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专家之死”这种说法一出现，一种傲慢自负的感觉已经呼之欲出。启用这样的标题简直是勇气可嘉，很多人还没翻开书，光看标题可能就已经产生了疏离感；有些人读了，可能恰好发现书中的错误，拿来杀一杀作者的威风。我理解这种反应，因为当我看到这种一刀切的论调时，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生活就是习惯于把一切重要的事物过早地埋葬：羞耻感、常识、男子气概、女人味儿、好品位、智识等等。而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去讴歌那些尚未消亡的事物。

比如专家。专家未死，但岌岌可危。有些事真是错得离谱。美国这个国家，现在沉浸在对无知的崇拜中。诚然，普通人对科学、政治或地理知之不多，这是个老问题了。而且，说实在的，放在当今社会，这都谈不上是个问题了，因为在现代生活中，社会分工明确，人们无须通晓一切，飞行员开飞机，律师打官司，医生开药方，各司其职。我们谁都不是达·芬奇式人物，可以早上画《蒙娜丽莎》，晚上设计直升机。社会理当如此。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以无知为荣。美国人已经到了一种境界：把无知当美德，尤其是对公共政策领域的无知。拒绝专家的意见，就是在维护个人的自主权，美国人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日渐脆弱的自尊心，隔绝外界的纷扰，再也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你错了。这是新的“独立宣言”：我们不再认为一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所有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包括那些错误的理论。一切都是可认知的，关于一个主题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分伯仲的。

美国人一向不喜欢知识分子和所谓的万事通，但这和专家是两码事。我是一个教授，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喜欢教授。大约30年前，我刚刚开始教书生涯，在一个离家乡不远的大学任职，所以我会时不时顺道去我哥哥的一个小酒馆，跟他打个招呼。有一天晚上，在我离开之后，一个顾客对我哥哥说：“他是个教授，哈？嗯，不管怎么说，他看起来像个好人。”如果你是我的同行，应该对此已经习惯了。

但这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有些知识分子听到别人挖苦知识分子无用就怒不可遏，那你们应该换个行当了。我当过教师和政治顾问，给政府和企业做过主题专家，也在多个媒体担任过评论员。我习惯了别人与我意见不一，事实上，我鼓励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一个民主社会智识健全、生机勃勃。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担忧。我们失去了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现在普通美国人的基础知识储备很低，已经撞破了“无知”的底线，越过“错知”，一路下行，干脆到了“错得理直气壮”的境地。人们不只是相信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们还积极抵制进一步的学习，抓住错误的信仰不放。我没有活在中世纪，所以我不能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但在我的有生之年，真是闻所未闻。

这并非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一点。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在华盛顿工作，我就发现人们有多好为人师，即使只是闲聊，在谈到很多话题的时候，他们也会立刻教导我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在我自己的领域——军备控制和外交政策。（人们习惯性地会说“他们应该……”）我当时还年轻，还不是个经验丰富的专家，但还是对此感到瞠目结舌，这些人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却信心十足地告诉我，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美苏之间的和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是欢迎论辩的，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全球毁灭的可能性都是有的，人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以为这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做事所要付出的部分代价，我接受了。久而久之，我发现很多其他政策领域的专家也有同样的经历，总有外行读了为数不多的关于税收、预算、移民、环境或其他课题的研究，就要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输给专家。如果你是一个政策专家，这种事情如影随形。

然而，再到后来，我听说一些医生、律师和教师也有同样的经历。而且，有很多专家的建议明明不易反驳，但也未能幸免。最让我震惊的地方不是病人或客户会问到敏感问题，而是这些人有多积极地告诉专家，为什么那些专家建议是错的。他们几乎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专家其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诚然，人们排斥专业知识，但他们在诸多问题上皆是如此，而且三天两头这样，还带着一腔愤怒，这就让我觉得异乎寻常了，这才是更糟糕的地方。由于互联网无处不在，社交媒体上的聊天不受约束，或是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的需求，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就更为明显了。但是，这股排斥专业知识的新兴风潮里透着一股自以为是和狂热，而且，至少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怀疑或质疑，或为了寻求替代答案，而是一种自恋，伴随着对专业知识的蔑视，还美其名曰自我实现。

所以，专家想要还击，要求人们恢复理智，就难上加难了。不管涉及什么主题，所有的争辩都会随着一颗愤怒自大的心付诸东流，最终人们还是会坚持己见，有时候还殃及职业关系，甚至朋友关系。现如今，专家不应争辩，而是接受这种分歧，大不了，就当是坦诚的意见相左。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这个词现在充其量就是个争吵的灭火器，而且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并非所有事都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事就是得分对错……那我们简直太蠢了。

我想，我可能见证了世代交替。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对专家敬若神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国际关系，美国都是执牛耳者，那真是个让人陶醉的时代。我的父母都是知识渊博的，但没受过什么教育，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一个把人类送上月球的人，很可能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是对的。我并非成长在一个绝对服从权威的环境里，但总的来说，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对那些从事专业领域的人，从足部医疗到政治，都是深信不疑的。

正如一些批评家对专业知识所指出的，那个年代，我们既相信把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送上月球静海（the Sea of Tranquility）的人，也相信把众多无名的美国人送到越南溪山（Khe Sanh）和德浪河谷（Ia Drang valley）的人。公众对专家和政治领袖的信任，不仅是错付了，还被滥用了。他们说得对。

但是，我们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对专家不是抱着一种善意的怀疑，而是积极的憎恨，很多人认为专家是错的，仅仅因为他们是专家。我们对这些“书呆子”嗤之以鼻，我们告诉家庭医生该开什么药，或是跟老师争辩，就算孩子在测试中的答案是错的，也坚持说是对的。我们不仅认为谁都不比别人更聪明，还都认为我们是最聪明的一代人。

这简直是大错特错。

很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我深表感激，同时，还有更多人可能与本书的观点和结论有交集，也请见谅。

早在2013年的时候，我在个人博客“作战室”（The War Room）上写了一篇题为“专家之死”的博文。《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的西恩·戴维斯（Sean Davis）注意到这篇博文，并与我联系，让我整理出一篇文章来。我很感谢西恩和《联邦党人》给这篇小文一些版面，让它很快走入了世界各地100多万读者的视线。随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戴维·麦克布赖德（David McBride）看到这篇文章，遂与我联系，要把此文的主旨思想编纂成书。他在编辑上给予的指导和建议令我受益匪浅，让我能用更详细的内容来充实论证，我很感激他和牛津，以及为书稿做审校的人，是他们让这本书得以问世。

我很幸运能在美国海战学院（Naval War College）工作，我的很多同事，包括戴维·布尔巴赫（David Burbach）、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史蒂夫·诺特（Steve Knott）、德里克·雷维隆（Derek Reveron）和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等，都提供了意见和资料，但本书的观点和结论都是我本人的，不代表任何其他机构或美国政府部门的观点。

还有很多行业的朋友和记者也很好心地给我提出意见，阅读其中的章节，或是在我专业以外的领域为我解答疑惑，包括安德鲁·法西尼（Andrew Facini）、罗恩·格拉涅里（Ron Granieri）、汤姆·汉格威尔德（Tom Hengeveld）、丹·卡泽塔（Dan Kaszeta）、凯文·克鲁泽（Kevin Kruse）、罗伯·米基（Rob Mickey）、琳达·尼科尔斯（Linda Nichols）、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威尔·塞尔坦（Will Saletan）、拉里·桑格（Larry Sanger）、约翰·辛德勒（John Schindler）、乔希·希恩（Josh Sheehan）、罗伯特·楚毕什（Robert Trobich）、迈克尔·韦斯（Michael Weiss）和塞琳娜·齐托（Salena Zito），尤其要感谢丹·墨菲（Dan Murphy）和乔尔·恩格尔（Joel Engel）。我还要特别感谢戴维·贝克（David Becker）、尼克·格沃斯德夫（Nick Gvosdev）和保罗·米都华（Paul Midura）为初稿和几番改稿提供的建议。

我很感激哈佛继续教育学院（Havard Extension School），他们不仅给我机会授课，还为教职员配备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担任研究助理。凯特·阿利纳（Kate Arline）就是我这个项目的助理，她的作用不可估量：她迅速应对了一些最古怪的问题，而且镇定自若，游刃有余。（想知道美国从1959年起开了多少家快餐店吗？凯特会找到答案。）不过，书中如果有任何事实性错误或误解，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写书对于作者来说是一段美妙而愉悦的经历，但对作者身边的人却不然。我的夫人琳恩和女儿霍普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总是很有耐心，对她们的无限容忍，我感激不尽。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她们。

最后，还有一些给我提供帮助的人要求匿名，当然，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诸多医学专家、记者、律师、教育家、政策分析师、科学家、学者、军事专家等分享他们的经历，给我提供了素材。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

我希望这本书多少能在工作中帮到他们和其他专家。不过，说到底，所有专家的顾客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所以，我特别希望此书能帮助我的同胞们更好地利用和理解我们所依赖的专家。最重要的，我希望此书能为弥合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嫌隙略尽绵薄之力，长期看来，这样的嫌隙不仅威胁到亿万美国人的福祉，也会殃及美国民主试验的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