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戴表元的生平经历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生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卒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庆元路奉化州人（今属浙江奉化）。他一生经历了易代之变，其生平记载，见于《元史》本传、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剡源戴先生文集》、《剡源逸稿》及袁桷《戴先生墓志铭》等文献。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载：“先生讳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世为庆元奉化州人。”《元史·儒学传》亦云：“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史料中关于戴表元名字、生卒年及出生地皆有明确记载。

一、戴表元的故里及家世传承

戴表元是庆元奉化剡源乡榆林村人。剡源位于奉化溪口镇，因剡溪发源于此而得名。《奉化县志》载：“奉化县西有水曰剡源，夹溪而出，其地近越之县，故名。”戴良《剡源记》载：

奉化之西六十里，有山夹溪而出，蓊然而深茂者，剡源山也。谓之剡源者，以其近越之剡县名之也。剡源之中，有水蜿蜿若白虹，西来益折而东流者，嵩溪也。嵩溪，盖剡源之支流也。

元《至正四明续志》记载剡源九曲，从一曲“六诏”、二曲“跸驻”、三曲“二湖”、四曲“桕坑”，到九曲“公棠”，每一曲都有名人逸事遗韵，如“六诏有王右军祠”“跸驻有吴越越王祠”“两湖有石壁小盘谷”“桕坑有净慈寺”“三石有丹山洞天永固寺”“茅渚有上乘寺”“斑溪有报本寺”“高岙有雪窦寺”“公棠，晋孙绰植棠于此”，等等。关于九曲的典故有许多资料记载，如元代陈沆《剡源九曲图记》载：“水一曲而为六诏，晋右将军王公逸少隐居其间，诏六下而不起，地由是名。后人为之立庙，有砚石存焉。”《奉化县志》亦云：“以曲数者凡九，一曲曰六诏，有晋王右军祠。右军隐于此，六诏不赴，故名。山有砚石，右军所遗也。右军宅在嵊州金庭，其去六诏密迩，故别业在焉。”这些资料表明“六诏”之名与王羲之隐居有关，也为此地增添了高雅超逸的蕴涵。剡源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着美妙而独特的风景。清代全祖望《剡源九曲辞》记载了剡源九曲，并提到戴表元所居榆林：

奉化县西六十里，有山夹溪而出，蓊然深茂，曰剡源，盖剡水之源也。六朝以来，艳说剡中，而穷其源则在吾鄞。其水曰臼溪，迤逦南行，归于鄞江，为南源。是乃棃洲洞口。出江之道，中分九曲。顾九曲，唯第三曰小盘谷，见称于谢遗尘；第五曰三石，见称于《道藏》；而其余不著。至王元恭《至正志》始详列其目，而陈基、高启排比赋之，亦举其大略而已，未足以备文献之胜也。予乃各为之辞，以存仙原福地之掌故焉。

第四曲曰臼溪，即榆林。有净慈寺，戴帅初所居也。居人犹称帅初为剡源夫子。莲峰高百尺，臼溪深百里，榆林居其中，是为石穴藏神髓。洼然其深，耸然其秀。

剡源九曲中第四曲臼溪地处榆林，被称为剡源夫子的戴表元曾居于此地，全祖望描写了处于莲峰和臼溪之间的榆林风光深而秀的特色。剡源人文意蕴丰富，风景优美，这些因素对戴表元的诗文创作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戴表元作品中也有对剡源九曲独特风光的描绘，如《桕坑》描写剡源四曲的风土人情：“西去疑无路，谁知是剡津。行多收桕客，住有掘苓人。寺隐山前古，村经水后贫。时时百里外，来此祭田神。”这首诗描写了“桕坑”古朴的景色和醇厚的民风。家乡剡源地灵人杰，为戴表元日后获得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戴表元出生于诗礼传家、父慈子孝的名门望族，《小方门戴氏居葬记》载：

小方门在奉化治南二里许，宝化山之阴，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从汉晋来比比以学行显重关河间。而居江南者，莫著于剡。剡与奉化相犬牙，谱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详矣。小方门戴氏，始于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赵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 …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门，遂生三子。… …又次讳暹，曰廿六府君… …为小方门五代祖，妣曰刘氏夫人，… …生四子，长讳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陈氏夫人、顾氏夫人，… …是于表元为高祖。… …六四府君生六子。长九一府君讳颜，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讳辛，贫而极孝让，… …九五府君生三子，… …又次万二三府君讳汝明，字叔晦，是于表元为祖。… …府君生五子，长再十六府君讳溁，字默叟，性貌酷类祖先。旧法：中朝官三岁，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缌功亲者试国子监。试中，补国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谕牒至杭试，一不中，即罢业。晚岁自号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时，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时，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讳灏，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卯时，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 …凡七孙，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为仲父后。

从这段叙述中可知戴表元家世的一些来龙去脉：八代祖九府君，妣为赵氏夫人；七代祖十三府君；六代祖十五府君，妣徐氏六夫人；五代祖廿六府君讳暹，妣刘氏夫人；高祖六四府君讳宇，妣陈氏夫人、顾氏夫人；曾祖万二三府君讳汝明，字叔晦；生父再十六府君讳溁，字默叟，晚年自号拙逸居士，生母袁氏三八夫人；父再十八府君讳灏，字商叟。同时可由此梳理出戴表元由生身父母过继给其仲弟再十八府君，即文中所言“表元由居士第三子为仲父后”，因而戴表元后来承担起了奉养两对父母的责任。《朱尉开伯求葬亲费序》载：“丙子之祸，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县，犯死道数十。”（《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四）此处“三老人”，有研究者考证：“戴表元回乡后买庐剡源，原准备与比邻而居的王子谦过一种论聚经史、流连歌诗的文士生活，但时势动荡，他不得已携父母及本生父三老人走避邻郡，路上几次遭遇风险。”戴表元的纯良孝悌也有家世传承，《戴氏剡源张村葬记》载：

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宽慈朴谨君子也，于云台府君为同祖兄弟。祖妣郑夫人，聪敏精书计，于乡贡进士讳一枝字善甫为同父妹。云台府君以毛氏《诗》起家，官四方，晚始贵于朝。祖考府君不及卒业，故先考府君学于外家，以外家之学学赋。学成，复以教表元。戴氏起云台府君以来，仕者三叶，其以赋学决科，则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为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爱。祖考府君始疾，以梦谂先考府君曰：“属寝于张山，甚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丧在殡，先考府君于近郭之山但号张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逾信宿不归家，人惑焉。一夕忽自归，曰：“有剡客与我言，问其居，居张村。吾欣其名，惧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睹一麓甚美，与吾父梦合也，吾其图诸。然而无资，则往谒馆于大姓许，将教授其子弟。既馆，询其麓，乃杨氏之麓也。房而隶之，且累十主。”先考府君以诚谋于许曰：“公能以馆我数年之资假我，使吾亲得成葬，自兹而往，吾悉心力以偿君如约焉。”许亦长者，恻然相成。用其资，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主。又日具醴食人，求其诺。殚劳竭瘁，迨于毕也，肌颜槁削，而后得葬也。于乎勤矣！人子于亲得称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没也。若先考府君之隐德，祖妣夫人之教，与吾子孙之得居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

这段记载可见戴表元先祖的学识及人品，其以“宽慈朴谨君子”之辞赞誉祖父，在《小方门戴氏居葬记》中亦有“先祖府君独朴鲁，有至性”的记载，与其祖父为同祖兄弟的云台府君以《毛诗》起家，在四方为官，晚年成为朝廷显要。戴表元详细地描述了父亲安葬祖父的经过，为了寻找梦中祖父所说的张山，父亲费尽周折，终于寻得张村这一方宝地。但无资买地葬亲，因而前往当地大姓许家教授其子弟，并请求许公预支数年薪金，终于得以按照祖父遗愿将其安葬在剡源张村。祖父及父亲慈孝的君子风范为后人树立了标杆，戴表元的家世传统为其日后为学为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戴表元在宋末的生活经历

戴表元一生经历宋末、元初两个时期，关于他两个阶段的经历，顾嗣立在《元诗选初集·甲集》中进行了概括：“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皆以兵乱不就。元大德中，以荐除信州教授。调婺州，移疾归。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终于家。”戴表元宋末进士登科，曾任建康教授，后改任临安教授，没有赴任。《剡源先生自序》中对此有所记述：“及乙亥春，以故归旧庐，改杭学教授，辞不就。”之后回乡隐居。

戴表元在南宋后期生活的中心是读书、科考以及出任教授之职。关于戴表元的成长经历亦见诸其他史料及其本人作品中。戴表元自幼聪颖好学，对此许多资料都有记载，《元史》称其“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戴氏自己也引以为豪。《剡源先生自序》载：“先生生淳祐甲辰，五岁知读书，六岁知为诗，七岁知习古文，十五始学词赋。十七试郡校，连优，补守六经谕。即厌去，游杭，作书言时政，激摩公卿大人无所避。”其《李时可诗序》亦载：“余自五岁受诗家庭”，袁桷《戴先生墓志铭》称：“（戴表元）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年十三即加冠入乡校，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学，诸父强之，乃游临安。”关于去杭州的具体时间，戴表元《赠谈星者谢生诗序》云：“余十八九时游杭。”其《送曹士弘序》亦云：“岁壬戌，余初游武林，识庐陵欧阳公权先生于秘书之署。”“壬戌”即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戴表元十九岁。从这些资料中可见戴表元五六岁即读书写诗，之后求学之路一直比较顺畅，二十岁之前便去杭州求学。

戴表元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超人的才华，他不仅学习传统诗文，亦有其他多种爱好，戴氏《张君信诗集序》云：“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侠，好医药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鞠、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八）可见戴表元爱好驳杂，《元史》本传评其“学博而肆”。戴氏广博的学识与其洒脱、不受教条拘束的性格特点有密切关系，戴氏散文《题秦景山遗稿》云：“余尝爱秦汉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气，为人排难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鲁仲连、虞卿、张孟谈皆是。”（《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八）戴表元崇尚先秦士大夫慷慨豪放的人格精神，其自身性格也有与之相似之处，袁桷《戴先生墓志铭》云：“先生眉目炯耸，慷慨自奋，欲以言语笔札为己任，尝曰：‘科举取士，弊不复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异，斯可也。'”戴表元性格慷慨奋进，不屑于将自己束缚在科举考试所要掌握的知识范畴之内，因而博览群书，涉猎广泛，这为他以后的交游和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戴表元散文《于景龙注朱氏小学书序》记叙了他儿童时丰富的学习内容：

余儿童时，闻乡里老儒先生以小学教授者，才四五家。每讲经罢，杂试《河图》《洛书》之数，若《尧典》闰法、《禹贡》赋则、《周礼》兵制之类。又少暇，则都讲口授《颜氏家训》《少仪外传》等小书。… …于时朱氏书犹未盛行浙中，时从人传抄之，以相启发，恍然如扬雄问《方言》、蔡邕见《论衡》之喜。

戴表元对儒家经典之外的奇书以及南宋新兴的朱子之学有极大兴趣，他师从当时名家，学问颇有渊源。《四库全书总目》“剡源集”提要载：“表元少从王应麟、舒岳祥游，学问渊源，具有授受。”《元史·儒学传》亦云：“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云：“宋季文章，气萎薾而词骩骳，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名海内，帅初从而受业焉。”当时著名学者王应麟、舒岳祥都曾作为戴表元的老师向其传道授业，因而戴氏青少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戴表元十九岁，初游杭州，《送曹士弘序》有“岁壬戌，余初游武林”之说。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在杭入太学，《伯妣袁氏夫人迁葬志铭》也有相关记载：“伯妣夫人慈甚… …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归，卒于家，乙卯岁九月七日也。… …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学，又二年，成进士，又二年，仕建康。”戴氏记述其伯妣去世之年为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戴氏十二岁。十四年之后，戴氏二十六岁时入太学，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岁出仕建康。《戴剡源先生自序》也记载了他参加科考的相关情况：“杭学每岁贡士得三百员，试礼部，中者十人入太学，谓之类申。二十六岁己巳，用类申入太学。明年庚午，试中太学。秋举，岁终校外舍生，试优升内舍。辛未春，试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对策，中乙科，赐进士及第，授迪功郎升学教授。”戴表元二十六岁时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得入太学，并于辛未年（1271）对策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关于考中进士后为官情况，《剡源先生自序》载：“癸酉冬赴升。”“癸酉冬”即咸淳九年（1273）冬，戴表元赴任升州（建康），被授迪功郎升学教授。迪功郎，又称宣教郎，《宋史·职官志八》载：“迪功郎… …为从九品。”这是戴表元初次为官，刚入而立之年便任升州教授，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人生成就。戴表元《送谢仲潜序》描写了自己当时意气风发的人生状态：“始余以文学掾游金陵，时年才三十尔。性喜攻古文辞，每出经义策诸生，以观其能占对与否，而鼓舞抑扬之。”（《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四）三十岁的戴表元任升州教授时完美地发挥出了自己的才华，以所学教育鼓舞弟子，并对弟子寄予厚望。

戴表元这一时期的生活负担很重，他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所写的《送袁伯长赴丽泽序》中回忆当时的生活状况与所思所想：“余年未三十，以新进士谒天官，于格亦当得郡博士，而不敢辞避不就。当是时，家有老人，须禄以养，余性尤不通吏事，勉强文墨议论间，且为而且学之，亦先生长者意耳。”戴氏不满三十岁被任命为升州教授而没有自谦推辞，主要是因为家有老人要奉养，因而边做官边学习，这也成为他一生律己的标准。他在晚年仍持有这一观点，正如其在《送袁伯长赴丽泽序》中所说：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寝食，与其家之指挥洒扫，推而大之，为官吏而受人之民人，为师儒而受人之子弟，无非事也。人自幼少强壮而至于老，日日而学之，凡以求无愧其事而已，未有当曰“我不能”而姑止也。

勤勉好学是戴氏从年轻时就恪守并一直坚持的人生准则，而贫困生活的砥砺也是他有如此谦逊的人生态度的一方面原因。清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对戴表元做建康教授时的生活状况也有记载：“其官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时通判建康，朝夕互往还。先生贫，洪每周之。”戴氏虽为建康教授，但生活依然贫困，因而同乡建康通判袁洪常常周济他。袁洪，字季源，袁桷之父，与戴表元是多年好友。戴氏在《送袁季源之婺州因简范经历》中也描写了二人深挚的友情：“胶漆四十年，龆龀以至今。天欲饥饿我，使子无黄金。”诗中反映了二人交往时间之长以及袁洪对戴表元在经济上的关照。

戴氏任升州教授时间并不长，《剡源先生自序》载：“癸酉冬赴升，及乙亥春，以故归旧庐，改杭学教授，辞不就。既而以恩转文林郎、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会兵变，走避邻郡。”戴表元在建康任职时间不到三年，于宋恭宗德祐元年乙亥（1275）春离开升州，回到家乡，并且辞去了杭学教授的职位。离升回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祖母郑氏在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病故。《戴氏剡源张村葬记》载：“自金陵官舍轝载归，祔葬我祖考府君兆西。”为了将祖母安葬于先茔之旁，戴表元从金陵辞官返乡。之后他又出任过文林郎、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等职，不久便经历了兵乱，避走他乡。其《乙亥岁毗陵道中》描写了乙亥兵乱的情形：

百年只有百清明，狼狈今年又避兵。

烟火谁家寒食禁，簪裾那复丽人行。

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

渺渺飞鸦天断处，古来还是阖庐城。

宋恭宗德祐元年乙亥（1275），元军攻入建康和常州，戴表元于清明日奔逃在毗陵道中，感慨万千。清明本该祭祀先人表达崇敬与怀念之情，他却不得已因为兵乱狼狈逃窜，田地在生机勃勃的春天被荒废，草木之中隐含着战乱的气息。诗人形象地描写了他人生中第三十二个清明的遭际。《王丞公避地编序》也有关于这一年的相关记载：“己亥之夏，皆失仕归。余又买庐，并公为邻。”己亥夏，戴氏与王子兼皆回归故乡剡源，比邻而居，一起在读书赋诗中度过寂寞的时光。但这种宁静的日子是短暂的，第二年元兵大举南下，戴氏不得已离乡出逃。

三、丙子之祸及入元后戴表元的人生经历

宋恭宗德祐二年丙子（1276），元军攻占临安，宋室投降。南宋灭亡对戴表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之后的人生之路在《剡源先生自序》中也有记述：“会兵变，走避邻郡，及丁丑岁，兵定归鄞，至是三十四岁矣。家素贫，毁劫之余，衣食益绝，乃始专意读书，授徒卖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买榆林之地而庐焉。如是垂三十年，执政者知而怜之，荐授一儒学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冬，归自信州。”从戴氏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将其丙子年以后的人生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是出逃避乱期，这一时期较短，从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1277），有一年时间；其二是兵定归鄞时期，这一阶段较长，从元至元十四年（1277）一直到元大德六年（1302），共有二十五年时间；第三阶段是任信州教授时期，从元大德六年（1302）到大德十年（1306），历时四年多；第四阶段是从信州返乡到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卒，有四年时间。可见戴表元后半生主要的生活状态有两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和隐居故里、清贫自守。戴氏在南宋灭亡后的三十三年人生中饱经磨难，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与此同时，其诗文创作也达到了巅峰状态。

戴表元后期生活的第一阶段是避乱期，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元兵入侵，不得已避乱天台，《王丞公避地编序》记述了他与王子兼一同奔逃避乱的过程：

越明年，兵声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持槖束缊而立，伺尘起即遁。余与公势不得止，仓皇弃其故业，指山中可舍者为之归，盖其事不能相谋。而流离转徙，困顿百折，不自意复相出于天台南峡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门。急则传声疾呼，老稚携挈，以遁须臾之命；缓则握手劳苦，流涕譬释，以宽离乡弃土之戚。此于人情何所暇逸，而长篇大章交至迭出，伥伥乎若不知其身之受死祸，而饥渴寒冻之号其后也。将痛极感深，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畅其郁滞，而不自知耶！

丙子年敌兵从海上入侵，郊区百姓收拾好出逃必备之物，时刻准备遁逃。戴表元也放弃家业，带领家人到山中避难。在辗转流离的过程中遇到出逃的王子兼，二人在逃亡中患难与共，并以诗文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与感受。戴氏诗歌《丙子除夜》也写于这一年：

富贵如今似骇机，漂流未遣壮心违。

乡邻有酒贫能醉，村落无医病亦稀。

客任低头从狗窦，妻休掩面对牛衣。

十年涉世浑如此，除却躬耕事事非。

丙子年除夕之夜戴表元发出深沉的感慨，辗转漂泊的生活使诗人感到壮志难酬，他已经对人生富贵不再抱有希望了。诗人描写了自己贫苦的生活状态：虽然无钱买酒，但乡邻能供其一醉；村落地僻人稀没有医生，但人却因此而少生病患。客人来访，从低矮的门洞中进入，妻子也不必因衣裳破旧贫寒而羞愧掩面。在诗的结尾，诗人抒发了自己的愤懑情绪，十年辗转飘荡，事事未能如意，也只有回归乡里躬耕自足了。诗中表现出当时戴氏对生活已经没有过高的期望了，他只希望能够在故乡过上清贫安宁的日子，躬耕自足。元至元十四年丁丑（1277），兵灾平定，戴表元回到家乡，其诗作《丁丑岁初归鄞城》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城郭三年别，风霜两鬓新。穷多违意事，拙作背时人。

雁迹沙场信，龙腥瀚海尘。独歌心未已，笔砚且相亲。

戴氏在劫难过后返回故乡，生活困顿无依，不免感慨生不逢时，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兵灾之后的故土满目疮痍，战争的血雨腥风还没有结束，诗人内心的忧伤只能以写诗作文来驱遣。戴表元回乡之初居住在棠岙，其诗作《又坐隐辞》小序云：“余虽移家棠岙，居尤未定，每往城南寓舍。城中无所营，交游益疏。或至坚坐逾旬不出。”（《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戴表元兵定回乡之后又遭受了其他打击，生活曾因鄞城大火受到极大的影响。《东门行二首（时鄞城火，第宅遭毁，故有此作）》其一描写了这种状况：“春风颠狂卷地起，吹动江城寒劫灰。江城千家丹碧窟，过眼不复余楼台。”（《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鄞城大火之后一片灰烬，亭台楼阁荡然无存。《火后》也描写了大火肆虐之后一片萧瑟的情景：

当年歌酒留连处，火后来看一惘然。

傍水几家初饮马，入春三月未闻鹃。

炎凉世事残城树，歌哭人声去客船。

不是危肠拌醉得，癫狂无处看诗篇。

当年鄞城美好的景物已毁于一片火海，即使生机勃勃的春天也难掩其萧条。残破的城池记录了炎凉的世事，往来的客船载满了人世的变迁。诗人对鄞城在兵灾和大火之后的衰颓破败感到无比痛心。

回归鄞城的第二年，戴氏在剡源张村东南榆林建房定居，《戴剡源先生自序》云：“鄞度不可久，遂买榆林之地而庐焉。”《小方门戴氏居葬记》亦载：“兵毁无所归，己卯竟归剡源张村东二里许榆林。”其诗作《己卯岁初葺剡居》描写了在剡源榆林居住的情形：“休言声迹转沉沦，百折江湖乱后身。穷未卖书留教子，饥宁食粥省求人。”诗人遭遇乱离之后回归故里，唯求安宁，固守穷节。金侃《剡源文集跋》引《宋遗民广录》记载戴氏：“家素贫，不事生产，逃窜之余，无以糊口，授徒卖文，日手一编不辍，从榆林剡源为家。”戴氏家贫无产业，只能以授徒卖文为生，而且家中负担很重，戴表元《珣上人再删诗序》载：“吾观东玉，行应法，言近道，… …载其轻单无累之身，辅之以学，将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余惫矣，不能从也。家有三老人，方谋佣赁山樊之间，动摇筋骸，以治养具。”戴表元羡慕东玉师无牵无挂、隐居山中专心修佛，而自己却不能效仿，因家中有父母及本生父三位老人需要奉养，他要努力在世俗中经营谋生之道。虽然努力谋生，但生活依然很困顿。戴氏授徒卖文之外也亲自从事农业劳动，不过依旧改变不了贫穷的现实，加之连年灾荒，虽然勤苦耕作，但并不能满足一家人的衣食所需。这一时期的困顿生活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来，如《自居剡源，少遇乐岁，辛巳之秋，山田可拟上熟，吾贫庶几得少安乎，乃和渊明贫士七首，与邻人歌而乐之》：

贫贱如故旧，少壮即相依。中心不敢厌，但觉少光辉。

向来乘时士，亦有能奋飞。一朝权势歇，欲退无所归。

不如行其素，辛苦耐寒饥。人生系天运，何用发深悲。

这首诗写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1281），戴表元时年三十八岁。剡源连年灾荒使诗人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诗人在作品中描写了自己多年贫寒的生活，同时抒发了固守穷节、安于贫贱的思想情感。写在同一年的《辛巳岁六月三日书事》也描写了乱离社会中的艰辛生活：“急报传来又不真，迎门翁稚笑声频。情怀经苦思平世，颜貌缘愁似老人。”急报传来以为又有变乱发生，得知并非事实之后一家老小尽展欢颜。经历离乱的磨难之后，人们只想过上平静的生活，虽然未到不惑之年，饱经忧患的诗人已经容颜衰颓。《中枝山葬记》也反映了戴表元当时生活的困顿：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兑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葬先考府君墓右。… …余家初绝贫，来榆林又日浅，又连岁遭大丧。然不敢不即葬，盖既幸有中枝山，而家世居丧，不用俚俗礼，无缁黄滥费。乡邻姻友奠赙所入，咸可取资，以故仅仅得以成葬。

戴表元养父灏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1284）卒，生父溁至元二十二年（1285）卒。两年时间失去两位亲人，丧葬费用依靠乡邻姻友的资助才得以凑齐。这对戴表元而言既是精神上沉重的打击，也是物质上很大的压力，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戴氏这一时期在鄞城、杭州和宣城讲学授徒或交游访友，袁桷《戴先生墓志铭》云：“始先生两授徒于鄞、于宣、于杭，其徒散处莫会。”戴氏辗转于三地之间讲学授徒，学生分散各地，难以相聚。戴表元此时心境也比较悲凉，常有漂泊流离之感。如《丁亥岁除前二日书事》云：“索索寒搜客，沉沉雨洗年。残林生猎迹，归鸟避窑烟。节物杯浆外，溪山鬓影前。行藏都未定，笔砚底能捐。”（《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这首诗写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这一年戴表元亦奔波于家乡与杭州之间。其《困学斋记》载：“丁亥之春，余识渔阳鲜于伯几于杭。”（《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可见戴氏这一年曾在杭州，年底除夕前诗人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寒天阴雨，景物一片萧索，自己离乡漂泊、行藏未定，只有以文字来抒发忧愤之情了。《戊戌清明杭邸坐雪》作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五十五岁的戴表元客居杭州，诗中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意：“思乡处处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是梨花烟是柳，马婆巷口过清明。”（《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三十）清明时节离家在外不能与亲人相守，天气的阴沉更加重了思乡之情。可见戴表元这一时期虽然在榆林安家，但为了谋生还要四处奔波，除在鄞城、杭州授徒之外，也曾去过宣城。《秋山记》载：“元贞乙未之六月，法师与余相遇于钱塘西湖之上… …越再月，余来宣，乃始得登鳖峰而访秋山之居。”（《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四）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戴表元六月在杭州，八月已经到了宣州，反映出其垂暮之年还要经常经历鞍马劳顿之苦。

虽然戴氏在这一时期生活辛苦奔波，但他却有着较好的文学创作环境。戴表元家乡奉化在当时是英才汇集之地。全祖望《胡梅涧藏书窑记》载：“宋之亡，四方遗老避地来庆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预焉。其一为舒阆风岳祥，其一为先生（胡三省），其一为刘正仲庄孙。皆馆袁氏。时奉化戴户部剡源亦在，其与阆风、正仲和诗最富，而梅涧独注《通鉴》。”宋亡后四方遗老大都来奉化避地隐居，因而戴表元能够交游切磋、往还唱和的文人很多，这对戴氏的诗文创作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戴表元入元后生活的第三个阶段是赴任信州教授时期。元大德六年（1302），戴表元五十九岁时，被推荐为信州教授。关于戴氏赴信州的时间其《游南岩诗序》载：“余既弃故业，以文学掾至信州。盖老而远行，意恻然不自聊。颇闻州之南，有危岩空宽，僧庐其中，林泉溜青，禽鸟往来，幸而一游，得以发郁积，舒固滞。然至官四阅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日高舂，约朋客出关。… …是为岁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从这段记叙中可知戴氏是在元成宗大德六年壬寅（1302）夏至信州上任，满四个月后于九月游南岩。《题徐可与诗卷》载：“大德丙午岁（1306），余来上饶且四年。”（《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九）《游乡贡墓志铭》云：“余至信州之明年，于是上饶游叔大，既逾岭返其先人新会府君之殡，且葬，而属之铭。余既哀而铭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铭焉。”（《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五）文中写叔大卒于大德乙巳（1305）二月十八日，由此亦可推知戴氏于大德六年（1302）至信州。但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甲集》载：“元成宗大德八年，表元年六十余矣。执政者荐之，除信州教授，再调婺州，以疾辞。其后翰林集贤以修撰、博士交荐，不起。卒年六十七。”此处记载与戴氏诸文中所言颇有出入，笔者以从戴氏文中得到的资料为准，取大德六年（1302）任信州教授之说。

戴表元晚年出仕信州路儒学教授一事颇受后人诟病。如清代全祖望在《剡源九曲辞》中评之：“帅初以薄禄竟受教授之官，宜为黄、万二公所贬… …惜哉斯人兮执德不固，出山之泉兮失故步。”（《鲒埼亭集》卷五）其《榆林村中吊戴帅初》亦云：“盛淳百年遗民贵，至元一出晚节乖。”（《鲒埼亭集》卷十）全祖望认为戴表元出任信州教授是晚节不保，玷污了一生清誉。对于全祖望的评论，孙茀侯认为：“先生老而穷困，出任信州教授，乃情非得已。全氏此论，未免过苛。”戴表元仕元之举情非得已，并非为谋取功名。这一点戴表元后人戴询在《重刻剡源集序》中也有强调：“先生宋咸淳进士，未几而国祚迁改，东西奔窜，甘于穷老。时江南搜访人才，使者如织，先生名倾一时，而竟不之及。晚乃强就一儒学官，而无何即弃去，此可以窥先生之心矣。”戴表元是淡泊守志之人，历经乱世磨难不改初衷，晚年作为信州儒学教授并不是功利心所趋而为之。况且教授一类学官与掌握实权的官职不同，有当代研究者认为元代学官：“是不能跟直接参与机要、统治百姓的朝官混为一谈的。全祖望在论及相传王应麟入元后尝为山长一事时就曾指出：‘先生应元人山长之请，史传、家传、志乘诸传皆无之，不知其何所出。然即令曾应之，则山长非命官，无所屈也。'”可见全祖望虽然对戴表元任信州教授一事持否定态度，但认为王应麟即使曾任元代山长也无可厚非。戴氏出任信州教授一事虽然确凿无疑，不过不能简单地以暮年失节评之。戴氏并非汲汲于功名者，周汝砺《刻剡源集小引》评之：“先生生淳祐中，以上舍生高等登进士乙科，累教授建康、临安。而雅好山水，间一濡毫摛藻，为古文辞若诗，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声艺林。然先生辄又敝帚视之，故非以此猎人世名者。”戴表元早年考取进士，但并不以求取功名为意，而以游山水、写诗文为乐事，虽文才卓然，却淡泊自守，不欲以此求名。

戴表元晚年出任信州教授的原因是复杂的，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其一与戴表元对入仕的看法有关，戴氏在其讲义《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中有言：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则皆未尝有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托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为，则狥己之私而绝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门弟子，其贤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于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则贤者有终身不仕而已。贤者不仕，则不贤者必仕。贤者不仕而不贤者仕，则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贤，岂不知此，故不以季氏为嫌而仕之。非独仲弓不嫌，而夫子亦不责。非独不责，方且因其问而教之，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呜呼旨哉！

戴氏认为古之君子皆有入仕之心，有济世之才而不屑用于世者是自私的表现。贤者不仕则给不贤者留下了巨大的可肆意妄为的空间，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因而孔子对仲弓为季氏宰持肯定的态度，并就仲弓问政进行了精彩的解答。戴氏认为仲弓“岂但可以为季氏宰，盖千万世宰天下之法也”。贤者出仕能最大程度上以自己的正义与才华为国为民效力，即使其辅佐者并非贤人，也能尽量减少其带来的危害。戴氏在《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中阐明了自己对于入仕选择方面的观点：“纤悉于小节，而鹵莽于大纲；牢笼于虚誉，而阔略于实德。闻仲弓之风，可不愧汗自省也哉？”有才德的文人在选择自己辅佐的目标时不应陷入细枝末节的困扰之中，而应把握大局，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仲弓为季氏宰这一历史掌故给戴氏以很大启示。虽然戴氏诗文中体现出鲜明的隐逸思想，但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用于世，并且不仅仅是发挥自己的诗文特长，还要尽自己所能做一些有利于世风教化的事情。

戴表元很注重为师者的社会作用，其讲义《〈周礼·天官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云：“三曰师。师之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贤。四曰儒。儒之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者，故以道。后世言师儒，拘于学问文艺，故失其指。”（《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六）戴表元认为师者应以善教得民，儒者应以善道得民。师儒不应局限于以学问文艺教民，而应承担起提升人民道德教化水平的重任。戴氏重视为师者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晚年任信州教授一职也是对为师者价值的实现。

戴表元出任信州教授的第二点原因与元代书院和儒学的发展有关。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在京师设立国子学和国子监，在地方建立各级学校。《元史·选举志一》载：“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以上是京师国子学的主要情形。地方学校所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也大体如此。元代统治者在儒学教育方面对汉文化表现出很大的认可和尊重，因而儒学教授在传道授业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有研究者认为：“元初的许多书院虽然是由官方兴办的，但蒙元的统治者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尤其在教学内容方面，书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因此，山长师儒们仍得以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要的讲解内容。这样，一些南宋遗民故老不再把元廷征聘学官视为畏途，而把出任学官看成是特殊的隐逸形式和拯救华夏传统文明的有效途径。”戴表元友人也有出任教授之职的，戴氏也曾写文相送。如《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记载了当时著名文人白珽赴任常州教授之事：

大德庚子春，钱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选得之。江南之搢绅韦布，识与不识，不谋而同声曰：“此固才学可以为师儒，称职而无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决疑请益者也。铨格而皆若人，其何不可之有。”

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白珽被朝廷选为常州教授。戴表元认为白珽学识人品皆与此职位相称，并对其终于找到用武之地而感到欣喜。其《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亦云：“夫人之生于世，劳矣。其不劳者，非人道也。… …未仕者之责止其身，已仕者之责及其人。为官吏者治人以政，为师长者教人以道也。”（《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三）屠存博赴婺州任教职，戴表元认为此去虽辛劳但也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教人以道。戴氏也想把握住信州教授这一能够参与到元朝教育领域、将儒学思想传承和发扬的职位，尽自己为师的本分，用自己的学识为儒家文化的发展效力。其讲义《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云：“伏惟上饶名郡，东南学问渊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尚书，风声未远。表元穷乡远士，迫于诸公牵强，而为此来。开讲之初，敢以先进后进礼乐异同为告，自此得相与勉焉。”（《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五）戴表元任信州教授开讲之初便阐释了《论语·先进》的深刻蕴涵，以此来表明自己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他强调系统学习礼乐的重要性，同时表现了对古朴的人格精神的推崇。

戴表元出任信州教授的第三点原因是为谋生考虑。他在《送杜子问赴学官序》中云：“奉化后来言《诗》，遂推子问称首。… …无几何科举罢，三百篇之策，学者黜为空言。邑中故家，虽衣冠强盛如李、杨、黄者，亦皆逋播荡析。子问不得已携其耿耿者，去而之西。会尊官贵客，适知其名，左馆右谷。既而为之荐于当途，假之文学掾之阶，而强之仕。于是子问老矣，曰：‘我无愿于仕也，而不能无愿于禄。’俯首束衽，忘数千里江楚之劳而赴焉。”（《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三）杜子问赴任学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生活所迫，虽然无意于仕，但出仕带来的俸禄可以解决其谋生、养家的问题，因而“不能无愿于禄”。戴氏出任信州教授也有这一因素，其《安阳胡氏考妣墓志铭》载：“大德壬寅岁，余来钱塘授徒且五年，识安阳胡士谦于中书行署，恂恂然儒也。于是诸公怜余老而加穷，荐授之一官。”（《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五）大德壬寅年（1302），戴氏在杭州授徒时被推荐去信州做教授，他认为能被推荐的原因是自己的衰老和困顿引起了诸公的同情，可见戴氏当时的生活境遇并不如意。在他赴信州的前一年，有《辛丑岁十一月二十六日东归舟中示三子》，其中写道：“自笑得雏如病鹤，也思结伴附归鸿。何时办得村田活，粝饭鱼羹百指同。”戴氏感慨自己幼子体弱多病，因而期盼回归乡里与家人相伴，希望通过勤劳耕种使一家人共享粝饭鱼羹，得到温饱的生活。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戴氏当时的思想情绪及生活状况。戴氏表现出对幼子的牵挂与不舍，“粝饭鱼羹百指同”的温饱生活当时却无法实现，因而生活的困顿也是戴表元出仕新朝，赴信州任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三方面原因使得戴表元在垂暮之年远离故土至江西上饶赴任信州教授。这一行为虽然受到后人的诟病，但戴氏的这一选择却蕴含了他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也包含了易代之际文人生活的无奈，并不是为了谋取功名不择手段。戴氏自己心中对这一选择也充满了矛盾与纠结，对暮年离乡踏上仕途的生活状态表现出忧怨的情绪。如《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诗中写道：

衰年慕栖息，役役殊未休。天明发东廊，日晏泊西州。

岂其千金躯，为此一餐谋。宿麦清已郁，稚桑黄亦稠。

欣然一会意，所愧非吾丘。悔日谅不远，誓言良未酬。

挥手谢还往，伊忧自伊忧。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也即戴氏回归故里那年的二月十五日，诗人因公宿了岩，感慨衰年行役，写下此诗。诗人表达了旅途奔波的疲惫、为谋生而付出的艰辛以及对家乡无尽的思念。作品抒发了他晚年任职信州时期的复杂情感。在这一年的冬天，戴表元结束了在信州的任职。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载：“秩满，授婺州，以疾辞。”《元史》本传亦云：“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调教授婺州，以疾辞。”可见戴氏在信州教授任满之后虽然被调任婺州，却以身体不适为由辞职返乡。

戴表元在信州教授任上只有五年时间，之后返乡隐居，这是他入元后生活的第四个阶段。其《质野堂记》云：“大德丙午之孟冬，归自上饶。”（《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剡源先生自序》亦载：“大德丙午冬，归自信州。时体气益衰，而婚嫁渐已毕，即以家事属诸子，使自力业以治养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东游西眺，远不十里，近才数百步，不求甚劳，意倦辄止。忘怀委分，自号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称质野翁、充安老人云。”元成宗大德十年冬，戴表元信州教授任满，又被推荐为婺州教授，以疾辞。再以修撰、博士二职推荐，都没有赴任，而是回到家乡剡源。从戴氏作品来看他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如《自信上归，游石门，访故人毛仪卿镇卿兄弟，作长句赠之（丙午冬）》云：

山开未开白云梯，人行不行青麦溪。

五年清梦隔蚁穴，千里飞尘深马蹄。

重来交游亦笑乐，但觉几杖烦提携。

门间霜叶无数积，风定水禽时一啼。

药草春暄夜更长，木兰花下听天鸡。

戴表元在六十三岁时卸下了信州教授的重担返乡探访老友，一路欣赏清丽的山中白云、原野清溪。“五年清梦隔蚁穴”象征信州五年如同南柯一梦，表达了对暮年出仕的感慨；“千里飞尘深马蹄”则描写了从信州归来的一路风尘仆仆。诗人重逢故交，顿觉身形轻健，手杖也无须携带了。这首诗描写了戴表元归家访友轻松愉悦的心情。戴氏从六十三岁到六十七岁终老一直在剡源过着单纯朴素的生活。儿女婚事完毕，家中稍有积蓄，便建质野堂、充安阁聊以慰藉晚年之寂寞。其散文《充安阁记》云：

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窭人也，而昔之尝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尝见有乘车而行于途者，其不乘车者相与羡之。他日逢大官于途，则其乘车者先俯然下之，岂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羡，无有纪极。… …而余于是阁，心无远驰，业不他慕，时勤而作，遇倦而息。欠伸偃仰，以舒吾体；周旋涉历，以散吾目。

戴氏在晚年的隐居生活中，心境还是比较轻松、淡泊的。他认为无论出仕还是隐居，只要心里安适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因而祛除攀比艳羡之心，生活在平淡朴素的乡间，起居有时，劳作有度。于充安阁之中读圣贤之书，俯仰自适。其诗作《余居之西偏有小室名啬庵，诗以识之》亦云：“啬语养气海，啬食养脾土。啬虑养心神，啬劳养筋膂。衰年百事祛，寄息此环堵。”戴氏晚年清心寡欲，很注重修养身心，抛开一切繁杂事物，安心在剡源度过余生。

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戴表元卒。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载：“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 …治窆张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陆氏，子男四：初阳，次纪，后庚，幼儒；女四，婿曰陆孟孙、孙肖翁、徐公说、袁庚孙。孙男女八。”此处所载戴氏卒年与其作品中流露出的信息有所出入。戴氏《银峰义塾记》结尾注明了文章的写作时间为“至大三年岁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孟夏为农历四月，“哉生明”为每月初二或初三日，由此可见戴氏四月尚在人世。

关于戴表元卒年有1310年与1311年二说，《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三十中有《辛亥岁七夕醉陪诸公登西湖竹阁》一诗，如果这首诗确为戴表元所作，并且诗题中所言时间准确无误，那表明至大辛亥年（1311）七夕戴表元还在杭州。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元史》《新元史》等资料皆记载戴表元卒于至大三年（1310），这与《剡源戴先生文集》中个别作品表明的时间有出入，这也是戴氏生平中的一个疑点，笔者倾向于以《戴先生墓志铭》等资料记载为准。