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得名于人造山

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前，“宝山”作为一座山尚无影子；清雍正二年（1724年）前，“宝山县”也并不存在。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嘉定县志》宝山所图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撰地理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节录明《嘉定县志》总结的嘉定人民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防倭抗倭作战经验：“……故寇舶自外海而来，以洋山为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后分䑸。若直至崇明，则诸沙错落，沿袤三百余里，暗塗相贯，有若为华、夷之限者。惟有三爿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载。惟此一路，宽深可行，无有壅碍（宝山之外，沿海有杨家路者是也）。而竹箔一沙横亘其外，隐然为之外护焉。国初海运，特筑宝山以为准的，盖为此也。故竹箔之南，吴淞之要道也；竹箔之东，刘家河之门户也。若设重兵于此防守，贼岂惟不能侵犯内地，虽二江之口亦得息肩矣。”另据民国《崇明县志》记载：“永乐初，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由吴淞江出口，绕崇明三沙门至京及辽东。”可见，修“宝山”是为了解决当时吴淞口和刘家港航运的安全问题。

中国定期由南向北从海道运输，始于元朝至正十九年（1282年），都是从刘家港（今浏河镇）起航的。百余年过去，海运日益繁忙，但从未修筑航海标志。明永乐元年（1403年）起，海运、河运并举。由于运河有几段淤塞不通，须中转陆运；海运仅靠刘家港，也难以满足。

陈瑄像，取自明代《三才图会》

永乐二年（1404年），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范家浜（今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引大黄浦之水经范家浜注入吴淞江，形成黄浦—范家浜—吴淞江新的江水出海通道。吴淞口成为黄浦江口，新河道水流充足，弯度减少，使得流速加快，激流日夜冲刷，河道渐宽，河床渐深，泥沙难以淤积，成为一条大川，航运能力大大增强。为减轻刘家港的压力，部分粮船开始由吴淞口起航。

当时隶属于嘉定县的吴淞口一带，滨江临海，既是海运要口，又是海防要冲。吴淞口外，海域辽阔，浩渺无垠。东南沿海北运京城的漕粮船和进出的海船，因没有航行标志，安全难以保障。永乐九年（1411年），负责督运漕粮的平江伯陈瑄向朝廷奏请，在兵防驻地清浦旱寨沿海地段（今浦东高桥镇）建造一座土山，作为航运标志。

安徽合肥人陈瑄，于建文末年率水军在浦口迎降燕王朱棣。朱棣当上皇帝（即明成祖，年号永乐），即封他为平江伯，委派他为总兵官，负责总督海运。陈瑄屡屡率部打退倭寇的侵扰，主持海运十余年之久。

宝山烽堠碑俗称永乐碑，为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所立

次年，奏请获朝廷批准。陈瑄带领旱寨及海运将士，不到10天，就在清浦寨东北15里处建成了四面各长百丈、高三十余丈的一座土山，山上遍植树木花竹，山顶建烽火台，白天燃烟，夜间点火。海运将士和当地百姓欢喜地称之为“宝山”。

永乐御碑

人造山虽距海30里，但目标明显，为海运漕粮船舶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提供了安全保障，当之无愧是中国海运史上的第一座航标。

明永乐御碑亭

明成祖对在沿海地段造山一事非常看重，很快亲自撰写碑文，将人造山正式命名为“宝山”。从此，这个地方就叫“宝山”了，声名传开，越传越远。清浦旱寨也随之改名为“宝山所”。

万历四年（1576年），在“宝山”西麓另建宝山堡城。万历十年（1582年）七月，“宝山”被大海潮冲毁，坍入海口；宝山堡城也被冲毁，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全部坍入海中。还好，宝山御碑因树立在离海较远的清浦镇东西桥堍，得以幸免，被迁到今高桥中学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旧城西北6里处重新筑宝山城，残迹至今尚存于高桥海滨村。

清雍正二年（1724年），嘉定县分出东境依仁、守信、循义、乐智4乡所属的13个部的全部或部分建立新县，定名为宝山县，与嘉定县同城而治。宝山县定名时间，据《大清历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二十四记载，由此始；而乾隆、光绪《宝山县志》记载为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三年核准分治，宝山县以吴淞所城为县治所在，隶江苏布政使司太仓直隶州。

宝山堡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