“现代”和“后现代”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有关这一问题，在21世纪，英国学者大卫·克拉克在其《消费社会和后现代城市》一书中，也指出在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时，不应该被误解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概念，正如贝尔所说，“后工业社会”依然有着“工业社会”的因素，因此，无须在时间点和历史阶段上进行清晰的划分。在索尔·贝娄的小说世界中，其实在其描述的各种社会现象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交叉情形，因此本书在此节点上，便经常将现代社会、现代性问题、后现代文化等概念，在论述贝娄小说叙事涉及其明确特征处交互用之。
在此基础上，丹尼尔·贝尔描述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都市的迅速发展，技术革命，家用电器的大规模使用，汽车的廉价出售，电影文化的普及，接连而来的广告、信用赊购、时装、摄影、电视、旅行信息等，指出“大众消费始于本世纪20年代”，美国快步进入丰裕型“新资本主义”。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广告中公开赞赏纵欲享乐，“在改造过程中摧毁了清教精神”，从此享乐主义逐渐盛行。这种及时行乐、挥霍和寻欢作乐的感官诉求常常被上升为个人自由的精神诉求，再由个人自由产生出“反常规冲动”，直到60年代进入高潮，年青一代喊出“反文化”的口号，对各种道德准则和传统文化大加挞伐。贝尔也谈到了在这种语境中产生的文学艺术，分析了20世纪头几十年的现代主义运动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活力，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替代宗教和道德意义；但同时也促进了反常规思维方式和非理性美学模式，极大地刺激了个人自由的无度发展，以致到了“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便成了“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他在书中还谈到知识分子，他认为在后工业知识社会中，技术知识分子是职能化了的，而文学知识分子，逐渐“变得越来越像末日预言家、越来越耽于享乐、越来越陷入虚无主义”。
这是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情状的描绘。这里，贝尔将社会生产方式、运作方式、文化艺术内容等置放在一个维度内，阐释了它们之间的互文功能和表现方式。在此维度上，作家索尔·贝娄对60年代的描绘和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如出一辙，本书第四章将对此有较为深入的讨论。而在本书第五章第二节，还将论述贝娄借小说人物之口给出有关“史后社会”和“后人类”的概念，也是其美学表达和社会学理论的契合之处。
在社会文化形态方面，法国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1970）一书中着眼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研究，对此有明晰的描绘：“人口密度本身就十分令人着迷，尤其有关城市的言说（原文加黑）简直就是竞争本身。机动、欲望、刺激、别人的不断判断、不断发展的色情化、信息以及广告的煽动：所有这些在普遍竞争的现实背景中，构成了一种抽象的集体参与的命运。”同时，生产范畴自有其规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断满足着生产机制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鲍德里亚详细分析了诸多消费符号对人的欲望的引导和支配，电影、体育明星等成为时代话题和各种杂志、电视专栏的中心人物，那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在各种隐性和显性的夸耀中放射光芒，同时体现着奢侈、无度、无益的消费功能。大众传媒是这种信息的传播者，刺激着大众生活，使大众产生盲目的拜物逻辑，形成消费的意识形态。“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人们在不断的刺激中产生着心理和神经上的磨损。“总之，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类现象，也正是贝娄小说中描写城市生活时屡见不鲜的情境，也可以说，作家贝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生活着、思考着、写作着。
鲍德里亚还提出消费社会中物质对人的覆盖方式，比如个性化审美意旨：“请您自己对您的居室进行个性化！”而这个加重了的“个性化”所带来的问题是：“这一‘过分自我指向’的格式（自己对自己进行个性化……亲自等！）透露了此事的底细。这在不可言说中挣扎着的整个修辞想要说的，正是没有任何人。这种具有坚实特征和特殊重量的绝对价值的‘人’，这种被整个西方传统锻造成主体组织神话的，具有热情、愿望、性格……或平庸的‘人’，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功用宇宙中缺席了，死亡了，被删除了。而要进行‘个性化’的正是这个缺席的人，这种丧失的恳请。正是这种丧失了的存在要通过符号的力量抽象地重构；它要在被差异减速了的风扇中、在梅塞德兹中、在那‘一小束亮色调’中、在其他上千种被聚集在一起的符号中进行重构以便重新创造出一种综合的个体性，实际上就是要在最具总体性的匿名之中闪耀光芒，因为差异是由那些无名之物限定的。”
十分明确，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即是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即文化言说中的“后现代社会”。鲍氏强调的是其物质化、符号化的方方面面，深刻精彩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从消费社会这些所谓的个性化言说中，其实隐藏着共同的被动，在大众文化的阉割中，个人诉求已经符号化，西方现代文化中曾经十分强盛的主体精神，在消费社会中正在被淹没。有趣的是，鲍德里亚提到的梅塞德兹，会让人想到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中，成功的文化名流西特林那辆梅塞德兹名车的各种经历，以及西特林周旋于以梅塞德兹为象征符号的都市汪洋中时的各种苦恼。而且，西特林所崇拜的老师，曾经的著名诗人洪堡也是在这样的汪洋中迷失和毁灭的，而这种迷惑甚或陷落在贝娄中后期小说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鲍德里亚在书中还谈到丰盛社会的“疲劳”，它是消费主人公被动活动之后的消极反应，有时会表现为失眠、偏头痛、病理性肥胖、厌食、抑郁等，都是消费社会的特征。他指出那是一种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是丰盛社会的特权，是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症候。有意味的是，索尔·贝娄早在其50年代的小说中，便提出了现代人有关“幸福”的问题，在《奥吉·玛奇历险记》中，那个名叫罗贝的富人和奥吉在进行人生幸福的讨论时就说，“当争取面包的斗争结束时，情况会怎么样……财富是解放人呢还是奴役人？”这些问题的讨论在本书第二章中皆有论述。这里想说的是，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所阐述的消费社会和文化状态，也正是贝娄所生活的美国社会现实，而且，作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当然在这些方面体现得更为细致纷繁，而作为美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小说家，索尔·贝娄对此类现象也便会有更为敏感和细致的体会。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曾说过，索尔·贝娄从气质上说是世界的观察者，是确切的，他还引用贝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赛姆勒和印度博士拉尔有关移民月球的讨论：“眼下你是把这个伟大的、蓝色的、白色的、绿色的星球吹走呢，还是让你自己从这个星球上被吹走？”由此来说明贝娄对现代社会关切之广泛。
那么，这个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与“现代”启蒙理念及传统历史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内在性联系呢？在此维度上，法国的利奥塔，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8）一书中有着直接的论述。他直接命名了“后现代”和“现代”的概念，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明他研究的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指出“我们的工作假设是：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以及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6]。他认为“现代”由两大神话所建构，一是“人类的解放”，也叫启蒙叙事（偏重政治）,“在这一叙事中，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包括创造财富、建构意义、构想乌托邦等。二是黑格尔的思辨传统，即思维领域中知识的合法性，对理性的信念（偏重哲学）。利奥塔将此两大“神话”称作“元叙事”。而对于“后现代”，他说，“简化到极点，正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他认为，“元叙事”是人们建构起来的话语，属于启蒙理想和人性理性的信念，和实践事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当代，这种传统大叙事已经消失，知识只有转译成信息才能进入可操作程序进行流通，否则就会被淘汰，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功能整体，一切讲究“有效”，包括大学教育也功能化了，培养的是各种系统需要的操作者，各种理想信念已经失效。这是利奥塔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76年题为“后现代的表现”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两年后成书出版，影响巨大。他所指出的对“启蒙叙事”的怀疑，对西方近现代人文理性的怀疑，至少在20世纪的欧美文学艺术中早已成为重大主题；而他指出的信息、数据库则已经成为“后现代人的自然”，是每个论述后现代社会的人都会提到的现象。英国的大卫·克拉克在其书中梳理20世纪许多论者对“后现代”问题讨论的同时，也描述了关于后现代城市的问题，在这些各方面都经过了重新配置的物理空间，仿真性、碎片化、人的支离破碎的身份等诸多现象，给很多人带来的是“乡愁、哀歌和警钟”，亦即家园丢失的感觉。关于传统大叙事的消失引发现代人在信仰方面的失落和困惑，这种情状也正是贝娄小说中的重大主题。
在有关“后现代”社会现象方面，美国著名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其《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一书中也有描述，他立足美国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文化现象，阐述了这一时代所面临的新的文化文本，“现代化过程已经大功告成，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化了的世界。‘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他从各个角度描述了这一世界新出现的诸多现象，如信息、媒介、电视、广告、超级市场、电影工业、大众文化、机械复制、平面化、瞬时化等，和鲍德里亚、丹尼尔一样，也指出了这个时代追求娱乐性和商业化的趋向。与此同时，詹明信还详细论述了一些现代和后现代文艺现象之间的本质区别，由于笔者在本书中只是将“后现代”社会文化作为一种“语境”，并不涉及后现代文学的美学问题，因此在此不赘述；这里提到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只是想进一步强调一下后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和商业化现象，以及对“自然”的遮蔽性，因为在贝娄80年代的小说中，和这些理论陈述相类似的叙事非常之细致并充满浓浓的“乡愁”。
那么，对已经是存在着的“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现象，应该取何价值态度呢？上述理论家透露出焦虑和或多或少的批评态度。但也有持乐观态度的，曾经是社会主义者的西格蒙德·鲍曼，这位被称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学者，在描述了“后现代”栖息地的居住者那种无根的、碎片化的、不确定的存在状态、试图由物质的象征符号建构身份的焦虑感之后（这点是和鲍德里亚的描述相一致的）[7]，同时也肯定了“后现代”社会提供着更多的自由机会，各种声音都可以发出来，因此他希望“后现代栖息地”的居住者，应该努力去实现启蒙运动的最高标准——公正、自由和平等。这一观点和哈贝马斯颇为相似，哈贝马斯曾经和诸多有名的后现代理论家有过争论，他那句“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表明了他对启蒙理想的坚守，而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不过是现代性完成中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也想着重强调一下，贝娄在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其大量的随笔散文中，对此也是态度明确的：在后现代社会诸多繁杂现象中，他基本上持有着现代启蒙理念。确切地说，这也正是索尔·贝娄在其60多年的创作中一直坚持的基本理念，这在本书的各章中都有很多论述。
二
上述理论家对“后现代”的诸多描述，虽然难以代表风行一时的“后现代”各种论说，但基本上可以视作本书所言“后现代”的维度，即一个包含了“现代”诸多因素的大语境。也就是说，索尔·贝娄的创作，即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进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贝娄的创作是这些社会学理论的小说演示，贝娄也是社会学教授，所有这些问题也是他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这里的梳理只是为了使本书所使用的“后现代”概念更加明确一些而已。其实，这些理论家所言说的现象、问题，在贝娄的随笔和演讲中也有许多直接讨论。比如，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关注，他在1977年的“杰弗逊讲座演说”和1990年在牛津大学的讲座“精神涣散的公众”中，就称其生存的环境为卡内基、杜邦、福特们的美国，认为在这一工业化的环境中，并没有“完全用大字写下人类的精神”[8]。他说，城市化和技术主宰了这个星球，信息社会中到处是精神涣散的人群，那些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泰晤士报》，还有80%被广告占去的《芝加哥论坛报》等，用一大批惯用词语轮番轰炸着不置可否的城市公众，使得他们在庞大的信息量中焦虑、迷惘和困惑。还有电视的威力，没完没了的折磨人的讨论，充斥情欲和暴力的影视剧，“它是我们时代特有聒噪的主要来源——这是经过装饰的聒噪”[9]，而且在不断地制造着假象，表面上似乎让分散的孤独个体进入了一种交流状态，似乎参与了整个国家的生活，事实上却是，人们在越来越多的大众话题中，个人意识逐渐萎缩。因此，看上去现代生活满足着人的一切需求，实际上却在现代媒体的聒噪中被动地涣散了精神，在政治、商业、技术、新闻的侵占中，陷入杂乱无章的状态。贝娄还提到现代理性的霸主地位，世界由具体观念构成，科学革命改变着自然万物，到处是人工制品，现代人的任务只是把各种人工制品配置起来。他引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我们现在陷进了深渊，在其中，再一次说明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成了文明人的首要义务”,“就我的目的来说，指出这个共同领域是非同寻常的激动和焦虑的所在，就已经足够了”[10]。
这些对现代、后现代社会的论述和上述所提到的欧美理论家如出一辙，而且作为小说家，贝娄也明确说出了自己的职业使命。当然，“指出”和“说明”那些现象不过是贝娄的谦逊，事实上，他是在人性和历史的深度上进行着创造，在深入展开那些纷繁现象的同时，还不断用西方启蒙传统中留存心中的理想价值之光照耀现实，不断叩问着人性和人类历史文明的真谛。正如上述社会学理论家所透露出的焦虑和批评态度，对已经是存在着的“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现象，贝娄在嘲讽的语调中思考，在思考中质询，在质询中矛盾，在矛盾中迷失，在迷失中坚守着多维的文化传统。也正因如此，1982年英国文化界出版的《当代作家》研究系列丛书，以“国际性创造”为准则将索尔·贝娄作为丛书选取对象之一时，认为他是“西方伟大思想和人性关怀的继承人”。而且，在总主编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克里斯托弗·比格斯比共同署名的序言中，追溯了战后文学的艰难求索，认为从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文学积累的成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因此是给出回应和理解的时候了。他们使用了“后现代”（as postmodern）和“当代作家”（contemporary writers）的概念来描述那些当时活跃在世界上的杰出作家。这是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继他20世纪70年代编撰的《现代主义》一书之后对世界性文学大师的一个巡礼。而布拉德伯里在其执笔的贝娄研究的分序言中介绍自己对贝娄的阅读和理解时，同时说到他将贝娄的创作纳入自己关于后现代主义讨论（in the post-modernism seminar）的大学研讨课程中[11]。布拉德伯里在《贝娄》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的文学创作，认为贝娄在美国领导了战后一代小说，也是战后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作家。贝娄的小说主题涉及了20世纪的重大问题：现代性、大众文化、虚无主义、冷战、极权主义、纳粹主义等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环境的入侵和周围各种力量的混乱。在机械、大众化的城市中，在传统人文文化陷落的大背景中，贝娄的小说书写着更多的精神坚守，穿透和超越着现代事物和许多的暴力情绪，清晰明确地期待着重建被损害了的基本真理，使得文化、历史、个人在小说世界相遇[12]。
应该说，笔者在贝娄研究的过程中，正是布拉德伯里的论述给予本书在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和把握上以大的启发。笔者十分赞同其观点，布氏所着眼的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文化特征，正是贝娄创作的大语境。作为美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以其深刻广博的思想关怀，殚精竭虑，忧心如焚，将20世纪诸多领域的大问题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或借小说人物思之言之行之，或自己穿插于叙事里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不尽的思虑，且思如泉涌，连绵不断，使他成为文学世界中当之无愧的思想者。因此，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赞其小说使美国的叙事艺术“发生了倾向性和转换性的变化”，具备着“丰富的思想、精湛的嘲弄、深切的同情和喜剧的色彩……”。
自然，贝娄也是一位城市作家。贝娄九岁时随全家从加拿大迁居芝加哥，在那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度过了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尤为重要的少年阶段，在大量、广泛的阅读中，结下了他一辈子和书籍的不解之缘，也在那些他所喜爱的大师经典里逐渐寻找到了自己的心之所向和人生之路。可以说芝加哥养育了贝娄。据美国传记作者阿特拉斯记载，贝娄在60年代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教职，他从纽约回到芝加哥定居，当时他曾接受一家地方报纸记者的采访，说到自己“觉得在这里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会尝试着找出来”[13]。在他返回芝加哥接连写下的几部长篇中，大多和芝加哥这座工业城市有着血脉相连的深层联系。而后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其小说、散文、随笔、演讲中的题材、问题也大都和芝加哥有关，因此众所公认他创造了“贝娄的芝加哥”，正如“乔伊斯的都柏林”“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等。这些城市作家们以他们各自的方式重构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欲望都市，留下了在西方现代化车轮轰隆驶过之后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故事。对贝娄这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来说，芝加哥那些“大声的、原初的、粗鲁的、吵闹的、热烈的”属于工业城市的诸多元素，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栽种进他的心底了；而他从这些原初的现代化阶段进入信息化的后现代阶段，其写作内容也充满了这些混杂进展元素的气味。而后其写作热情与此相关，小说中起伏不断的情感归属与此相关，作为知识分子的诸多思考自然也与此相关。
三
概括来说，贝娄创作中的思想之流大约指向两大维度。
首先是对现代性的忧思。从50年代开始，贝娄的小说涉及现代化带来的科技体制、消费目标化对人性的侵害、纵欲和虚无主义、大众文化、民主平等和族裔冲突、个体精神的幸存与否等，这些问题在其《雨王汉德森》《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院长的十二月》《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等长篇小说中，构成了诸多人物的精神困境和不断的人性陷落。作为一个城市作家，贝娄目睹着20世纪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他不断地感叹，现代化成功了，而人本身的价值却变得微弱且逐渐让位，成为被机械、数字统领的对象，物质牵动着历史车轮，人文思想、文化经典、人的精神心灵等在各种发展数字面前变得无足轻重。而且，在大街上、楼房中活动着的无数个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常常迷失在无边的欲望之海，亲情、友谊、爱情不断沉沦其中。这个维度拓展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广度。我们从贝娄描写的这些荆棘丛中望向21世纪，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现代化风潮正席卷着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类似的现代性问题正在很多地方蔓延，作家的反思和叹息声依然绵长而富于警示性。
其次是形而上的沉思，涉及人活着的意义、个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爱与孤独、生死价值等古老的人类课题。在20世纪几乎是全人类都在质疑传统观念的大语境中，此类思考回应着现代人的种种困惑，也显露出作家从小浸淫犹太宗教文化和西方人文理性传统的价值底蕴。贝娄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曾经说过，他赞成康拉德的文学理念，“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14]。其一生创作，从成名作《晃来晃去的人》中对自我存在位置的探问，到85岁高龄写出的“天鹅之唱”《拉维尔斯坦》中的生死沉思，他一以贯之地关注和讨论着这些根本问题，沉潜其中，可以说书写了作家浓厚的价值乡愁。而这样的问题，对于城市化过程中不断丢失着家园的人们，对于科技体制中不断面目模糊的人们，对于GDP量化中不断被忽略和遮蔽着的个体生命来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两个维度形成了一个横向与纵向相交叉的坐标系：横向方面，展现了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分析与批判，在一个复杂丰赡的世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欧美思想界的各种现代性反思，成就了贝娄对历史、现实、文学的当下关怀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纵向方面，其叙事通向个体生命与人性精神深处，伴随着不断的质询与纠结，在一个个具体情形中，在一次次精神困顿中，叩问着现代人的孤独、挫败、迷失与心灵之漂泊，体现了贝娄和欧洲传统人文理念的藕丝联系及其矛盾心理。事实上，两个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中本是胶着在一起的，它们在坐标点上形塑了作家创作的智性和思想型特点。
这正是索尔·贝娄的价值所在。作为学者型作家，贝娄所关注的各种问题也许超越了一般公众的视野，但却是蔓延20世纪且延续到21世纪的世界性问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电脑、互联网的普及，科技体制和信息化日益渗透百姓生活，每个生命个体都被缠绕其中，即使正在现代化路上蹒跚向前的人们，也已逐渐地品尝到物质的欢乐喷泉中涌动着的苦涩。因此，贝娄作品中展开的现代人的各种困境，正是今天包括以后很长阶段人们要面对的现实处境。相比而言，贝娄并不像20世纪中期的萨特和加缪那样，颇具信心地给战后处于迷茫情状的一代人提供一种生存方式，将“自由选择”“西西弗斯”哲学化成青年人的精神引导；他也未曾能够像现代主义文学那样，用艺术的秘仪代替宗教对人的灵魂以救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贝娄和《纽约时报》有一次对话，其中谈到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在审美层面上的小众性（传播难以广泛）,19世纪经典人道主义作家对社会正义和人性关怀的大众性，他明确说明自己的文学理想介乎中间：在人物心理意识层面展现着社会问题，在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繁复精微地去表达现代人的各种个人性处境。基于如此明晰的创作理念，我们便在贝娄的种种深层掘进中，听到了现代人思想和心智的吁求、探讨、质询之声，伴随着作家智慧的嘲讽，使得人生的磕绊不断成为高屋建瓴的喜剧性审视，将一种家园缺失的现代乡愁表达得淋漓尽致，使现代读者获得心灵的共鸣。
因此，贝娄的小说人物，几乎就是现代人的象征。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中，在不断拔根的现代人生活中，在满大街涌动着的无根的陌生人世界里，在大众文化的喧哗霸权中，贝娄的小说言说着无数人难以言说的苦恼。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贝娄谈到大众文化对人的思想和感受力的破坏：沉思能力遭到肢解，致使人们阅读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能力衰落了，即人的精神趋向虚浮。尼采也曾指出过类似的情形，说报纸取代了现代资产阶级生活中的祷告，这意味着忙乱、廉价和短暂之物替代了日常生活中沉积下来的永恒之物。贝娄接着说，如今电视又取代了报纸，“人类所支配的技术，是世界奇迹，但驾驭技术的心灵，却远远落后于计算机和人造卫星”。而今天，互联网正在覆盖一切，无数的终端接收器占领了人们的思考时空，汹涌澎湃的信息潮流正裹挟着人们茫然的生命旅途。因此，困顿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贝娄的小说人物，便成为我们今天反照自我的一面面镜子。
重要的是，贝娄面对此情此景有其坚实的积极态度，他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说，“我们正试着和把我们打翻在地的事实共处”,“价值标准王国和事实王国并不是永远隔绝的”（《赫索格》）。在以上所有的场境中，贝娄骨子里依然持有着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其核心是传统犹太宗教文化的正义性、人性、博爱，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启蒙价值理念。这些理念散落在小说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故事与人物的基本精神支撑（所谓沦陷就是这些元素的被淹没，所谓存活就是这些元素的存活）。这样的理念游走于故事的夹缝里，明确的表达便是：我们是在不断地失败着，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学到了一点东西”；人类确实制造了一片一片的荒原，但并不能说明人类即将毁灭，在这些失败与痛苦中饱含了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在批判中不断努力去寻求和重新建构人性道德。同时，贝娄也十分看重文学艺术，认为艺术中珍藏着人性，“文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作家相信个性和人性的精神力量”。因此，在他90岁高龄之际，还和朋友一起创办纯文学刊物《文坛》，当时被读者称为“医治我们每个人都患有的人类萎缩症的一剂良药”。
这是贝娄的努力。他以自己60多年的创作，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也留给了后世有关人性、艺术的无限启示。
[1]祝平：《国内索尔·贝尔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刘象愚：《试论索尔·贝娄的创作》，见汪介之、杨莉馨主编《欧美文学评论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73页。原载《外国文学研究辑刊》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乔国强：《贝娄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见总序第5页。该书对国内外贝娄研究成果及其主要观点有详尽的概括。
[6]〔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在这里，利奥塔将自己的概念和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连接起来了。
[7]〔英〕丹尼斯·斯密斯：《后现代性的预言家：西格蒙特·鲍曼传》，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8]宋兆霖主编：《索尔·贝娄全集·第十四卷》，李自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9]宋兆霖主编：《索尔·贝娄全集·第十四卷》，李自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