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在上一届北京国际宋史研讨会上，邓广铭先生致《开幕词》中说道：“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力求能够全面地、深入地、透彻地予以剖析、说明，并作出公正的评价，这就需要运用多种视角、多种尺度、多种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进行观察，进行探索，进行衡量，才庶几可以做到。”邓先生这一精辟的论述，是基于对宋文化的深入研究，从宋文化总体衡量上考察。即是说，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要比较清晰地反映这个总体的基本轮廓，就必须深入地进行多层次的探索和研究。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议者或谓宋代既达到顶峰，即趋向下滑，走下坡路了。又以西方大学的兴起为例，来说明宋文化（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这种“倒过来”看的观点，既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更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颇需商榷，不能苟同的。为此，本文拟就宋代兴盛的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这个侧面作一比较，说明一点看法，以求教于专家、读者。

中外“大学”的起源

这里讲的“大学”，是拉丁文“U niversitas”一词的译名，一般指12世纪末在西欧首先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说高等学府。其实，这种高等学府，无论在中国或外国都起源甚早。例如，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古国，很早就有名称不一的高等学府出现。这种古代大学教育，与中世纪乃至近代高等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二者都是不同时期国家的最高层次的教育，为培养最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它们在本质是相通的；近代高等教育是在古代大学教育这个基点上改选发展起来，并带有古代文化教育的烙印。所以，不宜以中古西欧大学的出现，定为全世界大学的起源。

据孟子记述，古代中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有大学，夏、商、周三代都有“学”（国学），即大学。古书上说的“成均”，即是大学之名。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殷商时代的“右学”，就是大学教育，不仅有文献记载，而且从甲骨文得到证明。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这三百五十年间，西周大学教育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这在金文中也有记载可证。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兴太学，置博士弟子（太学生）五十人。这是汉代正式设立大学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史上官办正式大学之始。它是世界教育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即使上述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大学都不算，西汉太学的设立——这一确切无疑的史实，较之西欧中世纪的大学要早一千多年。

汉太学创设之后，学生成倍增长，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一百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时两百人，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一千人，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三千人，西汉末年王莽时（9—23）增至万人。到东汉末年，太学生达三万多人。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洛阳建立我国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学院——鸿都门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学院，比古印度在公元425年设立的“那烂托”寺学（佛学院，唐玄奘往“西天取经”曾就学于“那烂托”），要早二百四十七年。据《唐六典》记载，唐朝自开国至天宝末年（742—756）一百多年间，大学教育十分发达，中央六学二馆，太学生达八千多人，且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唐朝设有算学、天文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专业学院，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大学。欧洲设立这类实科大学在17、18世纪之间，比我国晚了一千年。

宋代是我国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大学教育比唐朝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太学为代表，在办学制度、学校类型、招生规模、教育经费等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尤其是在太学推行胡瑗的“苏湖教学法”和以国家法令形式创行的“三舍法”，比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推行的“班级授课制”约早六百年。宋代不仅官立大学更趋完善，而且以书院为代表的私立大学迅速发展，遍及各州县，成为宋朝大学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书院源于私学，又不完全是私学，唐、宋以降，书院又有官学的成分，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称之为私立大学是符合实际的。我国私学发源很早，约始于春秋中期的齐、鲁。有的学者认为，《庄子·天下篇》中提及的“搢绅先生”，是历史上最早的私学老师。如众所公认，孔子（丘）（公元前551—前479）是我国最早办私学（即私立大学）创始人之一。据说，孔夫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先秦诸子，如墨子（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孟子（轲）（约公元前372—前289）、荀子（况）（约公元前313—前238）等，都曾聚徒讲学，弟子众多，私学规模相当大。如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这种私学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书院之名始于唐朝。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不过，当时这种官办书院仅以聚集文人学士校理书籍、撰集文章，或供咨询，尚无教学任务。唐代亦有私人创建的书院，已兼有个人读书治学和聚徒讲学的职能，但规模小，不普遍，未成定制。经唐末五代时期的演进，到宋代，书院兴盛，遂成定型，成为一种特有的教育机构（主要为私立或半官立大学）。

书院与欧洲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比较，就时间而言，要早两百年以上，以办学内容而论，比西欧早期大学要先进得多。宋代书院，不仅自身发展，而且向周边国家（如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和欧洲（意大利）传播开去，逐步走向世界。

如众所知，在欧洲，自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进入封建时代。中世纪（6—15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封建社会。此间几个世纪来教会扼杀了一切创作和独立、探索和思想。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各城市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世俗政权对教皇的斗争，文化教育随着经院哲学的演变和发展，遂成12、13世纪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它们在后来几个世纪里继续发展的前提。开始时大学是很少的，例如最早的五所大学有：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萨拉尔诺），原是一所医学校，后改为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波伦亚）原是一所法律学校，公元1158年改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Univergitè De Paris），原是由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主要研究神学，1215年正式称大学，1231年罗马教皇肯定该校自决权，有艺、法、医、神等四个学科，后来发展为西欧各大学的“典范”。英国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原是牛津城贫苦学者合居的读书处，它是以巴黎大学为榜样的学校（有些人是从巴黎大学迁移来的），成立于1168年。英国的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09年从牛津迁移来的学者所建。拉丁文“大学”一词，原为“行会”、“社团”、“公会”之意，不是教育机构或学校的意思。即在11、12世纪的欧洲，无论学生还是教师，也像商人或手工业者一样，组成行会，如“巴黎教师和学生大学”（公会）, “牛津教师和学生大学”。那时，有的大学是学生或教师为主主持的，如博洛尼亚有“学生大学”之称，巴黎大学有“教师（先生）大学”之号。这是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时的最初状况。德国要到14世纪才出现有大学，俄国则要到1755年才有罗蒙诺索夫创建的莫斯科大学。

上述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历史证明：并非古代中国大学教育落后于西方，而是至少比西方早一千多年。尽管如此，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书院与“大学”之异同

一般而言，中国书院是一种私立大学，与官立学校既不相同，又有相似的成分。这里讨论的是指宋代书院与中古西欧“大学”的异同之比较。

书院是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选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基础上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是一种包含多层次教育的综合性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产物。从宋代开始，书院既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军，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又是进行文化传播、普及文化知识和宣扬教化的基地。北宋前期，著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四大书院，或称五书院。这些书院，多半由私人隐居读书之所发展而来，最初由“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其后“前规后随，皆务兴起”，书院有很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书院共有四百六十四所（书院四百零一所，精舍二十四所，其他私学三十九所）。其中，南宋多于北宋；两浙、江西、福建共有二百五十七所，几占总数之半。宋代书院有私立或官立与半官立之分。自南宋开始，形成书院盛于官学，或书院与官学并行双向发展的格局。这里就高等教育层次而言，宋代书院这种形式的大学，是从汉、唐以来儒家私立大学发展而来的，以上述著名书院为例，宋代书院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私立（或半官立）大学，与汉、唐私立大学有所不同。它有许多优特点，形成自己的特色。概而言之，有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宋代书院实行教学和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洞主”、“山长”（书院行政首长），同时又是主讲教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专家担任，或由地方官吏领衔主持。创办虽为私人，成立后即获得政府承认和支持。以名儒主办书院为主。书院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和办学特色。这个突出优点，对当时及后世的学校教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例如，理学大师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为此后元、明、清三代书院所袭用，构成书院教育的模式。白鹿洞书院建于南唐昇元年间（937—943），称为“卢山国学”，距今一千余年。入宋后，称“白鹿国庠”。在宋太祖、太宗时，学生数百人。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复兴此院，重建屋舍，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书院教育制度，包括办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校长和教师选聘、经费来源、组织管理、图书收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白鹿洞书院至此达到鼎盛时期，它是宋代最著名四大书院之一，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一所学府。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闪光的一页，充分体现出宋代书院的一大特点。

第二，宋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与佛、道文化的抗衡，又汲取和融合了诸家文化的优点，形成自身的特色，促进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体说，宋儒创立新儒学，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或立私学教授生徒，或办书院讲学，把书院作为讲学、与不同学派论辩、传播自己学术的活动中心。他们宣扬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整顿士习民风；又通过创办书院抵制寺庙、道观的影响。不是宗教影响书院，而是书院反对佛、道等“异端”思想。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便是想以此遏制佛教势力的增长，又在学术争论中吸取佛学合理的内核，以丰富自己的学说体系。其他著名学者，诸如杨时、刘爚、袁燮、陆九渊、张阛、吕祖谦、陈傅良、叶适、杨简等，他们都担任学校教学任务，有的还曾任国立大学（太学）校长，影响所及，关涉一代学风。这些大师们借书院作为宣传阵地，对宋代文化教育建设，以及对整个社会舆论、思想、行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是宋文化的摇篮之一。

第三，宋代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的，较好地解决科举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宋代科举取士旨在通过考试网罗天下人才，然而专重考试而忽视教育，等于“不务耕而求获”。宋儒围绕这个问题，争论极多。北宋三次大规模兴学力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改革科举考试与兴学育才相结合。所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求其实，先策论则辨理者得尽其奥，简程式则闳博者见其才。”“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 …”“学校崇则德义著，德义著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材，为治世之急务。”说的都是这个问题。官学的兴办虽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对科举与教育的关系总解决不好，或又出新的弊端。宋代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强调读书，自由讲学，研究学问，推崇修己至诚之道，与当时的官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宋代书院一般并不反对科举取士，书院出来的人登进士第者亦大有人在，但厌恶那种专为功名利禄的奔竞之风，尤其反对腐败的科场。另一位理学大师陆九渊的《白鹿书堂讲义》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所以，宋代书院成为一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士人所仰慕之所。这对两宋学术文化繁荣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第四，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讨学问，办学风格比较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来去自由，不抱门户之见。学生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例如，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后拜胡安国、张阛、吕祖谦为师，后来状元及第，终成大器。书院讲学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例如，朱熹与陆九渊各立学术门户，但两人都互相应邀讲学；朱熹还请他的学生黄榦代己讲席。所以，宋代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年轻的高才生在本师的指导下，亦易于脱颖而出。

如上所述，书院不仅颇具特色，在中国教育史上贡献巨大，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化并促进这一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早在唐末五代及宋初，书院早已传入新罗、高丽，高丽文宗朝以儒学大师崔冲建立的“文宪公徒”为代表的私学“十二公徒”，即与宋代书院相类似，又富有其本民族的特色。日本江户时代，就有鹤山书院等十余所中国式的书院。又如，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中国人称之为文华书院（Collegio dei Chinesi），更是中国书院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例子。

欧洲中世纪大学，从时间上说，与宋代书院差不多同处于一个时代。虽然最初的大学是在意大利、法兰西、英国等经济上最有力量的国家产生，数量很少，尚缺乏完整的办学制度，但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

第一，中世纪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国际性是它的一大特点。学生五方杂处，形形色色，有年长的和年轻的，有贫穷的和富裕的，不管他们来自什么地区，哪个民族，也不论其社会背景如何，他们都是单一的基督教信仰，忠于一个统一的社会机构（教会），这是大学建立起合作的国际精神的重要因素。他们以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自由往来于大学之间（从一个学校自由转到另一个学校），这种国际性虽仅限于西欧一隅，却是显著的特征之一。往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语言的发展，这种开始时的国际性就逐渐削弱以至消失了。

第二，早期中世纪大学的修业偏于宗教和古典著作方面，甚至陷入宗教宗派纷争之中，蒙上一层因循守旧的保守色彩。例如，大学的学程是由教皇命令或大学规程固定下来，不许有变异。大学修业的活动和方法是：讲演、背诵、辩论、考试等四种。所谓讲演，就是宣读教会认可的讲义，一句继一句，加上烦琐无比的注解。所谓辩论，是无休止的争论，实际上有关宗教不同论点的斗争，没有科学之可言。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11—13世纪，教会处于鼎盛时期，并形成庞大的国际神学中心，其势力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文化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有的是学者和热心市民所创办，不是教会所设，但大学一出现，教会便力图加以控制和利用；同时，教会又扮演了教会大学组织者的角色。因此，最初大学的保守性是始终存在的。

第三，早期大学虽是教师和学生发性的“结社”，或说是“行会”式的联合体，理智兴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有的校长，还由学生首领来选任。尽管教皇和世俗政权（皇帝、国王）通过给大学发“特许状”，授予某些自决特权，企图加以控制，但大学的运转主要靠学者的活动，而真正的学者一般都希望摆脱教会和封建政权的束缚，体现其自主性。大学这种独立自主性，正是往后大学逐步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四，中世纪大学最初有的只是医学单科，有的是法律专科（甚至有的只是教会法专科），后来才逐步演变发展为两级、四科的高等学府。所谓两级，是高级、低级。低级只有一个科，即“艺科”，只有完成艺科的修业，才能进入高级专科，攻读法科、医学和神学等专业。所以，“艺科”，实际上相当于“预科”或本科，要修毕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等“七艺”。这个“艺科”，也含有通艺之意，包含有类似文、理基础知识的意思（有的译为“文科”，不太确切）。

在这之前（“毕业前”）教育，或谓“本科”；在这之后（“毕业后”）教育，或谓“研究生”教育。高级科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起初，高级科只有医学、法律、神学，把法律分为民政法和教会法，故高级有四科。这种科的组织形式，是中古西欧大学特有的产物，是教学实体。尽管在多数情况下，神学在四科中占主要作用，但世俗专业（医学、法律）仍是多数学生喜欢攻读的专业；大学教师多半是基督教中无“神职”的一般信徒，倾向于世俗。这便形成中世纪大学的世俗性特点。这个特点，可以说正是往后中世纪大学变革发展的起跑线。

综上所述，中国书院起源甚早，至宋代书院制度已发展到相当完备。宋朝的文化教育在当时占有世界领先地位，并不落后于西方。12世纪欧洲中古大学的兴起，最初虽“不过是学者的集团，尚乏完整的制度”，但毕竟是从黑暗的中世纪喷出的一道光芒，成为往后西方文化科学发展的策源地。它从初时只有五六所大学，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已有八十所大学，虽仍难脱离教会的影响，但大学不断挣脱宗教的羁绊，体制亦渐趋完备起来，具有后来居上的势头，这为以后欧洲以至世界大学教育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的反思与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上所述，把中外大学之起源和宋代书院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异同整合起来做比较，不仅可以避免以往那种西方中心论或“月亮西方的圆”等片面观点，而且能引起我们的历史反思，激励我们向前展望，而不是把它“倒过来”看。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先进与落后。

自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太学（国立大学）开始，至公元1158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中国古代大学教育要比西方早一千多年。从公元178年洛阳鸿都门学（世界上第一所专门学院）的创立，到17、18世纪欧洲大学专业学院的设立，中国也领先了一千年。宋代书院这种形式的大学，与西欧中世纪大学相比较，无论在办学目的、宗旨、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方法，以及组织管理诸多方面，亦都比中世纪大学先进得多。然而，任何事物总是在不断演变发展中，不进则退，任何先进都不可能固定在既有的点上。和中国古代整个科学技术文化总体水平一样，自汉至明代中叶是占世界领先地位，明中叶以后即趋向衰退而逐渐落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老大中国由于生产力停滞不前，政治黑暗腐朽，加上外来列强的侵凌压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落后了，落后就挨打，挨打更落后。所以，近代中国的大学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究其原因，这与当时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落后有关。反过来看，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落后，中国大学由古代先进变为近代落后，又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振兴。这是国人寻思百年的血的历史教训。所以，唯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把科学文化振兴起来，才是硬道理。

第二，关于稳定与发展。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需要保持稳定，一个大学要发展进步，更需要稳定。上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特点之一，是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即是说，中古西欧大学虽始终很难脱离教会的影响，但它从一开始就与教会、世俗政权的束缚相抗争，并争得某些自决的特权，有一定的大学自主性。这一点，对中世纪大学与教会、与中世纪黑暗势力作斗争是非常有利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有关著作中，充分揭示了中古大学在与教会的斗争，在传播知识，启蒙科学文化中的伟大作用。正是这样，中世纪大学朝着较为稳定的方向，从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不仅在欧洲各国大学普遍兴起，而且于1636年在北美殖民地建立起本科学院——哈佛学院，1780年改名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为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也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名牌大学之一。中世纪最早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当时被誉为“世界大学”，为“灌溉基督世界的知识川流的公认源头”；牛津大学是以巴黎大学为“楷模”而建立的学校，它们在近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内国际战争，却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道路。后来俄国创立的著名学府莫斯科大学，更经历了十月革命、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冲击，近年又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冲击，但仍保持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这些世界名牌大学有一个共同优特点，即它们不受教会或世俗政权强大的政治冲击而改变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稳定。由此可见，摆脱宗教束缚，保持大学稳定，发扬学术自由，开展探索研究，防止思想僵化，繁荣科学文化，这对大学的生命力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很值得国人作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古代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老大的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乃至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中国文化教育，尤其大学首当其冲，受政治上改朝换代的冲击实在太大了。明君贤相，政治清明，大学就发展，就前进；反之，政治昏暗，就遭冲击，就倒退。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如翻烧饼，政治对文化教育，尤其对大学（无论官立或私立）的巨大冲击，往往大伤元气，祸及一代或几代人的问题。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伟大事业。其办学优劣得失，不是短时间而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要办好一所名牌大学，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长期执着的努力，如果动荡不定，反复折腾，人心涣散，怎能办好学校？稳定绝非不要改革。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正本清源，注重实效，遵循办学规律，不能刮一阵风，不能本末倒置，搞形式主义。刮浮夸风，表面上“跃进”，实为倒退！损失之重，令人痛心。所以，大学非常需要稳定，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发展。这是为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第三，关于创业与交流。

自西汉中央政府创办世界第一所国立大学以来两千余年，从中世纪欧洲大学兴起近千年来世界大学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旺盛生机的创业史，同时，也是一部教育交流史。这个交流，在本国内是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创造、融合和交流；在世界范围内，是各国人民、各民族文化的汇合与交流。交流与创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可以说，没有交流，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创新。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统计，全球各国现有近九千所大学和学院的发展史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大学之间相互交流，向国际接轨，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点，必须按照本国本民族的实际，而不能生搬硬套。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忽东忽西，机械、教条式学习外国的办学“模式”，这种事例太多，损失太大，历史早已证明是不可取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描述、所批评的那样，向外国学习没有真正学到好东西，反而学得变了样。比如学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即是一例。“来一件，毁一件”，着实必须反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不行的，也是愚蠢的。相反，如果自己不敢独创，或不相信自己的创造力，也是没有出息，不会成功的。关键是学要学到点子上，改要改在要害处。中华文化绝不是所谓“封闭型”的停滞的文化，而是开放型的不断的演进的文化。它具有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和对外传播自己文化的特征。就宋代文化而言，随着宋朝海外贸易的发达，它既能“兼容并蓄”地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又能广被世界、引导世界，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同时，又要学习外国文化的优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正是本文要阐发的基本观点。

——中国第三次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保定会议）暨第九届宋史年会（2000年8月）论文。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第九届年会编刊）第458—473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