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阿瑟·柯南·道尔的一生

早年的生活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阿瑟·伊格内休斯·柯南·道尔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道尔家族是一个繁盛的天主教家族。他的祖父约翰·道尔（1797-1868）是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笔名“H.B.”。约翰生育了七个孩子，其中两个未成年便夭折了。其余五个孩子中，詹姆斯·道尔（1822-1892）、理查德·道尔（1824-1883）和亨利·道尔（1827-1892）也都是成功的艺术家。特别是理查德，当时极富声望。最小的儿子查尔斯·阿尔塔蒙·道尔并没有走上艺术道路，一生不得志，过得颇为坎坷。但是，查尔斯的儿子柯南·道尔却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约翰的女儿名叫安妮·玛丽·道尔（1821-1899），家人称为“安妮特”。

查尔斯·道尔十九岁时来到了爱丁堡，在政府里找到了一份建筑师的工作。他每年薪水不过两百多英镑，加上有好几个儿女，生活很拮据，有时也靠卖画增加些收入。柯南·道尔成年之后回忆说，父亲是一个“伟大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家族中的佼佼者”。但是查尔斯作为艺术家的天分从没得到过赏识。妻子玛丽·约瑟芬·伊丽莎白·弗利（1837-1920）是查尔斯住所房东的女儿，也来自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弗利家也不富裕，但是先人却属于爱尔兰的一个名门望族。

查尔斯和玛丽于一八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结婚，共生下十个孩子。分别是：

长女安妮·玛丽·弗朗西斯·柯南·道尔，于一八五六年出生，家人称为“安妮特”。阿瑟将大姐视为“家庭的顶梁柱”，因为她总是努力工作，减轻家庭的负担，还担负起教育弟弟妹妹的责任。一八九〇年，安妮特死于流行性感冒，未婚。

二女儿凯瑟琳·阿米莉亚·安吉拉，一八五八年出生，六个月之后夭折。

长子阿瑟·柯南·道尔。

三女儿玛丽·海伦娜·莫妮卡·哈里特，于一八六一年出生，两年之后夭折。

四女儿卡罗琳，一八六六年出生，儿童时期夭折。

五女儿康斯坦丝·阿梅利亚·莫妮卡·道尔，一八六八年出生，家人称为“康妮”。她是家中最美的女儿，曾做过家庭教师，一八九三年嫁给作家E.W．赫尔南。赫尔南曾经受到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的启发，反其道而行之，创作了著名的盗贼拉菲兹。他们育有一子，名叫阿瑟·奥斯卡。一九二四年，康妮去世。

六女儿卡罗琳·玛丽·伯顿·道尔，于一八六九年出生，家人称为“露迪”。柯南·道尔最喜欢这个妹妹。她也曾做过家庭教师，一九〇〇年嫁给莱斯利·奥德哈姆，育有一个女儿，名叫克莱尔。一九四一年，露迪去世。

二儿子约翰·法兰西斯·英尼斯·豪·道尔，一八七三年出生，家人称为“英尼斯”（或“弗兰克”等）。柯南·道尔对这位小他十多岁的弟弟关爱有加。英尼斯于一九一一年娶克拉拉为妻，育有二子，约翰和法兰西斯。一九一九年，英尼斯去世。

七女儿简·阿德莱德·罗斯·道尔，于一八七五年出生，家人称为“艾达”。一八九五年，她嫁给鳏居的表兄尼尔森·弗利，育有二子，珀西和英尼斯。一九三七年，艾达去世。

八女儿布莱恩·玛丽·朱莉娅·约瑟芬·道尔，一八七七年出生，家人称为“多多”。一八九九年，她与克里尔·安格尔结婚，育有一子，名叫布莱福德。一九二七年，多多去世。

柯南·道尔早年在本地一所学校就读，小时候便将大量时间花在阅读上。在自传《回忆与冒险》中，他写道：“据说，图书馆委员会曾经为我的事情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内部规定，要求借阅者每天换书不得超过三次。”他也喜欢街头粗野的生活，常常参与打架，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胜利者。母亲不希望自己心爱的孩子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虽然经济不宽裕，她还是决定将儿子送到一所好学校读书。父亲查尔斯坚持必须进入天主教会学校。最终，柯南·道尔于一八六八年进入斯通尼赫斯特就读。

斯通尼赫斯特是一家知名的英国耶稣会士寄宿学校，向来以管理严格著称。柯南·道尔后来并不喜欢回忆这段寄宿学校的生活。头两年，他在霍德的预备学校读书。这期间他一直思家心切，总是闷闷不乐。后来他进入本校，那里更为严厉，以中世纪的条规约束学生。课程也相当枯燥，包括三角、算术、语法、句法、诗歌、修辞等。柯南·道尔当时也涂鸦写诗，以阅读诗歌和法国小说为乐，但是对那些课程提不起兴趣。

除了夏天有六周假期，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学校。宿舍很冷，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要起床，用冷水洗漱。早餐是干面包和掺水的热牛奶，午餐和晚餐都相当简单，主要是干面包、鱼和土豆。学生们从来不能单独活动，总有一位牧师不论早晚看管着他们。

在这样的监督之下，柯南·道尔产生了反抗心理，尽其所能地想打破这种束缚。他和其他男孩打架，一有机会就逃出学校，买那些被禁止的食物吃，和镇子上的女孩眨眼调情。学校相信惩罚能改变学生，最常用的体罚方式就是用橡胶棒在每只手上打九下。打了之后手上往往青一块紫一块，就连开门、拿笔这样的动作都难以完成。如果情节严重，体罚的工具就会升级到桦树鞭。

在这几年里，只有在写信给母亲的时候，柯南·道尔才有片刻的快乐，这个习惯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一直保留着。在信中他向母亲诉说自己在学校里的郁闷生活，同时也和她分享自己的快乐。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他给母亲的信这样写道：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过去三个星期里，斯通尼赫斯特有两个可怜的孩子因为哮喘而死去。让我高兴的是图书馆新购进了五十本书。我们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天去教会，我今天早晨就去了。我的算术得了一等，正在学习几何和分数。

 

此外，运动也让他感到快乐。柯南·道尔尤其喜欢板球。他曾提到：“住在爱丁堡的时候，我很想进入当地一家板球俱乐部。这是一种叫人高兴的游戏，可以让一个人身体变得更强壮、健康，远比看病吃药强。”后来，他成为一流的板球选手，还闯入业余台球锦标赛第三轮复赛。一九一一年他加入英国摩托赛车队，参加了亨利王子巡回赛。

在斯通尼赫斯特的学习过程中，他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喜欢梅恩·里德的小说，这并不奇怪，里德的冒险故事深受当时青少年的欢迎。他也喜欢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罗曼史小说。司各特是历史小说的首创者，柯南·道尔日后创作历史小说，并且希望在这个领域名留青史也和崇拜司各特有关。此时他最热衷的是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包括他的诗歌《古罗马之歌》。他也动笔写诗，觉得自己不仅很享受写诗，而且也很擅长。在校最后一年里，柯南·道尔成了校刊的主编。他还将自己写的诗和剧本寄给巴黎的叔公——著名新闻记者迈克尔·柯南。叔公在读了他的作品后，写信给他的母亲：“毫无疑问，他具有这种才能，即使在每一个比较严肃的理念里，我仍在字里行间看到彻底独创的新意和富有想象力的发挥。”

柯南·道尔后来宣称自己在斯通尼赫斯特是一个成绩中等的学生，老师们对他都不太看重。不过从老师给他父母的信中却可以看出，大部分老师对柯南·道尔的评价都很高。而且在学业完成之后的更高一级入学考试中，柯南·道尔的成绩也非常不错。他完全可以进入一所大学深造，但是双亲和老师们都觉得他年纪尚小，因此学校建议他去奥地利福尔德克希教会公学就读一年。

奥地利的学习生活要比斯通尼赫斯特轻松很多。那里有温暖的宿舍，可口的饭菜。他什么书都读，这时接触到了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包括《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等。在奥地利，最奇怪的一桩事情要数柯南·道尔入选学校乐队。他个子高大，身强力壮，于是被选中吹低音大号。

从学生到医生

虽然柯南·道尔在文学上的才能被家人接受，但是面对家中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他所要做的应该是挣钱贴补家用。于是，家庭成员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建议他去爱丁堡大学就读医学专业。因为凑不出学费，柯南·道尔决定申请一项奖学金。他成功获得了奖学金的名额，但是阴差阳错，钱已经给了别人。无奈之下，他接受了一笔数量较少的资助，还是进入了爱丁堡大学。

在学习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科目之余，柯南·道尔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以赚取一些额外的小钱。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寄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不久便刊登了出来。这篇名为《赛沙沙山谷之谜》的小说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匿名刊登在《钱伯斯杂志》上。小说根据卡菲尔人的一种迷信，讲述了一个两眼发光的魔鬼的故事——它的眼睛其实是金刚钻。柯南·道尔认为编辑“把精华全部删去了”，但是，小说中仍然依稀可见许多他之后作品的特色，也可以看到爱伦·坡和布瑞特·哈特（他当时喜欢的一位作家）的影响。同年，第二篇《美国故事》发表在《伦敦社交》杂志上。后来他回忆道：“这一年我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填药瓶之外还有其他赚先令的方法。”

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见到了不少也在此就读的未来作家，如詹姆斯·巴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但是，对他日后创作福尔摩斯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约瑟夫·贝尔博士（1837-1911）。他是个擅长观察、逻辑推理、演绎和诊断的好医生，也是福尔摩斯最初的原型。

贝尔博士可以说出病人的习惯、职业、国籍，有时还有他们的名字，很少出错。贝尔博士声称，在处理疾病和意外事故时，所有仔细的老师都会首先教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个病例。这种识别取决于准确迅速地做出对病人因为健康状况的不同而产生的细微反应的正确评价。为了让学生们对这种工作感兴趣，教师引导他们进行更多的观察，就可以很轻松地发现诸如病人以前的病史、国籍和职业等。

一八九二年八月号《海滨杂志》上刊登了哈里·豪所撰的《与柯南·道尔医生一日谈》，在其中柯南·道尔回忆说：

 

我在爱丁堡遇到了一位激发我构思福尔摩斯的人……他的直觉能力简直不可思议。第一位患者出现，贝尔先生说：“我看你患的是酗酒病，竟然在外衣内兜里藏着一瓶酒。”另一个病人进来时，“皮匠，对不起。”然后他转向学生，并向他们指出那个人的裤子膝盖内侧破了，这正是此人跪在垫子上的地方，这是只有在皮匠身上才会出现的特点。

 

当然，贝尔博士有时候也会犯错。有一次，他推理出病人是乐团的成员，并且解释给学生说，这个人脸颊的肌肉麻痹，因为他总是费劲地吹乐器。于是，他问病人演奏什么乐器，但病人说自己是打鼓的。贝尔博士的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推理过程并不正确。

福尔摩斯有很多特征来自贝尔博士，不管是体形、面貌，还是思维时的习惯动作。关于这点柯南·道尔在一八九二年五月四日致老师的信中明确说道：

 

您可以完全相信福尔摩斯是以您为原型的，显然在小说里我可以将这位侦探任意地置于各种戏剧性的情境之中，但我不认为他的分析工作是对我亲眼见过的您在门诊室诊询时所造成的某些效果的夸张。围绕着我亲耳聆听的您所教导的演绎、推论和观察的方法，我企图塑造一个人物，他尽可能地把事物推向前去——有时推得很远——而且我很高兴，结果竟令您满意，您是最有权利予以严格评判的批评者。

 

还有一位教授也让柯南·道尔印象深刻，那就是威廉·鲁斯福德教授。他是一个说话大声、有力、充满自信的人。每当他上课的时候，人还没有进入教室，声音就已经从大厅里传来。柯南·道尔后来便以鲁斯福德教授为原型，塑造出了《失落的世界》中的查伦杰教授。

柯南·道尔想尽可能地减轻家庭的负担。他将一年的课程缩减为半年学完，这样可以用多余的半年时间赚钱。在医学院的第三年他应征去当助理医生。第一个雇主是理查德森医生，他在谢菲尔德为穷人看病。柯南·道尔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星期，后来又为其他几位医生当过助手。这段时间，父亲查尔斯因为酗酒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一八七九年，查尔斯辞去了原先的工作，被送入疗养院，余生便在疗养院中度过。此后，他疾病缠身，患上了癫痫、忧郁症、酒精中毒，也有传闻患了精神病。一八八〇年二月，柯南·道尔登上了开往北极圈的捕鲸船“希望号”，出任船医。这是一位同学介绍给他的工作，薪水是每个月两英镑十先令，船上每获得一吨鲸油，他还可以获得三先令的分红。

一八八一年柯南·道尔获得了医学学士和外科硕士的学位，接着又在“马约巴号”上担任外科医生。虽然从医学院毕业，但是，柯南·道尔没有钱买下一家诊所，也没有人能帮助他开业行医，前途并不光明。他鼓起勇气来到伦敦拜望家族那些有声望的亲戚。但是，亲戚们并不愿意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只是同意向天主教机构推荐他去当医生。柯南·道尔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接受这样的提议，那么他可以在英格兰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他已经不再信仰天主教。他告诉亲戚们，自己无法忍受在天主教教堂里担任公职。他已经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只相信在人类的理解范围之外，存在着神秘的灵界。这番言论让道尔家族相当震惊，他们的家族一贯忠于信仰，并且以此为荣。

在失去了亲戚的支持之后，柯南·道尔收到一位大学好友的邀请，去普利茅斯一起合作开业。这位校友名叫乔治·布德，是一位花哨、疯狂、富于幻想的人。大学里，布德曾经是橄榄球健将，他那些疯狂的计划和发明让自己名声大振。柯南·道尔的母亲并不信任布德，写信告诉儿子不要去普利茅斯。但是这份工作很有吸引力，于是柯南·道尔罕见地没有听从母亲的忠告。

到了普利茅斯，柯南·道尔发现，确实如布德所说，他已经在当地开设了诊所。布德宣称看病免费，以此招揽病人。他依靠免费给穷人看病吸引有钱的病人。他的药方十分不可思议，是个十足的庸医，与这样一个人搭档让柯南·道尔吃尽了苦头。最终，布德提出诊所太小，愿意提供给合作者每周一英镑，让他去别处开设诊所。柯南·道尔又借贷了一些钱，去朴茨茅斯的南海开了一家诊所。他拿着地图，将当地每家诊所标记在上面，最后选择了一处医生不太多、又靠近繁华的十字路口的位置，打算在这里租借房屋开业。正当行将开业之时，布德找借口取消了那笔资助。后来，柯南·道尔写了《斯塔克·门罗的信件》。小说中那位库林沃斯医生就是以布德为原型塑造的，而作者自己则化身为门罗。

柯南·道尔虽然有了自己的小诊所，但是起步并不顺利。一开始他整天坐在诊所里无所事事，没有一个病人上门。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他咳嗽着进了诊所。正当柯南·道尔打算为他诊断的时候，来人却解释说，自己是来收煤气费的。几乎整个秋天，他都坐在诊所里等待病人上门。他回忆说：“每当晚上，病人上门的希望全部破灭之时，我便锁上屋子的门，出去走几英里发泄自己的精力，有时候甚至直到破晓才回家。”

渐渐地，开始有病人上门了，先是附近的穷人，接着病人开始多起来，经济上有了好转。同时，柯南·道尔仍在继续自己的文学之路。大约在一八八四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约翰·史密斯的叙述》。这部小说并没有发表过，一度被认为已经丢失，但是又从柯南·道尔的文件中重新发现，被大英图书馆收藏。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自传，讲述了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被医生要求在床上休养六天，他向读者叙述了这六天里发生的事。小说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间小屋里，描述了周围的各色人等，比如他的女房东兰德尔太太。差不多同期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戈德斯通公司》则在一八九〇年出版。

一八八五年的一天，柯南·道尔的好友威廉·派克医生请他为一个年轻的病人会诊。这个病人名叫杰克·霍金斯。诊断的结果是霍金斯得了脑膜炎，已经回天乏术。这个年轻人住在一处出租公寓里，同住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姐姐露易丝（也叫露易莎）。但是因为他的病，房东不愿意他们继续居住。一家三口无家可归，派克医生便建议他们搬去柯南·道尔的诊所，这样一来也可以为柯南·道尔增加一些收入。几天之后，杰克·霍金斯去世了。尽管和柯南·道尔无关，不过他担心如果灵车停在诊所门前，便不会有病人愿意上门。但是，这件坏事却促成了一桩好事。

杰克的姐姐露易丝住在柯南·道尔的诊所期间，对弟弟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柯南·道尔十分钦佩。两人心生爱慕之情，一个月内便订了婚。同年，两人喜结连理，还去爱尔兰度了蜜月。道尔的母亲感到有些沮丧，因为她想让孩子找个富裕的人家，免得再走贫穷的老路。不过，柯南·道尔很喜欢自己的妻子，称呼她为“图伊”，说她是“一个非常温柔、和蔼的女孩”, “没有人会拥有比她更温柔、更和蔼的伴侣”。露易丝富有同情心，不喜欢抛头露面。

从医生到作家

结婚后，夫妇俩买了一本很大的剪贴簿，用来贴剪报、写笔记。在柯南·道尔的笔记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句子：“我读了加博里奥的侦探小说《勒考克侦探》，还有一个杀死老太太的故事，老太太的名字我忘了（他查过之后，添上了《勒鲁菊案件》），写得都很好，就像威尔基·柯林斯的作品，甚至比柯林斯的还要好。”还有这样一些零碎的句子：“大衣的袖子、裤腿的膝盖部分、拇指与食指的皮肤硬化、靴子——其中任何一项都能给予我们线索，如果所有这些加起来，不可能不描绘出真实而又完整的画面。”可见，柯南·道尔开始构思侦探小说了。

一八八六年初，柯南·道尔写道：“受惊的女人跑向马车夫，他们一起去找警察。已经在警察局工作多年的约翰·里夫和他们一起去。”越来越多的侦探小说简评、准备性句子、人名和事件发生的地点等材料出现在了笔记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柯南·道尔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一团乱麻》，两个主人公叫歇里丹·霍普和奥蒙德·夏克。最后的稿子改名为《血字的研究》，主人公也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华生医生的名字来源于柯南·道尔的一位好友詹姆斯·华生）。除了演绎学之外，侦探学、犯罪学、心理学、地质学、解剖学，甚至对烟草和烟灰的研究都出现在了作品中。柯南·道尔用现代侦查知识取代了杜宾精通数学、长于诗作的贵族氛围，加上平民化的喜欢拉小提琴的兴趣，正适合当时处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上的英国社会。

一八八六年四月底，小说终于完成，柯南·道尔把它寄给了《康希尔杂志》。一个月后，杂志编辑回信说小说无法发表，对于一期杂志来说它太长了，建议送到出版社去。于是柯南·道尔又将稿子寄到阿罗·史密斯出版社。回信虽然彬彬有礼，却断然拒绝，认为小说的水平对于他们这样的著名出版社来说是不够格的。道尔没有灰心，又寄到费雷德·沃恩出版社，同样不被赏识。柯南·道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极其沮丧，但他仍坚信会开花结果的。他找上了沃德·洛克出版社，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出版社的主编贝坦尼教授没空读这些“小作品”，不过他的妻子却是位文学爱好者，常常代替丈夫阅读新人的作品。她用了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血字的研究》，第二天跑到丈夫的办公室，喊道：“这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你想象不到他的小说有多棒！”几天后，教授读完了这部小说，也感觉不错，便向董事征求意见。当时还没有“侦探小说”这个名词，他们把它定位为“廉价文学”，觉得会有人愿意读它。于是，出版社写信告诉柯南·道尔，作品会在下一年出版，并为这次以及以后可能的出版支付二十五英镑稿酬。这个条件实在太苛刻，对于小说的定位也让柯南·道尔很不高兴，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一八八七年冬，《血字的研究》在《比顿圣诞年刊》上登载了。可惜的是，尽管年刊销售一空，可小说并没有引起多少社会反响。如今这份年刊成为了珍品，已知存世量仅三十余册，一本品相良好的年刊评估价格高达十五万美元以上。

一八八九年，美国利平科特出版社来信说，他们对《血字的研究》很感兴趣，希望柯南·道尔再写一篇福尔摩斯的小说。在与出版社的人进行会晤之后，柯南·道尔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拾起几乎要遗忘的福尔摩斯。一八九〇年二月的《利平科特杂志》上刊登了第二部福尔摩斯系列作品——《四签名》。这部小说反响也不是非常强烈。直到一八九一年，柯南·道尔在《海滨杂志》上发表了六篇福尔摩斯短篇故事。从第一篇开始人们就注意它了，第二篇起人们就熟悉了游戏规则，习惯了华生和福尔摩斯的搭档，记住了贝克街二二一号乙，记住了福尔摩斯的习惯……人们期待着下一个故事的出现，作者也声名鹊起。

很快，杂志社意识到了危机的来临。最后一篇《歪唇男人》刊载之后便无文可发，杂志面临着销量锐减的威胁。编辑向柯南·道尔约稿，可是他正在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无暇顾及这些。这时母亲发挥了作用，她写信要儿子继续创作福尔摩斯故事，因为她也是一位福尔摩斯的忠实读者。柯南·道尔回信给杂志社，除非他们肯为每篇故事（无论长短）支付五十英镑，才会继续创作。他认为如此高额的稿费，杂志社未必同意。出乎意料的是，答复既简短又干脆——“请通知什么时候把新故事寄来，同意条件”。他只好放下手头的稿子，着手继续创作福尔摩斯故事。

不过，写完《绿玉皇冠案》后，柯南·道尔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对母亲说：“我打算在第六篇故事中杀掉福尔摩斯，了断他是最好不过的了。为了他，我都顾不上那些要紧的事情了。”母亲立刻回信：“你不会、不能、也绝不应该杀死他！”总算，福尔摩斯没有很快死去。

一八九二年一月至六月，《海滨杂志》登载了福尔摩斯的另外六个故事，反响强烈。而下半年没有了福尔摩斯的日子，杂志却非常不好过。年底，杂志社再次向柯南·道尔约稿。柯南·道尔开出了十二个故事一千英镑的天价。当天编辑就打来电报：“完全接受。”柯南·道尔只好从命。

一八九三年四月，柯南·道尔兴奋地写信给母亲：“我正在写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故事，写了一半，写完之后这位绅士就会消失了，再也不会出现。我对他的名字都感到厌倦了。”此时，因为露易丝的肺病非常严重，柯南·道尔带着他心爱的妻子去瑞士的一家疗养院疗养。《最后一案》的刊登，引起了轩然大波，读者来信雪片似的寄到柯南·道尔这里，他们恳求、祷告，甚至谩骂、威胁。一位女士在写给柯南·道尔的信中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恳请作者让歇洛克·福尔摩斯复活。伦敦甚至出现了一种风尚，在高筒帽和圆顶礼帽上围起黑色丝带，为侦探服丧。

柯南·道尔所谓“要紧的事情”主要是指他的历史小说。《米卡·克拉克》（一八八九年）是他创作的第一部历史小说，背景是一六八五年蒙默斯叛乱时期的英格兰。历史上并无主人公米卡·克拉克此人，他是柯南·道尔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使作者大受鼓舞。

一八九一年的《白衣纵队》是柯南·道尔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甚至有人认为，这部作品让他能和沃尔特·司各特相提并论。小说讲述了英法百年战争背景下，著名武士奈杰尔爵士指挥的白衣纵队从特维斯海姆城堡出发四处征战的故事。骁勇善战的白衣纵队最终全军覆灭，不过主要人物各有戏剧性的归属。奈杰尔爵士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镇守着特维斯海姆城堡，虽然身材矮小、口齿不清，却英勇果敢、知人善任、果断英明。后来，柯南·道尔又创作了《白衣纵队》前传《奈杰尔爵士》（一九〇六年），讲述爵士早年在百年战争中为国王爱德华三世效力的故事。柯南·道尔将创作奈杰尔系列作为自己做过的“最完整、最满意也是最具抱负的事情”。《白衣纵队》在他在世时发行不下五十版，虽然今天受欢迎程度远不如当时，但仍然不断再版。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的《海滨杂志》开始连载柯南·道尔的短篇历史小说“杰拉德准将系列”，首篇是《杰拉德准将的奖章》。这个系列由十八篇短篇小说组成，发表时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〇年。杰拉德准将是拿破仑战争中法国陆军轻骑兵的将领。他是个自负的人，深信自己是法国最勇敢的士兵、最伟大的剑士、最老练的骑手和最浪漫的情人。他的自大常常成为喜剧化的因素。

一八九四年十月，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于是柯南·道尔决定接受J.B．庞德的邀请，去美国作巡回演讲。他自从读了爱伦·坡和布莱特·哈特的小说之后，对美国便产生了特殊的情结，而他发表的第二篇短篇小说便命名为《美国故事》。他的许多作品中也牵涉美国场景和人物，比如《血字的研究》的第二部分便主要发生在美国。那时候，在很多英国人印象中，美国人是守财奴、粗人，但是，柯南·道尔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是天生的同盟者，赞成两国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他告诉一位朋友：“我始终期待去美国看看，而且我也始终期待看到这两个说英语的伟大国家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

柯南·道尔并不想将自己作为演讲的主题。最初两场演讲分别是《乔治·梅瑞迪斯和他的作品》和《年轻一代对于英国文学的影响》。后来他听从了庞德的建议，在第三场演讲中加上了一些有关他个人的内容，并且朗读了自己作品的片段。这确实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许多人赶来听第三场演讲，因为他们喜欢柯南·道尔的作品，尤其是福尔摩斯系列。有的人甚至希望亲眼见到福尔摩斯。《女性之家》杂志形容说：“没有哪个外国作家在美国访问时能拥有如此多的朋友。”他在美国许多城市做了演讲，包括纽约、芝加哥、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波士顿等。有时候，他甚至一天演讲不止一场，日程安排非常紧张。虽然美国读者不断要求他继续创作福尔摩斯故事，但是他都友好地拒绝了。

一九〇〇年，布尔战争爆发，阿瑟·柯南·道尔奔赴前线成了一位战地医院的医生。在严酷的条件下，他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回国后，他出版了《伟大的布尔战争》，为英国的政策辩护。

一九〇一年，柯南·道尔和好友弗莱彻·鲁宾逊在诺福克郡克罗姆的皇家林克斯饭店度假。一个阴冷的星期天下午，外面刮着风，他们两个人围坐在火炉旁的长沙发上。鲁宾逊向柯南·道尔讲述了流传在达特穆尔的一个与猎狗有关的故事。这一切使得柯南·道尔又想到了福尔摩斯，由此构思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虽然福尔摩斯“复活”了，但却不是死而复生，因为案子是福尔摩斯去世前很久的事。人们重新燃起了热情的火花，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出版单行本的前一天就有人排起了长队。尽管柯南·道尔封爵是因为他在布尔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但是更多的人相信，这部新的福尔摩斯故事才是真正的原因。

一九〇三年春，美国的《科利尔杂志》请求柯南·道尔让福尔摩斯复生。杂志提出相当丰厚的稿酬，柯南·道尔难以拒绝，创作了《归来记》系列的首篇《空屋》。开始预计写六篇小说，稿酬两万五千美元（五千英镑），后来总共写了十三篇小说，稿酬四万五千美元（九千英镑），这还不包括英国《海滨杂志》的稿酬。

一九〇六年夏，露易丝的病情恶化，医生们认为她活不久了。即使病魔一次次向露易丝袭来，她还是微笑着安慰身边的人。柯南·道尔心急如焚，一分钟也不肯离开妻子的病床边。可是不幸仍旧降临了。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露易丝去世。临终前，她还握着柯南·道尔的手。当时她才四十九岁。

乔治·爱德杰案件

妻子去世后，柯南·道尔也大病一场。他病得很重，有段时间医生甚至担心他的安危，可是却诊断不出病因。柯南·道尔说：“我没有任何症状，只是虚弱。”当他可以下床的时候，已经快到圣诞节了。他到书房翻看从各地寄来的写给“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或“阿瑟·柯南·道尔先生”的信。他打开一封厚重的信，里面装满了关于三年前一起刑事案件的资料。写信人希望柯南·道尔能有福尔摩斯般的天才，为他洗清冤案。这就是柯南·道尔经手的第一桩大案——乔治·爱德杰案。

这桩案子的发生地在大威利区，一个以采矿为主要经济支柱的村子，靠近伯明翰。一九〇三年大威利区突然连续发生了杀死牲畜的案件。地方警察局的侦探相信他们知道谁是凶手。八月里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又有一匹马被杀了。第二天早上警察来到爱德杰牧师家，要逮捕牧师的儿子。

牧师萨普志·爱德杰是个印度人，在英国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后来留在此地当乡村牧师。不过人们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属于有色人种。牧师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可长子乔治·爱德杰继承了父亲的肤色。乔治在伯明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个有色人种竟然得到这么好的工作，不少人都“愤愤不平”。在乔治上中学的时候，就常有人给他写恐吓信，与此同时斯塔福德郡的一些牧师也收到过签着伪造的“乔治·爱德杰”署名的辱骂信。警察认为这些是乔治写的，他在贼喊捉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匿名信突然中断了，爱德杰家似乎平静了下来。但是当最近有人杀牲畜时，匿名信又像雪片一样寄到警察局，指控乔治是凶手。警察的逻辑非常简单——信还是乔治写的，目的是不让人怀疑他。

警察在乔治的家里展开了搜查，没找到任何凶器。但乔治的皮鞋沾满了黑色的泥浆，此外还找到了一件带斑点的旧雨衣。警察摸了一下雨衣，说这是湿的。牧师赶了回来，向警察证明雨衣是干的，但警察充耳不闻，还声称看见雨衣上有马的鬃毛。这些东西都被拿去作为证据。警察又回到被杀的马旁边，在马背上割下一块肉，想要带回去化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他们把这块血淋淋的马肉放进了装乔治衣服的袋子里。警局的医生“自然而然”地在衣服上发现了新鲜的马血和马毛。

当晚，乔治被逮捕。警察开始询问他事发当夜的行动。他说，晚上去村子里找铁匠，因此皮鞋和裤子上沾了黑泥。事实是，路上的泥土正是黑泥，而马倒下的水渠那里却是黄泥地。按乔治的话说，之后，他回到家，整夜都和父亲睡在一个房间，第二天乘早间的火车上班了。牧师也肯定了儿子的说法。

附近的人们听说“凶手”被抓，都要求严惩凶手，他们认为乔治是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信仰的神灵献祭。

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日，乔治案开庭审理。检察官宣称，乔治于晚上十点完成他肮脏的勾当，然后去了村子找铁匠。但是这段时间不少人都看见过乔治，兽医也认为直到早上马还没有完全死亡，这个作案时间太早了。于是检察官改变说法，认为乔治在两点的时候作案。他悄悄爬起来，没让亲人发现，穿好衣服，在田野里走了大约一英里，越过铁路线，杀了马，然后原路返回。可是警察局早就怀疑乔治，因此这些天都派人监视屋子，而那夜监视的警察并没有发现异常。检察官辩解说，也许是下着雨的缘故。检察官还提出了物证——乔治的一只皮鞋，它现在不是沾着黑泥，而是黄泥。警察的说法是，他们在马旁的泥里寻找乔治的脚印。由于周围尽是矿工，现场脚印很多，他们就把乔治的鞋子压进地上原有的脚印里，最终找到了相同尺码的脚印，皮鞋也因此沾上了黄泥。甚至连法官都对这种方法表示惊奇。

接着笔迹专家格林先生出庭。这位先生在七年前曾经把一个无辜者送进了监狱，因为他鉴定那无辜者的笔迹与罪犯的笔迹相同。专家在法庭上大胆声称，乔治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是同一个人，不过这个人把自己的笔迹改变到无法辨认的程度。

最终的结果是乔治被判七年监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又有一匹马被杀，法官声称是乔治逍遥法外的同伙所为，目的是混淆视听。一切都于事无补，乔治被送进了监狱。

报纸注意到了这件事，自由党人、反种族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这件事。他们确信乔治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一万多苏格兰人的签名请愿书送到了政府手中。内务部没有任何正式的答复，然而在一九〇六年的下半年，乔治突然被叫去见监狱长，并被告知可以自由活动了，但并非是沉冤得雪，仅仅是被放走了。

出狱后，乔治的境遇非常凄惨，因为罪名仍然没有撤销，他还是处在警察局的监控之下，律师工作也丢掉了。走投无路的他只有求助于柯南·道尔，希望他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能够拯救自己。

柯南·道尔决定为正义而战。他从病中恢复过来，开始了正常的生活，操起了福尔摩斯的行当。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到一九〇七年八月，柯南·道尔都在为乔治争取真正的自由——与案件相关的人员见面，到当地调查，学习笔迹学，等等。

一九〇七年一月，柯南·道尔写信约乔治·爱德杰见面。关于这次见面，他在一个星期后关于乔治一案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看到乔治·爱德杰先生的第一眼就足以使我相信他的罪名是无稽之谈，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罪名正好落在他的头上。见面时我迟到了，他一边看报，一边等我。我从憔悴的面容认出了爱德杰。我故意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观察他。我马上发现，他把报纸拿到眼镜跟前，好像在侧着看。”柯南·道尔走到乔治面前，自我介绍后，问道：“你有近视和散光吗？”乔治承认说，自己的散光很厉害，无法配到合适的镜片。柯南·道尔也是一位眼科专家，他相信，即使在白天乔治·爱德杰也是半个瞎子，在黄昏或夜里，他在不熟悉的地方肯定会迷路。让这个人在田野里寻找并且杀掉牲畜简直是天方夜谭。

柯南·道尔研究了案情之后，于一九〇七年一月九日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乔治·爱德杰一案》。一开始文章措辞还能保持克制，细致地分析案情，把调查结果和判决批评得体无完肤。接着他就把满腔的愤怒喷射了出来——乔治被认为是邪恶的人，只因为他是有色人种。而内务部面对问题只是避重就轻地把乔治释放出狱，却仍然让他承担罪名。他写道：“我现在求助于最底层的英国人民，希望能在英国人民的帮助下匡复正义。”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柯南·道尔放弃了一切权利，允许其他报纸转载此文。

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社堆满了读者来信，很多社会活动家、法学家都加入了柯南·道尔的阵营。内务大臣迫于压力，发表了一通似是而非的声明，“乔治的案子会得到认真研究，但还有一些困难”之类。当时英国还没有上诉法庭，于是成立了一个三人仲裁委员会。委员会将在保密的环境下研究材料，然后向政府提出建议。令人震惊的是，这三个“没有偏见”的委员中竟然有一个是斯塔福德郡警察局长的堂兄，而那位警察局长就是首先判定爱德杰有罪的人之一！

柯南·道尔明白，真正的罪犯还没有找到，现在的关键是找到真正的凶手，否则任何改变的决定都只不过是对无辜者的施舍。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需要时间，我要抓住真正的罪犯。”他频繁地出现在大威利区，最后使凶手失去了镇静。五月二十九日，《每日电讯报》登载了一封柯南·道尔的信，信中写道：“星期一，二十七日，我收到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都没有盖戳，来自一位匿名的寄信者，笔迹就是一八九二年至今贯穿爱德杰事件的那种……这两份东西都弄皱了，好像表明……它们可能被放在什么东西里，也许是某人的口袋里，然后被投递的。……我愿意悬赏二十英镑，如果哪位能够告诉我它们来自什么地方。”

接着，匿名信几乎每星期都有。此外柯南·道尔对比了几个时期的信件后发现，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间的信是两个人写的，一个是成年人，有文化，有教养；另一个是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少年。一九〇三年的信还是那个青少年写的，这时他长大了，不过仍然没有什么文化。那么为何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间会有如此长的间断呢？他发现一九〇三年的一系列信中涉及到一些海上的东西，也许这人被雇为了水手。而且一八九五年最后几封信都发自海滨城市布莱克本。还有一条线索就是沃尔索尔学校。在给柯南·道尔的第二封信里涉及了对沃尔索尔学校校长的严厉措辞。而在给老爱德杰的信中也有相似的话。早先，这个学校的一把钥匙被偷了，放在了爱德杰家的台阶上。大威利区附近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大概写信人是一个坏学生，仇视校长。虽然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是柯南·道尔顺着这个线索查了下去。

终于，所有线索都汇集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二年间这个人在沃尔索尔学校读书，因不服管教、表现恶劣被学校开除。他经常模仿老师的签名，写其他同学的告密信。被撵出学校后，他跟着一个屠夫当学徒（这便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得心应手的宰杀牲畜）。一八九五年他离开屠夫到布莱克本上船当了水手，在海上度过八年，一九〇三年回到了大威利区。第一批系列信的另外一个写信人是那人的哥哥，在伯明翰工作，仇视有色人种。真相差不多调查清楚了。柯南·道尔把调查结果连同匿名信一起送到了内务部。最后，仲裁委员会也把结论上报给了内务部和政府。乔治的律师收到了一份公函，上面写道：“乔治·爱德杰被不公正地指控犯下杀害牲畜的罪行，在此可以认为判决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没有理由认为法庭出示的信件是他人所为。乔治写下这些信，是引火烧身，他是自身遭受不幸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被无罪释放，但是不会对他三年监禁做任何赔偿。”同时政府也声称没有必要再对那个真正的罪犯做出刑事诉讼。

官僚们试图挽回政府的脸面，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每日电讯报》按照订户量筹集了一大笔款子作为人民对乔治损失的补偿。法律协会立刻恢复了乔治的律师资格，以表示对政府的不满。

新生活的开始

一九〇七年九月十八日，阿瑟·柯南·道尔和简·勒基举行了婚礼。他们早在一八九七年就相识了。第一次相遇可能是在一次聚会上，之后两人就心生爱慕。简比露易丝活泼、开朗。她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富有的家族，会骑马、狩猎，还曾去欧洲学习唱歌。这些年他们一直保持着高尚的友谊。尽管他们一见钟情，但是柯南·道尔的道德观仅允许它停留在柏拉图式的关系上，直到他们结婚。他告诉简，这样对她并不公平，并且给她机会结束这段友情，但是遭到了拒绝。柯南·道尔的家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清楚，他的母亲甚至与简关系很好。只是露易丝还被蒙在鼓里。从信件中可以看出，柯南·道尔在前妻在世时仍然爱着她。他告诉母亲：“除了对图伊的感情和尊敬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在我的整个婚姻生活中，我对她毫无保留，从未让她痛苦过。”但是他又感受到对于简的那种情感是之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图伊……对我还一如既往的亲切，但是……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大片空间，之前没有被占据，但是如今却不再那样了。”

关于露易丝去世之后以及同简·勒基结婚之后柯南·道尔发生的变化，在《走出阴影：柯南·道尔第一次婚姻的故事》（2004）中有所披露。这本书的作者乔治娜·道尔乃是柯南·道尔的亲戚，是英尼斯之子约翰·道尔的遗孀。书中提到，柯南·道尔对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子女的态度在第二次婚姻开始之后发生了改变。

后妻简对柯南·道尔与前妻生下的两名子女玛丽和金斯利充满了敌意。尤其对玛丽，简更是充满嫉妒，柯南·道尔任何一丝对女儿的关爱都会引来她的恼怒。为了讨第二任妻子的欢心，柯南·道尔对玛丽的态度渐渐变得冷淡和苛刻起来。

露易丝去世之后，柯南·道尔违背女儿的意愿，强行将玛丽送到德国德雷斯顿学习音乐，儿子金斯利则被送到伊顿公学寄宿。更让这对姐弟寒心的是，当玛丽想在圣诞节回家见见父亲时，竟也遭到柯南·道尔的拒绝。从姐弟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起初，玛丽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变得这样冷酷，但以后的通信显示玛丽已经知道父亲对他们的“变化”都是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简。

通过在德国音乐学校的学习，玛丽后来成了一名富有才华的钢琴家和歌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玛丽在音乐学校初显才华时，柯南·道尔也没有给她任何鼓励，相反还对她大泼冷水。在一封给女儿的信中，柯南·道尔称她的嗓音虽然“具有甜美的质量，但却无法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柯南·道尔还称，如果发现她最终“朽木不可雕”，他可能会切断她的资金，让她从音乐学校退学。父亲冷冰冰的信伤透了玛丽的心，她深信是继母让父亲做出了这样一个有威胁的决定。据传记作者乔治娜称，柯南·道尔对女儿的冷酷态度，让玛丽从一个性格外向的女孩转变成了一个“害羞、内向、缺少自信的女孩”。

一九一八年，二十九岁的玛丽遭遇了更大的悲痛，与她相依为命的弟弟金斯利死于流行性感冒——二十六岁的金斯利当时正准备受训成为一名医生。更不可思议的是，柯南·道尔在遗嘱中将自己潜在的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房产和著作的版税全都留给了后妻简和她的三个子女。玛丽的名字不仅被排除在版税收入继承人之外，柯南·道尔只留给了她两千英镑遗产。父亲去世后，玛丽一辈子都过着艰苦节省的生活，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德里安和丹尼斯却大肆挥霍着柯南·道尔的遗产。玛丽终生未婚，于一九七六年去世。

婚后，柯南·道尔精力充沛地投身到了拯救比属刚果黑人的事业中。一九〇九年他出版了《刚果的罪恶》，引起舆论的关注，比利时政府不得不对领地内无法无天的现象采取措施。他也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

这一时期柯南·道尔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新的亮点。一九一二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失去的世界》，将自己的创作领域深入到了刚刚兴起不久的科幻小说。故事讲述的是动物学家查伦杰教授带领一支探险队，深入不为人知的原始世界，发现了史前恐龙。《失去的世界》有意写成一部报告文学——卷首有一幅“探险队全体队员”的照片，照片上柯南·道尔自己戴着一副大胡子装扮成查伦杰教授，插页里还印上了一些装模作样的假照片。而且，查伦杰的头像还被镶在贴金的封页上，下面写着：“您真诚的乔治·爱德华·查伦杰”。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本虚构作品看起来像是真人真事。

柯南·道尔想把这部作品变成“男孩子的书中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就像歇洛克·福尔摩斯对侦探小说的影响一样”。因此，不光主题很有趣，主人公查伦杰也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名字直译就是“挑战者”。人如其名，这位教授就是一个敢于向一切未知事物挑战的科学家，而且是个特立独行、脾气火暴的科学怪杰，此后他作为主角多次出现在道尔的科幻小说中。

《失去的世界》被认为是受辟尔唐发掘的影响而写的。这次发掘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一九一二年二月，来自苏塞克斯郡的律师查尔斯·道森给大英博物馆地质部负责人史密斯·伍德沃德写了封信，希望他来看看自己在苏塞克斯郡辟尔唐的考古发现。这是一些猿人头骨化石。当把这些骨片拼凑到一起之后，学者们都不禁大吃一惊。头骨和原始的猿人头骨不同，它具有和现代人一样的特征，可是颌骨却和类人猿的完全一样。于是专家们推论这大概就是进化论上一直寻找不到的那个猿和人之间的缺环，是世界上已发掘出的人骨中最古老的、属于五十万年前冰河时代前期的人类化石。一九一二年末，在伦敦举行的地质学会上公布这个新发现之后，受到与会者的极大重视，继而引起全英民众的热烈反响。不过在一九五三年，英国地质学家J.S．韦纳、K.P．奥克利等人经过鉴定发现这些化石是用人类的头骨和猩猩的颌骨伪造的。查尔斯·道森被认为是造假者。

一九八三年九月的《科学》杂志上，美国人约翰·哈撒韦·维因兹罗发表文章《最大的嫌疑犯是作家柯南·道尔》，将这件事的嫌疑犯锁定为柯南·道尔。维因兹罗指出，柯南·道尔就住在离挖掘现场仅十二公里处。他喜欢散步，也常常来到发掘现场。道森对这位大作家的热情关注非常欣慰，在给协助他挖掘的大英博物馆古生物学者伍德沃德的信中曾写道：“柯南·道尔对这次发掘显得很兴奋，热心地让我坐上他的汽车，还说到什么地方去都愿意为我效劳。”在柯南·道尔住处附近曾发现过恐龙的脚印和化石，道森和伍德沃德也曾到那里去调查过。

挖出猿人头骨的现场是个长五十米、宽十米的小片沙砾层，深也不过五十厘米。无论什么人想在散步的途中把头骨埋进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问题是这些头骨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头骨的一部分确实是古老的（说它古老也超不过五万年），再说猩猩的颌骨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而且还必须恰好和人的头骨配套。维因兹罗认为，柯南·道尔是个医生，经常做颌部的手术。那个猩猩颌骨是十二三世纪的东西。猩猩生活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一带；柯南·道尔有个朋友是从马来半岛回国的人类学会的研究员；此人的哥哥是马来博物馆的馆长，当时曾从婆罗洲购进大量的动物标本；柯南·道尔对头盖骨有浓厚的兴趣，还收藏了大量头盖骨，也认识贩卖这东西的美国朋友。维因兹罗推测化石的来源与此有关。

从辟尔唐还挖掘出乳齿象、犀牛、河马、海狸等的化石和打火石。根据后来的调查，证实这些东西来自地中海沿岸，特别是马耳他岛和突尼斯等地。在这方面柯南·道尔也很可疑。在发掘化石前，柯南·道尔曾于一九〇七年偕妻子简到马耳他岛去新婚旅行。当时正好从岛上的石灰石中挖掘出了河马的化石。一九〇九年，他还去过北非，在那里得到象化石和打火石。至于海狸骨，可能是他去诺福克打高尔夫球时弄到的。

维因兹罗说：“这样看来，过去的怀疑对象未去过的地方，只有柯南·道尔在绝妙的时刻曾出现在那里……而且如果把调查的对象局限在发掘过程中到过辟尔唐遗址并且认识道森的人，那么柯南·道尔的名字就会不断出现。”根据维因兹罗的说法，从辟尔唐刚刚发现第一片骨头时，柯南·道尔已把《失去的世界》的小说梗概寄给了他的朋友，而道森公布他的发掘成果则是小说完成一年之后。因此维因兹罗判断，伪造头骨和写《失去的世界》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但是，柯南·道尔的动机是什么呢？维因兹罗找到的答案是因为柯南·道尔从早年便相信唯灵论。到一九三〇年去世以前，他曾为此花费了无数的金钱。他将攻击唯灵论的科学家，尤其是进化论者视为他的敌人。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大英博物馆自然史方面的负责人兰凯斯特——他也是那次发掘的支持者之一。兰凯斯特曾经通过实验揭破一个美国招魂师的弄虚作假，使那骗子被驱逐出境。但从柯南·道尔的角度来看，不能光凭某一件事便断定招魂术是假的。因而他认为如果能让科学家们相信辟尔唐的原始人头骨赝品是真的的话，就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否定科学，也就对兰凯斯特进行了报复。

姑且不论辟尔唐事件是否真与柯南·道尔有关，他的查伦杰教授确实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反映出了作者的科学头脑。一九一三年查伦杰教授又出现在以世界大灾难为故事背景的《毒带》一书中。在这部小说里，教授预言地球即将进入太空的一个“毒带”，人类的毁灭不可避免。为此，他像《圣经》中的诺亚一样，在农庄里造起了避难室。但人们并不相信他的预言，认为他是痴人说梦，最后只有包括他妻子在内的四个人随他进入了避难室。在里面他们争论这次灾难的成因和后果，得出的结论是劫难之后，地球上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生命形态取代人类。可是，地球很快就脱离了毒带，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不过，查伦杰和他的朋友们觉得，虚惊一场却有收获，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生命意义。

在发表于一九二九年的短篇《地球痛叫一声》中，查伦杰教授又一次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这次他提出了一种奇怪的理论：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乃是一个生物，它不仅有自己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这个生物的烦躁就是地震和灾变的根源。一位钻井专家觉得教授的观点很荒唐，于是教授决意要“让地球感觉一下”。他们用钻机打了一口深井，结果世界各地的火山几乎同时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人类因此遭到了可怕的报复。

一九二九年发表的《玛拉柯深渊》是道尔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本小说。它讲述的是玛拉柯博士和黑德里等人潜入大西洋海底探寻古代文明的故事。在一个宽大的海谷中，他们发现了一座早已沉没的古代城市遗迹，并且见到了头上罩着玻璃球的“水下人”。这些“水下人”正是传说中大西洲人的后代。在第四纪时，由于大西洋的巨型火山活动，使得大西洲顷刻间沉入水下。幸亏“水下人”的祖先早已建造了许多密闭的安全房屋，才免遭被大自然毁灭的灾难。

奥斯卡·斯莱特案件

自从柯南·道尔插手乔治·爱德杰的冤案之后，越来越多的无辜者前来向他求助。不过他无意投身侦探事业，直到一九一二年，“奥斯卡·斯莱特案件”才又引起了他的关注，成为他侦探生涯中的又一桩大案。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七点，八十二岁的马里安·格切斯特小姐在格拉斯哥的公寓内被人杀害。她头部被钝器击打了大约四十下。一些珠宝和文件被翻动过，但并不清楚是否有东西被偷。

格切斯特小姐相当富有，对安全问题非常敏感。她的门上装着双重锁，也不让任何陌生人进门。就在十分钟之前，她让女仆海伦·兰姆比去拿报纸。当女仆不在时，住在公寓下一层的亚当斯一家听到了响动，格切斯特小姐曾经和亚当斯先生约定如果她觉得有什么事就敲他的天花板，于是亚当斯先生想去看个究竟。他遇到了刚刚回来的女仆。这时，一个男子从楼上平静地走下来，和兰姆比擦肩而过。不知什么原因，看到这个男人，她既不害怕，也不吃惊。当他们上楼后，看到了老太太惨不忍睹的尸体。亚当斯先生立刻冲下楼，可是那人已经消失了。他看见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玛丽·拜若曼，她说看见一个人从格切斯特住的大厦里跑了出来。

很快，警察来了。三个证人分别描述了他们见到的男子的模样。亚当斯是个近视眼，又恰巧当时没戴眼镜，因此他的描述没有什么价值。他觉得那人是个熟悉公寓的来访者。兰姆比说那人二十五至三十岁，中等个子，身材比较瘦，刮过脸，穿一件浅灰色外套，戴着一顶黑帽子。玛丽·拜若曼的描述中有四点不同之处：他很高，身穿浅黄褐色斗篷，戴着一顶斜纹软呢的戴纳格帽，另外，他的鼻子歪向一边。此外，警察发现被盗走的只有一枚钻石胸针。虽然珠宝就在罪犯眼前，却没丢别的东西。凶手感兴趣的是格切斯特小姐的私人文件。

报纸上刊登了对事件的报道，其中还提到了钻石胸针。一天后，一个俱乐部的伙计来到警察局说，昨天俱乐部一个叫斯莱特的会员向其他会员卖出一张钻石胸针的当票。不过，经过调查，奥斯卡·斯莱特和他的法国情人住在格拉斯哥六周了，典当胸针的事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而且是另外一枚胸针。可得知斯莱特刚刚和情人在利物浦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时，警方立刻展开了追捕。他们向美国发去电报，要求船一靠岸，立即逮捕奥斯卡·斯莱特。在发电告知美国警方逮捕斯莱特之后，他们把他的照片给三个证人看。两个女孩认定是他，但是亚当斯并不确定。拜若曼和兰姆比接着被带去美国协助引渡行动。到纽约后，证人们马上被带到港口的警察分局。戴着手铐的斯莱特莫名其妙地被关押在这里。当他在走廊里走动时，证人们被带来辨认唯一的“嫌疑犯”。法官询问她们，从死者住所出来的是否就是这个人，两个人非常有把握地回答：“毫无疑问，他就是凶手！”

斯莱特辩解说，他是第一次听说格切斯特小姐的名字。他不久前才到格拉斯哥，人生地不熟，去美国的船票是几个星期前预订的，等等。但是，英国警方认为他是个彻底的坏蛋，这主要因为他是德国移民，而且是一名犹太人。他有情人，在纽约和伦敦开有赌场，财富成倍地增加，花起钱来又大手大脚。这就是英国警察眼中典型的杀人犯。美国警方感到事有蹊跷，但斯莱特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要求被带回英国。

第一次英国法庭的听证会于一九〇九年五月三日在爱丁堡高等法院举行。这时警方确认了斯莱特实施犯罪的武器——一把小铁锤。尽管上面没有任何血迹，检察官却说，完全可能用这把锤子杀死老太太。法庭接受了小锤子是杀人工具的说法。他们找到一些证人，声称在谋杀当天看见斯莱特在格切斯特小姐的住处附近出现过。但是，斯莱特的住处就在四个街区外，在死者住处附近出现并不奇怪。

斯莱特声称当时和情人以及仆人在家，不过这一辩解被认为不可信。陪审团的十五人中九票赞成有罪，一票反对，五票认为证据不足，结果认定有罪。在法官即将对他宣判死刑时，斯莱特痛苦地说：“对这个案子，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对这个案子，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懂，怎么会把我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是为了自己的事从美国到这里来的。我没别的可说的了。”最终他被判绞刑，预备五月二十七日执行。

社会舆论发挥了威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个冤案，专门成立了保护斯莱特委员会，数天之内就收集了两万多人的签名，希望他免于死刑。请愿书上交到当局，终于在二十五日晚上，苏格兰大臣宣布改判斯莱特终生监禁。

一九一二年，斯莱特的律师写信给柯南·道尔，希望他能帮助伸张正义。因为斯莱特的案子是苏格兰地方案件，伦敦的报纸几乎没有报道，柯南·道尔并不知道这桩在家乡引起轰动的案子。开始，他不愿意接办，因为自己诸事缠身，又要写作，又要从事社会活动。而且，他对斯莱特不像对乔治那样有好感。但当了解了实情之后，他意识到，不能让斯莱特蒙受冤屈。

一九一二年八月，柯南·道尔发表了《奥斯卡·斯莱特案件》。他证据确凿地证明斯莱特无罪。但是，和上一个案子一样，如果不能找到真正的罪犯，就很难为斯莱特昭雪。于是，柯南·道尔注意到一个情况：凶手从卧室里出来时，女仆一点儿也不惊讶。或许，格切斯特小姐在等那个男人，而且他们还很熟，否则她为什么要放他进屋呢？要知道，所有的锁都没有被撬的痕迹！如果是这样，凶手也许根本不需要珠宝，他拿走一枚胸针只是为了使警察局误入歧途。可是，这一次，柯南·道尔的声援没有对当局产生任何影响。内务部答复说，深表遗憾，但是此案不具备重新审理的依据。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最初领导调查的警官之一、格拉斯哥警察局的侦探约翰·汤姆森·特伦奇副队长声称，一份仍然严格保密的记录记载，女仆海伦·兰姆比在谋杀当晚向格切斯特小姐的亲戚玛格丽特·伯瑞尔小姐提到了她看见的男人的名字。于是，内务部任命了秘密调查的特别委员会，但没有将柯南·道尔和斯莱特的律师纳入其中。委员会检查了文件，查问了特伦奇，之后，公布了一份政府声明。声明里说：“没有根据修改判决。”接着，特伦奇被警察局开除，理由是不具备职业能力。这件事毁了他的一生，一九一八年，特伦奇含恨去世。

在这种情况下，柯南·道尔被迫退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维护斯莱特，而是他看不到行之有效的手段——政府无视一切相反的证据，出于某种原因决定让真正凶手的名字成为秘密。就在柯南·道尔策划搭救斯莱特的新步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局变化使这个案子只能退居次席。

一九二五年，斯莱特托人给柯南·道尔送去了一封信。他已经为他从未犯下、甚至毫不知情的罪行坐牢十七年。这封信让柯南·道尔很是内疚，于是，他再次振作起来，并且邀请著名记者威廉·帕克帮助他。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一同署名发表了《奥斯卡·斯莱特案件真相》。书中指出，调查强有力地证明谋杀当晚出现在格切斯特小姐公寓的男子是她的外甥，他的身材很接近海伦·兰姆比的描述，并曾经为了遗嘱的条款和格切斯特小姐有过激烈的争吵。当然，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谋杀当晚女仆海伦看见一名男子却并没有感到惊讶。

十月二十三日，海伦·兰姆比发表了一份声明。她说，楼道上的陌生人确实是她以前见过的，她也把名字告诉了警察，但是警察称她在胡说。警察告诉她斯莱特和她描述的人很像，因此要她指认斯莱特才是那名男子。另一个被送到美国辨认斯莱特的女孩也说，在驶向美国的轮船上，侦探们日复一日地迫使她重复他们需要的口供，直到她背得滚瓜烂熟为止。她还说，她在街上看见的男人根本不像斯莱特。

人们对此事再次产生了兴趣，事情也很快有了转机。十月十四日，斯莱特被释放出狱，不过名义上是假释。接着，一项特别法案允许将案子移交给苏格兰上诉法庭。法庭为斯莱特洗清了罪名，甚至还为他十九年的监狱生活支付了六千英镑补偿金。他终于重获自由，可以安享自己的余生了。法庭审判后过了几天，柯南·道尔收到了一封斯莱特的来信。信里说：“您砸碎了我的镣铐。您是真理和正义的斗士。衷心地谢谢您！”

唯灵论的拥护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柯南·道尔就凭借自己敏锐的直觉预感到了。他预测，英国政府面对德国海军的潜艇会不知所措。他建议在英法海峡建立一条隧道，确保英国和欧洲不相互隔绝。但是，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他人的肯定。于是，他写了一篇小说，名为《危险》。故事讲述了一个除了潜水艇之外什么军事资源都没有的小国对英宣战，并且打败了英国。一九一四年八月，这篇小说刊登在《海滨杂志》上。海军部发来回应，承认了潜艇的威胁，但大部分人还是不把它当回事。今天再看柯南·道尔的想法，不得不承认其前瞻性；而且，英法隧道的设想也于一九九四年得到了实现。

大战爆发之后，柯南·道尔更是踊跃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他要求上前线，但是已经过了入伍的年纪。他组建了一支民间预备役部队，并且鼓励全国人民组建类似的军事组织。虽然英国战争部叫停了这一非官方的军事行为，但是政府邀请柯南·道尔加入政府委员会，帮助建设官方的预备役部队。他写道：“我觉得作为一个二等兵真是无上的光荣。”他还给自己起了个昵称，叫“老比尔”。柯南·道尔不断给政府出谋划策，不过只有极少数获得采纳。比如，他提议为军舰上的士兵每人配备一套救生衣，从而使很多人幸免于难。

战争是残酷的，柯南·道尔的几位亲属都因大战失去了生命。简的兄弟马尔科姆·勒基是第一个。接着，柯南·道尔的两个侄子和妹夫赫尔南也相继遭到不幸。弟弟英尼斯和长子金斯利虽然逃过战争浩劫，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个时候，柯南·道尔意识到，对于战争和死亡，他无能为力。于是，唯灵论让他更加着迷。一九一五年末，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唯灵论者。他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写道：“我的余生将竭尽全力，向人们揭示他们是多么眼盲耳聋，竟然没有意识到灵魂力量的伟大，这种力量已经充斥着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听到“唯灵论”、“招魂术”这样的词语，不免嘲笑一番，但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人们却不这样想。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各种新发明新发现爆发的时代。电灯、留声机、汽车、飞机，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没有理由认为灵魂的力量不是一种新兴事物。对于柯南·道尔来说，他不相信宗教，但唯灵论在他眼中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科学。他曾经是一名医生，受过科学的教育，而他认为自己所标榜的唯灵论是有科学依据的，有证据可以证明。

他沉迷于唯灵论。尽管很多知名科学家的文章也让他产生了动摇，但是，他坚信自己是最好的见证人，那些通过灵媒之口说出的死者话语就是最好的证据。后来的研究者指出，柯南·道尔是一个容易受骗的人。英国精神学者哈利·普莱斯在三十年代说：“他（柯南·道尔）太老实了，没有想到自己的同情心被利用了，从而上当受骗。”

柯南·道尔最著名的上当例子是“卡丁利仙女事件”。一九一七年，卡丁利的一个年轻女孩埃里斯·怀特和她的堂姐弗朗西斯·格里菲斯拍下了一张仙女照片。照片中弗朗西斯正与一些小巧、带翅膀的小人一同坐在森林里。埃里斯的父亲冲洗了底片，但他不相信仙女的传说，告诉女孩这只不过是舞台场景而已。但是女孩们坚持说她们已经见过好几次仙女了。

一个月后，她们有了第二张照片，这次埃里斯是和土地神侏儒坐在一起。埃里斯的爸爸仍然持怀疑态度，但是她妈妈给一位朋友看了照片，碰巧那位朋友对超自然的事非常感兴趣。于是，这个故事很快传开了。一九一九年六月，柯南·道尔正在准备素材，为《海滨杂志》圣诞号撰写一篇有关仙女的文章。他听说了卡丁利仙女的事，对此很感兴趣。他与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一同咨询了各方面的专家，验证这张照片是不是假冒的。虽然有人指出这些仙女的发型太现代了，但是没有人能拿出证据证明照片是假的。随后柯南·道尔将此事写入自己的文章，大肆宣传。这在相信仙女的人中引起了轰动，同时，怀疑者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大。到了一九二〇年，这两个女孩又拍了几张仙女照片，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

对卡丁利仙女真实性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一九八一年，弗朗西斯和埃里斯才承认她们在照相的时候作了假。她们先在纸上画出仙女，然后用曲别针把她们钉在树杈上。弗朗西斯还记得当看到真有人相信她们故事的时候，自己多么惊讶。她说，在照片上甚至还能看见曲别针，但不知何故从没有人注意到。

著名魔术师哈里·胡迪尼是柯南·道尔的好友，但他也是唯灵论的反对者。起先，胡迪尼曾经抱着与柯南·道尔类似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和一九一三年去世的母亲的灵魂通话。但是，他很快发现，那些所谓的灵媒都是些危险的骗子。于是，他开始通过写书和在世界各地讲座来揭穿这类骗人的把戏。在表演中，他经常对唯灵论进行嘲讽。

虽然本是一对挚友，但两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驳倒对方。最后，胡迪尼答应柯南·道尔，参加他组织的一个招魂仪式，由作家最信任的灵媒担任主持。柯南·道尔向胡迪尼保证这次仪式的过程中会有严密的预防措施，绝不会有任何的欺骗成分。被召唤的灵魂正是胡迪尼的母亲。

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所有的灯都熄掉了，灵媒开始按招魂的步骤来召唤。突然，他用高亢的声音宣布，胡迪尼死去的母亲从另一个世界过来了，来到了这间屋子。胡迪尼甚至还和她说了几句话。仪式结束后，柯南·道尔很兴奋地问胡迪尼有什么感受，魔术师只是带着半疲惫半同情的表情告诉他：“刚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真的是某个人的灵魂，但肯定不是我母亲。因为这个灵魂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我的母亲，很抱歉，她一辈子只会说意第绪语。”

在十五年里，柯南·道尔出版了十三本与唯灵论有关的书籍，还有大量的文章。与小说不同，这些书籍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甚至不得不自费印刷。他还周游世界宣讲唯灵论，足迹遍布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他还想去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发表唯灵论演说，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完成。他两度到访美国，行程达到五万多英里，听众逾二十五万。他花费了大量金钱用于演讲旅行，还设立了唯灵论主题书店、出版社、博物馆。虽然他的心脏出了毛病，医生也忠告他，再这样费力劳神无异于自杀，但他还是为了宣传唯灵论不断奔走。

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早上七点半，柯南·道尔要求起床在椅子上坐一坐。儿子们帮他穿上衣服。他深深地坐在一把面朝窗户的柳条椅上。他讲话困难，但还是对妻子说：“应该给你一枚奖章，上面刻着‘奖给最优秀的护士’。”将近八点，妻子简坐在他的左边，两手抓住他的一只手。儿子阿德里安坐在他的右边，抓着他的另一只手。儿子丹尼斯在阿德里安的外侧，女儿简坐在母亲的外侧。八点二十分时，他们感到柯南·道尔的手上产生了一点儿压力。他稍挺起身，虽不能说话，但轮流看了每个人。接着闭上眼睛，告别了尘世。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柯南·道尔的遗体安息在温德尔斯罕姆庭院里，离他经常用作书房的小屋不远。无数人怀念他，大批的电报涌来，悼念他的花铺满了整个庭院。他的墓碑上刻着：

 

真实如钢

耿直如剑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

爱国者，医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