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学术是一种纽带，也是一种情缘。共同的社会关注与思考，共同的学术旨趣与追求，可超越代际差异，升华为一种具有形上意蕴的主体间情感。2010年以来，因为聚焦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学术研究，我这个50后与80后的张玉磊博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张博士是一位很有学术定力和修为的青年才俊，多年来致力于风险评估与危机治理领域的研究，笔耕不辍，成果颇丰，我常常由衷地赞叹：后生可畏矣！不过，对我这个先行的老者，他也有几分也许是源自心灵的敬意。近日，张博士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的最终成果——《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一项制度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专著），即将出版，邀我作序，我虽然觉得自己似乎少了点分量，但仍欣然应允。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是以人民立场为根本，以善治为目标，以社会风险和危机治理关口前移为特征的一项制度创新。这项制度，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实践到中央政策认可并推广的过程。如今，它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关注现实，研究现实，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应然取向。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一经出现，便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思考。这反映了学者们的学术敏感、思想敏锐，更彰显了学者们的学术担当。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社会描述、社会理解、社会说明、社会反思、社会批判、社会预见、社会创新与发展等功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在这个新领域的起始阶段，学者们主要着眼于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描述、说明、理解。自2015年左右起，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已进入了反思、批判、创新建构的新阶段，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创新建构特征日益凸显。应当说，这体现了聚焦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变化发展的历史地、具体地统一。

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的新阶段，学者们在肯定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取得显著进展、价值已初步显现、合法性无须存疑的同时，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以反思、批判、创新建构为特征的问题研究。在学者们看来，实践中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评估决定、评估目的到评估过程、评估结果再到评估效果，从评估决策主体到评估责任主体再到评估实施主体，从评估的科学性到规范性再到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如：在评估决定方面避重就轻、舍难取易的选择性评估，在评估目的方面把评估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在评估过程方面的形式主义，在评估结果方面以迎合决策者需要为主导取向，在评估效果方面的评与不评没别样，等等。质言之，稳评存在失灵的问题。此外，它还存在着“介入性扰动”的问题，即它在防范、化解一些社会稳定风险的同时又滋生了一些社会稳定风险，或者不仅不能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反而会滋生了一些社会稳定风险。针对自己认定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应当说，学者们所言的稳评失灵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引起决策者和稳评参与各方的高度重视。至于说，稳评存在“介入性扰动”的负面效应，我以为我们不应浅表、近视地看待这个问题。稳评实践中当我们进行风险因素调查要求直接和重大决策的利益相关者沟通时，不止一次地遭到一些基层组织负责人的委婉拒绝。他们认为，在一个工程项目开工建设之前，虽然涉及征地拆迁，但老百姓若不知情便会风平浪静，而稳评调研人员一旦与利益相关群众见面，则会掀起波澜，从而增加基层工作的压力和难度。这种看法虽非毫无道理，但却比较肤浅、近视，因为矛盾终究是掩盖不了的，矛盾终究是要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老百姓有知情权，我们应当尊重群众，相信群众，提高群众工作能力，避免“本领恐慌”。换句话说，稳评即便产生“介入性扰动”的效应，也不是什么坏事。当然，如果是稳评工作人员方法偏颇、引导不当，则另当别论。

张玉磊博士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涵盖、跨越了两个阶段。在问题意识凸显、问题导向和创新建构特征鲜明的新阶段，他持续发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本书之中。在本书中，他详细阐述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机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历程，全面分析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存在的问题，认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为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其效能因诸多问题的存在而大大降低，如果不重视解决业已存在的问题，它的效能终将耗尽。所以，他基于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考量，运思谋划，提出了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基本思路，强调应当树立科学认知，从理念层面提高稳评机制的战略地位；优化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完善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强化制度执行，从实践层面提高稳评机制的运行效果，从而使稳评机制告别粗放式发展，走向精细化建设，最重要的是构建新型的稳评主体模式，即不同于政府主导或专家主导模式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以实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可持续发展。无疑，这种探索是大胆的，也是有益的。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完善是必要的，任何旨在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学术努力和实践探索都值得点赞。但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很多学者很欣赏环评、安评、能评、洪评等评价，主张稳评向环评、安评、能评等看齐。对此观点、主张，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环评、安评、能评等真的那么值得信赖吗？即便环评、安评、能评等真的值得信赖，那么它们是不是就真的值得稳评效仿呢？再如，本位主义的政府主导模式、实证主义的专家理性模式、建构主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等稳评主体模式，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它们是不是截然对立、不可相容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倘若没有政府主导，何以有效运行？还如，由国务院主导、推动的“放管服”改革对环评、安评、能评和稳评等工程类项目备案、核准、审批的前置或先行把关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有专家提出“多评合一”的主张，环评、安评、能评和稳评等均融入“多评合一”体系。对此，我们要探讨的是，“多评合一”何以可能、何以有效，以及在什么限度范围内可能、有效？如果将稳评纳入“多评合一”体系在总体上并不可取，那么稳评之路何以走得更好、更远？等等。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包括稳评研究在内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倾听时代的声音，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努力寻找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求解问题，真正做到以发现问题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和导向，以富有理论特别是实践价值的成果，回应时代的呼声，服务时代的变革、发展，造福社会和人民。也许，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担当，这种时代担当同时也就是历史担当。

徐贵权

2018年初秋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