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读
钦蒂奥·比铁尔[1]
如果说在拉丁美洲为自由解放而战期间，从玻利瓦尔[2]时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曾经涌现过一位能够让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为之倾倒的英雄的话，那他就非切·格瓦拉莫属。自从去世之后，格瓦拉便成了当今世界的一个神话。而且，他散发出的年轻的生命活力似乎从未离我们而去。恰恰相反，他神话般的地位愈发凸显出了他的朝气蓬勃，再加上他还是位勇敢无畏、清廉纯洁的人，他的这些品质就是其个人魅力的奥秘之所在。
一个人若想成为一个神话，并成为许许多多散落而又热切的希望的象征，那么前提就是这样的人物应该为人严肃而且庄重。提出这样一个前提是对的，因为历史上的乌托邦需要一些具体的面孔来体现。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忽略了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品性。他们的童年时期、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以及他们的青年时期——这些在他们掌握引领我们前进的本领之前的时期——我们也应有所了解。我的言下之意并非要置他们的伟大品性于不顾，而大书特写他们那些平凡的或是家常的人生层面。我的意思是，了解了他们性格最初的形成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后期轨迹的起点了。
就切而言，尤其如此。一个沉默寡言、天性快乐但又严肃认真，同时也令人啼笑皆非的小伙子形象，在他与朋友阿尔维托·格拉纳多第一次旅行的记录里显得如此活灵活现。透过这些文字，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因哮喘病而发出的呼哧呼哧声也清晰在耳。他，如同他的音容笑貌一样，富有青春的气息。他的一生朝气蓬勃，即便在他成熟的岁月里，他的青春也不曾变淡。
《摩托日记》描写的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旅行。旅行的工具是一辆号称“大力神Ⅱ”的响声震天的摩托车。这辆摩托车承载着旅行者全心全意想要了解大千世界的心情，如风般自由地行驶在路上。（虽然这辆摩托车在半路就抛锚了，然而，它却赋予了这次冒险一种快乐的悸动。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了这种悸动。）该书是献给那样一些人的，对他们来说，青春不只是岁月的一轮，也蕴涵着诚挚的心灵与崇高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英雄传奇故事……”这位将成为二十世纪伟大英雄的年轻人在开篇部分如是说。“英雄”这个词使句中的其他词语都黯然失色了，因为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们无法不联想到切的未来，联想到马埃斯特腊山脉中那个矫捷的身影，联想到在玻利维亚克夫拉达-德尔尤罗[3]那个臻至完美的身影。
假如格瓦拉在年轻时代的冒险经历之后并没有成为一名革命者的话，那么，这本书的意义将会截然不同，并且我们也会以不同的心态阅读本书，虽然这种心态无法想象。在他写作本书之前，他还未成为“切”，但是，只要知道本书出自切之手，就会让我们坚信，他有预感，他可以预知人们会以何种心态来阅读他的作品。例如：
写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重新整理和润色这些日记的人，早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在“大写的美洲”之上的漂泊之旅改变了我，其改变之深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据——也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是一卷底片——它证明了一次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证明了他第一次“起程”走向外面的大千世界。而这第一次起程就如同他最后一次起程一样，带着“半无意识风格”的堂吉诃德式的梦想。并且，他的第一次起程，就如同对堂吉诃德一样，同样影响了他所有的意识。这就像“一位幻想家的心灵”经历了一次唤醒般的洗礼。
他们的旅行一开始大致上是往北美洲方向前进的，然而在一种完美的不可预知性的影响下，此次旅行最终实际上是往北美洲的“底片”（即南美洲的贫穷与无助）进发的，是对北美洲之于我们的真实意义的探知。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过途中我们会遭遇多大的艰难险阻，我们的眼里只有前方路上飞扬的尘土，而车背上的我们正风雨兼程，风驰电掣般地向北挺进。”虽然切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是他所看到的“路上飞扬的尘土”不就是何塞·马蒂[4]在搭乘“一辆普通的小客车”从拉瓜伊拉前往加拉加斯时所看到的尘土吗？它不就是堂吉诃德在游历的路上看到的尘土吗？它不就是“我们那可恶的枷锁掉到地上时扬起的尘土”[5]吗？在这片飞扬的尘土中，拯救美洲的灵魂出现了。但是，马蒂当时是自北而来，而切则是朝着自我进行心灵的旅行。对于自己的命运，他只看到了惊鸿一瞥，而我们通过阅读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也可探知一二。
切在他的日记中，形象滑稽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只名为“归去来兮”的小狗，它满脑子都是“飞行员的冲动”，从格塞尔镇到米拉马尔的途中，这只小狗就在摩托车旁一个劲地蹦来蹦去，跳个不停。若干年后，这只小狗重新出现在马埃斯特腊山脉中，而这次它却不得不被绞死，因为这只小狗“歇斯底里地狂吠”，导致了一次伏击行动的失败，让桑切斯·莫斯克拉（巴蒂斯塔政权中一位臭名昭著的陆军上校）侥幸逃脱。“它最后挣扎了一会儿，就一动也不动了。它四脚朝天地躺在那儿，小小的头耷拉在几根树枝上。”[6]但是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这本书中，经过该事件之后，另一只小狗又出现了，这只小狗当时躺在马尔贝尔德的一座小村庄中。
费利克斯拍了拍它的头。小狗看着他，费利克斯也回看了它一眼。然后他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心中都充满了内疚感。突然间，每个人都沉默了。小狗那温顺而又顽皮的眼神里似乎夹杂着一些怨气，我们的心不由得微微一震。就在这儿，在我们面前的是那只被谋杀了的狗，它正透过另一只狗的眼睛看着我们。
“归去来兮”归来了，它也果真名副其实。它使我们回想起了我们另一个伟大的阿根廷人——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7]。他曾如是评论过何塞·马蒂的从征日记：
诗人、画家、音乐家与神秘主义者们的语言都无法描述或表达这些情感与感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铭记于心，而无需作出任何回应，就像动物那样，它们会用沉思与专注的眼神记住一切。[8]
只要把《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与《摩托日记》稍加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两部作品的写作时间相隔十载有余，但是后者却为前者树立了文学榜样。《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的内容不偏不倚，行文坦诚直接，风格活泼敏捷，这些与《摩托日记》均有异曲同工之处。两部著作中完全相似的瞬间意识，使得各个简短的篇章显得凝炼统一。当然了，无论描写快乐还是悲伤，两部作品都流露着一股泰山压顶却不惊不慌的稳重感。
这并不是文学技巧，他所追求的只是忠实地再现自身经历以及达到叙事效果。当这两者都具备时，技巧自然就随之产生了，并且会适当地表现出来，既不会模糊作者的思维，也不会妨碍作者的心思，它只会帮助作者写出更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切运笔时酣畅淋漓，毫无踌躇不决，他的写作风格就这样形成了。经过岁月的磨炼，他的文笔会更加精湛，同样，他会以艺术家的愉悦感来磨炼自己的意志，但是他并不矫揉造作于文字：不喜多言、生性腼腆的他并不过分咬文嚼字，他只想用一支笔抒发不加修饰的诗歌意象，他用简约风格把这种意象变成了现实。他那“我——对我而言”的句式像圆环开开合合，合合开开，但却不过于频繁，从而形成一种藏而不露的风格。他笔下的散文明白显示出叙述文体那种细微的精巧，却毫不拖泥带水。他的散文介于情感描述（“决心已定的凶手留下了一路烧焦的营地，留下了阴郁与悲伤”，《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与寻找自我的叙事（“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这里通过我的嘴巴，用我的语言，将我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摩托日记》）之间，有时我们甚至觉得这些文字正注视着我们。
切的生花妙笔总是能将目之所及一一诉诸笔端。倘若一道风景确实怡人，到了他的笔下，这道风景就会显得格外亲切：
道路在地势低洼的山麓小丘间迂回前进，这便是雄伟的安第斯山脉的起点，然后沿着陡坡下行到达一个不起眼的、破落的小镇，与周围的雄峰峻岭、林木森森形成了鲜明对比。
偷酒以及其他一些荒诞不经的场景到了他的笔下也显得分外出彩：
现在倒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瓶酒也没捞着！在我假装喝得酩酊大醉、大撒酒疯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有人冲我不怀好意地讪笑。我们把那些人的面孔在心里过了个遍，希望能够发现蛛丝马迹，顺便找出小偷。
那种诡异的情景又出现了。在“周边探险”一章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夜幕降临，我们被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嘈杂声中。我们感觉每走一步似乎都在迈向虚空。”同样，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也有一段令人颇为费解的文字：“而后，在埋伏的过程中，一个诡异的时刻出现了：周围死寂一片。在第一轮射击结束之后，我们去清点死亡人数，然而公路上居然空无一人。”这种意象其实是真实世界带给我们的冲击：一方面是嘈杂之声，另一方面却寂静无声。
一只体形巨大的牡鹿像光一样闪过，身体在月光的映衬下闪着银色，它穿过小溪，然后消失在灌木丛中。像这样的大自然的震颤真可谓扣人心弦。（《摩托日记》）
在火把的照耀下，森林中（菲德尔的）声音与身影仿佛都在移动。这就是我们的领袖，他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
虽然这里提到了菲德尔的声音与声调，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无声的场景，仿佛我们只是在远远地观望。
在这本旅行日记中，堂吉诃德和卓别林式的场景时有可见：比如上文刚刚提到的偷酒；比如三更半夜两个年轻人被“一大群愤怒的跳舞者”追得落荒而逃；比如参加智利消防队；比如令人忍俊不禁的偷吃甜瓜的场景以及海面上浮起的一长列甜瓜皮；再比如，在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山间小屋里那张谜一样不可思议的照片……同样，这些场景似乎也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
作者在描写“大力神Ⅱ”几近报废时巧妙地运用了电影摄影技巧。我们全神贯注地盯着它，一声不发，仿佛真的是在看电影：
我紧紧地抓着手刹，但是由于焊接得不好，手刹也断了。有那么一阵子，我只看到两侧有许多牲口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模模糊糊的只能看清一点轮廓，而可怜的“大力神Ⅱ”在冲下陡峭的山坡时车速越来越快。万分神奇的是我们只擦伤了最后一头奶牛的腿，但远处却有一条河流正扯着嗓门冲我们嘶吼着。我赶忙把摩托车扭向了公路的另一侧。一眨眼的工夫，摩托车跃上了两米高的河堤，我俩夹进了两块岩石之间，所幸毫发未损。
这些年少轻狂的冒险经历中既有快乐、诙谐，也有自嘲。与其说冒险是为了追寻风景之美，不如说冒险是为了追寻风景之灵。突然蹿出的牡鹿身上就带有这种“灵”：“我们蹑手蹑脚，徐徐向前，生怕惊动了荒野圣殿的宁静，因为我们正在和它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对于宗教问题，格瓦拉向来是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这）两位助手怀着无比的宗教热情虔诚地等待着星期天（和烤肉）的到来。”然而，在这里却找不到一丝丝嘲讽的意味，尽管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大自然“圣殿”的隐喻性存在，并与大自然之“灵”息息相通——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自由思想家马蒂，在他的《纯朴的诗》里出现了这样的类似意象：“西班牙主教为其圣坛/寻求支持。/在荒野山巅/漫山遍野的杨树非我莫属。”[9]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在瓦尔帕莱索，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受害者是一个患有哮喘的老太太——拉乔康达酒吧的一名顾客：
那可怜的人太值得同情了。浓烈的汗臭和脚臭混合而成的辛辣气味充斥着整个房间，扶手椅上散落的灰尘更是弥漫其中，几把扶手椅就是她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了。除了哮喘，她还患有心脏病。
在完成了这样一幅凄惨破败的画卷之后，切的心又深深地被患者面目狰狞的亲属刺痛了。作为一名医生，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于是，他的良知开始逐渐被唤醒，而这种良知恰恰又指引他担负起他最终的神圣使命。于是，他写下了下面这段令人难忘的话：
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们明白了笼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生命中的极大悲剧。那一双双即将沉沦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丝对谅解的渴求，以及对那份失落于空虚之中的慰藉不顾一切的寻求。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偷偷上了一艘轮船，随船到了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那个时候，他们俩，或者说至少切，还相当迷茫：
那时（我们在圣安东尼奥号轮船上凭栏相依，眺望大海），我们明白了自己的天职，真正的天职就是永远沿着世间的陆路和水路进发。我们应该永葆好奇，洞察眼前的一切，发现每一个角落——但不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扎根落户，也不长期驻留，探究万物的本质，而是观其大略，浅尝辄止。
对两人来说，水路比陆路更加诱人。因为即便是匆匆过客，走陆路也免不了受羁绊，而水路则享有绝对的自由。“现在，我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又自由，又……”在作别齐齐娜的章节中，作者把这个诗行作为标题，告诉我们他已经把一切抛在脑后。但果真是这样吗？后来在面对一位身患哮喘的智利老太太时，切心如刀绞。很快，当他和一对在巴克达诺屡遭迫害的智利共产党工人夫妇结为朋友时，他的心再次被刺痛。
在寒夜中的沙漠里，这对夫妇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此情此景便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实写照。
像圣马丁[10]善良的儿子们一样，他们把毛毯分给这对夫妇御寒。
这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但同样是在这个时刻，我对这个至少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的人群产生了手足之情。
那种陌生感、深深的隔阂以及无畏的孤独，是他身上仍保留的令人好奇的气质。没有什么比冒险更孤独。堂吉诃德在陌生、疯狂的世界里偊偊独行，然而有一天，当他面对船上的奴隶和惨遭鞭打的儿童时，他的同情心却泛滥了。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11]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我是我自己和我周围的环境，”并把这句话作为中心思想。一般人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个人与环境之间紧密相依，个人是自我与环境的总和。当然，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因为从“我”或是“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尽管个人与环境密切相关，但它们却又截然不同，相隔遥远。在切关于初次“别离”的回忆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矛盾：
尽管这对夫妇的身影越发模糊，直至几乎消失不见，但那位丈夫异常坚定的面孔在我们脑海里无法磨灭。还记得他开门见山地邀请我们说：“来吧，同志！我们一起吃饭！我也是个四海为家的浪子。”只言片语隐隐表现出对我们漫无目的、寄人篱下的流浪的藐视。
这藐视究竟来自谁呢？来自那位谦卑的工人，还是来自切？或者不来自任何人，而是来自“寒夜中的沙漠”里的那次碰面。他们成为朋友，一起吃面包奶酪，一起分享毯子。他们刚擦出同情的火花，就承受了别离的痛苦。
总之，他们最终还是到了丘基卡马塔，进了矿山，见到了南方来的矿工们：
在这个巨大的矿区里，冷酷的效率和无力的忿恨如影随形。尽管满怀仇恨，它们还是走到了一起，一方面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投机获利的需要……
此时作者给出了强烈的暗示，接着他提出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在若干年以后的古巴，才为人们所觉悟到：
……是否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些矿工兴高采烈地扛起头下井作业，明知矿井对肺部有害，却依然从中收获极大的乐趣呢？他们说这就是矿上目前的情况，他们从矿井里挖出的煤发出通红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我不大相信。
实际上，一九六四年在古巴的时候，切曾把以上这些想法与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歌联系起来（我并不知道切在写以上的文字时是否已经熟知这些诗歌）。这位诗人这样写道：“随着太阳起舞，安能专心犁锄？……玉米收获之秋，休谈爱与风度！”
我引用这些诗的用意在于让人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请这位伟大的、绝望的诗人来到古巴，来看看人类在经历资本主义异化的所有阶段，在为自己套上剥削者的挽具做牛做马之后，是如何找到他们的出路，如何找回他们的角色的。现在，在我们的古巴，工作正被赋予全新的含义，工作也给人带来了全新的乐趣。[12]
然而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切写下的却仅仅是：“我们会看到。”在“丘基卡马塔”这章里，切再次目睹悲惨的现实。本章与一个“像现代戏剧中的一幕场景”一般的矿山小镇同名。作者糅合了印象、思考及数据，以冷静的笔触进行描绘。他写道：“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硅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也可能是在随后校订的过程中，切总结道：“摆在智利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身后那个指手画脚的美国佬。但从目前来看，这个任务实为艰巨。”令我们哑口无言的是，萨尔瓦多·阿连德[13]真的做到了。
他们两人搭乘过摩托车、卡车、小货车、轮船以及福特小轿车；睡过警察局、露天的星光下，还有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切还经常哮喘病发作。就这样，两人穿越阿根廷和智利，并徒步进入秘鲁。秘鲁的印第安人对他们震撼很大，就像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对马蒂造成的触动：
这些注视着我们穿过镇上街道的人们是一个被击败的种族。他们目光胆怯、近乎惊恐，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其中一些居民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们之所以继续生活，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习惯。
他们来到没落了的“石头王国”，帕查玛玛——即“大地母亲”的国度。“石头”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她接纳了人们从嘴里吐出的“嚼过的古柯叶”，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难”。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也被称为“世界的肚脐”，太阳神之女玛玛·奥克略将金色手杖插入泥土。这也是众神之神维拉科查选择的圣地——库斯科[14]。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正在进行纪念地震之神（也称为“棕色皮肤的基督”）的颇具巴洛克风格的游行。在人群中，南美人民看到了来自它的死对头——北美洲的一位不速之客：
在观看游行的印第安人中，我们不时可以瞥见一个金黄头发的北美洲人，他在个子矮小的人群中格外显眼。他手拿照相机，身穿运动衫，好像是（实际上也确实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记者……
库斯科的大教堂激活了格瓦拉的艺术细胞，他如是评论道：“金色没有银色的柔和尊贵，更不像银色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显魅力，所以整个大教堂装扮得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妇人。”在他到过的众多教堂中，唯独孤零零、破败不堪的贝伦教堂给他的印象最深。“地震之后，教堂钟楼的断壁残垣，就像山坡上一堆被肢解过的动物尸骸。”但他对秘鲁巴洛克风格的殖民地建筑物最具穿透力的评价，是在对利马大教堂的反差强烈的描述中作出的：
利马的艺术显得更有格调，带着一种轻柔优雅的气质：大教堂的塔楼高而优雅，也许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所有大教堂里造型最纤细的。在这里，库斯科奢华的木制品已经被抛弃而以金子代之。教堂中殿宽敞明亮，空气流通，完全不同于印加古城里那些黑暗阴森的洞窟。教堂中的油画色彩明快、喜庆，从画派风格来看应该晚于与世隔绝的梅斯蒂索派，因为该画派画的圣人总是黑暗阴沉、面露凶相。
切把四月五日到马丘比丘的游记写成了新闻稿，并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登在巴拿马的报纸上。其中仔细收集的数据和史料使得文章富于教育意味，这在他的个人日记里是看不到的。
堪与此文媲美的另一篇文章《大河岸一瞥》同样于巴拿马见报，时间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着重描写乘木筏沿亚马孙河顺流直下的旅行。这条木筏被戏称为曼波-探戈号——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谴责为探戈的狂热爱好者。尽管沿途充满艰难险阻，但这条木筏使格瓦拉和阿尔维托得以直击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的严酷生存条件。
上至孤耸的“神秘石墙”，下至民如草芥的亚马孙河的两岸，整个旅行就像是沿着南美洲的人种基因图行进。在圣巴勃罗的麻风村，当地人为二十四岁的切举办了生日庆祝会。庆祝会上切的慷慨陈词让听众仿佛看到了玻利瓦尔和马蒂的影子：“从墨西哥一直到麦哲伦海峡，我们同根同源，同属梅斯蒂索族。所以，为了消除我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我提议为秘鲁、也为拉丁美洲国家联盟，干杯！”
他说这些话并非一本正经，而是为了出口成章，他满怀自信地在演讲中抛开一切陈词滥调。后来他说：“我的演讲博得了满堂喝彩。”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六日于波哥大写给他母亲的信里（当中细述他在哥伦比亚的遭遇），他也表现出同样的自信。他再次提及他的“泛美国家独立演讲”，还说“结果这些引人注目的喝得酒酣耳热的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开玩笑地讽刺格拉纳多的感谢词时，他写道：“自诩庇隆后人的阿尔维托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长篇大论，惹得好心的送行者们捧腹大笑。”但对于麻风病人及他们的生活，他却使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口吻，想要克制地掩饰他的痛苦，却没能掩饰成功。切是这样描述他们离开圣巴勃罗麻风村时的情形的：
那天晚上，麻风村的病人齐聚一堂，为我们唱送行曲。一个盲人唱了许多当地民歌。伴奏的有吹笛子的、弹吉他的，以及一个几乎没有手指的手风琴演奏者。另外还有一个“健全”人客串，他不时吹吹萨克斯，弹弹吉他，敲敲打击乐器。这以后便是演讲时刻。四个病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虽然还是有点怯场。其中一个人还紧张得中途忘词，无法继续，直到后来出于绝望他才大喊：“为我们的两位医生欢呼三声！”随后，阿尔维托对他们的盛情表示由衷的感谢……
切在给母亲的信中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形（“一个手风琴演奏者，尽管右手的手指已经全不在了，但还将短棍缠在手腕上演奏。由于当地麻风病侵入神经系统的情况盛行，这些人几乎都落下残疾。”），并把它比作“恐怖电影中的场景”，本意是不让她太伤心，但效果似乎适得其反。很显然的是，他们分别的时候依依不舍，催人泪下：
病人们解开岸上的绳索，在悠扬的民歌声中，他们乘坐的这条木筏缓缓驶离了岸边。船上昏黄的灯火映在这些人身上，看起来就像幽灵一般。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在与麻风病人接触时，两人不仅为他们缓解病痛，而且还和他们在一起踢足球，谈天中向他们彰显了公正、友爱与博大的人性——这也解释了病人们为何如此心存感激。此时，我们已经可以觉察到切心中革命种子的萌芽。“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让我们自愿献身麻风病事业，那就是一路上我们遇到的所有病人对我们的真情。”当时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这份奉献会何等严肃、何等深沉，因为他们认为“麻风病”就是人类所有苦难的全部。
就像生活本身，这些日记里记录了悲欢离合，时而大起大落，时而谆谆教诲。在读完这些日记以后，在对这些日记进行评论以后——当然我的评论并非说尽了一切，仅供读者参考——我得出结论：到达加拉加斯时，切裹在行军毯里，周围拉美全貌尽收眼底，满心欢喜的他“嘴里喃喃念着各种诗句，不过都被卡车的嘈杂声盖下去了”。
对于最后一个章节“页边上的笔记”，我将不复赘言。因为本章庄严而可畏，朴实而独特，既不需要我的导读，也不容我妄加评论。实际上，这个给出深奥“启示”的章节应该编排在本书的开头还是结尾，我并不确定。切看到他的革命决心被“镌刻在夜空里”，他等待着命运的来临，等待着“伟大的指导思想将人类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以马蒂“我们的美洲”的眼光来看，这位受人尊敬的伟人将“骑着神鹰，横贯大陆上的浪漫国家，飞越海洋里的悲伤岛屿，撒播新美洲的种子”[15]。这个悲壮激昂的章节，像一道势不可挡的闪电，照亮了自称“二十世纪的小列兵”的切心灵深处那座“圣殿”。对这个人，我们的信念永不破灭。他总是手持护盾，感受着脚踝边上“驽骍难得[16]嶙峋的肋骨”[17]，“再度出征”。
注释：
[1]Cintio Vitier （1921—2009），古巴诗人、文学评论家。
[2]西蒙·玻利瓦尔领导了若干武装起义，帮助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击败西班牙殖民者，赢得独立。他的理想是建立南美洲西班牙语联盟。
——原注
[3]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切领导的游击队于该峡谷遭伏击。切被俘，并于次日遇害。——原注
[4]José Martí，古巴民族英雄，著名诗人、作家、记者和演说家。马蒂于一八九二年建立古巴革命党，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以及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他于一八九五年发动了独立战争，并在战斗中牺牲。——原注
[5]何塞·马蒂《作品全集》，哈瓦那，古巴国家出版社，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三年，第七卷，第二八九至二九〇页。——原注
[6]引自《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切·格瓦拉，海洋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另见于《切·格瓦拉读本》，切·格瓦拉，海洋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三十七页。——原注
[7]Ezequiel Martínez Estrada（1895—1964），阿根廷后现代主义作家。
[8]引自《革命者马蒂》，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哈瓦那，美洲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第四一四页，第一八四卷。——原注
[9]引自何塞·马蒂《作品全集》，哈瓦那，古巴国家出版社，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三年，第十六卷，第六十八页。——原注
[10]José de San Martín，阿根廷民族英雄，曾在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原注
[11]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人文主义者。
[12]引自切·格瓦拉《作品集》（1957—1967），哈瓦那，美洲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二卷，第三三三页。——原注
[13]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政治家，推崇马克思主义，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三年任智利总统。
[14]Cuzco，秘鲁中南部城市，十一世纪印加帝国都城。
[15]引自何塞·马蒂《何塞·马蒂读本》，海洋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〇页。——原注
[16]Rocinante，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的坐骑。
[17]引自《切·格瓦拉读本》，第三八四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