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贝尔拉赫和鲁茨又坐到车里，布拉特尔开着车穿过溃散的警察和市乐队乐手，驶入林荫道。这时，这位博士终于气急败坏地爆发了：
“岂有此理，这个加斯特曼！”他大声喊道。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老人说。
“施密特来往于加斯特曼那里，用的是普兰特尔这个名字。”
“那么，这将会是一个警告呀。”贝尔拉赫回应道，但是却没有继续追问。他们朝着穆利斯塔尔登驶去，鲁茨就住在那里。现在本来是和老人谈论加斯特曼的合适时刻，但是有人一定不让打扰他，鲁茨心想着，随之又沉默了。到了布尔格茨尔，他下车了，只剩下贝尔拉赫一个人。
“我送您进城去，警长先生？”手握方向盘的警察问道。
“不，送我回家吧，布拉特尔。”
布拉特尔现在加快了速度。雨渐渐小了，是的，到了穆利斯塔尔登，贝尔拉赫片刻间突然沐浴在耀眼的阳光里：太阳穿破云层，又消失了，在雾霭和云山的追逐游戏中又露出脸儿，一群妖魔鬼怪，它们从西方云集过来，聚集在山前，在河畔的城市上方投下疯狂的阴影，一个没有意志的躯体，展现在森林与丘陵之间。贝尔拉赫疲倦的手抚摸着湿漉漉的大衣，那眯缝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贪婪地享受着眼前的奇观：大地多么美妙啊。布拉特尔停好车，贝尔拉赫向他道谢后下了公务车。雨停了，只是还在刮着风，湿漉漉冷冰冰的风。老人站在那里，直等到布拉特尔调转好笨重的车，当车又驶去时，他再次表示感谢。然后，他走到阿勒河边。河水上涨了，脏兮兮灰蒙蒙，一辆破旧生锈的童车漂过来，还有树枝、一棵小松树，随之，一只小小的纸船在水面上翩翩起舞。贝尔拉赫久久地观望着这条河，他爱阿勒河。然后，他穿过花园回到家里。
贝尔拉赫换上另一双鞋，然后才走进客厅，可是在门槛上停住脚步。有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正在翻阅施密特的文件夹。他的右手把玩着贝尔拉赫的土耳其刀。
“原来是你呀。”老人说。
“是的，是我。”另一个人回答道。
贝尔拉赫关上门，坐在书桌对面的沙发椅上。他一声不吭地瞧着面前这个继续镇定自若地翻阅着施密特的文件夹的人，一个近乎农民的人，平静而沉默寡言，清瘦而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对深陷的眼睛，留着短发。
“你现在自称是加斯特曼。”老人终于说道。
那人掏出一个烟斗，填好烟丝，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贝尔拉赫。他点上烟后，一边用食指敲着施密特的文件夹，一边回答道：
“这些日子以来，你对此一清二楚。你派那个小子来盯着我，这些报告都是你授意的杰作吧？”
然后，他又合上文件夹。贝尔拉赫望着书桌，他的手枪还放在那里，枪柄朝着他，他只需要伸出手。然后他说道：
“我从未停止追踪你，终有一天会如愿以偿地证明你的犯罪行为。”
“你必须快马加鞭，贝尔拉赫，”那人回答说，“你的时间屈指可数了。要是你现在动手术，医生说你还能活一年。”
“你说得对，”老人说，“还有一年。我现在还不能动手术，我一定要拿你归案。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机会。”那人确认说。接着，他们又沉默起来，无比漫长，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人重新开口说，“我们第一次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某一个破败不堪的犹太人酒吧见的面。当年邂逅时，月亮像一块黄色怪异的瑞士奶酪悬挂在云层之间，透过那朽腐的屋梁照耀在我们的头上，我对此记忆犹新。你呀，贝尔拉赫，你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刑警专家，应邀从瑞士来到土耳其服务，为了进行某些改革。而我呢——我当时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冒险家，现在依然如故，渴望认识我这个唯一的生命，认识这个同样唯一而神秘的星球。我们第一眼彼此就情投意合。当时，我们面对面坐在身穿长袍的犹太人和脏兮兮的希腊人之中。我们当时畅饮的烧酒何等奇妙啊，那些用什么枣发酵成的白色饮料，那些用敖德萨周围生长的异国谷物酿成的燃烧的海洋，我们把它们灌进喉咙里，它们在我们的心里变得强大，使我们的眼睛就像炽热的火焰一样透过土耳其的夜空闪闪发光，使我们的谈话变得火热。噢，我多么喜欢怀念这个决定你我生命的时刻啊！”
他大笑起来。
老人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地注视着他。
“你还能再活一年，”那人接着说，“而你跟踪了我四十年啊，穷追不舍。这就是报应。贝尔拉赫，你可记得，当年在托凡那城郊那个污浊的酒馆里，被笼罩在土耳其的烟雾中，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吗？你的看法是，人是有缺陷的，事实上，我们绝对不可能满有把握地预先判断别人的行为方式，我们也不可能考虑到渗透进一切的偶然情况，这就是绝大多数犯罪行为必然要被揭露出来的原因。你把犯罪行为称之为愚蠢行为，因为人不可能像棋子那样随意被摆布。而我则提出了与之相反的看法，更多是为了反驳，而不是信服，恰恰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导致犯罪，而它们是不可能被识破的。出于这个原因，绝大多数犯罪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且也意想不到，好像无影无踪地发生了。当时，我们继续争论不休，有那个犹太老板一再给我们斟上那地狱般燃烧的烧酒的诱惑，更多还有我们年轻气盛的诱惑，于是我们忘乎所以地打了赌，正好是月亮落在了不远的小亚细亚后面，一个我们无畏地打到天上的赌，我们简直无法遏制一个可怕的玩笑，即使这是一个亵渎上帝的行为，只有那出人意外的结局像神使鬼差一样刺激着我们。”
“你说的没错，”老人平静地说，“我们当年是彼此打了这个赌。”
“你就没有想过，我会信守约定的，”那人笑着说，“第二天一早，当我们在那个糟糕的酒店里昏昏沉沉地醒来时，你躺在一条朽腐的长凳上，而我则躺在一张被烧酒弄得湿乎乎的桌子下面。”
“我们可没有想过，”贝尔拉赫回答说，“一个人会有可能信守打赌的约定。”
他们沉默了。
“我们别兜圈子了，”那人再次开口说道，“你的忠诚绝对没有陷入受到诱惑的危险，但是你的忠诚却诱惑了我。我打了这个大胆的赌，当着你的面犯罪，而你似乎无能为力来证明我所犯的罪行。”
“三天后，”老人一边低声说道，一边沉浸在昔日的回忆中，“当我们和一个德国商人走过马穆德大桥时，你当着我的面把他推到水里了。”
“那个可怜的家伙不会游泳，而你在这方面也不过是半斤八两，在你不幸地试图救人后，人们却把淹得半死不活的你从金海角那浑浊的波浪中拉上了岸，”那人毫不动摇地回答道，“这个谋杀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土耳其夏日，从海上吹来阵阵令人惬意的微风，在一座人来人往的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这个欧洲殖民地的一对对情侣之中，在穆斯林教徒和乞丐之中，尽管如此，你无法提供我的任何犯罪证据。你让人拘捕了我，全然徒劳。几个钟头审讯，一无所获。法院相信了我立足于这个商人自杀的辩护。”
“你能证明那个商人面临破产，并想通过欺骗手段来徒劳地挽救自己。”老人苦涩地承认说，脸色显得比平时更加苍白。
“我会精心挑选我的牺牲品，我的朋友。”那人大笑着说。
“就这样，你成了一个罪犯。”警长回应道。
那人心不在焉地把玩着那把土耳其尖刀。
“我是有点儿像罪犯，我现在也不敢否认，”他终于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罪犯，而你也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刑警：然而，我总是先你一步，你永远都不会赶上我。我一如既往地像个灰色的幽灵一样出现在你的人生轨迹上；我一如既往饶有兴致地在你的眼皮底下犯所谓越来越大胆、狂妄，乃至亵渎上帝的罪行，但是，你始终无法证明我的犯罪行为。你可以战胜那些傻瓜，但你却战胜不了我。”
然后，他一边说下去，一边专注和取笑似的观察着老人：“我们就这样活着。你活在你的上司的管制下，活在你的警察领域和污浊的衙门里，始终勤勤恳恳、一级接一级地攀爬在那微不足道的成就的梯子上，与盗窃犯和伪造者纠缠，与那些永远都过不上正常生活的可怜虫纠缠，与那些浮出水面的可怜巴巴的凶犯纠缠。我则截然相反，时而在黑暗中，在无望的大都市的丛林中；时而在地位辉煌的光环中，胸前戴满了勋章。如果有兴致，可以目空一切地做善事；一旦情绪发生了变化，则喜欢干坏事。一种多么冒险的游戏啊！你渴望摧毁我的生存，而我则奋不顾身地维护我的生存。说真的，一个黑夜把我们永远捆绑在一起了。”
这个坐在贝尔拉赫书桌前的人拍起手，这是一声独一无二的、冷酷无情的拍击：“现在，我们都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大声喊道，“你回到了你的伯尔尼，几乎一事无成，回到了这个萎靡不振庸俗不堪的城市里，谁也弄不清其中真的还有多少死气沉沉的阴暗，还有多少生气勃勃的阳光。而我则回到了拉姆波因，况且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情绪：人要活得有始有终，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村子里，不知哪一个早就作古的女人曾经生了我，没有太多考虑，也纯粹毫无意义，就这样，在一个雨夜里，十三岁的我也偷偷地逃走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又回来了。放手吧，我的朋友，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了。死亡在等待着。”
就在这时，他的手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抛出那把刀子，正好锋利地擦过贝尔拉赫的脸颊，深深地扎进沙发椅里。老人一动不动。那人大笑着说：
“这么看来，你以为我杀害了施密特？”
“我要调查这个案件。”警长回应道。
那人站起身来，拿起文件夹。
“这玩意儿我拿走了。”
“终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地证明你的犯罪行为，”贝尔拉赫此刻第二次这样说道，“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文件夹里是施密特为你搜集到的唯一的证据，即使微不足道也罢。没有这个文件夹，你输定了。你没有抄本或者照相副本，我了解你。”
“没有，”老人承认说，“我没有这样的东西。”
“难道你不想拿枪阻拦我吗？”那人嘲讽地问道。
“你把子弹都卸掉了。”贝尔拉赫一动不动地回应道。
“正是如此。”那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他从老人身旁走过，门开了，又关上了，外面还有第二道门。贝尔拉赫依然坐在沙发椅上，脸颊贴在刀子冰冷的钢刃上。然而，他突然拿起枪往后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了。他跳起来，冲进前厅，随之来到门口，他拽开门，枪握在手里。
街上空空如也。
接着，疼痛发作了，巨大、猛烈、针刺般的疼痛，一轮红日在他的心里升起，将他抛到床上，使他蜷缩成一团，让他浑身冒火和颤抖。老人像动物一样手脚并用，爬来爬去，在地毯上打滚，然后又停歇下来，不知在房间什么地方，在椅子之间，浑身直冒冷汗。“你怎么啦？”他轻轻地叹息着，“你到底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