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界对于多边补贴规则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十年，前期主要是随着我国入世，有关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贸易法等著述中对补贴与反补贴规则辟出专章进行介绍，但深度不足。而后期主要是有关学者的博士或者博士后论文出版成书，关于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阐释逐步深入，主要包括马楚的《WTO补贴与反补贴规则》、段爱群的《法律较量与政策权衡：WTO中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实证分析》、蔡春林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研究》、甘瑛的《国际货物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李本的《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分析》、汤秀莲的《反补贴规则与实践》、彭岳的《贸易补贴的法律规则》、单一的《WTO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与实务》、邓德雄的《国外对华反补贴研究——政策转变、影响及对策》等，其中段爱群的著作结合经济和法律分析，实证研究较为突出；甘瑛的著作充分结合美国反补贴理论研究，颇具理论深度；单一的著作紧密结合DSB案例报告的论述，诠释协议规则法律含义；而邓德雄的著作着力于我国对外补贴争端，资料翔实。但整体来看，我国研究主要存在两个薄弱之处：一是所有的著述都是以补贴与反补贴规则并重，或者以反补贴规则为主，因此，对于应受协议规范的补贴定义规则和补贴分类规范规则的着墨都不多，即使有所涉及，也多以引用当时DSB有关案例报告内容为主，因此，上述著述对于SCM协议这两个法律突破的探讨有待深入。二是绝大多数的著述在文末都涉及中国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或是对中国反补贴规则——《反补贴条例》的解释，或是对中国政府补贴问题加以概述，这些论述显然滞后于我国对外补贴与反补贴争端局面。因为，在单边反补贴层面，2004年加拿大政府的行为拉开了对华反补贴大幕，当时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税收等补贴的专向性等问题，而随着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的日益频繁，涉及的财政资助措施不仅包括税收、直接赠款，还涉及国有企业提供投入物、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等面广量多的政府措施，由此，在“政府财政资助”、“授予利益”、“专向性”等关键法律要件上的争议更加频繁和深入。在多边层面上，美国等国家将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贴措施诉诸WTO的DSM，典型的是2007年2月，美国等向DSB申诉，认为中国利用减免税措施对本国产品提供出口补贴；在2009年1月，美国政府再次向DSB提出申诉，指责中国多个层面的政府机关通过推行多项措施给中国企业提供出口补贴，包括对出口的现金奖励、优惠贷款、研发资助、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多边争议是我国政府政策与协议规则和外国反补贴法的集中交锋，通过这些争议获得的经验对我国根据协议规则义务进行政策调整，积极应诉以及积极借助DSM来维护我国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在单边和多边层面的补贴争端的主要法律问题正式协议的两个突破——应受协议规范的补贴定义的三要件和补贴分类规范规则，这正是目前国内研究所缺乏的。本书在占有有关争端详尽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问题对协议这两方面法律成果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上，在相当长时间内，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研究属于美国学者的“专利”，最早补贴规则的研究是在倾销研究中进行的，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学者雅各布·瓦伊纳（Jacob Winer）1921年所著的《倾销：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一书，其中对由补贴引起的倾销进行了专门探讨。理论界关于补贴与反补贴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扭转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形势和不断下滑的国际贸易地位，美国逐步关注外国补贴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其在GATT中要求加强对补贴的多边纪律，同时频繁使用反补贴措施，由此产生的法律争议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有关研究逐步增多，这些研究集中于美国国内的反补贴法律，少数也涉及当时GATT的规定，在SCM协议生效之前，有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初始阶段，有对于当时GATT补贴规则的研究，比如1969年出版的杰克逊（John H.Jackson）所著的《世界贸易与关贸总协定法》（World Trade and the Law of GATT）;1972年舒瓦兹和哈珀（Warren F.Schwartz & Eugene W.Harper）在《密歇根法律评论》上发表的《对影响国际贸易的补贴的管制》（The Regulation of Subsidi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一文对补贴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探讨了当时管制补贴的国际规则。第二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研究的兴旺时期，部分论著对东京回合补贴与反补贴规则谈判加以详细介绍，如略佛和格林伍德（Richard R.Rivers & John D.Greenwald）在1979年发表的《补贴与反补贴守则谈判：弥合根本的政策分歧》（The Negotiation of a Cod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Bridging Fundamental Policy Differences）一文对东京回合中美、欧以及其他国家在补贴与反补贴规则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详细阐释，为理解东京回合补贴守则的法律含义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背景资料；巴塞罗（John J.Barceló Ⅲ）的两篇文章——1977年的《补贴与反补贴税——分析与建议》（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Analysis and a Proposal）和1980年的《东京回合后的补贴、反补贴税和反倾销》（Subsidies,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Antidumping after the Tokyo Round）对于补贴问题以及东京回合补贴守则规定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论述。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即乌拉圭回合谈判期），是研究的高潮阶段，其中美国学界在1989至1991年期间对补贴与反补贴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围绕对国内补贴进行反补贴救济这一中心，着重探讨专向性、上游补贴和私有化补贴等复杂法律问题。有关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也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召集专家对补贴与反补贴问题进行检讨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SCM协议的缔结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SCM协议生效之后，补贴与反补贴问题更受关注，对于协议补贴规则以及成员方反补贴法律与实践的探讨增多，有对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全面探讨，比如2001年博涅塔（Marc Benitah）出版专著《GATT/WTO体制下的补贴法律》（The Law of Subsidies under the GATT/WTO System）,2003年塞克斯（Alan O.Sykes）发表的《WTO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WTO Rules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2005年克拉克和霍利克（Peggy A.Clarke & Gary N.Horlick）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2010年沃特斯和克本斯（Jan Wouters & Dominic Coppens）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概览——包括农业协议的探讨》等。

这个时期也有对成员方反补贴实践案例的分析，除美国反补贴规则与实践的论著外，还有对协议生效后欧盟反补贴实践的介绍，典型的是2007年阿丹曼塔珀勒斯（Kenstantinos Adamantapoulos）的专著《欧盟反补贴法与实践》（EU Anti-subsidy Law and Practice），保罗和佛玛斯特（Paul Waer& Edwin Vermulst）在1999年发表的《乌拉圭回合后欧盟反补贴法和实践：披着羊皮的狼》（EC Anti-subsidy Law and Practice after the Uruguay Round: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和佛玛斯特（Edwin Vermulst）在2000年发表的《重论乌拉圭回合后欧盟反补贴实践》（EC Countervailing Duty Practice after the Uruguay Round Revisited）。

近年来，也有关于国外对华补贴与反补贴争端的法律探讨，比如秦亚发表的《WTO对国有企业补贴的管制——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评价》,2008年赵龙跃和王扬（Longyue Zhao, Yang Wang）的《贸易救济和非市场经济体：首起美国对华反补贴案的经济意义》（Trade Remedies and Non-Market Economies: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First US Countervailing Duty Case on China）,2008年鲁晓杰（Xiaojie Lu）的《在中国外资政策背景下适用专向性标准》（Applying the Specificity Test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of China）。

随着多哈回合的启动，也有对多哈回合中补贴与反补贴规则谈判的一些文献，比如2004年麦格纳斯（John R.Magnus）的《世界贸易组织补贴纪律：这是一个“倒退的回合”?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ubsidy Discipline:Is This the“Retrenchment Round”?）,2010年斯戴格（Debra P.Steger）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超前抑或是到了改革的时候》（The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greement:Ahead of Its Time or Time for Reform?），等等。

综上所述，对于多边补贴规则，国内学界的研究无论是有关理论还是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均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在国际上，相关著述和论文数量较多，但主要集中在美国以及欧盟的反补贴法律和实践领域，缺乏对SCM协议补贴规则的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