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

500年前，在今天被称作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十几个小村庄里，人们整日劳作，种植玉米、豆子、南瓜和辣椒。在这块北邻圣地亚哥河、南靠巴尔萨斯河的地区，他们捕鱼、采集牡蛎和蛤蜊，收集蜂蜜和蜂蜡。除了这些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和手工制作一些小工艺品——他们最有名的创作是饰有几何图案的小彩绘陶制器皿——这些男女还种植一种长着簇茸白色小铃的作物。这种作物不能吃，却是他们种植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称之为ichcatl：棉花。

棉花在玉米田里茁壮成长。每年秋天，村民们在收割完粮食作物后，会从这些齐腰高的金字塔形作物上摘下柔软的棉球，将许多棉铃放在篮子或袋子里，带回用泥土和荆条建造的小屋里。在那里，他们费力地把棉籽用手捋下来，然后把棉花放在棕榈席上拍软，再把纤维拧成几英寸长的几缕棉纱。接着，他们用一个装有陶瓷盘的细长的木制纺锤和一个用来支撑其旋转的纺纱钵，把纱捻在一起形成细的白线。然后，他们用一种背带式织布机（backstrap loom）织布。这是一种简单的工具，由两根绑着经纱的木棍组成，一根木棍挂在树上，另一根挂在织工身上；织工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经纱拉直，然后在经纱之间不停地来回编织纬纱，如同永不休止的舞蹈。成品布料牢固而柔韧。他们用靛蓝和胭脂红给布染色，染出各种色调的深蓝和深红色。一些布料他们自己穿，缝成衬衫、裙子和裤子；其他的布料作为贡品的一部分，每年都送到特诺奇提特兰进贡给遥远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仅1518年，这十二个沿海村庄就向蒙特祖玛二世（Motezuma II）皇帝进贡了800包原棉（每包重115磅）、3200匹染色布料、4800匹大白布料。这些都是技艺精湛的工人耗费了数千小时辛苦劳作的产物。

在此前和此后的几百年里，相似的情景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居住区中一再上演。从古吉拉特到苏拉威西岛，从上沃尔塔的岸边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河岸，从努比亚峡谷到尤卡坦平原，三大洲的人们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植棉花，然后又在不远处的家里制成棉纺织品，祖祖辈辈都如此。棉花这种作物很顽强，只要有合适的自然条件，只需农民稍加侍弄就能茁壮生长。由于它的“形态可塑性”，用植物学家的话说就是，它能够“通过缩短、延长，甚至中断其正常花期，来适应各种生长环境”，棉花能在很多种环境中生长。

种植棉花的许多民族数千年来都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与他们做着相同的工作。这些人都住在大约从南纬32度至35度到北纬37度之间的地带。这些地区的气候适宜棉花生长。作为一种亚热带植物，棉花要求生长期内温度不能低于10摄氏度，最好经常维持在15.6摄氏度以上。现在我们知道，只有在连续200天没有霜冻，年降雨量在20至25英寸之间并集中在棉花生长期中期的气候条件下，棉花才能生长。这种常见的气候带解释了棉花为什么在多个大陆上都能繁荣成长。在这些地区，种子被放在间隔约三英尺的壕沟里，然后盖上土壤。棉花需要经过160到200天才能成熟。

不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与其他民族交往获知，每一个棉花种植者都发现，从棉铃里拉出的蓬松的白色纤维非常适合制作纱线。这种纱线又能用来织成易于清洗且手感柔软的布料，可以抵御阳光的灼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御寒。早在1000年前，亚洲、非洲和美洲都有的棉花织造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复杂的贸易网络——大多数是地方性的，也有少数是区域性的——将棉花种植者、纺纱工、织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

我们很难重建织物的历史，因为大多数织物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知道，自从大约十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稀树草原迁移到气候更冷的地区以来，他们就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风霜的侵袭。零星的考古记录表明，人类最初可能使用毛皮和兽皮当衣服穿。有证据表明三万年前，人类已开始用亚麻织布。大约一万两千年前，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时，织物的生产得到了广泛传播。然后，男人和女人开始实验用各类不同的纤维去纺纱和织布，以御寒和防晒。

世界各地独立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把植物转化为布匹的方法。在欧洲，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编织不同的草和亚麻布；大约8000年后，在青铜时代，人们开始从各种动物身上搜集毛料。在中东和北非，公元前7000年时，各社群也已经开始纺织各种动物毛和亚麻。在同一个千年里，中国农民和工匠使用苎麻纤维和丝绸制衣。随着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布料便成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在这个亚麻、毛料、苎麻和丝绸构成的世界里，棉花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据我们目前所知，大约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几乎就在同时代，生活在今天秘鲁海岸一带的人们，在完全不知道南亚发展的情况下，也做出了相同的尝试。几千年以后，东非的各个社会中也有了棉花的纺纱和织布技术。在这些地方，棉花迅速成为纺线的主要纤维，对于大部分用途而言，棉花的属性明显优于亚麻、苎麻和其他纤维。在种植棉花的最初几千年里，棉纺织品的生产很少扩大到棉花自然生长地带之外，但所有见过棉花的人一致认同，棉花是上好的布料生产原料：柔软、耐用、轻盈、易于染色且便于清洗。

我们在许多民族的创始神话和神圣文本中，都能发现棉花在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作用的证据。在印度教经典中，棉花经常出现在显著位置。印度教徒相信毗湿奴“用阳光为自己编织了一件衣服”。西非各地的人们把他们的纺纱技术归功于一位蜘蛛神阿南西（Ananse）。在北美洲，霍皮人（Hopi）相信一位蜘蛛女神能纺织棉布。纳瓦霍人（Navajo）认为阳光与白昼四子之一的比格奇第（Begochiddy）在造出山川和昆虫之后，创造并种植棉花。根据纳瓦霍人的信仰，“部落里的女婴出生后，应该去找一副蜘蛛网来……然后在女婴的手和胳膊上摩挲。这样，等女孩长大以后织布时，她的手指和胳膊就不会觉得疲倦”。在中国，根据1637年晚明的一段文字记载，衣服（包括棉衣）使人类区别于禽兽，而且在人与人之间，衣着也是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标志。此外，把命运看作编织或纺织而成的概念，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毫不奇怪的是，也包括棉花占据重要地位的那些文化。

现代植物学家不再将棉花当作神灵的馈赠，但同样为之赞叹。生物学家认为棉花在地球上已经生长了一千万到两千万年，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四个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种：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相应地，这四类又衍生出成百上千的变种，其中只有少数主导了商业棉花生产。今天，超过90%的世界棉花作物是陆地棉的一个品种，即美国陆地棉。人类的栽培更进一步地改变了植物。一位专家说，我们的祖先大约用了5000年的时间改造了棉花，“棉花原来只是一种杂乱的多年生灌木或矮树，有着坚硬外壳的小小的种子，上面覆盖着粗乱的很难区分开来的茸毛；他们把它改造成了一种紧凑的矮小的一年生植物，种子上长着大量的白色长纤维，很容易开花结果”。棉花种植者小心地进行实验，逐渐地把它培育成可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布料需求的作物。他们改良棉花使其适合某些生态环境，将其移栽到远方，扩展其适应范围，增加其多样性。与自然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人类的培育加速并改造了棉花的生物史——这一能力在19世纪大大加速，对棉花帝国至关重要。

已知最早纺织棉花的人类群体是生活在印度河谷的农民。1929年，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摩亨朱达罗地区发现了棉纺织品的残片。这些残片的形成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250年至前2750年之间。在附近的梅赫尔格尔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前的棉花种子。文献资料进一步指出，在印度次大陆，棉花产业在古代即已存在。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到前1200年之间的吠陀经文也提及了棉花纺织。外国旅行者最早关于南亚的报告也提到了棉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熟知印度这些优质的棉纺织物。他在公元前445年评论道，在印度次大陆“有一种野生树木，果实里长出一种毛，比羊毛还要美丽，质地更好。当地人的衣服便是由这种毛织成的”。

从最早发现棉花一直到19世纪，几千年来，印度次大陆的人们始终是世界一流的棉纺织品制造者。住在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地区的农民在粮食作物的旁边种上少量棉花。他们纺纱织布，供自己使用，也在当地和本地区的市场销售。直到19世纪，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消费的纺织品都是自己生产的。他们用手摘取棉花，用一种辊式轧花机去掉棉籽，用弓子（一种木制工具，绑有绳索，用一块木头敲击弓身时弦会震动）去掉泥土和结，用纺纱杆（一种绑着待纺棉花的工具）和一个纺锤把纤维纺成线，然后用挂在树间的织布机把线织成布料。

在那个时代，顶级印度棉布的品质堪称传奇。13世纪，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希罗多德近1700年前的观察又做了一段阐述，他记述道，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出产的棉布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精细最美丽的棉纺织品”。600年后，利兹的一家报纸的所有者、棉花专家爱德华·贝恩斯报告道，最好的印度布料“几乎完美得不可思议……一些印度薄纱如此技艺高超以至于使人认为这要么是仙女的杰作，要么是昆虫的作品，但绝不可能出自人类之手”。实际上，它们是“风织之网”（webs of woven winds）。

然而，印度次大陆的织品并非绝无仅有。在欧洲人抵达新世界之前很久，棉花就在美洲繁盛生长，棉纺织品在美洲无处不在。在一条贯穿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并延伸到南美洲的四千英里长的弧形地带之上，棉花纺织业是最重要的制造业。很有可能，最古老的棉产品制造中心位于今天的秘鲁一带。在那里，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约公元前2400年的棉织渔网以及公元前1600年至前1500年之间的纺织品残片。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攻打印加帝国时，他惊叹于自己看到的棉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印加帝国的卡哈马卡城，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仓库里装满数量庞大的棉纺织品，“远远优于他们所见过的任何纺织品，无论是精致程度，还是将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技艺”。

此前十年，在卡哈马卡城以北几千英里之外，当欧洲人深入阿兹特克帝国之时，他们也同样地惊诧于当地精美绝伦的棉纺织品。除了黄金以及其他财宝，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还给查理五世送去了用靛蓝和胭脂虫染色的华丽的棉布。同南美洲一样，中美洲的棉花产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400年，棉花就广泛地种植在今天的墨西哥中部地区，而且考古发现最早的棉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之间。据文献记载，玛雅人使用棉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2年。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的低地地带，棉花产业可能早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棉纺织品从精英阶层普及到普罗大众，棉纺织品的产量增加了，特别是在1350年阿兹特克军事和经济帝国崛起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穿棉纺织品，棉花的加工变得更加重要。纺织和染色的技艺越来越精湛，特别是可以通过不同的衣着看出不同的社会阶层。

16世纪中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后，当地的棉花产业仍在继续。17世纪末，一位西班牙殖民官员堂胡安·德·维拉古提尔·索托—马约尔（Don Juan de Villagutierre Soto-Mayor）赞扬前玛雅王国地区的印第安妇女，说她们“精力充沛地纺纱织布，技艺高超，染出完美的色彩”。棉花除用于制衣之外，还能用作宗教祭品、馈赠礼品、交易媒介、悬挂装饰品、包裹木乃伊、盔甲，甚至是医疗用途。据估计，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每年生产1.16亿磅棉花，这相当于1816年美国的棉花产量。随着特诺奇提特兰的统治者扩大势力范围，他们从棉花种植和织造地区收取贡品与贸易产品。在纳瓦特尔语中，阿兹特克帝国一些特别重要的棉花产地的名字意为“在棉花神庙之上”“在棉河之中”和“在棉山之上”。

在哥伦布到来之前，今天的墨西哥和秘鲁地区是美洲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纺织品的生产也扩散到了美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在今天的巴西，人们用从野生植物搜集的棉花纤维制作布料。在今天美国的西南部地区，可能早在公元前300年，美洲原住民就很热衷于种植棉花，特别是纳瓦霍人和霍皮人。关于棉花的知识从中美洲沿着墨西哥海岸向北传播。当西班牙殖民者与格兰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接触时，他们就注意到“印第安人纺织棉花”，也注意到他们“穿着坎佩切式（Campeche-type）棉毯，因为他们有大片的棉花地”。对于一些美洲原住民来说，棉花还有重要的宗教用途：霍皮人在祈雨祭祀仪式中以棉花象征云彩，将棉花覆盖在死者的面部，“意在使精神形体轻盈，如同云朵一般”。在加勒比地区，棉花种植也很普遍。实际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认为他到达了印度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加勒比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棉花，他形容这些岛屿“到处都是……棉花”。

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非洲地区也历史悠久。最早种植棉花的可能是位于今天苏丹东部地区的努比亚人。有些人声称，早在公元前5000年，当地就种植棉花来纺纱和织布，但考古学家通过对尼罗河东岸古城麦罗埃的考古发掘证明，棉纺织品仅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300年之间。棉花从苏丹向北传播到埃及。虽然棉纺织品在埃及文明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早在公元前2600至前2400年之间，棉籽就被用来当作动物饲料，而且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的绘画中也出现过棉花丛。然而，直到公元前395年至前332年之间，埃及才出现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制造业。公元70年，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观察到：“在上埃及地区，阿拉伯半岛附近，出产一种灌木，有人称其为棉花（gossypium）。这种灌木很小，果实像长有胡须的坚果，里面是丝一样的东西，把丝从果实里抽出后能纺织成线。不管就洁白、柔软还是穿着而言，没有哪种已知的织物能超过这种线织成的布料……”公元800年后，棉花及其相关生产活动更是在伊斯兰教的庇护下加速传播。

关于如何种植和加工棉花的知识也传播到了非洲西部。棉花究竟是怎么来的还不清楚，不过有可能是大约在公元元年左右由在各地流动的织工和商人从东非带过去的。在8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棉花产业获得极大发展。伊斯兰教教师教女孩纺纱，教男孩织布，同时还向那些人宣扬一种前所未有的端庄服饰，而当地的气候环境本来并不需要他们穿很多衣服。考古发掘发现了最早可追溯到10世纪的棉布。文献资料和考古挖掘都证明了西非地区在11世纪末已存在棉纺织业，在那时它已经向南传播到了今天的多哥地区。到16世纪初，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记述道，“梅里王国”（kingdome of Melli）的棉花“极为丰富”, “东巴托王国”（kingdome of Tombuto）棉花商人有着惊人的财富；他在这里指的是西非的伟大的马里帝国和廷巴克图帝国。

据我们所知，棉花的驯化、纺纱和织造是在世界这三个区域内独立发展的。不过，知识从南亚、中美洲和东非沿着现有的贸易和移徙路线迅速传播——例如从中美洲到北部，从东非到西部。棉花产业的传播活动的中心是印度。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从印度向西、向东和向南传播，使得亚洲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并且又在20世纪后期再次成为中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和棉花技术对于棉花在我们的世界上的显赫地位至关重要。两千多年前一群肯定穿着毛皮、羊毛和亚麻衣服的欧洲人，在遇见这些来自神秘“东方”的神奇的新织物时，印象最为深刻。

但是在欧洲人发现棉花之前，棉花正忙着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棉花从印度一路向西传播，经由中亚进入中东，然后进入地中海地区。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公元前，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就已经开始种植棉花了。尼尼微（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发现了大约公元前1100年的棉布。一份公元前7世纪亚述的泥板文书提到了一种长羊毛的树。几百年后，大约公元1世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开始种植棉花。和在非洲一样，伊斯兰教的传播在中东棉花种植、纺纱和织造等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斯兰教对谦逊的要求使得棉布成为一种“通常的衣料”。在9至10世纪，伊朗出现了供应城市市场——特别是巴格达的——需求的“棉花潮”。13世纪，从亚美尼亚到波斯，马可·波罗发现棉花棉布无处不在，他的游记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就是亚洲各地棉花的“充裕”。

随着棉花种植向西传播，有关棉花的知识也从印度向东传遍亚洲，特别是传入中国。尽管中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国之一，而且今天仍然是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地作物。事实上，汉字中的“棉”一词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

在元朝（1271—1368）时，棉花在中国农村广为普及。在那些年里，棉花事实上取代了苎麻。苎麻曾和丝绸一样，传统上是中国人制衣的纤维原料。到1433年，中国的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使得政府可以给士兵和官员提供衣物。我们将会看到，棉花作物与赋税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当局对棉花产业产生兴趣的诸多例证之一。在开疆辟土的明朝（1368—1644），棉花生产扩散到了中国的新征服的土地上。到明朝末年，估计中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包棉布。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已经出现了：北方农民运输原棉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农民用这些北方运来的以及他们自己种植的原棉生产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纺织品还会被卖回北方。这类跨区域的贸易非常繁荣，棉布生意甚至达到帝国商业额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中国的男女老幼几乎都穿着棉布衣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一倍达到4亿人口时，中国的棉花产业也仅次于印度排世界第二。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

印度的棉花技术也传播到了东南亚。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棉布成为这些地区仅次于食品的最有价值的制成品。在公元3至5世纪的某个时期，佛教僧侣将棉花带到爪哇。很久之后，1525年至1550年间，棉花种植传播到日本。到17世纪，它已经成了日本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小农户种植棉花以获得额外收入去缴税，棉花通常与水稻轮耕。随着棉花抵达日本，起源于印度的棉花种植已经传到亚洲大部分地区。

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农民、纺纱工、织工和商人至少5000年的努力下，棉花世界逐渐繁荣起来并不断扩大。尽管这一巨大制造业的中心分布在三大洲，但它们有许多共同点。最重要的是，棉花种植和加工几乎一直保留着小规模的形式，以家庭生产为主。尽管一些种植者把他们的原棉卖到附近或远方的市场去，而且还有许多统治者强迫耕作者将部分作物用于进贡，但是没有任何种植者仅仅依靠种植棉花生活；相反，他们使自己的经济机会多样化，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在非洲大片地区以及南亚和中美洲部分地区，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家庭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自己和社区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与统治者对贡品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在韦拉克鲁斯，粮食与棉花套种很常见，可以同时为棉花种植者和纺织者提供生活必需的粮食。在尤卡坦半岛，玛雅农民在种植玉米和大豆的田地里种植棉花。在西非，棉花“和粮食作物套种”，比如在今天的科特迪瓦，棉花与高粱套种，而在今天的多哥地区，棉花与薯类套种。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棉花]在稻垄之间种植”。在中亚棉花种植地区，农民不仅在稻子旁种棉花，还在小麦和粟米旁种植棉花。在朝鲜，农民则是在大豆旁边种植棉花。18世纪以前，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棉花单一种植，而当单一种植模式出现时，人们对更多土地和劳动力的渴望也随之而来。

与棉花种植相似，世界各地的棉花生产也始于家庭组织；除少数特例外，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例如，在阿兹特克人控制的地区，所有棉花生产在家庭组织内部进行。在非洲也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棉花产品的生产纯粹是家庭产业，每一个社会单位完全自给自足”。我们在印度、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等地区有相似的例证。家庭生产可以使一个家庭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布料，但也能为市场提供棉纺织品。由于大多数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季节变化很大，而摘下的棉花能储存好几个月，农民可以在农闲时节间歇性地和季节性地集中生产纺织品。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家庭里，有空就在家中纺纱和织布。

每个社会都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女性和纺织生产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中国有句谚语叫“男耕女织”。除了纳瓦霍人、霍皮人和东南亚的一些民族，世界范围内，女性事实上垄断着纺纱工作。由于纺纱工作可以间歇性地完成，并能同时从事其他活动，例如照看孩子和烹饪，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也使得她们主要负责纺纱。女性与棉布生产的关系非常紧密，有些文化中女性的陪葬品就是她们的纺织工具。另一方面，织布工作则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在印度和非洲东南部，织布主要由男人负责，也有很多文化中由女人从事织布工作，比方在东南亚、中国、非洲北部和西部。然而，即使在女人和男人都织布的社会中，通常他们各自擅长不同的样式，生产不同品质的产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织布机。这种劳动力上的性别分工在工厂制出现时重现，这使得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成为工厂生产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前现代的棉花产业根植于家庭组织内部，有着特殊的生存策略，其特点是轧花、纺纱和织造的技术发展缓慢。例如，直到18世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妇女纺一磅的棉纱要一个月时间，织一匹十码长的布料又要一个月时间。时间耗费如此巨大，部分是因为花在纺纱和织布上的劳动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机会成本”劳动，部分是因为统治者向其臣民征收了最大程度的税收。而且，由于许多家庭生产的纺织品都能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的规模有限，再次降低了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

然而，缓慢的技术发展也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有关。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原棉不能有效运输到很远的地区去。人力和役畜有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运输原棉。在阿兹特克帝国，原棉运输到高原地区进行加工，运输距离大约100英里。用水力运输棉花更为高效和普遍。例如，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据观察者称，数以千计的船只沿着长江将棉花运输到江南地区。古吉拉特和印度中部的棉花同样用船沿着恒河和海岸运输到印度南部和孟加拉。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绝大多数原棉的纺织都是在离种植地几英里之内的地方完成。

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从事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工作，棉花纺织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尽管直到19世纪，自产自用的家庭生产模式一直是棉花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前，棉花产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最为重要的是，棉纺织品——部分由于它们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了重要的保值产品和交换媒介。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以棉布作为征收贡品和实物赋税，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棉花在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场。例如，在阿兹特克人中，棉花是最重要的纳贡媒介。在中国，从15世纪初起，每个家庭都要用棉布缴纳部分税款。在整个非洲，布匹用于纳贡也是司空见惯。在中国、整个非洲、东南亚和中美洲，棉布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被作为一种纳税方式，也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棉布是一种理想的交换媒介，因为不像原棉，它很容易长途运输，不易腐败，并且价值含量高。在前现代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一匹棉布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制成品，甚至是庇护。

棉花被用作原始货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棉纺织品单位重量的价值很高，它们并不都是在紧邻其生产地的地方使用的。实际上，分别出现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棉花中心都发展了越来越复杂的贸易网络，将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甚至有时还跨越大陆。在伊朗，9至10世纪的棉花产业引发了显著的城市化，城市从附近农村吸收原棉，进行纺纱、织造、裁剪，然后卖到远方的市场，特别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市场。在前殖民时期的布基纳法索，一位作者发现：“棉花处在贸易活动的中心位置。”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吉拉特棉布就已经在印度洋周边各地区间贸易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的棉布被销往东非海岸，并从那里贩运到更远的非洲腹地。在所有的这些交换中，贸易商，特别是那些远离了母国的贸易商，必须得迎合当地的口味，并且提供对当地消费者有价格吸引力的商品。

在中美洲，布料会卖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有时还会卖到邻国去。例如商人们把布料从特奥提兰（在今天的瓦哈卡）贩卖到危地马拉。在今天的美国的西南部，纱线和布料也都是重要的贸易品。考古挖掘发现，在与棉花的种植地相距很远的地方也能找到棉产品。自从13世纪起，中国商人从远至越南、吕宋、爪哇的地方进口纱线和布料以补充国内生产。非洲商人以相似的方式，把棉纺织品贩卖到距离遥远的地区。例如，他们用马里布料交换沙漠地区游牧民的盐。奥斯曼帝国棉纺织品已经到达了遥远的西欧，而在13世纪，日本也已经开始进口棉产品。

印度处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贸易的中心区域，与罗马帝国、东南亚、中国、阿拉伯世界、北非、东非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印度棉纺织品借助人背和牛运穿梭于南亚地区，它们乘着阿拉伯三角帆船越过重洋，驮载在骆驼背上穿越阿拉伯大沙漠抵达阿勒颇，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来到开罗棉纺织品市场，填满戎克船的底舱来到爪哇。早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棉纺织品已经卖到了埃及，商人把印度棉纺织品带到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希腊商人随后将这些印度纺织品从埃及和波斯贩运到欧洲。最后，罗马商人也参与了进来，使得棉纺织品成为一种令帝国精英垂涎的奢侈品。在整个非洲东部，印度棉纺织品也十分重要。直到19世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纺织品供应地，古吉拉特商人和其他商人运输了大批量的布料。164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抱怨道：“有太多的财富用来购买印度商品……世界的财富聚集在印度。”

印度布料也向东销售到亚洲其他地区。在古代，商人就已经在中国的市场上出售印度棉纺织品。大量印度棉布也运往东南亚地区，供当地上层人士着装使用。据估计，在16世纪初，马六甲每年要从古吉拉特邦、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等地进口满满15艘货船的棉纺织品。印度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1503年左右，意大利商人卢多维可‧德‧瓦特玛（Lodovico de Varthema）对古吉拉特的港口城镇坎贝这样评论道：“这个城市为波斯、鞑靼、土耳其、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福地阿拉伯、非洲、埃塞俄比亚、印度以及诸多有人居住的岛屿提供丝绸及棉产品。”梵文中关于棉纺织品的词汇karpasi进入了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马来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和汉语。甚至某些特定织物的名称变成了全球通用的名称，例如轧光印花布和细白布（jackonet）就是印度语言中一些术语的变体，最后在世界范围内用来形容某种特定的风格。实际上，17世纪初，印度棉纺织品就已经成为了历史学家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所说的“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

随着需求的增加，棉花试探地迈出了走出家庭的第一步。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作坊生产棉花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亚洲。印度出现了职业织工，他们专门为远距离贸易供货，给国内外的统治者和富商提供棉布。在达卡，织工在严格监督下为莫卧儿宫廷编织细平布，“被迫为政府工作，报酬却很差，过着几乎是囚禁式的生活”。据报道，早在15世纪，在位于今天的安德拉邦的阿莱姆孔达，已经有了装有一台以上织布机的作坊。与自给自足的织工不同，从事远距离贸易者在地理上相当集中：孟加拉因优质的细平布而闻名，科罗曼德尔海岸以轧光印花布和纯色棉布而著称，而苏拉特则以其结实而廉价的布料著称。尽管织工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占据着非常不同的地位，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某些地区，他们已经进入社会上层，足够富有，可以跻身当地寺庙的主要捐献者之列。全职棉纺织品制造者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例如，在14世纪的明代中国，“织造局”出产质地更好的纺织品，那里集中地雇用了几千名工匠。在奥斯曼帝国的托卡特城，技艺高超的织工生产出大批量的棉纺织品。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以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大城市里，都有大型的棉花作坊。事实上，用于指代优良棉纺织品的muslin来源于Musil一词，这是库尔德人对摩苏尔的称呼。在巴马科，今天的马里首都，将近600名织布者从事纺织生产。与此同时，在被称为“西非的曼彻斯特”的卡诺有着庞大的棉花产业，给撒哈拉地区的人们提供布料。16世纪90年代，廷巴克图已有26家棉花生产作坊，每个作坊都有50名或者更多的工人。大阪也有成千上万的工匠织造棉纺织品；到18世纪初，整个地区的作坊雇用了三到四万工人。

随着作坊越来越普遍，一种新型织工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专门为市场销售而生产的个体，通常是男性。但是即便作坊在兴起，这种为满足市场进行的生产也通常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发生在家庭而不是作坊中。使这些农村市场供应者有别于那些为了生计从事生产的人的是，他们依赖全球商业中一种新兴力量：由商业资本组织起来的外包网络（putting-out networks）。在这些将构成19世纪机械化棉花生产核心的网络中，纺纱工和织工为城市商人制作纱线和布匹，而商人将这些纱线和布匹收走，在远方的市场上贩卖。商人资本家和生产者相互联系的特定方式差别很大。例如，在印度次大陆，虽然农村织工依靠商人为他们提供资本，以购买织布时所用的棉纱和维持生计的食物，但他们大体上自己拥有织布工具，工作时不受监督，而且对产品享有一定的处置权。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村织工享受的权力相当少。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人将棉花和纱线预先提供给农民，由农民来纺纱和织布，再把产品卖回给商人，赚取一点利润。他们与印度织工不同，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任何处置权。在中国，商人也对产品拥有很大的生产控制权，“他们购买原棉，在当地市场上将其外包给农妇去纺织，在市镇的作坊里染轧，随后贩卖到全中国”。实际上，商人控制着生产的每一个阶段，预示了他们在19世纪缔造横跨全球的棉花帝国过程中的中心作用。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棉纺织技术也跟着革新。尽管世界各地处理棉花的基本原理非常相似，且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型轧花机、纺纱机、织布机出现之前，生产力也都非常低，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创造发明。例如，在中美洲，一种“特制陶制纱锭”的出现改进了纺纱技术。公元1200年后，中美洲人也使用了特别设计的纺纱钵，提高了纺纱工的生产效率，使他们能满足统治者对贡品的贪婪需求。不过，技术发明的中心是亚洲：去除棉籽的辊式轧花机、清理和理顺轧过的棉的弓、纺车及各种新型织布机，包括垂直型整经机（upright warper），都源自亚洲。11世纪发明的纺车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创新，因为它使农民纺纱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同一地区，织工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的脚踏式织布机。虽然它的确切起源还不确定，但它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750年间传入印度，在公元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最初用于丝织品的织造。

最大的革新是棉花作物本身的驯化，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19世纪被奴隶采摘的棉花对两千年前的印度农民来说几乎无法辨认。人工选择使棉花适应了各种非常不同的环境条件，也使其纤维更加适合于编织布料。中国、日本、东南亚、南北美洲、西非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的农村种植者从毗邻的地区引进棉籽，把棉花加入耕种的作物行列。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这种驯化栽培过程极大地改变了棉花的物理特性，使其长出更长、更白的纤维（后来的棉花专家将纤维的长度称为“staple”），也使棉铃里的棉纤维更饱满，更容易地从荚中脱出。此外，灌溉技术和农艺学的进步使棉花种植扩展到新的地区。通过选种和改进技术，棉花能够种植在非洲、亚洲、美洲更干燥和更寒冷的地区，包括中东非常干燥的地区。例如，在伊朗，早在9世纪，灌溉系统的投资就使得棉花种植得到显著发展。尽管如此，与18至19世纪的变化相比，工业革命前两千年的总体生产力增长很少。在这两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棉花产业的扩张主要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种植、纺织棉花。

这些制造网络将农村的纺纱工、织工与城市的商业资本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亚洲，使得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逐步而显著地增长。但是，它们这么做并没有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几个世纪以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的中心仍然是家庭生产及与其相关的技术。这个前现代世界安全地置于两大壁垒的保护下：第一是制成品市场，尽管也在增长，但与1780年后的世界相比，增长还很缓慢；第二是从远方采购原棉的阻碍极大。需要一股巨大的力量来打破这些古老的束缚和限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且经济上举足轻重的棉花世界里，欧洲没有立锥之地。在棉花种植、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中，欧洲人一直处在边缘地位。即便在希腊罗马时期，欧洲人开始进口少量的棉布料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对全球棉花产业来说依然无足轻重。人们依旧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物，自青铜时代以来一直如此。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

简单来说，棉花对于欧洲人是一种异国事物。棉花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据说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中世纪的欧洲还流传故事说，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弯腰喝水；此外，还有关于绵羊通过低茎长在地上的传说。

棉花最初传入欧洲，就像在西非一样，是伊斯兰教扩张的结果。到公元950年，伊斯兰城市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西西里诸城有了棉纺织业；其中一部分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在12世纪，塞维利亚植物学家阿布·撒迦利亚·伊本·阿瓦姆（Abu Zacaria Ebn el Awam）出版了一部关于农业的专著，详尽叙述了如何种植棉花。伊斯兰文化与棉花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多数西欧语言中的“棉花”一词都借用了阿拉伯语qutun。法语中为coton，英语则是cotton，西班牙语则是algodón，葡萄牙语则是algodão，荷兰语则是katoen，意大利语则是cotone，这些词都来自阿拉伯语词根。（德语中为Baumwolle，捷克语中为bavlna，意思大略为“树羊毛”，这些是例外，但正如我们所知，例外证明了规则。）公元1000年后的几百年里，伊比利亚的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使这一地区的棉花生产急剧萎缩；但几百年来，在阿拉伯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欧洲大部分地区都熟悉并开始欣赏棉纺织品。

到12世纪，欧洲的一小部分——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回归到棉花生产的世界，从此留了下来。由于欧洲气候总体不适宜棉花生长，而十字军把欧洲的势力延伸到阿拉伯世界，由此深入到棉花自然生长带。最初的棉花生产的尝试规模不大，却开始了改变欧洲大陆历史和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个趋势。

欧洲最早的非伊斯兰的棉花产业中心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在诸如米兰、阿雷佐、博洛尼亚、威尼斯、维罗纳等城市中。棉花产业从12世纪末开始迅猛成长，在这些城市的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以米兰为例，1450年纺织业雇用了整整6000名工人生产粗斜纹布（fustian），这种织物既用棉也用麻。意大利北部人成为欧洲主要的棉花生产者，而且占据这个地位达3个世纪之久。

棉产品制造业之所以在意大利北部繁荣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城市有历史悠久而且依旧繁荣兴盛的羊毛生产史，因此拥有技术高超的工匠和资金充裕的商人，也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专门知识。一旦企业家决定从事棉花生产，他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他们把原棉预付给周围农村的妇女，让她们纺纱，然后与城市里组织成行会的工匠签订合同，让他们织造棉布；接着他们给货物打上自己的标记，使其标准化，并利用其长途贸易网络将商品出口到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德意志地区、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海外市场。

其次，意大利北部能容易地获得原棉。实际上，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从一开始就完全依赖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今天叙利亚等地的东地中海地区的棉花。早在11世纪，棉纱和棉布就已经进口到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港口中，使得人们开始了解棉花。原棉进口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开始，有记载最早的这种贸易发生在1125年。

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大宗商品运输更为廉价，威尼斯成为欧洲第一个棉花集散中心，可谓12世纪的利物浦。一些贸易商专门从事棉花贸易，他们从安纳托利亚购买低等级的棉花，又从叙利亚购买优质的棉花。除此之外，热那亚人还从安纳托利亚、西西里和埃及进口棉花。尽管进口量大，但欧洲商人对黎凡特原棉具体种植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从当地商人手中购买棉花，装上货船，跨海航行运输这些棉花。不过，威尼斯有能力参与并最终支配了地中海贸易，这对于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后来欧洲国家和资本家打入古代棉花产业中心的心脏地区的预兆。

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不仅为意大利棉花产业提供了相对方便的原棉来源，还使他们可以接触到“东方”技术。意大利北部的企业主从伊斯兰世界引进了技术，其中一些来自印度或者中国。12世纪见证了“域外技术大批量地融入欧洲纺织业的历史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纺车。在13世纪中期纺车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像美洲人和非洲人一样用手工纱锭纺纱。在这样的条件下，纺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位熟练的纺纱工每小时大约生产120米的线。以这样的速度，需要11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件罩衫所需的纱线。纺车大幅度地提高了欧洲纺纱工的产量，生产率提高了三倍。因此，一种新材料棉花的出现，促使人们接受了新的制造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时期纺车也被称作“棉车”（cotton wheel）。尽管不像纺车那样引起了巨大变化，卧式脚踏织布机也带来了织布技术的提高。卧式脚踏织布机于11世纪首次出现在欧洲，它使织工可以用脚调整梭口（一种分开经线让梭子穿过去的装置），从而可以腾出双手来穿纬线，也就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纺织品了。这项技术从印度或中国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

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它能从伊斯兰世界获得原棉和制造技术。然而这些联系和依赖也正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弱点：纺织业仍然远离原料产地，而且缺乏对棉花种植的控制。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最终受到了严重打击，既受到伊斯兰棉花产业加强的影响，也受到其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网络边缘化的影响。

甚至在这些重要的网络中断之前，意大利棉花产业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来自阿尔卑斯以北的德意志南部城市中的机敏竞争者的崛起。他们与意大利同行一样，也从黎凡特进口棉花。然而，意大利棉花产业要面对高税负、高工资、有组织的城市织工和行会的限制，而德意志制造商却享受着农村地区更容易驾驭的优势，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到15世纪初，德意志制造商利用这种成本差异，不但占据了许多意大利出口市场，包括欧洲东部和北部、西班牙、波罗的海地区、尼德兰和英格兰，甚至还侵入意大利本土市场。

1367年，这样的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制造商来到德意志南部城镇奥格斯堡。起初，这位年轻的织工汉斯·富格（Hans Fugger）尽力地出售他父亲的棉布，过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成为一名织布师傅。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他扩大投资，最终在奥格斯堡雇用了一百名织工来为长途贸易供应棉纺织品。当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奥格斯堡最富有的五十位市民之一了，而且为中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和银行家族之一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汉斯·富格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在德意志南部快速建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棉花产业。1363年至1383年间，德意志织工的产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伦巴底的粗斜纹布在欧洲的地位。富格和像他这样的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熟练的纺织工人、资本和贸易网络。德意志南部地区不仅拥有悠久的亚麻生产历史，还拥有强大的长途贸易商，这些人有足够的资本为新产业提供资金。而且这些贸易商还能得到廉价劳动力，能够打开欧洲北部市场，并有能力执行保证其产品质量的法规。因此，乌尔姆、奥格斯堡、梅明根和纽伦堡等城市成为主要的粗斜纹布生产中心。最终棉织产业沿多瑙河向东传播，并且向南传播到了瑞士。

对农村劳动力的控制至关重要。例如，在最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乌尔姆，城市自身仅有大约2000人从事棉纺织品生产，而有18000名工人在农村从事相关工作。事实上，大多数纺织是在农村完成的，而不是在城市；商人给纺纱工和织工提供钱、原料甚至工具——这是另一种类似印度农村那样的外包制网络。这类生产组织方式远比城市生产方式灵活，因为没有行会的约束，而且农村织工仍旧拥有自己的土地，种植自己的粮食。

随着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棉花产业的出现，欧洲的一些区域第一次成为全球棉花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在欧洲范围内，棉花产业还不是特别重要。大部分欧洲人仍穿着麻制和毛制衣服，而不是棉制衣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欧洲棉花商品销售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另外，在16世纪早期之后，由于三十年战争破坏了产业发展，以及贸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欧洲这一依赖威尼斯的产业就衰落了。事实上，16世纪，在新兴的奥斯曼帝国面前，威尼斯就失去了对地中海贸易的控制，奥斯曼帝国鼓励国内工业发展，并限制原棉出口。当16世纪60年代奥斯曼军队巩固其领土控制时，遥远的德意志棉纺织城镇也感受到了其影响。作为一个能控制原棉和棉纺织品流转的强大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摧毁了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的棉花产业。对于曾占主导地位的威尼斯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16世纪末，英国商船已经频繁停靠伊兹密尔（奥斯曼帝国的士麦那）等港口了。1589年，苏丹授予英国商人影响深远的贸易特权。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