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观赏活动是人类重要的审美活动方式之一，对观赏活动尤其是艺术观赏活动的研究一直是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观赏活动作为一般的精神活动与美育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这必然需要我们从文明层面对观赏活动进行理论总结，使其能够为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学理准备和理论支撑。因此，对观赏文明的研究势必成为21世纪以来非常重要和亟待梳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观赏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样式，当然并非从今日始；而它作为理论命题的提出与倡导，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和人们的文化生活文明水准关系至为密切，在当今的社会公共文明建设及个人人格修养等方面占有了非常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看，涉及观赏的活动日益增加，观赏方式也越加多样化，而作为观赏者自身的文明意识和行为方式，是社会精神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赏活动的对象与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如对美术馆、博物馆藏品的观赏、对文艺演出的观赏、对影视剧的观赏、对自然风光的观赏、对体育赛事的观赏等。观赏活动古已有之，如古罗马的角斗场、中国古代的勾栏瓦舍等，都是公共观赏的场所。不同类型的观赏会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要求，观赏芭蕾舞、交响乐和观赏二人转，在行为规范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观赏活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大面积展开和大幅度提升的。观赏活动也更多地普及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尽管如看戏、看电影也并非是少数人的专利，但因为物质条件的窘迫和可观赏对象较为匮乏，观赏活动还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改革开放之后这数十年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文化生活的质量、样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发展，尤其是电子媒介的普及和电子影像成为人们观赏的主要对象，为观赏活动注入了历史性的变异。西方文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如芭蕾舞和交响乐这种高雅艺术形式，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旅游的开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世界各地，都成为人们观赏的重要内容。可以认为，观赏活动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观赏活动中不文明的因素也是普遍化的。这些因素妨碍着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程度。观赏文明的提出源自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整体提升的要求。
在精神文明领域中，我们以往对于观赏文明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也未曾有过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建构。而从当下中国的精神文明发展的现状看来，观赏文明已经到了必须关注和提升的时候。中华民族作为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民族，在观赏文明方面形成了与西方迥然有异的范式，有着独特的观赏文明传统，即便是在观赏活动的对象已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也仍然有着深刻的体现。这是需要加以总结和理论升华的。
从实践层面来看，观赏活动是覆盖到每个人的，或者说每个人都会成为观赏主体（从美学的角度也就是审美评价主体）。之所以将观赏文明凸显出来，并将之作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因为观赏文明所涉及的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紧迫性和普遍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观赏文明是从文明观赏而来，但却不止于文明观赏。观赏活动古已有之，即在当下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进行着的，而对于观赏文明的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则处于草创阶段。在我们看来，观赏文明对于市民文明素养的提升、人类文明的学理性建构都有着时代性的意义以及现实的迫切要求，对于人类的整体审美发展，其理论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观赏文明有着颇为丰富的内涵，也有着可以纵深发掘的广大空间。观赏文明的外延也是颇为广泛的，这是因为人类生活越来越具有美的品格。可以观赏的对象可以说是无所不在，除了艺术观赏之外，当然还有如自然美的观赏、社会美的观赏等。大众传媒所呈现的视觉文化的环境，也为我们提供了普泛性的观赏契机，如地铁车厢的电视同样是我们的观赏对象，都市的优美环境，也时刻在为我们提供观赏的机缘。“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时代性的症候，共时性地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可供我们观赏的东西实在太多，甚至包括反观我们自己。
观赏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一种形态，从人学的思维向度来看，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提升途径。对象的特殊性和时代性，造就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特殊性和时代性。观赏文明研究应该是从具体的观赏种类的观赏方式出发来进行建构的。从感觉的意义上来发展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论述，是与感觉的能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等于说，对象成了他本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受与耳朵不同，而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恰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之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方式。因此，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在这种情形下，人的感觉能力必须变化与提高，以期形成人的本质力量之当代化。
观赏是一种直接的审美，这是无异议的。观赏之“观”是视觉直观，其对象应该是以视知觉（或视听一体化）来直接观看到的艺术形式。观赏之“赏”，则是一种超越了视觉直观的玩味欣赏。有了“赏”，就淡化了直接的视觉印象带来的官能刺激，而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审美场域。有“观”而无“赏”，还难以进入审美层面；而无“观”,“赏”也就无从谈起，“观”是“赏”的前提和基础；“赏”是“观”的整合与升华。从审美主体而言，观赏者的艺术修养和文明素质成为决定观赏质量的前提。观赏文明研究的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
同样是艺术观赏，不同的艺术形式决定了不同的观赏方式。比如芭蕾舞、交响乐、歌舞晚会等是在公共的演出场所，绘画观赏则是在展览馆、博物馆里进行，体育比赛的观赏可以在现场感受那扣人心弦的气氛。这就对不同艺术形式、不同场域的观赏提出了不同的行为举止要求。中西方艺术、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也有着许多的不同观赏方式的传统，这些都是观赏文明的研究内容。
艺术观赏的对象应该是美的外观或者说是形式，是一种感性的观照。具体来说是以视觉为主的，如造型艺术中的绘画、雕塑，综合艺术中的电影、电视、戏剧、戏曲等，中国艺术中的书法等，都是可以观赏的艺术种类。它们之间由于媒介的不同而有不小的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从直观的形式中得到审美的愉悦。观赏是通过视觉或视听一体化的途径进行的，观赏者进入到一种文化与审美场景之中。有的艺术样式，如诗歌，是供人们阅读吟味，从而在头脑中引起审美联想，呈现出由文字转换出来的幻象，并形成完整的意境。但因它与直接的视觉观照并非一回事，所以不是我们所说的观赏，而像戏剧戏曲、音乐、舞蹈演出、电影电视、绘画、书法等用眼睛直接观看和欣赏才是我们所说的观赏。
观赏不是小众化的，应该是大众的、普遍的。人们的生活因为有了审美的普遍而有了更高的品位。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倡导的价值观和状态，那么，艺术观赏在其中应该占很大的份额。观赏可以使人得到轻松感，得到娱乐，得到生活的幸福感，也可以从中得到做人的尊严。观赏是在人们克服了异化劳动之后才能进行的审美活动，是人性得到提升和丰富的中介环节。因为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主体自身的感觉能力和审美素养是一个重要指数。培养更多有艺术修养的观赏者，可以大大增加艺术生产数量，并提升其质量，同时，也是市民精神文明提升的一个标志。马克思从人学的高度论述了人的感觉之于人的感性的丰富性的重要意义，他说：“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马克思在《手稿》中的阐述其意义之深刻与普遍，当然远非我们的论题可以限定的，但确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艺术观赏对于人的感觉能力的提高，对于人性的丰富和完善，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观赏活动有充分的娱乐因素，同时也使人的审美变得非常能动和自由。在观赏中的娱乐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天性，那种排斥娱乐的倾向是不足取的。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在的娱乐类节目过于低俗，粗制滥造，缺少艺术的品位感，缺少应有的审美含量，这当然也带来了观赏中的不文明现象。这类节目的制作者称不上艺术家或艺术生产者，其自身便是庸俗不堪的。他们以自己的低下来揣度观赏者，以为如此便能使收视率走高，这其实是对娱乐的亵渎。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在谈及娱乐的社会功能时认为：“充填自由时间的两种类型的艺术适应它的这种结构：一种是主要用于休息的艺术；另一种是这样的艺术作品，掌握它们是‘较高级活动’。所谓‘轻松的’艺术体裁——惊险文学、喜剧影片、轻音乐（舞蹈音乐、小歌剧、游艺歌曲）等属于第一种类型。……当人们谈到艺术的娱乐功能时，往往指的就是这类定向于休息的艺术创作。但是，这不正确。娱乐意义为任何一种艺术、其中包括最严肃的和沉重的艺术所固有，因为这样的艺术也具有游戏因素，能够产生审美快感。”[3]斯托洛维奇所说的“娱乐”，其实是比我们所说的外延要更为宽泛，而他认为严肃的艺术作品也有娱乐因素的观点，拓展了我们关于娱乐的认识。
艺术观赏的“娱乐”并非仅供一笑，而是往往在轻松快乐中给人留下回味，寓含着某些人生的道理。但这个过程不应该是刻意的，如果刻意地将教化的内容装进娱乐的盒子，会使观赏者“反胃”，从而失去了娱乐的功能。斯托洛维奇辩证地揭示道：“专门用于休息的‘轻松’艺术同‘严肃’艺术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在‘轻松’艺术中，例如在喜剧创作中，可能隐蔽着非同儿戏的深刻，同时又以自己的通俗性、愉悦性和娱乐性吸引人。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促进休息和精力的恢复，而且是个性精神创造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严肃’艺术为了吸引广大观众的注意和兴趣，也应该使读者、观众、听众入迷，以意料不到的情节转折避免让人生厌。”[4]艺术观赏中的娱乐因素，是应该有这样的效果的。娱乐应该是没有外在的功利目的的，它所满足的是人的内在需要，是身心放松的需要。正是这一点，使之成为观赏文明不可缺少的内涵。但这不能成为低俗趣味的藏身之地和借口，把那些低级的甚至淫靡的东西当作娱乐来推销，这是对观赏者极大的不尊重，对其灵魂的重度污染。娱乐不等于低俗，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很多娱乐性强的作品，同样有很高的思想品位。卓别林的喜剧电影不正是这方面的经典吗？我们并不要求娱乐性的节目都有很深很高的思想性内涵，但是却绝不能将娱乐和低俗混为一谈。
观赏文明对于美学和美育理论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美学发展到今天，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20世纪的哲学思想已经和传统的哲学理论有了颇为明显的不同，作为人的世界观的重要部分审美观，深受那些林林总总的新的哲学派别的影响，而提出了很多新的美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使传统的美学理论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传统的美学理论被深刻质疑，而碎片化的后现代思潮却无法拿出系统的美学思想。波德里亚、布迪厄、福柯等思想家，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一些消费社会的文化结构和审美特征，无疑是非常具有震撼力量的。贝尔和詹姆逊等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批判，也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但这些都代替不了对于美学理论的延续与建构。“观赏文明”这个命题的提出，当然也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使命，但它的建构性质可以使我们得到美学理论方面的生发。审美的现实与以往的审美颇为不同，如果按着康德的经典美学观念“美是无功利的”，那么，当今时代的大量审美现象都要被排除于审美之外，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著作，基本上是对当代文化现实的描述，在与传统美学的衔接和发展方面，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观赏文明无疑有社会学的意义，但从美学角度来看，价值尤为突出。观赏文明当然不限于艺术观赏，但是艺术观赏却可以最为典型地体现观赏文明的审美本质。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与其审美观的变化深切相关，而观赏文明正是人的审美观的直接反映。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范围是将观赏限制于艺术观赏之中的，当然，这个“艺术”也还是广义的，如园林艺术、公共艺术、城市设计艺术、数码艺术等，都包含在艺术范围之内。在审美领域，观赏是最具感性直观的性质的，尤其是视觉的直观性质。观赏本身是不可以脱离视觉直观的方式的。图像作为观赏的主要对象，与传统的“图像”含义已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不可以混淆认识和考量。图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突出的文化元素和审美元素，以至于有许多著作和文章谈论图像的问题，使之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关键词。而如果将现在的图像与传统的“图像”混为一谈，这种探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在《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一文中为图像作了一个界定：“我们所说的‘图像’包括视像、影像等指的是凭借当代的大众传媒，通过电子等高科技手段大批复制出来的虚拟性形象。”[5]其初衷就是为了使当代的电子图像和传统的视觉形象区别开来。图像在当代的审美现实中已经是最为普遍的对象。它不仅存在于电影电视中，其他的艺术样式中也都以这种电子图像为新的审美要素。如戏剧戏曲的舞台背景，综艺晚会的舞台设计，购物中心的广告，等等，往往都是以高清晰度的电子图像吸引着人们的视觉。它们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使我们似乎置身于这种被波德里亚称为“仿像”的炫惑之中。
与当今时代对图像的消费密切相关，但是观赏活动本身的理想状态是在视觉直观中的升华。这本身便是一个当代性的审美话题。面对图像的视觉直观会给我们带来更为强烈更为明快的审美快感，这一点当然是不同于面对文字的“思而后得”的。但视觉的审美快感，并非是以牺牲理性的内涵为其必然代价的。好的艺术品，必然蕴含着其真理性。相反，当代电子图像构成的艺术品，如若其自身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真善美的意蕴，会以更为直接、更为明快的感官效应作用于审美主体的心灵。面对艺术品的观赏，无疑是一种直接的审美活动。观赏不仅是一种视觉直观，而且是当下的超越，也就是在视知觉生成的同时，得到心灵的净化与提升。这对于观赏主体的品位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观赏文明的研究不能止于表层因素，仅是简单化地归纳概括，如此则会丧失其纵深开掘的空间。观赏文明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美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重要的理论领域，既可以从这样一些理论角度进入把握，同时观赏文明研究也可以使这些领域得到学理性的深化。观赏文明研究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剖析时下大量存在的不文明观赏现象，揭示其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明确观赏活动的一些文明规范，为政府决策和公共管理提出有效可行的理论支撑，是观赏文明研究的主要现实落脚点。
观赏文明研究的重点，应该在观赏的人也即观赏者上。观赏文明研究必然要落实在对观赏主体的研究中。观赏文明并非是一项纯粹的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恰恰是当前适应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的步伐的迫切需要。观赏文明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程度，是精神文明的外显层面。反之，观赏文明的建构与提升，一定是以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为基础、为底色。因而，在观赏文明研究中，观赏主体的研究，才是重中之重。因为观赏对象、观赏类型的不同，观赏主体的角色也并不完全相同。如观赏文艺演出的是观众；观赏旅游风光的，是游客。我们的研究中，称为“场域”。作为观赏主体，在不同的场域，从观赏文明的角度讲，其行为规范也不尽相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课题的重要研究内容。
观赏活动古已有之，而且是人类的文化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观赏文明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有着颇为深厚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它是与不同民族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的。观赏文明到今天被作为一个文化的或审美的范畴得以提出，得以研究，实际上是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标志。而在现实社会的诸多文化活动中，缺少“文明”的表现实在太多，以至于使中华民族的形象蒙羞。观赏文明这个范畴，既是对人类文化史上的观赏文明的概括提升，也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救治。
在观赏文明的理论话语中，关于观赏主体，名为“文明观众”。对于文明观众的研究，也是以历史与建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文明观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由于场域的区别，而有不同的文明规定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观众的历史。这一方面，足以作为人类审美历史的重要部分，惜乎之前的美学研究，很少将眼光放在观赏文明上面。我以为这正是美学研究可以拓展的领域。美学研究中审美是其最为主要的问题，审美所涉及的方面当然是面对各种对象，审美本身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然而，美学家们却罕有将观赏活动作为特殊的审美方式来加以研究的。然而，观赏活动本身确实就是人的审美最为典型、最为直接的审美过程。观赏本身又具有行为的规范性乃至仪式性。对于观赏的审美研究，是观赏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观赏文明的深度探察。
观赏主体就是审美主体，同时也是特殊的审美主体。不同民族的观赏主体，形成了不同的观赏行为规范和观赏心理机制，当然，不同民族的观赏文明之间也有颇多相通或相同之处。对于观赏主体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角度，从而体现出与一般的美学研究的独特方法与视点。观赏心理机制，就是观赏主体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对于观赏心理机制的分析，为观赏文明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基础。互动研究也是对观赏主体进行深入考察的一个独特视角。因为在观赏活动中，观众与艺术家、与艺术品的互动，是最为普遍的现象，是直接激发观赏主体特殊的审美体验的直接因素，这种特殊的互动过程，形成了在观赏活动中发生的特殊审美心理状态，这是可以为美学心理学提供新的理论资源的。关于观赏文明的目标性研究，也可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本课题对于观赏主体的研究，与以往对于一般性的审美主体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即便是从审美心理的角度考察，以往的美学研究，也基本上是静态的，或者是与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脱离的。而本课题的观赏主体研究，却是有着明显的和自觉的动态考察的意识，并采取了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可以预期，这为会之后的美学研究打开一条不同的道路。课题本身的目标与功能要求是为北京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囊式的参考，这就使本课题的研究一定要“接地气”，接北京的地气，也接当下中国人的观赏现状的地气。课题成果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北京市民公共艺术观赏状况的调研与建议，这里面又包括了相当大规模面向大中学生及市民的调查问卷，以及对艺术观赏现状所作的分析，还有对政府管理部门所提出的建议。这是本课题的目标和功能所要求的。然而，笔者及课题的研究团队，都是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理论探讨有着天然的兴趣与追求。所以，这个观赏文明研究的课题，就不局限于北京市的观赏文明生态环境，而是从中华民族的文明及美学理论的发展角度来进行观照。这两个向度的结合，使本课题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格局。
这种方法论的尝试，使我们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历史的积淀也好，现状的调研也好，作为研究工作，除了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应有的建议，同时，更能为理论的提升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理论之树并非不能常青，社会生活能够为之注入使之不断生长的活力。观赏文明研究，也已成为审美理论领域的一个新的论题，开拓了关于审美的崭新视野；同时，也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囿于课题的性质，本书还是一个初步的建构，但是可以预见它的广阔理论前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相关讨论，使观赏文明这个论题向纵深展开。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页。
[3][爱沙尼亚]斯托洛维奇：《艺术活动的功能》，凌继尧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